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夕，一口气主演了3部电影的李连杰还没来得及给自己放个悠闲长假，就以“壹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身份投入到了更为紧迫的工作当中。密切关注南方雪灾救助情况，每天与中国红十字总会沟通援助细节。1月底2月初，“壹基金”先后两次向17个受灾省市捐助了110万元善款。与此同时，李连杰在还动员了刘德华、周迅等50多位演艺明星和“壹基金”的普通义工，为数十万滞留在火车站、高速公路上的灾区百姓录制勉励寄语和新春祝福，并通过全国的15家广播电台传递给他们。

　　尽管精神支持貌似虚无缥缈、甚至有明星做秀之嫌，但在李连杰看来，它对于身处危难的人们来说却丝毫不亚于物质救助的力量。专注于心灵关怀是“壹基金”的重点，而这个先锋性的救助项目也时刻考验着李连杰驾驭慈善基金的功夫。成立于去年4月的“壹基金”是中国红十字总会架构下独立运作的专项基金。十一个月以来，李连杰借助国际影坛中的号召力和广泛的人脉关系为“壹基金”造势，并用最低的成本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它声名鹊起。截至到1月19日，“壹基金”已经累计募集善款970万元。

　　今年45岁的李连杰依然是中国功夫电影中最闪亮的巨星。然而眼下，公益慈善才是李连杰倾注身心的“主业”，为此这位片酬最高的华人影星推掉了今年10月之前的所有电影拍摄工作。“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在没有广告的情况下，让很多人了解到‘壹基金’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要趁热打铁把已有的运行规划落到实处。”李连杰说。他认为，非营利性组织和商业机构有许多相通之处，它同样需要细心的打理和精心的包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捐款就像是捐赠者进行的某种精神消费，他们只有在认同慈善理念、对执行者信心十足的情况下才会心甘情愿的来持续购买这个产品。李连杰的理想就是要将“壹基金”经营成一个专业的公益品牌。

　　对佛教长达10年的研究和参悟或许是李连杰义无反顾地投身慈善的根本动力，在创立“壹基金”之前他一直在断断续续地为赈灾、筹建医院、寺庙等慷慨解囊。2004年底那场突如其来的东南亚海啸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上次我虽然幸免于难，但谁也不知道下次意外什么时候来临，就像佛教中说的无常。我忽然意识到不能等到60岁退休之后再专心致志地做善事，我应该现在就从壹开始。”说到这里，李连杰下意识地拨动了一下左手上佩戴的深蓝色佛珠。

　　海啸之后，李连杰花了将近3年时间潜心研究：到各地考察以了解中国特殊的慈善环境，咨询律师来熟悉完全不同于电影行业的游戏规则，并请贝恩（中国）公司为“壹基金”度身定做了调查报告和未来发展规划。挂靠在中国红十字总会（以下简称红会）下的“壹基金”并不是独立的法人单位，但却有一套相对严谨的运行架构。目前中国大陆地区还没有公募的个人基金，根据《基金管理条例》，个人申请成立慈善基金只能选择民政部这样的政府机关或带有半政府性质的公益组织作为业务主管单位。这样一来，“壹基金”所筹得善款会直接进入红会的账户，而它有权建议和监督款项的使用，在没有得到管理委员会同意的情况下，红会不能擅自动用款项。管理委员会由“壹基金”、李连杰在美国成立的“壹基金”（One foundation）、红会各自派出2名成员组成，李连杰担任主任。“壹基金”每申请一个新项目，每支出一笔新预算，都要经管委会通过才能签发文件拨款。

　　通过每人每月捐助1元钱的模式倡导全民参与慈善是“壹基金”所倡导的理念。为了吸引更多公众参与其中，李连杰巧妙地抓住了明星自身的影响力和明星慈善的示范作用。他不厌其烦地四处游说把从影20多年来所结交的圈中好友、娱乐巨头纷纷网罗进来，已经有300多位娱乐和体育明星成为义工（每年捐款999元即可）。在《投名状》剧组，李连杰不但把导演陈可辛、主演刘德华、徐静蕾等人发展成“壹基金”的义工，连每天的剧组通告中都加入“请多多支持壹基金”的字眼。这种见缝插针的宣传方式果然奏效，到剧组杀青时，即便是剧组的司机都非常清楚什么是“壹基金”。　

