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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崇明，我出生在上海的崇明，所以很多人第一次知道我的名字的时候都会告诉我你的名字很有意思。我在北京的那所全国闻名的大学里念书，我记得当初高中时班里的好学生几乎都是冲着复旦去的，而我准备单枪匹马地杀向北京，杀向那个比我的爷爷的爷爷都还要老上很多的城市。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北京人，从我开始知道有高考那么一回事的那天起，父母就每天告诉我：你一定要考到北京去。我的父母在这个异常繁华但也异常冷漠的城市里，坚持着他们纯正的北京口音，所以我永远是一个外地的孩子。父母极为厌恶上海，他们总是告诉我上海没有钟鼓楼，上海没有什刹海，上海没有那种北京硫璃瓦反射出的暖色夕阳，上海没有精致玲珑的皇家园林。他们认为上海唯一比北京好的地方就是没有沙尘暴。当我们坐在飞机上俯看上海整齐的高楼时，父母也会告诉我你看下面多像一大片一大片的墓碑。只有母亲会说其实上海的衡山路也是很漂亮的。女人总是爱浪漫的，而上海高大的法国梧桐的确是北京无法比拟的。

当我最终考上北京的时候，我的父亲真的是格外地骄傲，他在酒店里请了二十几桌人吃饭，我清晰地记得，那天，在那么多上海人中间，父亲的北京话讲得格外地响亮。

父母把我送到了大学，而在我一切都整理完毕之后，在母亲对我说了十三次“北京天冷，记得多穿衣服”和十五次“有什么事记得往家里打电话”之后，父母离开北京回到上海，我清楚地记得在母亲走进登机口的时候我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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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春天，每个人都说这是个好名字。我出生的那天正是立春，并且北京居然没有像往常一样漫天黄沙，而且阳光明媚得一塌糊涂。所以我父母在亲了我一口之后就决定叫我春天。

而现在我在阳台上梳我刚刚洗过的长头发，湿漉漉的头发总有一股春暖花开的味道，妈妈总是选最好的洗发水。

我是个从小就被人宠的孩子，所以我很任性。我从来就不回避自己任性这个事实，就像玫瑰从不回避自己花朵下隐藏着尖刺的事实。

我从小开始学小提琴，学到现在学了十五年。认识我的朋友总会对这个显得太过漫长的数字长吁短叹，他们永远也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像风一样的双子座女孩怎么可能安守于一份长达十五年的坚持。我也不明白，我只知道自己可以站在琴谱面前几个小时。

朋友说我是个特立独行的人，说我唯美。我不介意他们的话是真诚的赞美或违心的巴结，但我真的介意自己是不是能行走得像春天里最柔和的风，是不是站立时像一株干净清爽的木棉。因为我真的不愿意成为那种每天翻看时尚杂志、毫无自我地变换衣着的女子，也不愿意自己成为那种走路时像一个个移动的化学方程式一样的女子。

我从小就是个幸运的孩子，小学直升初中，初中直升高中，高中保送进这所全国著名的大学。我写了大量的文字，同时有很多不同的陌生人给我回信。我长得还算漂亮并且从高一开始就有人追。我总是担心自己是不是幸运得有些过头了，会不会有一天所有被我躲掉的倒霉的事情一股脑砸在我的头上。

近来我就越来越担心这会变成现实，因为崇明快要回上海了。而我一个人将留在这里，迎接年复一年的沙尘暴。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两颗流离失所的心。

3

我在学校的设计室内画图，这个设计已经被我修改了七次，可我的老师依然不满意。春天坐在我的旁边，摆弄着我桌上的东西。她总是将我摆好的橡皮、铅笔、大大小小的尺子弄得面目全非。

春天是一帆风顺的，她现在每天收到大量的约稿信，她只需每个月坐下来安静地写一个星期的字，然后就会有很多汇款单传到她的邮箱。而她的小说也马上要出版了。

而我却是一个太过于平凡的男孩子，一个即将成为男人的男孩子。我知道自己很快就不能再一边抱着足球一边傻傻地微笑，一边握着羽毛球拍一边幸福地流汗了，不能再穿那双NIKE球鞋和那件锐步风衣了，我应该习惯西装革履的生活，习惯面对电脑修改一根又一根线条的生活，习惯在大脑中构想一幢又一幢大厦的生活。

可是上海人想留在北京就正如北京人想留在上海一样困难。但我在努力，可是我没有告诉春天，我只希望我们可以在剩下的三个月中，照样在图书馆后面那条长满梧桐树的路上走，照样一起逃课去看一场前卫新锐的电影，照样戴着她送给我的手套然后牵着她的手走在人来人往的街头，就像我们四年一直以来的那样。

设计室除了我们两个没别人了，春天还是玩着我的大大小小的作图尺。

郭敬明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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