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下来，各种总结、表彰、评奖和排行榜层出不穷，评选好书肯定是读书人所期待的，各大出版社、出版人、书评家和文化类媒体纷纷推出十大好书或畅销书排行榜，令人目不暇接。好书畅销书推荐，肯定对读者阅读有引导作用。看到一家新媒体推出的刘苏里年度书单，有个性，亦有专业性，他推荐的书单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并非所有垮塌的帝国都能留下“背影”，涉及帝国史、家族史、民族史、国家史、亚洲史、数学史、艺术史、大历史、哲学史，分门别类而有主线贯穿，引人入胜。

读书是写作的起点，一篇文章，总要引经据典，总要吊一些书袋，否则怎么显示学问渊博？钱锺书是大学问家，其实就是一个大读书家，一部管锥篇吊的书袋实在是太大了，几乎每一句话都有一个出处，按他给出的注释再去读他引述的书，那是要把人累死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显示博览群书还是报一下书名即可？就像侯宝林报那个菜单，吃没吃过那个菜不重要，报得出菜名才是重要滴！至于刘苏里这样围绕一个主题写一个书单的推荐文章，那也是要熬上几个晚上吧，而这几个晚上做出的文章是要把推荐的十几本书读完。这么笨的功夫有多少人还在做？真正的读书人讲的是实诚，读书没有捷径。

现在流行快餐文化，提倡碎片化阅读，微博体140字由此兴盛，许多读者读一篇2000字的文章还头疼，他们最希望刘苏里多一些，把几本书的精华提炼出来，然后一口吞下去，也算是饱读诗书了。我读书不多，时不时也有人会问我，读什么书好？能不能推荐几本书？我在微信朋友圈里说了：这是我遇到的最难回答的问题。我读书漫无边际，全凭兴趣，既喜鲍鱼肥牛，也好卤煮火烧，此为泛读，泛读就是没有重点，怎么推荐给人家？还有一类阅读是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有自己的答案也想看别人的答案，此为精读，精读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别人会有兴趣？不好推荐。刘苏里把这个难题解决了，他卖书写书评书知书，几个身份集于一身，既了解公共阅读需求，又有自己的丰富阅读经验，读什么书，找他。

熊彼特在他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序言里，首先写的是他的一个阅读体会，他说有些书看完之后一袋烟时间就忘了，而有些书则可以反复阅读，甚至可以读一百年。他认为马克思的书具有读一百年的品质，堪称伟大的学说。在做出这个高度评价同时，他也毫不客气地对马克思的理论给予了彻底否定，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是因为它更多的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从科学意义上讲则是虚浮的。熊彼特的这个说法，显示出这是一个会读书的立场：我在赞美你时，忘不了对你的下巴狠狠一击，谁叫你是我的敌人。当然，以打架的态度去读书，是极而言之，大多数时候的读书，还是先把自己脑袋的水放空，不预设立场，对人家书里说的东西哪怕是生吞活剥也行，以后再慢慢消化。一本书管不了一个时代，能解决一个问题，能生产一个知识，能有一个启发，就很了不起了。

现在是信息爆炸，书如浩海，读什么书？鲁迅先生在他的时代有过忠告：尽量读外国的书，少读本国的书。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忠告至今依然有效。我看刘苏里推荐的书单，也是译著居多，是中国人写不出好书？好书的生产肯定受制于各种限制性条件，不仅涉及作者的生产能力，从知识、阅历到写作经验，需要时间的积累；也涉及书的各种生产环节，从审查到自我审查，那是各种过滤网，最后是把渣滓都留下来了，而把精华又塞回到作者的脑子里。科斯教授提出了一个思想市场的概念，高度概括了思想成型的基本机制，即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好的思想产品——主要是以书的形式出现，就像LV包的生产一样，由消费者自由选择，优胜劣汰。现在国人纷纷去国外买LV包，和读好书的道理是一样的。人家的生产机制和流通机制好，生产出来的产品就好，这是硬约束。

