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多尔•费伦齐说，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我们仍然是孩子，而且终身如此。孩子们都喜欢听故事，在当今，故事以影视的形式大量供给。而它的工作机制是这样的：第一步，商业机制制造故事，卖给大众；第二步，大众乐于为某些故事掏钱，而不愿为某些故事埋单，表现出一定的类型偏好；第三步，商业机制接受反馈，制造新的符合偏好变化趋势的故事，后两个步骤使得影视作品具备了社会观察的价值，尤其从偏好“口味”的变化，可以窥探大众的心理状态。

“新硬汉”的崛起且从两名演员——胡歌和彭于晏的“转型”说起，他们从软绵绵的“花样美男”堆里走出来，向雄性魅力跨越。

2014、2015年，《伪装者》和《四十九日•祭》风靡全国，胡歌彻底洗尽帅哥标签下的浮华，转变成为一个儒雅的内涵式英雄。而彭于晏，从2014年的《黄飞鸿之英雄有梦》到2016年的《危城》、《湄公河行动》，他在每一部电影里都塑造了一个皮肤黝黑，肌肉强壮，不顾外表，正义果敢的英雄形象，尤其在《湄公河行动》里，与张涵予一起在银屏上男儿傲气、豪情无限。

与硬汉式的，有真实故事依托的《湄公河行动》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社会背景、纯虚幻想像的《爵迹》的惨败。《爵迹》的导演是典型的物质主义阵营的代表郭敬明。郭敬明以《小时代》四部曲闯入电影圈，其第四部《灵魂尽头》的片名，恰如一句谶语，似乎宣告纯娱乐，纯幻想，纯欲望宣泄的文艺作品对社会的挑动力走到了尽头。

这样的崛起和毁灭并不是偶然，一定是社会发生了什么……

胡歌和彭于晏成名于同一部电视剧——2004年的《仙剑奇侠传》，这部剧当时碰上的主流观众是正在上大学或者中学的80后，这是真正支撑起整个社会娱乐化进程一代人。12年过去了，那些熟悉胡歌、彭于晏的年轻人，都已经成了社会中坚，他们已经度过了作为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人的艰难积累期，阶层属性已经大体固定，人已经稳稳地嵌入社会结构当中。他们对各种“童话”的热情早已消退，浪漫主义已经是过去式，做事，想问题都更加重视逻辑性，注重自身的社会角色特征。胡歌、彭于晏的转型，对个人而言只是一种个人的人生际遇，但对他们的受众而言却相当于一同成长。

郭敬明的《小时代》第一部在2013年推出，此时处于“童话时代”的是90后，与胡歌和彭于晏的主流观众正好错位一个年代。90后的年轻人物质生活水平更高，2013年，最年长的90后正好要进入社会，但年龄本身自带的浪漫主义还在身上，《小时代》提供了符合他们年龄特征的社会想象。

不过不一样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前景预期已经发生了转折性变化。新世纪头十年，社会财富的积累仍然高歌猛进，年轻人对前景有非常积极的憧憬，未来水到渠成，现实从未给娱乐当头一棒。而2014年，当90后开始进入社会的时候，“新常态”这一名词第一次被提出，表明从高层到民间，已经接受了经济生活庸常化的现实，社会娱乐化所积累的泡沫开始破裂。

如果是80后进入社会是艰难但有希望的，90后则是艰难更甚但希望变弱。今年搅动舆论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一无所有之惑”，代表的正是一种社会氛围的暗淡。客观上，房价变得高不可攀，对象越来越难找，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阶层鸿沟在日常里越来越容易被感受到；主观上，成长期物质水平的提升消弱了人对环境的耐受能力（这种心理素质反过来会放大困难），电子产品的普及则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焦虑。在这种情况下，未来预期却不能提供乐观支持，于是这一代的年轻人比上一代更快发现，文艺生产的商业机制所刻意雕琢出来的童话只是一个谎言。现实世界与影视作品的矛盾，形成了观众群体内部的重新整合，总的一个趋势是审美偏好从低年龄层观众向高年龄层观众靠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