　　企业家群体是“壹基金”下一个争取对象。今年1月，李连杰在三亚参加了长江商学院年会与商界精英探讨了公益慈善话题，近千名企业家当场承诺每月最少抽出1个小时进行与慈善相关的志愿服务。目前，“壹基金”拥有深圳星河集团等7家企业合作伙伴，频频在企业家聚会上露面的李连杰，不仅希望吸纳更多的商业机构捐款，他还希望他们鼓励员工参与、使慈善成为公司文化中的一部分。

　　对于“壹基金”来说筹钱委实不易，但如何把善款用在刀刃上更加考验上上下下的智慧。如何开展心灵救助是“壹基金”成立以来花费心思最多的地方。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中国国家卫生部的报告，心理疾病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疾病，而在中国有3000万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16％至25％的大学生则存在心理障碍。“我们从出生长大、创立事业、建立家庭、一直到退休，每个阶段都会有层出不穷的心理问题。”李连杰说。4年前，虽然家人在海啸中安全脱险，但由于怕水，当时仅有4岁的女儿Jane有半年多时间都不敢在浴缸里洗澡。

　　但是实施心灵救助却绝非易事。与环境保护、扶贫济困等传统公益项目相比，心理干预的效果很难量化，中国可借鉴的成功样本寥寥无几，而且现有舆论导向对青少年心理问题和大学生自杀等事件也异常敏感。因此，心灵关怀在现阶段的中国大陆仍然是一个比较超前的事物。去年，“壹基金”除了拨款100万元参与红会既有的心灵阳光工程，还在尝试探索全新的救助项目。

　　10月，“壹基金”与迪斯尼公司合作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家“迪斯尼开心小屋”，该项目定期邀请专业医生在这里为患有多动症、自闭症等心理疾病的儿童进行辅助性治疗，为其家长提供专业意见。“我们会观察和总结这些试点的运行效果，把每个开心小屋的固定投入计算清楚、模式固定下来，一旦成功，就可以像开连锁店一样在有需要的地区快速复制，如果不顺利损失也不会太大。”　

　　但缺乏专业的执行团队也会让救助效果大打折扣。透明而高效的运行机制是“壹基金”所极力追求的慈善境界。除了每个季度定期公布项目募资、实施救助的详细情况，李连杰请德勤会计师行（Deloitte）为其做财务审计。对于捐助款项“壹基金”也有相当严格的要求，比如去年“壹基金”向遭遇洪灾的山东滨州拨款10万元用于购买大米，事后“壹基金”要求红会提供每一个农户的签收证明，地方红会的收据是不能被接受的。“在国外成熟的慈善机构中，公众可以通过网站随时了解善款的使用状况，连工作盒饭的价钱都有详细的规定。只有这样精打细算，慈善基金才会有长久的公信力。”“壹基金”执行主席周惟彦说。她于去年7月加入壹基金，和李连杰一样是虔诚的佛教徒。

　　目前，在中国200多万家慈善组织中，大多数员工由政府现任或退休官员、以及学生等志愿者组成，他们往往缺乏相应的管理和工作经验，因此整体运作效率并不高，有的慈善组织甚至每年拿出60％的善款用于工资和办公水电的开支。对比来看，“壹基金”的团队有些与众不同，员工以女性为主，平均年龄为28岁，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大多拥有外企工作经验。2007年，“壹基金”的善款募集成本（foundation cost，每募集1元钱所付出的成本）只有0.2％，远远低于5％的国际惯例。　

　　李连杰还试图将“壹基金”的影响延伸到中国之外的其他地方，尽管对海外捐赠在中国仍有诸多限制。去年9月，与泰国公主发起的“TO BE NUMBER ONE”基金结成合作伙伴，展开慈善领域的首次跨国合作。毋庸置疑，这种国际化的推广方式对“壹基金”和李连杰的电影事业都大有裨益。

　　李连杰认为：捐款就像是捐赠者进行的某种精神消费，他们只有在认同慈善理念、对执行者信心十足的情况下才会心甘情愿的来持续购买这个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