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韬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发展学在读博士

来源：NGOCN

今年四月中旬，徐永光先生撰文《公益市场化刍议》（以下简称"徐文"），笔者认为文中所谓的"公益市场化"之论颇不认同，略有一些小想法，写下来向大家求教。

当我们在谈论中国NGO这个场域（field或者arena）的时候，所使用的词汇其实是不同的。抛开徐文所使用的"公益"，常见的还有"第三部门"、"慈善"、"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等等，不同的描述方法之间蕴含了不同的价值判断，即便在西方也大体如是，比如说强调"公益"和"慈善"的会更倾向于讨论"扶贫济困"，采用"公民社会"的会更倾向于讨论"公义"，采用"第三部门"的则会强调一个所谓的客观视角来分析NGO的实际角色和作用。

因为这些名词——连同NGO这个概念本身--都是西方的舶来品，所以在翻译引进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增加描述的复杂性和困难性，比如前几年颇有一些人宣称中国因为缺少"公民性"故而有"市民社会"而无"公民社会"，殊不知公民社会和市民社会都是civil society的不同译法——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这就好像说红薯因为不接地气而没有地瓜甜——这种高论不过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对增进现实的理解或改善并无裨益。但是，越是存在这种复杂性，越是使得我们对"语词"本身的关注极为重要。

在中国公民社会领域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先生，在南方的一所大学里任教，其主持的机构名称从"华南民间组织研究中心"变为"公民社会中心"，再变为"公民与社会发展中心"，后来索性另组"公益慈善研究院"，这看似不起眼的文字变化，在笔者眼中却真实而深刻地映照出十余年间中国NGO领域"主旋律"的变迁。

如果回到徐文本身，则其用"公益"来描述中国NGO领域本身，已经揭示出他所理解或他所期望的NGO的形象。无论是"公益"还是"慈善"，这种词语本身就假定了这个事情是好的——甚至在外文语境中也是如此，但是NGO事实上在实践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则原比这种"原善"假设复杂得多、也丰富得多。更重要的是，如果仅仅使用"公益"、"慈善"这样的词来书写NGO，则非常容易舍弃NGO对"进步"、"公义"的追求，粉饰成一个纯粹的批发商或承包商。

有人或会认为质疑"公益"语言的合法性是小题大做。然而绝非如此，事实上，只有将NGO领域单纯理解成"公益"、"慈善"，才有可能将NGO弱化为服务供应商，从而变成"可市场化的"。因此，徐文最大的问题，在于他给中国NGO领域设定了一个自我矮化和弱化的理解框架，在此框架中NGO只是来提供产品的，其余相关方都是消费者，而与"行政化"的方式相比，显然"市场化"的方式更有"效率"。

但是，难道NGO仅仅是承包商吗？显然不是。挑战现有结构、重设既定议题、追求实质进步和公义，这NGO在过去二十年的转型中国已经发挥了的作用，也是未来应该扮演的角色。对于普天下所有的NGO来说，其政治本质（political nature）是与生俱来、毋庸置疑的，即便在中国我们因为现实环境的影响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讨论这个方面，却并不能因此就将NGO放在一个纯粹的市场和国家空白的潜在填补者的位置。"公益市场化"的提法实际上完全抽离了NGO的政治本质，假定其是完全政治无涉的，这既不符合已经发生的事实，更无助于中国NGO未来的发展。以此出发，徐文本身从一开始就假定了一个错误的前提和框架，并在此框架下一路狂奔无法遏制，甚至提出了"市场营销"这种让人哭笑不得（当然也可能会让某些"公益人"趋之若鹜）的倡议。

但是，笔者在此绝对无意攻击徐永光先生本人，徐先生对中国NGO发展的卓越贡献和重要影响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笔者认为，徐文本身作为了一个现象，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可供我们反思当下中国NGO发展的切入点。我想徐先生本人或许也会同意，"公益市场化"并非他本人的创造，这几年在NGO的圈内早已甚嚣尘上，他只是借用自己的影响力，总结、肯定并倡导这种思潮而已。

那么以此出发，这其中很有可能暴露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过去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大潮裹挟了社会的其他平台或渠道，使得人们视野狭小、想像力匮乏。尤其是徐先生在文中郑重其事地引用哈耶克先生的观点来为自己做注脚的时候，我们就更能深刻地体会，当下中国NGO领域头脑贫瘠、知识落后的程度如何。第二，当NGO的发展时而有像徐先生这样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人出现，并且还在指点NGO应当如何发展的时候，这已经说明了我们当下NGO发展的不健康程度已经到了一种危险的境地。NGO的发展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其多元、丰富的实践为人们的思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实践和思考本身在此奇妙融合共同朝向一个未知的未来。但是当"大佬"们开始"指路"，我们的路就没了，因为中国NGO发展二十年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路是人走出来的，不是大佬们指出来的。

笔者在此无意上纲上线攻击，须知徐先生写作文章的出发点——在他的文章最开始已经阐明——是反对公益行政化，也就是要反对国家权力对民间组织的渗透和干涉，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徐先生的考量——或者说，忧虑——中国NGO过去面对、今天依然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国家权力的问题。

但是，提倡"公益市场化"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有可能使国家和市场迅速合谋，对NGO进行更有"效率"的驯化，结果NGO更是进退失据、茫茫然不知此身何处。如果说徐先生的文章有什么问题，那么我想，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方法是错的，并且他应该更审慎一些来考虑自身影响力和意见之间的关系。

过去三十年是经济迅猛发展的三十年，人们的生活和意识随着经济境况的巨大改善而有了彻底的变化，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声量太大，以至于盖过了社会中的其他声音，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市场的眼光来审视、效率的头脑来思考、市场的原则来判断。然而，我们首先要意识到经济发展并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发展本身是否能够一直维持也大可质疑。其次更重要的是：这些眼光、头脑和原则都只是一种可能性，绝不能因此放弃其他更多的可能性。NGO的意义之一，就在于提供可能性，对这种丰富、多元、多样的可能性进行规训，则是最应当警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