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弘一大师李叔同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在皈依佛门之后，他一洗铅华，笃志苦行，一生不畏艰难，潜心修研，著书说法，实践躬行，为律宗的研究与弘扬呕心沥血。在那个风云突涌、思潮激荡的时代，他以坚定的信仰，独到的操守，于乱世中卓然而立。其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历经绚丽至极归于平淡安然。恰如赵朴初先生为弘一大师所作之诗：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弘一法师的书法早期脱胎魏碑，笔势开张，体势较矮，沉郁雄厚又不失逸宕灵动。其后肉渐减，气渐收，力渐凝，字形渐趋方正。直至晚年，结构乃由方正而变为修长，骨肉由饱满而变为瘦硬，气韵由沉雄而变为温婉清拔，冲淡朴拙。特别是其出家后的作品，更充满了超凡的宁静和云鹤般的淡远，这是绚烂至极的平淡、雄健过后的文静、老成之后的稚朴。也正如弘一法师自我描述的那样：“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

本件弘一《古诗四首》四屏创作于1932年，此时正是弘一书法创作的高峰时期，而这一时期的“弘一体”，也代表了弘一法师的个人书风走向了成熟与顶峰。导致这一变化的缘由，根据史料的考证，应该有“身”与“心”的两方面：经过一九三二年秋在浙江上虞法界寺的一场大病，已经年逾五十的弘一法师体力明显下降，以及一九三二年腊月在厦门妙释寺念佛会上讲演《人生之最后》，或可窥见其心理上的趋“老”之势。而正是这种身心俱变，反映在其书法创作中则为火气褪尽，渐入淡泊萧然、空有圆融之境。通观整幅作品，尽弃早年方折之用笔，并从中体味到舒朗圆润的清古意蕴，入笔收笔强调蚕头，笔笔气舒，笔笔锋藏，笔笔神敛，笔力尽收，蓄而不发；中段行笔中锋且带有篆意，外部轮廓圆润柔美，好似凝脂般晶莹；笔法的运笔态势上以“慢”为主，慢则凝神聚意，杂念摒除。而从章法而言，四屏每幅四十五字，起落严谨，一方钤印占一字格，三行分布，间距匀整，章法整齐而统一，通篇素净端庄，是弘一书法四屏的典型章法样式之一，亦是他“竭力配置调和全纸面之形状”的结果，观之清静淡泊，空旷通透，给人以天朗气清，天广地阔的感觉。而从布局中亦可观得弘一法师重视章法的程度非同一般，其书作“应作一张图案观之”，丝毫不得移动一分。正如叶圣陶先生曾对弘一书法的评价：好比一位谦恭温良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就一个字看，疏处不嫌其疏，密处不嫌其密，只觉得每一画都落在最适当的位置，移动一丝一毫不得。再就一笔一画看，无不教人起充实之感、立体之感……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我想叶先生所谓的“味”渐甚浓体现在这幅作品中，就是弘一法师平淡、恬静、冲逸之致的心境追求吧。

此件弘一大师四屏所书内容分别为三首警示古诗，一首悔过古诗，尽管大师生前曾多次为众生手书古德格言警训，但像这一时期如此蔚为大观者着实罕见，实属难得。所书诗文远非佛经晦涩难懂，于言简意赅中流露出弘一大师的佛教伦理思想与美好愿望。生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面对祖国山河的沦丧，弘一大师悲悯众生，始终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他以坚毅的意志，以身作则，感化救济众生，从事了大量教育和文化事业，旨在拯救国民道德，使众生脱离苦海。因此，在外在表现形式上，弘一法师从美学原则出发，对书法结构进行提炼和推敲，追求书法字体的理想形式，而在内在审美意蕴上，弘一法师的写经书风则真正做到了表里如一，最终超脱了一般的审美意境，追求和表现的是一种宗教与道德相结合的理想境界。由此可见，此件作品已经超越了本体的艺术价值，成为一种凈化人心，普度众生的载体，具有了崇高的精神价值。此时此刻，让我们静静揣摩屏中诗句，尽情领略其书法淡泊圆融之美，仿佛已有一轮明月，照耀众生之心。

西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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