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也许我长眠再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三十多年前，有谁没有被这首歌打动过？

“那个时候人们对于徐良的崇拜完全不亚于人们现在对于任何一个明星的追捧。他是那个年代人们心目当中的英雄人物，是一位偶像式的英雄人物。”在凤凰卫视的节目现场，主持人鲁豫这么说。

徐良，北京人。

1985年，当时还是西安音乐学院四年级学生的他，被学校选中，到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慰问演出。徐良主动要求入伍，成为一名军人。入伍第3天，他所在部队就开拔到前线。

那个年代，大学生在任何单位都是香饽饽。部队团部想让徐良留下，他不干。他说我来当兵就是要到前线的。

三个月艰苦的训练过后，在他的强烈要求下，他被派遣到了一个最前沿的阵地。

徐良坚守的阵地，代号叫左6。他们居住的猫耳洞狭窄得连坐直了身体都很困难。那里距离敌军只有几十米，时刻有被枪炮袭击的危险。徐良跟战士们就是在那种环境中，死守着阵地，一天天过着生死临界的艰难日子。

那时他只有24岁。

多少年后，徐良这么回忆道：晚上不存在睡觉，谁敢晚上把眼睛闭上啊，晚上不但把眼睛睁开，耳朵都得睁开。

1986年，老山前线战火连天。

5月2日晚，越南军队偷袭徐良所在阵地的下方哨位，徐良和战友们拔腿冲了出去，那时他还不知道，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奔跑。

徐良当时就卧倒在一道土坎后面，正在这时，他发现自己下方有几个黑影，那显然是越军！

“三个！”徐良讲述的时候加上了动作，描述那三个越军边射击边从卧姿转成猫腰的立姿，越军并不是把冲锋枪端在胸前开火，而是枪托放在右侧腰间射击，他们边打边退，看来是准备撤走了。但是他的侧面恰恰全部暴露给了徐良。

“我对着他们就开了火，扫射！”随着子弹出膛，三个越军全部倒下。徐良马上跃起身来。

“我这儿犯了一个错误，不应该站起来的。”为什么犯呢？“我就是想看看越南人长什么模样。”

“我当时真是这么想的。实话实说，上老山前线不短了，可是到这会儿了我真还没见过越南人什么模样呢。所以我想看看，当时也有点儿太激动了。”

徐良认为自己已经把三个越南人全部打倒了。事后证明，他的射击，击毙一敌，击伤一敌，负伤的敌兵因为顽抗被徐良的战友击毙。整个战斗，我方只有一人受伤，就是徐良。

就在他站起来的时候，越南人开了枪。

“我刚反应过来，枪已经响了。我就感觉好像有块很大的石头砸到大腿上了。当时捂伤口的时候我就感觉（血）是随着心跳往外喷。”

那一枪，打断了徐良的大腿股动脉。

由于失血过多，他迅速昏厥。

等着徐良的，将是九次手术和一个轮椅。

徐良成了一名再也不能上战场的军人。

1987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进行到高潮时，歌唱家李双江和一位年轻女子（徐良前妻陈燕），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徐良，缓缓地走上了舞台。

这一天，是徐良26岁的生日。

英雄的歌声和徐良的名字传遍了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血染的风采》成为徐良的代名词。

那一年，徐良做过无数次英雄事迹报告会，参加过数不胜数的演出，每次都会唱起《血染的风采》。那一年没有人能够计算出徐良一共唱过多少次这歌。

“可以说那个时候我的特权就是我这身军装和英雄的光环。人们用一种很朴实很善良的感情，给了我很多帮助。”

有一件事给徐良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徐良打车去火车站，出租车司机认出了他，听说他有急事，便“冒着砸自己饭碗的危险”，超速、闯红灯、逆行。终于在一个路口，被交警拦下。交警拿着罚款单气势汹汹地走向出租车。出租车司机赶忙下车，把交警拉在一旁，对他说车上坐着徐良，要赶火车。交警探头往车里看了看，拿着罚款单，调过个儿来：徐良同志，请你给我签个字。

当凤凰卫视主持人陈鲁豫在访谈现场问徐良当明星的感受时，徐良说：“晕，飘，有点像现在很多人高兴得找不着北的时候。”

如今的徐良用这样一句话形容当时的自己——“我认为我那时候是个小丑。”

然而，就是这个“小丑”，在当年被国内几百家媒体争相报道。新华社将其称为“人民英雄”；《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报道“战地百灵血溅老山”；关于他的两本书——《血染的风采：徐良的抉择》和《血染的风采：一等功臣徐良的人生启示录》同时出版；由他作为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血染的风采》开播，他也因此获得了“中国十佳电视演员”的称号。

与他一同参与演出的众多大腕明星竞相请他签名，那个时候，他的出场费比当红歌星毛阿敏要高很多。

1987年12月18日，上海某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索价三千元带来的震荡》。文章中说，一家新闻单位邀请一位以动人的歌声博得群众尊敬、爱戴的英模参加上海金秋文艺晚会，没想到这位英模人物一张口就要出场费3000元，少一分也不行。众多国内媒体甚至一些港台媒体相继就此事进行了报道与讨论， “英雄索取高价出场费”——这一引人注目的话题当时被炒得火热。