书的生产除了硬约束，还有软约束，何谓软约束？我的理解是书的选题，离政治远一点，或者讲政治策略点，诸如历史、思想史、经济学、工具性、知识性类的书，约束会少一些，再加上有一个好的书写策略，像易中天说书式的写作，是可以把思想产品写成畅销书。要不就是把书写成天书，佶屈聱牙，晦涩幽暗，没有几个人看得懂，那就畅行无阻了，至于有多少读者，就别指望了。章太炎先生治小学，研究古文经学，出了一本《訄书》，估计这“訄”字就没有几个人认识，得翻字典，但这没有妨碍太炎先生成为大家。所以，思想市场这个概念不是以市场为导向，而是以思想为核心。在软约束条件下，经由与政治正确性的多重博弈而出版的书籍，是值得重视的，它们的“难产”或许就是好书的标志，而那些在目前条件下可以顺利在市场上大行其道的书，则未必值得关注。

上面说的这些话，是为我的2017读书榜做一个铺垫，其实也是确立我去年的一个读书范围——何以读书，读什么书？就主题性而言，日本研究，思想史研究，政治转型研究，艺术史研究，是我这些年来持续关注的重点，因此，读书是围绕这些重点而展开，是跟着问题走，用林副主席的话说，是带着问题学，边学边用，急用先学，有些书需要反复阅读，在泛读的基础上精读，既是六经注我，也是我注六经。

以我注六经来看，读书必有取舍。首先是三千弱水我只取一瓢饮，这一瓢指的就是书中的观点，应该是独到的见解或创见，煌煌大作，没有创见，岂不就是文字堆砌？不读也罢！其次是看能不能提供增量知识，有无新的信息量。诸如智能科学、网络革命、野史秘闻、旁门左道，皆可同等观之，以拓宽新的知识资源。三是看叙事方式或方法，同样的材料，不同的作者以不同的叙事方式来表达，会呈现出不同品质的成果。那个被人称作阿姨的男性作者，重写经与史，猛一看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再细看似乎也没有什么思想突破，就是换了一种方式来讲故事。后现代对现代的解构，从大里说，是范式革命，从小里说，是叙事转换。有时候是观点不重要，叙事很重要。最后是看修辞和语言，一本书既然是要通过语言来表达思想，语言粗陋，文字低俗，思想的形象岂能完美？新时代的一个特征，是修辞取代了思想、学说或观点，中国梦成了治国总纲，但似乎并没有提升修辞水平反而是语言的粗鄙化大行其道，那些不加掩饰的忠诚以无条件的、绝对的、彻底的词汇来展示，怎么看都有点急赤白脸的感觉，太不文雅了。由此可见，修辞很重要，一本书即使没有思想，如果语言精美，文字精炼，郁郁乎文哉，那就可读。

基于上述我对读书的理解，我的2017年读书榜，以10为限，图个圆满。对每本书的理解或评价，限于篇幅，只能略谈一二，点到为止，不及其余。读者对我推荐的书如有兴趣，还是自己去读为好。

1，《洛书河图》，阿城著，中华书局2014年第1版。

把阿城的《洛书河图》排在我读书榜的首位，坦率地说，是出于我对阿城文化产品的高度偏爱。如果一个人要想附庸风雅，附庸阿城不算丢人。阿城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就不用再说了，他推出的这本《洛书河图》，原来是他在中央美院给研究生的讲课稿，谈的是文明的造型探源，而探源的动力则最早来自于四十年前在哈佛大学一个讲座上一位老者的提问：河出图，洛出书，这个问题最重要，搞清楚了，中国文化的问题也就清楚了。阿城大概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惦记着对这个问题的解决。

2013年，《洛书河图》出版在即，我邀请阿城在锦都艺术做了一个关于本书的讲座，不夸张地说，京城半数公知都到场了。一个清史研究专家，自己不好意思来，派了自己的一个博士来听，博士听了后向自己的导师汇报：阿城讲的不过尔尔。但一个电工听了后对我说：阿老师讲的真好。市场的反应证实了这位电工的判断，书连续印了六次，卖了二十几万册。一本学术专著，非常偏门，未经任何宣传而有这么大的销量，堪称奇迹吧。

清史专家及其博士对阿城这本书的评价，可能具有普遍性，至少从现在来看，学术界对《洛书河图》几乎就是沉默。我以为原因可能在于：或者是因为读书不求甚解，没有读懂；或者是读懂了而装聋作哑。阿城的中国文明探源，是从原始初民遗留下来的器物造型和现在仍然保存在苗族服饰的图案中，洞见到天极崇拜对于构建中国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的重大意义。以我的理解，洛书河图从最早的知识人——巫师关于天文星象和地理的知识垄断，构成对现实统治者的一个知识性制约，最后却被收归国有——即国家统治者所有，巫权和王权合一，实质是中国的政教合一。这么一个深邃的见解，被阿城埋在了一个美术讲座中，而且涉猎广泛，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器物造型、服装服饰到思想史，几乎都有所涉及。知识范围之广，读者可以各取所需，电工亦可体会，惟冬烘先生不知所以。

