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英德

宋代在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是世界瞩目的文化昌明时期，陈寅恪甚至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黄庭坚曾称赞理学家周敦颐“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豫章黄先生文集》卷1《濂溪诗序》）李侗认为此语“善形容有道者气象”（《宋史》卷428《李侗传》）。就其本体而言，宋人极力秉持的“道”大都是这样一种发自内心生命真源的洒落出尘之思与洪大光朗的精神气象，宋人的文学创作则是自此“道”汩汩流出而又体现此“道”的文字。因此，本文借用“光风霁月”一词，涵概宋型文学整体的审美风貌。

宋型文学的第一个特征，是扬弃了六朝隋唐五代文学的“缘情”传统，复苏了先秦两汉文学的“言志”传统，涂染着鲜明的政治化和道德化色彩。文学的政治取向和道德取向，来源于宋代士人政治使命感和道德责任感的普遍高涨，这成为宋代士人特有的风范。而宋代士人的政治风范和道德风范，则是有宋一代独特的文官政治的产物。

鉴于中唐以来藩镇强盛、尾大不掉的历史教训，宋王朝建国之初，便制定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太祖赵匡胤把朝廷正殿命名为“文德殿”，声明文物之邦为建国目标。他还以“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镌为誓碑，立于太庙秘室，垂示嗣君（旧题陆游《避暑漫钞》引《秘史》，又见《宋稗类钞》卷1《戒碑》）。开宝元年（968），诏令宰相须用“读书之人”（范祖禹《帝学》卷3）。太宗赵光义更是大力“兴文教，抑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引司马光语）。他将学士藏书地命名为“崇文馆”，并且亲自撰写《文明政化》一书（王应麟《玉海》卷38）。北宋初姚铉将宋代开国的成功归因于“崇文右学之效”（《唐文粹·序》）。南宋时陈亮也说：“太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宋史》卷436《陈亮传》）由于崇文抑武，科举制度成为文官政体最重要的选官制度。宋代科举取士，较之唐代有所发展。首先，在录取名额方面，唐时进士科取士，每年不过二三十人，最多不过70人，而宋代从太宗时起，就不断扩充录取名额，参加省试的举人往往达一二万人。据统计，北宋一代开科69次，共取正奏名进士19281人，诸科16331人，合计35612人，如果包括特奏名及史料缺载者，取士总数约为61000人，平均每年约为360人。南宋时每科进士及第也都在四五百人。其次，宋代科举向普通士人开放，应试者和登第者“家不尚谱呈，身不重乡贯”（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35《答林宗简》），唯才是举。苏辙说：“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栾城集》卷21《上皇帝书》）而且对于多次应试的举人实行“特奏名”法，还特赐各科“出身”（王栐《燕翼诒谋录》卷1《进士特奏》）。第三，在考试制度方面，唐时殿试仅偶尔为之，未形成定制；宋开宝六年（973），太祖亲临讲武殿命题取士，从此确立殿试制度，进士被誉称为“天子门生”。为了防止作弊，从太宗淳化三年（992）起实行“糊名弥封法”和“锁院”制度，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实行“誊录法”（《宋史》卷155《选举一》）等，考试制度愈趋严格。第四，在任职方面，唐时进士及第，仅仅取得做官资格，还需通过吏部“选试”，才能得到实际官职；而宋代只要进士及第，一般都直接按考试成绩等第授官。太平兴国二年（977）就曾选拔士人几五百以补阙（《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如果科举考试中状元及第，皇帝临轩放榜，荣耀异常，而且升迁迅速，“不五年即为两制，亦有十年至宰相者”（魏泰《东轩笔录》卷6）。