文中的这位“英雄”，就是徐良。

1988年1月，徐良以“文章严重失实，名誉受到损害，造成极大压力和痛苦”为由，向法院提出申诉。

“当时我们军区和我们军联合调查组都派出很高级的干部，到上海进行了调查。当他们调查到确实没有此事的时候，就给上级写了汇报，之后谁都不说话了。我一直在等着组织上能替我说些什么，结果他们什么也没说。这时我才决定打官司。”

但是，徐良寻求法律帮助的行为遭到了部队领导的一致反对。

“当时部队阻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说解放以后，基本上没有解放军和地方打官司，何况你还是这么个特殊人物，影响不好。”

1997年，距离徐良的英雄时代已过去了十个年头。早已被人逐渐淡忘的他，却再次成为公众注目的对象。

那年7月，一个电视台的编辑鼓动徐良借“八一”的机会重新打造一首歌，拍成MTV。白天拍完外景后，那位编辑请他和另外几位朋友到某歌舞厅消费。在徐良外出打电话时，“朋友在里面因为小姐问题和人发生了冲突”。行动不便的徐良打电话叫来几个人带他走，却不料双方打斗起来，致使对方1人死亡。

事件发生后，徐被押回陕西的部队，关了一年禁闭。

在失去自由前，徐良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只说了一句话：“我回部队了，出事了。”

当时全国约有一百多家报纸报道了此事，但“我很坦率地说，当时那些报纸，没有一家是实事求是的。我为什么没说话？很简单，这事出来第二天我就没有自由了”。

在禁闭期间，徐良和妻子陈燕协议离婚。

其实早在徐良出事之前，他因为长年在外，和妻子早已没有了感情，“有名无实”。但是，“我不愿意再组一个家庭，我会把（妻子）名分给她。”

“97年你关禁闭的那一年决心要分开是吧？你怕连累他们？”访谈中鲁豫这样问徐良。

徐良没有出声，而是紧咬着嘴唇，使劲点了点头。所有的观众，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泪光。

徐良的人生，似乎总在不断地反复之中。在“舞厅杀人事件”过去几年后，也是徐良再次淡出公众视线的几年后，网络上广泛流传的一篇文章再次将他推上了风口浪尖。网络上流传一篇署名为“北明”的文章。文中称：徐良犯的是一级谋杀罪。发生战斗时，他因受到班长的监督，临阵脱逃未遂。在全班其他士兵战死后，当他和班长来到悬崖时，他将班长推下了悬崖，然后逃离战场……班长竟然未死。后来在交换战俘时，班长回到了故土……此案得到了公正审理，徐良被判无期徒刑，终生监禁。

“反正我觉得，我就是实实在在一个人。我不像当年媒体宣传的那么英雄，那么伟大。同时我更不像二十年以后人们传说的那么卑鄙，那么无耻。我觉着我还算个好人。”

前几年，徐良终于再次现身电视荧屏，接受采访。徐良当年的连长（就是在北明文中被徐良推下悬崖的那位）和连队卫生员也一起来到了现场。流言不攻自破。

2001年，徐良回到了北京。面对故土，他有些不知所措。

当年徐良从禁闭室里被放出来后，部队让他自己疗养。于是他短暂南下过广东。后来，徐良再度结婚并有了孩子。

“今天有人问我，我会说我的腿是车撞的。”徐良说，现在出门的时候，“我真害怕别人知道我是谁”。

徐良坦言，英雄其实也需要吃饭、睡觉，甚至有偶然说脏话的时候。但当人们发现英雄是一个平常人时，感觉就会很不好。徐良说：“做什么名人都不如做百姓。”

“当年的采访文章把我捧得真离谱，说什么全连官兵壮烈牺牲，徐良孤军奋战消灭敌人。说实在的，我连长今天在这儿，如果他看见这篇文章，我估计我徐良的这条好腿也得被他给卸了。这种故事伤害的不是不知道内情的百姓，而是我的那些战友。”今天，徐良已能清醒地面对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全民“造神运动”。

在电视访谈现场，当主持人问起徐良当年如何度过那段从英雄汉到阶下囚，从神到人的非常日子时，徐良引用了他在被禁闭时，前来探望他的战友的话：我们今天对你的这种敬佩，远远超过86年你锯掉这条腿的时候。86年你那种乐观的精神我们就钦佩。但是今天你还这么乐观，我们很钦佩。

至于为何在被人误解这么多年后，才第一次站出来向大家讲述真相。徐良说：“我只所以出来不是想解释什么。而是想告诉那些真正关心我的人，他们当年对我的热情，没有受到伤害。”

在电视访谈结尾时，徐良应主持人邀请再次唱了一首歌。不过，不是那首《血染的风采》，而是《什么也不说》。

如今，在北京的天通苑，徐家像普通的北京市民一样，平静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