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新华字典》因传闻要被改编成电影而上过热搜。

消息一出，质疑声四起。

当时正值IP热，不少围观群众甚至圈内人士都纷纷唱衰。

认为这不过是国内影视行业创意枯竭前的一次饮鸩止渴。

毕竟，一部字典有能拍出什么花头来呢？

鱼叔也曾是吐槽大军的一员，觉得这不过是场卖弄噱头的作秀；

但现在回过头再看，反倒开始转变了态度——

《新华字典》怎么就不能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呢？

这世界上没有无聊的故事，只有不会讲故事的人。

我们的嘲笑声越大，就越证明了自己没有想象力。

当我们忙着看笑话、编段子的时候，隔壁邻居却已经用一本字典的故事，创造了又一个票房冠军——

《词典》

말모이

本片上映之初，即以王者之势横扫院线。

在《玻璃先生》、《无敌破坏王2》等好莱坞大片的夹击下，连续数周称霸韩国本土票房榜。

口碑方面更是逆天，在韩国影评网站 Naver 上，它的评分甚至超过了神作《计程车师傅》。

难道一本词典的故事，会比荡气回肠的民主运动更吸引人？

一切都要从一百年前说起。

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半岛，并开始在朝鲜全境推行日语教育。

摧毁一个国家精神根基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先摧毁其文化。

利用这种文化控制手段，日本即可不战而屈人之兵，根除朝鲜境内的独立反抗思想。

而学会了日语的新一代朝鲜年轻人，将会被送上战场，替日本军人挡子弹。

就像《华盛顿邮报》中的编辑们，用出版来捍卫出版权；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朝鲜的有识之士们也意识到，保护母语的唯一途径，就是使用母语。

他们亟需一本词典，作为推广母语的工具书。

于是，日占时期的朝鲜爱国人士们成立了朝鲜语学会，致力于编纂一本囊括了各地方言与标准释义的朝鲜语词典。

不过我们这次的主角可并不是日以继夜编纂词典的语言研究者，而是一个文盲。

其貌不扬的金判秀，是日占时期京城（现首尔）一家电影院的的检票员。

他不仅满嘴脏话、毫无教养，而且还是个惯偷，时不时与同伙在火车站蹲点扒窃，赚点外快。

家国仇恨什么的宏大情感，从来就没在他脑子里出现过。

喜欢韩国电影的朋友们，一定对这个贼眉鼠眼的丑大叔印象颇深，他就是韩国影坛的金牌配角刘海真。

这已经是我能找到的海真大叔最好看的照片了

过低的颜值，使得海真大叔没有任何偶像包袱，可塑性极强，所以出演过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突破性角色。

他是《老手》中，对刘亚仁俯首帖耳的财阀军师。

也是《计程车师傅》里的全力支持民主运动的光州司机。

不过别看人家颜值掉线，魅力指数绝对爆表。

当年可是追到了万千宅男的女神——

因主演《老千》而一举成名的「性感妖姬」金惠秀。

这对CP因此被网友们戏称为「美女与野兽式的爱情」，可以说是很贴切了。

如今，海真大叔也逐渐从配角上位，开始在一些商业作品中担当主演。

他很有可能会像崔岷植、宋康昊等前辈那样，踏上不靠颜值拼演技的成名之路。

这部《词典》就是块很好的跳板。

一个偶然的机会，「社会人」金判秀在朋友的安排下，到一间书店打工，而店主正是朝鲜语学会代表柳正焕。

这位柳代表也是银幕上的熟面孔了，正是出演过《酒神小姐》、《犯罪都市》等大热片的尹启相。

偶像派出身的尹启相，近年来也逐渐开始拓宽自己的戏路。

去年的他，还在《犯罪都市》中饰演十恶不赦的黑帮老大，如今在《词典》里穿上西装戴上眼镜，就秒变知识分子。

在书店工作一段时间后，金判秀慢慢发现，书店中的职员原来都是朝鲜语学会的成员，他们正在秘密地编纂一本词典。

你能指望一个胸无点墨的文盲，转瞬间醍醐灌顶，领悟编纂词典的重要性吗？

显然不能。

所以当得知朝鲜语学会竟耗费了十年收集语言文字时，金判秀不仅毫无敬意，反而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低文化水平群众的心声：

“十年的时间攒钱才对，攒语言干嘛？”

当与自己的狐朋狗友们提起书店工作时，金大哥也是满脸的不屑：

“不就是搜集一些方言嘛，他们还特显摆，以为在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呢。”

书店里的大姐，试图用朝鲜语中「盒饭」一词被日本人改为「便当」的案例，来解释捍卫文化的重要性，得到的却是判秀的实力嘲讽：

“无论盒饭还是便当，只要吃饱就行了，有什么关系啊？”