科举制度推行的结果，形成了宋朝独特的文官政治，使魏晋以来的世族门阀制度不再可能死灰复燃。文臣由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成为宋代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据统计，在《宋史》有传的北宋166年间的1533人中，以布衣入仕者占55．12％，比例甚高；北宋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约占53．67％，且自宋初逐渐上升，至北宋末已达64．44％。另从最高的宰辅大臣的成分来看，在唐代，科举制度虽然有力地冲击了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但世族仍保持相当强大的政治势力，仅崔氏十房前后就有23人任相，占唐代宰相总数369人的1／15。而宋代宰辅中，除了吕夷简、韩琦等少数家族多产相才者外，非名公巨卿子弟占了很大的比重，布衣出身者竟达53．3％，像赵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等名相，均出于寒素或低级品官之家，他们形成宋代文官政府的核心。有宋一代，上自中央，下至地方，大都选用文士任职，正如蔡襄所说的：“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端明集》卷22《国论要目》）《宋史》卷439《文苑传序》也说：“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由于文官政治的普及，宋代士人的身份出现了与唐代不同的特点，即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士大夫。宋代士大夫往往具有强烈的政治使命感，以从政为已任，以吏能相激励。欧阳修常说：“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宋史》卷319本传）他曾作诗道：“折腰莫以微官耻，为政须通异俗情。”（《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12《送杨君之任永康》）他自称，当贬官夷陵时，“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当时仰天暂心，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3）。他的这种致力吏政的精神成为宋代士大夫的典范，据说苏轼“亦以吏能自任，或问之，则答日：‘我于欧阳公及陈公弼处学来。’”（同上）宋代很多士人还喜谈兵，如北宋时王禹偁、富弼、梅尧臣、尹洙、苏洵、苏轼等都有论兵论战的专著；南宋时辛弃疾更有《美芹十论》、《九议》等鸿篇巨制，连理学家杨万里、朱熹等也都喜欢谈兵。文官政治也造成了激烈的朋党之争和派系倾轧，北宋时有围绕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而展开的新旧党争，南宋时有围绕着宋金关系而展开的和战之争等等。士人有的主动自觉地投身党争，有的不由自主地卷入党争，在党争中强化了他们的政治使命感。

总体上看，宋代士人普遍以国家栋梁自居，养成参政议政的素质，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有着强烈的从政热情。“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王禹偁《小畜集》卷8《谪居感事》），“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2《镇阳读书》），“深探力取常不寐，思以正议排纵横”（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5《次韵信都公石枕蔪簟》）等等，成为宋代士人特有的精神风貌。叶适认为，从韩琦、范仲淹开始，天下议论，相因而起，以至“朝廷每有一事，则是非蜂起，哗然不安”。至欧阳修“尤好立论，士之有言者，皆依以为重，遂以成俗”（罗大经《鹤林玉露》卷2引）。因此，文学便具有鲜明的政治品格，成为士人干预时事的有力工具。宋代诗文在言情之外尤重议论、说理，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影响所及，以文为诗、以文为词、以文为赋、以文为骈，文学中出现普遍的散文化倾向。甚至记叙文也以议论见长，陈师道说：“退之作记，记其事尔，今之记乃论也。”（《后山诗话》）

而且，宋代士人多尚风节，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在宋代士风的转移中，范仲淹具有巨大的典范作用。朱熹推重范仲淹“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朱子语类》卷129）。《宋史》卷314《范仲淹传》也说：“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范仲淹倡行的庆历新政，目的不仅仅在于改变朝廷的政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整体上改变政治精英的道德人格，孙复致范仲淹的信就说范仲淹“既俾吾宋之学为舜禹文武之学，是将俾吾宋公卿士夫之子弟为舜禹文武公卿大夫之子弟也”（《孙明复小集》）。范仲淹的人格精神影响了整个宋代，《宋史》卷446《忠义传序》说自范仲淹、欧阳修等“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于是，“在朝之士观其见危之大节，在野之士观其奉身之大义”（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25《书赠韩琼秀才》），成为宋代士大夫立身处世的准则。在强烈的道德责任感驱动下，文道关系成为宋代文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儒家重教化的文学思想也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当然，宋代士人政治使命感和道德责任感的普遍高涨，也与宋代崇儒尊道的国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理学思想的兴起密切相关。

崇儒尊道是宋代的基本国策。真宗赵恒在《崇儒术论》中说：“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宋史》卷287《陈彭年传》引）儒学自汉代形成“汉学”以来，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宋初基本上承袭唐代儒学，至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风气大变，以新儒学（即理学）为代表的“宋学”应运而，在中国学术史上与以两汉经学为代表的“汉学”分庭抗礼。宋儒进一步强化儒学原本坚持的君臣、父子等“三纲五常”，将其提高为具有先验本体性质的“天理”；尤其重视有关人性内在修养的“仁学”，将其发展为一套十分精微的“心性”学说。宋儒将宇宙论和心性论最终统一于伦理学中，从而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了儒家的伦理道德秩序。这套伦理道德学说，特别要求人的主体的道德自觉和理性自觉，反映了宋代士人在崇儒右文政策吸引下积极参预现实政治生活的勇气和决心。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元学案》卷18《横渠学案》下《近思录拾遗》）这是从广阔的宇宙空间和邈远的历史时间中确认人的社会角色。这种道德自觉和理性自觉，大大强化了宋型文学的政治化、道德化特点，尤其是强化了文学的道德指向。