特别值得期待的是，阿城关于造型艺术的第二本书即将出版，该书亦是出人意料地从佛像造型中探讨弥勒信仰的形成及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吾等翘首以盼。

2，《东洋文化史研究》，〔日〕内藤湖南著，林晓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版。

最近几年读日本的书多。2014年首次去日本考察，形成一个看法，中国自由知识人对日本关注不够，研究不够，日本反而成了中国新左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汪晖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从宋代开始言说，即是将中国现代性的源头上溯至宋代，以表明中国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是两个不同路径，中国现代性是内生的而不是外来的，包括毛的现代性，被其称为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这个重构中国现代性的说法，应该说是受到了内藤湖南的影响，内藤在本书中提出的唐宋变革论，打开了中国诸多新左的脑洞。

内藤治中国历史和思想，可谓大家，他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对中国长期居于主流的历史分期理论是一个颠覆。在他看来，唐为中世之终结，实乃相似于欧洲中世纪贵族时代的崩溃，宋为近世之开端，实乃平民社会的兴起，亦可视为近代（日语中和现代同义）社会之前阶。内藤对唐宋时代差异的多方面描述，无疑是切近历史的真实。宋代的政制安排被当下儒者极为推崇，认为已经达到了宪制水平；宋代不立田制，彻底告别唐均田制，土地充分私有化；宋代理学提倡格物致知；宋词打破唐代格律诗的限制，以长短句的形式更易于自由表达；包括禅宗和简约的美学观；凡此种种，都指向了宋代作为现代性起源的特质，宋代的“近世”亦可称为“前现代”，和英国比起来，中国的现代起源岂不就是早了五百年？！

和“唐宋变革论”想配合的理念，是内藤的文化观，文化的重要性被内藤置于远高于经济、政治或制度的位置上，其逻辑必然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或许不如西方，但中国的文化肯定高于西方。内藤看不惯西方，根据就在文化，如他批评美国：像美国之流，造起五十层七十层的大楼来，底下的部分连阳光都照不进，这哪里说得上是什么文化？

内藤的唐宋变革论对于认识唐宋之别意义重大，但对中国帝制时代而言，则力有不逮。唐宋不管区别有多么大，都是属于帝制形态。我的看法是，自秦建立帝制以来，秦汉是第一帝国，隋唐是第二帝国，宋明清为第三帝国（元可另说），唐宋之别，抑或只是两个帝国形态之别。而文化决定论，说白了就是文化特殊论，这是从晚清以来顽固派到当下新左们抵抗世界普世价值的主要武器，在二战前，也曾经成了日本军国主义战争动员的有力武器。内藤的理论包括整个京都学派一度沦为日本军部的帮凶，教训实在是深刻。

3，《政治秩序的起源》，〔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版。

福山这本著作于2012年在中国出版时，我和哥伦比亚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教授正好有一个长篇对话，我在对话中对黎安友教授说，福山先生被中国迷住了，这本书就是一个证明。2016年11月，我受邀在哥大东亚研究所发表演讲——山重水复的中国，在第三部分中以“中国转型的‘福山路径’”为题，全面展开了对这本书的解读，我甚至说到，该书是福山专门为中国量身打造的。去年，我曾试图在两个场合继续讲述这本书，无奈没有成行，但中国现行的发展趋势表明，沿着“福山路径”前进，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至于能不能走下去，则是另外一回事。

福山在本书中，完全抛弃了西方政治史的主流叙事框架，即从古希腊民主到古罗马共和国再到中世纪的分裂状态最后以英法德为代表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构成了世界政治演化的一条经典路径，在这条路径之外，诸如中国印度这类国家，被认为是长时期陷于没有变化也就是没有历史的状态。福山颠覆了西方的这个叙事模式，他的历史叙述部分首先是把中国置于首位，把国家建设视为政治秩序的起源，而国家建设则有赖于一个强大的国家能力。福山独特的历史叙事是基于他的一个理论建构：从国家建设到法治再到负责制政府。依据这个理论建构，中国的制度转型是从加强国家建设起步，转向法治，并在法治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负责制的政府。福山还进一步证明，这个负责制的政府不一定必须依靠普选，通过道德的和法律的方式，同样可以建立起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

