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所谓摇滚乐在中国的发生是一段在今天看来被赋予太多怀旧和感伤色彩的少年英雄梦。它要比百年前的五四更文艺，比美国的嬉皮士更政治。中国摇滚公认的第一枪是由崔健放出来的，在1986年的北京工人体育场，这哥们一身无产阶级的打扮，拿了把吉他跳上舞台唱出了《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据说当时崔健一开口，台底下的观众听都傻了，毕竟那时候在大陆经常唱的就是什么“我们走在大路上”之类的，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都能让人感到浑身酥软，崔健将个人情感如此直接了当的表达出来，人们听了热血涌动也就不奇怪了。通过和当时回忆比对，我猜测那感觉可能就像一直用诺基亚的突然玩上爱疯六一样，此类毁三观的力量正是艺术改变世界的方式。

（今天看来，一无所有还想骗姑娘，中国摇滚乐开篇的那个时代真是浪漫极了。）

与萨拉热窝的刺客不同，崔健在放了第一枪之后投入了紧张严肃又活泼也比较团结的“战斗”中。他的《花房姑娘》是一代把妹神曲，《假行僧》是一代装逼必点，这是和《一无所有》一样影响范围比较大的两个作品。《花房姑娘》确实美丽动人，前段时间的老炮用他来做片尾曲钩沉往事，含情脉脉。但正因为“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的剧情过分甜蜜，有点像一碰就碎的童话故事。《假行僧》作为一个浪子的剖白，散发着“深藏功与名”的神秘气息和“生怕情多累美人”自恋情绪，实话讲这真算是文艺到骨子里了。（相比之下，后来万晓利那只夹着尾巴逃跑的狐狸就显得不够骄傲，《历历万乡》倾倒一万丈的天台理想更不能带着一颗自由的心“从南走到北”，近三十年的文青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值得一提的是《假行僧》中古筝的嫁接实验，同为弹拨乐器的古筝和吉他之间的配合堪称琴瑟和谐，惊艳十足。似乎咱中国自古以来引进个什么东西都要本土化一下（这也可能是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佛教和马克思是这样，摇滚乐也如此。这种尝试在今天看来已是一种风尚，崔健可能算是这种风尚的始作俑者。然而不能否定的是，民乐的风骚确实为摇滚乐注入了更加奇异迷人的血液。

崔健后来在《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中，将这种迷人的嫁接演绎地更加生动。个人认为其中的古筝前奏完全可以用绕梁三日这个成语来描述。这首歌的另一个迷人之处在于它的歌词精准地切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病，《搏击俱乐部》里的精神分裂、《超脱》里的生活挫败、还有《神探夏洛克》没完没了的破案迷梦，都可以说“因为我的病是没有感觉”。在每个早晨醒来，我们不都无聊得盼着大夫能给点刺激，护士能给点爱吗？

（《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的MV曾获美国音乐录像片年奖最佳亚洲音乐录像片奖，是大陆首个在国际上获奖的MV。大写加粗的牛逼！请大家自行欣赏。

温馨提示：请在WIFI环境下观看，土豪请忽略。）

和这首要撒点野的歌收入同一专辑中的《一块红布》，应该算崔健被人误会最深的一首。如今有人把这首歌当做情歌来唱，但从歌词来看我怎么着也想不到这和爱情有什么关系。当那一块红布“蒙住了双眼也蒙住了天”，还要让我舒服地忘掉我没地儿住，怎么看都不能说是姑娘挑逗人的红盖头，要是连个住房都没有哪个姑娘还愿意投怀送抱呢？仔细想想，真要说让人超越物质需要，头无一片瓦还能满满幸福感，可能也就蒙个红领巾或者那一面红旗还比较靠谱。所以这首歌接下来唱道：

          “我感觉你不是铁

          却像铁一样的强和烈

          我感觉你身上有血

          因为你的手是热呼呼

          我感觉这不是荒野

          却看见这儿的土地已经干裂

          我感觉我要喝点水

          可你的嘴将我的嘴堵住”