程颐曾明确地将学术一分为三，把文学摆在与儒学相对立的地位上，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日文章之学，二日训诂之学，三日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河南程氏遗书》卷18）宋人还特别强调“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将文学看作涵咏性情、培育道德的一种手段。理学家语录，如程颢、程颐认为：“兴于诗者，吟咏性情，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点之气象。”（《河南程氏外书》卷3）程门弟子杨时也说：“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无。……君子之所养，要令暴慢邪僻之气不设于身体。”（《龟山集》卷10《龟山语录》卷1）诗论家诗话，如司马光说：“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温公续诗话》）魏泰说：“唐人亦多为乐府，……其述情叙怨，委曲周详，言尽意尽，更无馀味。及其末也，或是诙谐，便使人发笑，此曾不足以宣讽。”（《临汉隐居诗话》）文学家文论，如苏轼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苏轼文集》卷10《王定国诗集序》）韩驹说：“诗言志，当先正其心志。心志正，则道德仁义之语、高雅淳厚之义自具。《三百篇》中有美有刺，所谓思无邪也。先具此质，却论工拙。”（《诗人玉屑》卷13引）这种道德化的文学观念一方面要求文学坚持道德教化倾向，另一方面也努力使道德向审美靠拢，从审美中体会、表现儒家理想的道德境界，从而揭示了道德与审美的相通之处。将道德与审美融为一体，是宋代文学的突出现象。

然而更重要的是，以理学为代表的宋学大大激发了宋代士人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首先表现为疑辩创新的鲜明倾向。在宋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疑辩风气，在经典解释中由疑传发展为疑经，在撰述形式上则由谨守传注演变为议古拟圣，自创新说。疑辨风气使宋代士大夫大多具有自主、自信、自断的文化性格，不以圣贤之说，社会成见来替代自己的独立思考。如欧阳修说：“篇章异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9《读书》）苏轼评价王安石说：“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已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39《王安石赠太傅制》）苏轼自述：“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苏轼文集》卷48《上曾丞相书》）程颐说：“学者要先会疑。”（《河南程氏外书》卷11）南宋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曾专门阐述“决疑存信”的问题，说：“前辈固不敢妄议，然论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凿空立论，然读书有疑有所见，自不容不立论。其不立论者，只是读书不到疑处耳。”（《宋元学案》卷48）陆九渊也说：“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陆九渊集》卷35《语录》下）他提倡：“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象山集·象山语录》卷4）理性思辨，大胆创新，自出议论，独抒已见，这种疑辨创新的学风是宋代学术的精神倾向，并且成为推动思想文化全面繁荣的强大动力。

宋代士人的理性精神，还表现为兼容整合的文化思想。儒、释、道三教融通，成为宋代思想文化的基本特点。如宋代理学虽然标榜为儒学正宗，其实却是子思、孟轲学派以至汉代董仲舒神学、魏晋南北朝玄学和佛学的大杂烩。周敦颐、邵雍被目为道教化的人物，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一派又被后人直指为禅学，并非毫无根据。程熙说其兄程颢的学术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河南程氏文集》卷12《明道先生行状》）。朱熹早年留心佛学，“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朱子语类》卷140），他说：“端居独无事，聊披释氏书。暂释尘累牵，趣然与道俱。”（《朱文公集》卷1《久雨斋居诵经》）理学家师弟传授的文字常常采用语录体，也是仿效唐以来僧徒记录师语的形式。所以清人全祖望说：“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入于佛老。”（《鲒亭集外编》卷31《题真西山集》）理学以儒家学说为本位，积极吸收、整合佛、道学说，重建传统文化，给陷入困境的儒学注入新的活力，得以在与佛、道鼎足而三的思想格局中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又如宋代佛教主动吸取儒、道两家的思想，并力求适应传统的伦理观念。释智圆认为，儒、释二教在根本上是协调的：“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闲居集·中庸子传（上）》）所以他自称：“于讲佛教外，好读周、孔、扬、孟书，往往学为古文以宗其道，又爱吟五七言诗以乐其性。”（《闲居集序》）云门宗禅僧契嵩也宣扬佛家应与儒家一样讲求孝道（《镡津文集》卷3《孝道》），并将佛教的五戒十善与儒家的仁义忠孝相印证，以为二者是“异号而一体”（《镡津文集》卷1《原教》）。