福山关于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演化的理论，是不是为中国的制度转型描绘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现在无法判断，可以判断的是，他的历史终结论的确已被他自己所终结。

4，《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钱穆著，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版。

如果你的脑袋想装一些儒学，建议50%装钱穆提供的知识和思想产品，剩下的可以装余英时、徐复观、熊十力、牟宗三、李泽厚，其他人的儒学作品，比如当下流行的所谓政治儒学、新康党和儒宪，都是在重拾今文经学的牙慧，用新语言讲老故事，可以权且听听，不必储存了。钱穆老先生的这本书，把两汉经学今古文都讲透了，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已经写得很不错，但和他的老师比，尚有很大距离，距离就在于解读思想史所需要的思想洞见。

两汉经学无疑是儒学话语的首次重大转向，我谓之儒学的政治转向（绝不是新儒家所说的形而上学转向），用钱穆的话说，是从“私家言”转向了“王官学”，这是一个关键的思想定位。汉代经学不管是以今文学的形式出现还是以古文学的形式出现，都是力求以官学的形式对汉代的制度设置和政治运行发生影响，汉代经学着重解决的不是对诸如天命、道德、心性等问题的形而上学的解答，而是围绕着汉代政权的合法性等一系列制度性问题而展开。儒学作为“王官学”的意义在于，它不是作为帝国的哲学而是作为帝国的政治学走上汉代的政治舞台。但是，东汉以降，经学作为政治性话语的效力开始衰竭，钱穆对此有精辟分析，认为从魏晋之后，中央政府便不再有创制立法、于民更始、创建王官学的想法了，社会私家言亦不再有上撼政府自创一家之言以改革当代政教的气魄和能力。于是，儒学到了宋代，完成了它的第二次话语转向，从政治性语言转向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语言。

读钱穆这本书，足以对康有为以来各种儒学政治话语的性质和命运做出判断：既无可能成为王官学，也已失却了私家言所应有的独立性和批判性。

5，《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日〕子安宣邦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版。

子安宣邦教授是日本自丸山真男以来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著作等身，建树广泛，在日本的思想谱系中占有一席重要位置。2014年，我在王前先生的陪同下专程拜访子安教授，与他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对话，后来受他邀请，在他专文批评中国新左学者汪晖的一个讲座中担任学术评议。子安先生的东亚论，对我撰写《东亚问题与东亚双峰政治》一文有直接启示，该文同时发表于《财经》杂志和《新视角》杂志，有一定的影响。

日本政治右翼化，日本学术却是左翼化，日本的许多大学包括东京大学和一些重要的出版社，左翼的影响力很大，子安教授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只能占据一个不大的思想空间。子安教授的东亚论，是对日本现代思想的批判，主要的是对二战期间弥漫于日本社会的左翼思想的一个批判。二战前，日本的一些左翼人士，在“近代超克”的口号下，主张建立以日本为中心来大东亚主义来抵抗西方世界，由此完全和国家主义同流合污，有的甚至堕落为军国主义的帮凶。子安教授对左翼的这段历史进行了清算，从左翼那些后来连他们自己都不堪回首的言论中，揭示出日本需要不断追问和自我反省的历史意识。

我读子安教授的东亚论，至少加深了对两个问题的认识，一是政治右翼和学术左翼最后何以会走到一起？两者共同的桥梁就是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在主张所谓国家大义和民族大义的旗帜下，政治右翼和学术左翼极易同流合污。二是日本左翼鼓吹的东亚现代性和中国新左鼓吹的中国现代性，高度关联，都是企图以本国的特殊性来对抗文明的普世性，中国新左正在走日本左翼在二战期间走过的老路。

6，《从幕末到明治1853-1890》，〔日〕佐佐木克著，孙晓宁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1版。《黑船来航》，〔日〕三谷博著，张宪生、谢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版。

今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去年国内就有若干活动，试图通过回顾和整理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某些参照和启示。我在一个有关明治维新的对话中提到，日本是持一个进化的历史观，明治维新这一页已经翻过去，而中国是持循环的历史观，在往前走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又回到了起点重新开始。因此，这两本关于日本明治维新的书，在日本的影响肯定有限，是不是在中国会有更大的影响？我把它们放在一起，也是期待由它们呈现出一个更真实更丰富的明治维新。