我想再理想主义的时代，姑娘听到这样的表白也得掉头就跑，何况那时还流行着汪国真！其中情感的硬度也非温柔乡能够溶解。歌词充满了认知上的矛盾，不是铁又像铁一样强和烈，不是荒野又已经干裂，这背后是一种十分无奈有无比愤懑的情绪。而这个给“我”蒙上一块红布的“你”，武断地说或许是七六年死的那个或者是九七年死的另一个，但细究起来，每个人包括被蒙住的这位可能都是同谋！

（蒙上红布，梗着脖子，崔健的经典形象之一）

 崔健在演唱这一段时也颇具传说中燕赵悲歌的顿挫沉郁，高亢里带出悲壮的撕裂感。正如一去不返的英雄西去刺秦的背影必然不能怂，《一块红布》也有一个光芒侧漏的结尾：

          “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

我们初中就读某些人自我标榜“先天下之忧而忧”，“眼里满含泪水，爱这土地爱的深沉”。不过我可以赌五块钱的，除了进纪念堂的那位，任何人自称最了解这片土地都是吹牛逼。当然比起那些在这片干裂的土地上搜刮够了就会移民的碧池，这种甘愿扎根天朝的人还是更可爱一点。

 最后，我想说回到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首歌的前奏听起来像是军乐化的爵士，崇高感爆表。紧接着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戏仿似乎在暗示着“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一声队列口号也催促着“向前，向前，向前”。之后每一句歌词都是“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这样三三五或三三六的排列形式，随着铿锵的鼓点将人带入到步调一致的行进感。但这种行进与当年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不同，小米加步枪失效的年代，“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万般无奈下只能“藏一藏，躲一躲，心说别着急”。说起这新长征路上，字里行间充满了上下求索的惶惑：

         “问问天 问问地

         还有多少里

         求求风 求求雨

         快离我远去

         山也多 水也多

         分不清东西

         人也多 嘴也多

         讲不清道理

         怎样说 怎样做

         才真正是自己

         怎样歌 怎样唱

         这心中才得意”

所谓新的长征正是要寻找自己，但汗水和泪水也难以对冲大炮轰炸机的压力。最后，当年跨过“雪山和草地”的“领袖毛主席”被抬出来重新吟咏，即便如今革命的形势已经天翻地覆，也需要他老人家强大的革命意志来励志一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革那段历史给崔健给他打下的一个烙印，这种烙印在那一代人血液里都或深或浅地存在。而崔健作为一个大院子弟，可能身上的烙印会更红更专。因为这些驻京军官或在京官员的后代们在当时享受着诸多特权，比如穿军装、去老莫，比如看内参电影、阅读内参书籍，比如最先沐浴到金山上新鲜出炉的阳光，其中年纪大一些的还能在某些人的授意下代表全中国的年轻人和政府提要求，等等。幼年所接受的革命教育给他们灌输了一种现在看来完全是鸡血状态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但到八十年代后社会潮流发生转变，这种认知无疑会显得错位。崔健在《一块红布》中的反思和控诉正是基于对这种错位的敏感，可当崔健试图超越错位、寻求独立，他又需要和“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重新对话，由此而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成了另一种形态的革命叙事，当然换个说法这叫做励志，在我看来，这种励志正是崔健一贯的主题。

（千万别觉得新长征路上已经过时，按照崔健的说法，只要天安门上的照片没换，大家就都算一代人)

进入九零年代后，在某位老革命的设计下，中国逐步进入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此时《花房姑娘》的优美旋律显然不足以匹配崔健在这当中感受到的压抑情绪和批判诉求。那么崔健又是如何介入到新时代的五彩迷宫里，转变得更为复杂、更为沉郁？他又如何从中反射出更为顽强的自我意识和敏锐的体察和洞见，甚至在举国狂欢时写下后来一一灵验的政治预言？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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