因此，三教融通的思潮在宋代士人中广为流行，成为文学家的基本思想倾向。王禹偁三教兼学，在受贬后自称：“壮心无复思行道，病眼唯堪学坐禅。”（《小畜集》卷10《朝簪》）他还说“夫禅者，儒之旷达也”（《小畜集》卷17《黄州齐安永兴禅院记》）；又说“子美集开诗世界，伯阳书见道根源”（同上卷9《日长简仲咸》），所谓“伯阳书”即指老子著作《道德经》。欧阳修极力维护儒家道统，著有《本论》二篇，宣传辟佛（《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17）。然而他年轻时即为佛理所“心醉色怍，钦叹忘返”（谢绛《游嵩山寄梅殿丞书》，《欧阳文忠公文集》附录卷5），晚年“更罹忧患”后，“遂有超然物外之志”，向荐福寺颙华严和尚“问其说”（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他还说：“老庄之徒，多寓物以尽人情，信有以也哉。”（《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30《琴枕说》）在北宋中后期，正如司马光所说的：“近来朝野客，无座不谈禅。”（《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15《戏呈尧夫》）。王安石抱着“经术正所以经世务”的目的（《宋史》卷327《王安石传》），主张对“异学”“有所去取”，“所以明吾道而已”（《临川先生文集》卷73《答曾子固书》）。他晚年引退后，更向佛教所说的“离一切计度言说”的“无性”中寻求人生解脱（同上卷78《答蒋颖叔书》），自称“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同上卷34《读维摩经有感》）。苏轼始终以儒学作为出仕从政的主导思想，但对释、道却一直倾心嗜好。通判扬州（今属江苏）时，他喜听海月大师惠辨说法，“时闻一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苏轼文集》卷22《海月辨公真赞》）。贬居黄州（今湖北黄冈）时，“惟佛经以遣日”（同上卷49《与章子厚参政书》）。他认为“儒、释不谋而同”（同上卷12《南华长老题名记》），庄子对儒学“阳挤而阴助之”（同上卷11《庄子祠堂记》）。因此，他自觉地将庄、禅思想渗透进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之中。黄庭坚也奉守儒术而融通释、老，于佛学修养颇深，他作诗不仅“多用释氏语”（《说郛》卷20载吴萃《视听钞》），而且善于将禅家的“机锋”手法加入韩、孟的句法之中，形成独特的“山谷体”。南宋士人更倾向于儒、释、道三教的融通，并以三教融通作为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如范成大诗承袭江西习气，是黄庭坚之后、清钱谦益之前用佛典最多、最内行的诗人。辛弃疾喜掉书袋，词中也同样常用佛老的事语。陆游虽有“坐令事业见真儒”（《陆游集》卷35《读书》）的主导思想，但也相信道家的服丹、求仙之术。杨万里排斥佛老之书，声称：“予不知佛书，且不解福田利益事也；所知者，儒书尔。”（《诚斋集》卷72《石泉寺经藏记》）但他也曾以禅喻诗，认为江西诗派好比“南宗禅”，是诗里最高的境界（见《江西诗派诗序》、《江西续派二曾居士诗集序》、《送分宁主簿罗宠材》等）。“诚斋体”诗本身也充溢着禅气。

宋代儒、释、道三家合流的交汇点是“天人关系”，即对人在宇宙间的主体地位的寻求和确立，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和把握。质言之，就是以人为本位的人文精神的高扬，表现出对吸纳天地、囊括自然的理想人格的追求。因此，宋代士人融通三教的理性精神，在更深的层次上表现为知性内省的致思趋向。