2014年我在东京大学和三谷博教授有过一次对话，谈到了明治维新的成本，三谷博教授告诉我，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死了两万多人。这不是一个小数字，中国辛亥革命死的人肯定没有这么多。但明治维新成功了，而辛亥革命的结果该怎么估量呢？中日是差不多同时开始制度转型，在接受西方的制度和观念时都秉持着差不多的立场，中国讲中体西用，日本讲和魂洋才。然而，从明治维新之后不过二十几年时间，也就是在1894年，日本在甲午海战中一举全歼了中国北洋舰队。中日两国之间的这场竞争，以中国完败而终场，胜负悬殊之大，至今仍然让中国人无比汗颜。而更让人汗颜的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已前进了150年，中国是不是还停留在1894年？中国阅读日本明治维新，意义或许在此。

7，《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谱系》，王汎森著，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一版。

以前是儒学在台湾，现在大陆振兴儒学，形势有无改观？至少对我而言，我更倾向于阅读台湾学者关于儒学研究的著作，大陆学者研究儒学至少存在着两个大的局限，一是心态不对，从以前的过于自卑走向妄自尊大，学问不大，说话的口气很大；二是环境不对，以经术缘饰吏治，以学问追求功利，自由独立的气节不足。

王汎森这本著作的研究主题比较发散，我对他有关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这一章更为关注。在明清更替之际，中国士大夫就面临着思想资源不足的大问题，顾炎武、黄宗羲欲求变法，是从三代去找理论资源，他们批专制主义，只能在“封建”和“郡县”之间设计一种权力制衡关系。晚清的制度危机，更是面临着思想资源的耗竭，传统的儒学话语根本不足以应付外来挑战，而对新的西学资源又拒绝接受，由此导致思想世界的虚空状态。不像日本，福泽谕吉公开主张脱亚入欧，全盘西化，有新的思想支柱，政治制度才能架构起来。中国当下也依旧面临着思想资源贫乏的问题，马学缺少公信，儒学没有开新，西学不能落地，可谓没有思想的中国。

王汎森谈到的概念工具，也非常重要，他引述胡适的一个说法：新文化运动其实是新名词运动，一些抽象的未经界定的文词发挥了魔幻而神奇的效力。真是一语中的。五四前后，一波接着一波涌出来的新概念新名词主导着中国的思想潮流。在梁启超的新史学时期，流行的新词是国家、国民和社会；而到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史学时期，革命、阶级、群众、斗争又成了热词，梁启超因为概念工具的失效而迅速被边缘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概念工具的胜利。思想资源贫乏，概念工具发达，所谓主义不过是一些概念堆砌。所谓理论自信，究竟在哪里？

8，《艺术与文化》，〔美〕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著，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版。《艺术终结之后》，〔美〕阿瑟·丹托著，王春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版。

把格林伯格的书和丹托的书置于一起评论，显然对格林伯格是一种冒犯，因为格林伯格在推动抽象表现主义艺术为美国的艺术时，曾非常轻蔑地把波普艺术斥为垃圾，而丹托则对波普艺术推崇有加。他们两个同为美国的艺术批评家，一个是现代艺术的经典阐释者，一个则是现代艺术的解构者——自然也就是后现代艺术的建构者。在丹托的书里，格林伯格始终是他批评的靶子，他不无惋惜又不无嘲讽地提到，在格林伯格于1965年左右将抽象表现主义艺术推到高峰时，便迅速见证了这个艺术的终结，随之而来的是安迪·沃霍的波普艺术和现成品艺术的崛起，自此之后，格林伯格再也写不出什么文章了，甘愿对艺术失语三十年而不悔。因此，同时阅读这两本书，大致就可理解欧美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的上下文关系。

丹托提出艺术的终结，他的另一个潜台词是，哲学对艺术的剥夺。他的这个判断来自于对现成品艺术的认定：为何一个肥皂盒在超市里只是一个肥皂盒，而在安迪·沃霍的展览空间却成了一件艺术品？它为何是艺术就成了一个哲学问题。因此，与其说是哲学对艺术的剥夺，毋宁说是哲学为艺术立法，艺术的合法性来源于哲学的论证。

格林伯格其实也是基于哲学，即从康德以来一直主张的艺术自律性来为现代艺术的形式独立提供合法性证明，以反对一切把艺术沦为政治工具的企图。你看，格林伯格这段话说得多么精彩：“从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观点来看，前卫艺术和前卫文学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们太富有批判性，而是因为它们太‘纯洁’，以至于无法有效地在其中注入宣传煽动的内容，而庸俗艺术却特别擅长此道。庸俗艺术可以使一个独裁者与人民的‘灵魂’贴得更紧”。格林伯格坚持现代艺术作为纯洁的艺术、自律的艺术和形式的艺术，其实有着明确的政治指向，多少庸人误读了格林伯格。

读完这两本书，我不能不深深地为中国的艺术批评而焦虑，艺术批评缺失了哲学思维，何以能透视艺术的本质去说清楚艺术的现象？

9，《确定性的终结》，〔比〕伊利亚·普里戈金著，湛敏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1版。

人类真是喜新厌旧，知识更新很快，日新月异，但实际上思想的进化很慢，以雅思贝尔斯提出的思想轴心时代来看，人类迄今的思想演变并没有脱离那个时代的人类先知们所展望的思想轨迹。一位哲学史家甚至认为，全部西方哲学史不过是对柏拉图思想的注解。因此，在人类的知识不断膨胀的今天，必须不时地回过头去看思想的源头和思想突变的关节点，这些关节点串联起来就构成了人类的思想史。普里戈金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无疑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关节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先后流行“老三论”和“新三论”，所谓“老三论”是指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所谓“新三论”是指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论，这些“论”在当时风靡一时，谁不能说上几论，谁就显示不出学问。但时至今日，“老三论”和“新三论”又有哪些学者还在运用？可能就剩下我了？我在2017年重读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是基于当下人们对世界的各种不确定性的诸多迷茫。当下的世界依旧面临着一些终极性的追问：世界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世界是决定的还是非决定的？世界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世界是突变还是渐变的？世界是稳定的还是涨落的？世界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世界（时间）是可逆的还是不可逆的？这些终极性的追问实际上已经穿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经验中，原来一直期待的一个确定性的世界其实早已瓦解，人们是生活在普里戈金所描述的一个可确定的概率世界中。

思想和知识的关系，可以套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来说：思想很骨感，知识很丰满。

10，《明清战争史略》，孙文良 李治亭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版。

明清朝代更替，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满清举族不过百万人，军队不过十万人，却把有着一亿人口百万军队的明朝给灭了。现在的人可能体会不到明朝覆亡对汉人的创痛之巨，我的老家定海被清军攻占时，全城军民共赴死，只为后人留下一座同归域。顾炎武说亡国和亡天下，他其实是把明亡视为天下之亡。

从周公制礼作乐以来，儒家主导的汉文化一直有着夷夏之辨，华夏族居于中原，蛮夷流串于八荒，后来孔子提倡尊王攘夷，被历代的汉人政权所接受，夷夏之辨演化为夷夏之大防。防有多种方式，有武化，也有文化，武化化不了时，就文而化之。文武并进，在汉武帝时效果显著，后来则是夷夏互有攻防，互有胜负。魏晋之后是五胡乱华，时间长达近三百年。但由一个异族统一中原，历史上仅有两次，一次是蒙元灭宋，一次是满清灭明。两相比较，蒙元灭宋似乎还能理解，成吉思汗的铁骑不仅在中国所向披靡，而且在欧洲也是无可阻挡。但满清的军事力量根本达不到蒙元的水平，它所掌握到的军事资源和财政资源远远不及明朝，却一举把明朝灭了，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本书至少部分地回答了清何以灭明的问题，军事决定一切，清军能征善战，而明军在其腐朽的制度限制下根本发挥不出战斗力，数十战打下来，明军几乎全败。军队垮了，朝廷焉能不亡？显而易见的是，明朝的灭亡，除了军事因素之外，肯定还有其他制度性因素，包括汉人尚武精神的缺失。最近看到李伯重先生的一个研究，他是从全球气候变化来解释明朝的覆亡，视角独特，见解不凡。我的思考是，汉人从宋代以来，战争能力急剧下降，这是汉人的和平秉性使然？还是文化人种的衰退？庄子的“临难而不惧、圣人之勇”，孟子的“浩然之气”和“勇者不惧”，是否早已荡然无存？

从明清之战看甲午以来的两次中日战争，心情肯定沉重，现在所谓鹰派跃跃欲试，鼓噪未来必有一战以确立世界霸权，中国真能战乎？

一个读书排行榜，一口气说了12本书，多乎哉？不多也！读书未有止境，吾等还须努力。

                                  写于 201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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