由于融通三教，宋代士人对人生采取更超脱、更达观、更冷静的态度，把世态的炎凉冷暖、人生的荣辱沉浮看得很淡、很透。他们把“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思想上升为一种具有新的含义的心性修养和理性追求，在官场失意时多能保持乐观、爽朗、超脱、旷达的态度，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7《岳阳楼记》）。如尹洙被贬官时，自以为能“进退为乐”，不料一僧人点拨他说“此犹有所系，不若进退两忘”，于是他“顿若有所得”（沈括（梦溪笔谈》卷20）。朱熹教诲被贬之人说：“吾人所学，正要此处呈验，已展不缩，已进不退，只得硬脊梁与他厮捱，看如何。”（罗大经《鹤林玉露》卷4甲编）因此，宋代文学便呈现出一种旷达爽朗的格调，宋人往往不像杜甫那样“叹老嗟卑”（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4《跋杜工部同谷七歌》），而是把人生的苦难转化成审美的心境和情趣。如王禹偁说“平生诗句多山水，谪官谁知是胜游”（《小畜集》卷8《听泉》）；欧阳修说“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10《黄溪夜泊》）；苏轼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诗集》卷43《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王安石说“意气未宜轻感慨，文章尤忌数悲哀”（《临川先生文集》卷22《李璋下第》）。

理学和庄、禅强调心灵感应，自然无痕，重空静，贵虚美，这也成为宋代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思想资源。苏轼说“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苏轼诗集》卷30《夜直玉堂》）；李之仪说“说禅作诗本无差”（《姑溪居士前集》卷29《与李去言书》）；吴可说“凡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藏海诗话》）。在文学创作上，禅意与诗意有了更紧密、更自然的结合。如苏辙说苏轼在贬谪黄州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栾城集·栾城后集》卷22《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清人钱谦益评苏轼古文“有得于《华严》，则事理法界，开遮涌现，无门庭，无墙壁，无差择拟议”（《牧斋初学集》卷83《读苏长公文》）。

宋代士大夫的三教融通和理性精神，促成了宋型文学的第二个特征，这就是改变了唐代文学“多以丰神情韵擅长”的路向，体现出“多以筋骨思理见胜”的思辨精神和超越精神（钱钟书《谈艺录》）。如南宋张戒评苏轼文章“长于议论而欠弘丽”（《岁寒堂诗话》卷上）。宋末严羽说：“诗有词理意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沧浪诗话·诗评》）明人杨慎说：“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升庵诗话》卷8）

宋代士大夫的理性精神，还表现为他们大都具有学问化、知识化的人文精神。这一特征与宋代的文化普及密切相关。

文化普及的物质保障，是印刷技术的发达。雕版印刷虽然在唐代就已流行，但当时的印刷品多为佛像、历书之类畅销书籍。五代时，曾由政府主持雕刻《九经》、《五经》。而其他各类文献尤其是各种文集的大量印刷，直到宋代才成为现实。在印刷术普及之前，大量书籍只能靠写本形式流传，人们读书治学十分不易，而印刷术的发达则给人们读书治学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景德二年（1005），真宗赵恒考察国子监书库，问祭酒邢昺书板几何，邢昺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馀万，经史正义皆具。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土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0）苏轼也曾追述：“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苏轼文集》卷11《李氏山房藏书记》）可见，印刷术的普及、书籍的大量流通，正是在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实现的。

为了普及文化，宋人在文献整理、校勘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太宗和真宗组织修撰多部大型书籍，展示了“盛世修典”的宏伟规模。其中《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四部书，被称为宋初“四大书”，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除了经部、史部、子部书籍的大量刊刻以外，宋代文集刊刻也极为盛兴。例如，新旧《唐书》著录的《杜甫集》60卷，至宋初已不可见。北宋初年曾有多人编集杜诗，但都不够完备。仁宗时，王洙搜集各种版本，编成《杜工部集》20卷，所据版本有9种，得诗1400馀首。此后，王琪又就王洙本重新编订，镂版刊行，遂为杜集定本，世称“二王本”。范成大《吴郡志》卷6记载，王琪将杜集“镂版印万本，每部为直千钱。士人争买之，富室或买十许部”。“印万本”之说或有夸饰，但由此可以想见杜甫集受欢迎的程度以及刻书为人们提供的方便。随着学杜之风日盛，人们又对杜集做了大量研究注释工作，杜集版本也日益繁多。此外，如韩愈集、李白集、王维集、柳宗元集、李贺集等，也都经过宋人的认真整理。再加上宋人刊刻的大量唐及唐以前的其他各种文集，前代文学的所有成果几乎都赖宋代传本得以保存。宋人还大量刊刻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如南宋吕祖谦的《皇朝文鉴》150卷（即《宋文鉴》），专选北宋诗文。魏其贤、叶棻的《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110卷，选录范围从北宋扩展到南宋前期的陆游、杨万里、辛弃疾、陈亮、叶适等人的诗文，可视为《宋文鉴》的续编。

书籍印刷的普及，使书籍总量大增，宋代的图书事业十分发达。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王尧臣、欧阳修等人奉敕撰成《崇文总目》66卷，登录图书共3400馀部，30669卷。靖康之变，内府藏书荡然无存。宋室南迁后，又极力访求图书，至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编成《中兴馆阁书目）20卷，著录图书44486卷。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复成《中兴馆阁续书目》30卷，著录淳熙以后所得图书14943卷。

文化普及的制度保障，则是教育的发达。宋初“学校之风未甚流布”（余靖《武溪集》卷6《洪州新置州学记》）。至仁宗庆历、神宗熙宁、徽宗崇宁，遂有三次大规模的兴学。在中央，宋初仅设国子学，仁宗庆历三年（1043）、四年（1044）先后立四门学、太学，随后太学逐步取代国子学。在地方，从仁宗时期开始陆续设立郡学、府学、县学，“至庆历以后州郡不置学者鲜矣”（明彭大翼《山党肆考》卷78《教授》）。学校招生人数大增，徽宗崇宁三年（1104），全国学生达21万多人（《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4）。此外，民间还有著名学者主持的书院，以及各种乡校、村学、家塾。《宋史》卷155《选举志一》说：“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南宋学校之盛，如耐得翁《都城纪胜·三教外地》所记：“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馀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不仅官办学校广开来学之路（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11），接受“远方孤寒之士”（《宋会要辑稿·职官》），而且教育的对象扩展到农工商等其他社会阶层，“濒海裔夷之邦，执耒垂髫之子”，都可以入学（范成大《呈郡志》卷4）。欧阳修说：“学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视其学之兴废。”（《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39《吉州学记》）在宋代，学校成为一种有效的文化载体，它可以实现振兴斯文的期望，使圣人之道成为社会生活的真实基础和共有的文化，从而在士人中建立起共同的价值观。

在文化教育普及的社会环境中，读书成为宋代士人的基本生活方式，这与唐代士人好游历形成鲜明的对照。王安石自称：“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临川先生文集》卷73《答曾子固书》）苏轼“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的“八面受敌”读书法，更是为世所称道，并且极易仿效操作：“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苏轼文集）卷60《与王庠五首》》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苏轼文集·苏轼佚文汇编》卷5《记黄鲁直语》）清人翁方纲还亲见黄庭坚所作读书摘记，凡35幅732行，所录“皆汉晋间事”（翁方岗《复初高文集》卷29《跋山谷手录杂事墨迹》）。“无所不读”的读书生活，使宋代士人在文学创作中获得了使事用典的充分自由，他们“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的诗风、文风（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中评黄庭坚语），正得益于这种铢积寸累、孜孜矻矻的读书方式。苏轼自称：“腹有诗书气自华”（《苏轼诗集》卷5《和董传留别》）。黄庭坚评苏轼词：“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豫章黄先生文集》卷26《跋东坡乐府》）许尹评黄庭坚诗：“一字一句有历古人六七作者。盖其学该通乎儒释老庄之奥，下至于巫卜百家之说，莫不尽摘其英华以发之于诗。”（许尹《黄陈诗集注序》，《山谷诗集注》卷首）因此，在作品中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和学问气，充满着浓厚的人文旨趣，便成为宋型文学一大特征。

就其总体而言，宋代士人不仅具有庙堂之中的政客风范和坛坫之上的学者气象，也往往秉赋了风流文人甚至是多情种子的人格风貌。

宋代土人在公共生活领域和在私人生活领域中，往往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例如，周煇《清波杂志》卷10载：“韩黄门持国典藩，殇客，早食则凛然谭经史节义及政事设施，晚集则命妓劝饮，尽欢而罢。虽簿尉小官，悉令登车上马而去。”彭乘《墨客挥犀》卷8载：“程丞相（琳）性严毅，无所推下。出镇大名，每晨起，据案决事，左右皆揣恐，无敢喘息。及开宴召僚佐饮酒，则笑歌欢谑，释然无间。于是人畏其刚果而乐其旷达。”甚至在私人生活领域中，宋代士人因其人际关系的不同，也可以因时因地变化自身的角色。如《宋人轶事汇编》卷7载：“富文忠、杨隐甫皆元献（晏殊）婿，公在二府，二人已升贵仕。富每诣谒，则书室会话，竟日清谈而去。杨来，则坐堂上置酒，从容出姬侍奏管弦，以相娱乐。人以是知二婿之轻重。”同书卷12载：“东坡生平不耽女色，而亦与妓游。凡待过客，非其人，则盛女妓丝竹之声，终日不辍，有数日不接一谈，而过客私谓待己之厚。有佳客至，则屏妓衔杯，坐谈累夕。”以俗礼待俗客，以雅礼待佳客，因人下药，自身所扮演的角色也因此有别，这种多元的社会角色意识，正是宋代士人的突出特点。杨万里曾为张镃画像题辞说：“香火斋袚，伊蒲文物，一何佛也。襟带诗书，步武琼琚，又何儒也。门有朱珠，坐有桃李，一何佳公子也。冰茹雪食，琱碎月魄，又何穷诗客也。约斋子（张镃号约斋）方内欤？方外欤？风流欤？穷愁欤？老夫不知，君其问诸白鸥。”（《诚斋集》卷97《张功父画像赞》）

当然从整体来看，宋代士人在私人生活领域中，大多还是以游冶享乐为务，以文采风流见长。这种放浪形骸、雅俗兼具的士人风貌，与城市经济的繁荣、官员俸禄的优厚和奢侈享乐的时尚有关。

宋代城市经济相当繁荣，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以及建康（今江苏南京）、成都（今属四川）等，都是人口达十万以上的大城市。宋代还逐渐取消了都市里坊（居住区）和市（商业区）的界限，不禁夜市，为商业和娱乐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环境。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地描绘了汴京、临安城中商贾辐辏、百业兴盛以及朝歌暮舞、弦管填溢的繁华情景。士大夫市民的娱乐需求，促使士大夫创作大量歌词，通过各种途径流传于民间。如柳永常常出入于秦楼楚馆，“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苏轼、秦观、周邦彦等也都为歌妓写了不少词作。宋词的兴盛是与宋代都市的繁荣和文化娱乐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宋王朝优待士大夫，官员的俸禄及贴补收入比较优厚。宋人王栐《燕翼诒谋录》卷5称：“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石介也说：“古之养士也薄，今之养士也厚。”（《徂徕石先生文集》卷9《养说》）据记载，宋代官吏俸禄名目繁多，除官俸、禄粟、职钱、公用钱、职田等外，还供应春、冬做衣服的绫绢，出差有路费补助，住家有米面、酒肉、茶、厨料、炭薪等补贴，就连他们的仆人，也有粮、棉、餐钱等供给。有声望的官吏，年老不能任事，又有“祠禄之制”优待，即按照原有的品秩，挂名宫使、观使或判官、都监、提举、提点等头衔，支取干薪。官户享有免税、免役等特权。宋朝优待士大夫，连清人赵翼也感叹：“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廿二史札记》卷25）。

而且，宋代士人奢侈享乐之风极盛。宋太祖赵匡胤劝石守信解除兵权，就建议他“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在朝廷的提倡下，北宋官僚生活大都相当侈靡。如吕蒙正微时极贫，富贵后喜食鸡舌汤，每朝必用，以至鸡毛在后花园堆积如山（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4）。寇准生活豪侈，女伶唱歌，一曲赐绫一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40）。在邓州时，尤好夜宴，溷轩马厩，也烧烛达旦，烛泪凝地，往往成堆（《宋人轶事汇编》卷5）。李纲“私藏过于国帑”，“每宴客设馔，必至百品，遇出，则厨传数十担”（《宋人轶事汇编》卷14）。于是，在北宋文学中出现了以富为美的艺术嗜尚。如真宗读到王钦若“龙带晚烟离洞府，雁拖秋声人衡阳”诗后，大加赞赏说：“此语落落有贵气。”（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25）晏殊自诩自己的“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等诗句，说：“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吴处厚《青箱杂记》卷5）。晁补之评晏殊、晏几道父子词“风调闲雅”，非住“三家村”人之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6）。李清照不满于秦观的词，说是“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3）。

奢侈享乐的生活，使耽恋歌儿舞女、陶醉歌台舞榭成为宋代士人的重要生活内容。高官贵族多家蓄歌妓，朱弁《曲洧旧闻》卷1说：“两府（中书省、枢密院）、两制（韩林学士、知制诰）家中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如晏殊喜招宾客宴饮，以歌乐相佐，然后亲自赋诗“呈艺”（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韩琦“在相府时，家有女乐二十馀辈”（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8）。地位较低的官员也有官伎提供歌舞娱乐，沈括说：“时天下无事，许臣僚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官土大夫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为游息之地。”（《梦溪笔谈》卷9）出身寒门的土人，一旦入仕之后，也“穷极奢侈”，日夜“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还公然声称当年“吃齑饭”正是为此，来替自己辩护（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7引宋庠、宋祈事）。这种现象甚至被人们视为太平气象的表徵。据记载，都尉李文和招军妓夜宴，谏官上疏弹劾，王旦不以为然，反而用红笺题小诗赠李文和，并对真宗赵恒说：“（此事）臣尝知之，亦遗其诗，恨不得往也。太平无象，此其象乎？”（《宋人轶事汇编》卷5）

士人奢侈享乐之风，至南宋仍然不泯。淳熙时士人林升《题临安驿》诗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2引）正是时代风尚和时人心态的写照。如周密《武林旧事》卷3记载道：“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贵珰要地，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騃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縻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地位高的士大夫大多畜家伎，如张镃“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宴客时出以侑酒的歌者乐者竟多达百人（周密《齐东野语》卷20）。又如姜夔在范成大家作客，范成大因激赏他的词作，赠与歌女一名（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下）。南宋时士人的湖山清赏之风比北宋更盛。他们有的陶醉于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有的大兴亭台楼阁，不出家门而作山水之游。如嘉泰元年（1201）张镃作《赏心乐事》一文，“排比十有二月燕游次序，名之日‘四并集’”，自称“闲引客携觞，或幅巾曳杖，啸歌往来，淡然忘归”（周密《武林旧事》卷10引）。影响所及，南宋士风大变，“世降俗薄，贪浊成风，反相与非笑廉者；谀佞成风，反相与非笑直者；软熟成风，反相与非笑刚者；竞进成风，反相与非笑恬退者；侈靡成风，反相与非笑俭约者；傲诞成风，反相与非笑谦默者”（罗大经《鹤林玉露》卷7）。以至有人愤愤不平地说：当今之世有四弊，“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宋史》卷438《黄震传》）。

当然，游冶享乐易流于俗，而宋代士人至少在外在风貌上还是倡导雅风美韵的，因此闲适优雅便成为宋代士人不同于放浪形骸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例如，名臣欧阳修身居要职，却说“位望愈隆心愈静，每来临水玩游鯈”（《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14《观鱼轩》）。名将韩世忠晚年“绝口不言兵，自号清凉居士。时乘小骡，放浪西湖泉石间”（周密《齐东野语》卷19）。陆游在恢复无望的愤激之余说：“河洛未清非我责，山林高卧复何求。”（《陆游集》卷26《著书》）辛弃疾在备受打击的哀怨之际也说：“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稼轩词编年笺注》卷4《鹧鸪天》）他们在蜗争角斗的纷纭世事之外，无不执着地追求品茗、绘画、金石古玩鉴赏等形形色色的闲适生活，并对这种生活津津乐道。正如张栻所说的：“莫道闲中一事无，闲中事业有功夫。”（《南轩文集》卷6《题城南书院三十四咏》其二十四）

于是宋代文学中便出现了以闲适为美的艺术嗜尚。作家创作大量流连诗酒、酬酢唱和、逢场作戏的作品，文学题材扩大到了前人未曾涉及的生活琐事，形成了琢字炼句、炫耀学问、追求韵味的审美风气。而且，文学创作还倡导“专以快意为主”（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评欧阳修语），以更多的篇幅品味人生，欣赏自然，表现解脱羁绊、恢复真我的意愿，乃至直接谈禅论道，戏谑人生。在诗、文等传统文体中，咏物诗、题画诗、谐趣诗、题跋文、散体赋等十分流行。而词更因其通俗性、娱乐性、个人抒情性而风靡一世，成为连通雅文化和俗文化的一条特殊途径。欧阳修撰《六一诗话》，为了“集以资闲谈”，撰《归田录》，为了“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归田录·自序》），这成为宋人诗话、笔记类著作勃兴的内在原由。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宋型文学是一种生活化、闲适化、个人化的文学，它展现了宋代士人精神世界的另一个重要侧面。

综上所述，宋型文学是一种涂染着鲜明的政治化和道德化色彩的文学，是一种具有思辨精神和超越精神的理性化的文学，是一种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和学问气的文学，是一种生活化、闲适化、个人化的文学。这四大特征的交相融汇，便形成了宋型文学“光风霁月”般的基本审美风貌。

（本文原载于《求索》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