有关系，关系可大了！

随着影片的推进，文化灭绝政策的可怕之处，开始被凸显出来。

判秀的儿子，因在学校中说朝鲜语被体罚，导致他回到家中都用日语与亲人交流，还给自己改了个日语名字。

做父亲的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孩子说朝鲜语要挨打。

哥哥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了妹妹，判秀的小女儿还没上学，就已经开始学习一些简单的日语句型与童谣。

文化控制最可怕的，就是让尚不能辨是非的孩子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洗脑，并认为那是正确的。

而在判秀工作过的电影院里，群众们喜闻乐见的朝鲜本土电影——

也被军国主义题材的日语影片所代替。

判秀进入放映室，看到大银幕上正播放着日本军官的训诫画面。

“为了皇国臣民的无上荣耀而献出生命”

“报答天皇陛下的恩惠”

显然，这部日语剧情片，实则是军国主义征兵宣传片。

而坐在影厅中接受「教育」的观众，是一群乳臭未干、心智不成熟的朝鲜高中生。

判秀的儿子也在其中。

判秀虽然不懂什么民族大义，但他不希望这群孩子们在学会日语后，被送上战场，成为日军的炮灰。

为了保护自己所爱的亲人与同胞，这个不求上进的文盲，终于决定睁眼看世界。

捍卫语言，得先从学会语言开始。

判秀开始下苦功学习母语文字，他做听写时候的认真样子，像极了当年在数理化补习班上拼命薅头发的鱼叔。

一段时间后，判秀具备了流畅阅读的能力，就经常捧着书店里的小说，看到天亮。

要是碰上了虐心悲剧，他还会哭得像个两百斤的胖子。

更重要的是，他真正意识到了编纂词典的意义，并身体力行地支持朝鲜语学会的工作。

他不仅召集来自五湖四海的混混朋友们，为朝鲜语学会提供方言素材，还帮助学会成员们躲避日军的追查。

金判秀对文字态度的转变，是影片着重刻画的内容。

通过对人物行为的展现，影片无需任何歌颂与说教成分，就可以激发观众热爱祖国、人民团结的主旋律情感。

毕竟这可是连不学无术的文盲都能领悟的道理。

但即便片中几位主角的表现都非常亮眼，让鱼叔感触最深的角色却是一个反派——

柳代表的父亲柳顽泽。

通过柳代表的回忆我们得知，父亲柳顽泽过去曾是一名爱国知识分子，他相信只要为国民普及教育，朝鲜就一定可以独立。

在这种思想熏陶下成长的柳代表，自然成为了一位坚定的爱国者。

然而数十年过去，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却最终也沦为了日本人的走狗，负责在京城推广日语教学。

当书店被日本人查封后，柳代表声嘶力竭地质问父亲，为何会成为一名叛国者。

父亲的回答很简单：

“当时我还以为朝鲜能独立，是我太傻，国家已经沦陷了三十年了，再也没有独立的可能了。”

多么熟悉的理由呀。

在《暗杀》的结尾，身处和平年代的安沃允找到了叛变革命的廉锡镇。

安沃允举起了枪，念出了那句迟到了数十年的审判词：

“为什么出卖同志？”

廉锡镇的脸上没有一丝悔恨与内疚，唯剩惊恐。

“因为没想到会解放，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做了！”

柳顽泽、廉锡镇，甚至如汪精卫、贝当这样的真实历史人物。

他们学富五车、博闻强识，怎会真的不懂得护国安邦惩奸恶之大义？

他们有恒心，有毅力，也曾为革命工作出生入死，但为何最后要叛国通敌呢？

因为他们失去了希望。

认为革命永远也不会成功，任由利益侵蚀自己脑海中的理想。

在看不见光明的道路上，他们已经提前替自己的国家举白旗投降了。

这样的人是可恨的，他们背叛国家、出卖同胞；

但他们也是可悲的，再多的学识、财富与地位，都藏不住自己内心的懦弱和恐惧。

摧毁一个国家最彻底的方式，就是摧毁国民心中的希望。

而若一个民族连自己的语言都被剥夺，连「希望」这个词都要由侵略者的语言表达，又何谈解放呢？

所以语言学家们才会冒着生命危险编纂词典，所以韩国才会成为二战后罕见的完整恢复了本国语言的殖民地国家。

编纂字典，就像是夯实地基，是普及民族文化的基础工程。

那么回到文章开头的话题：

《新华字典》能拍成电影吗？当然能。

日本的《编舟记》赞美「将一件事做到极致」的职业精神；

韩国的《词典》是爱国者抵御殖民者文化侵略的武器；

而《新华字典》则是新中国文化百废待兴的建设起点。

1949 年建国之初，市面上的字典以文言为主，收录的意义、注释和例句都是文言，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和普及。

于是在 1950 年，时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先生连同语言学家魏建功、萧家霖二人共同组建了「新华辞书社」，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用三年时间成功编纂出了中国辞书史上第一本完全用白话释义的字典。

其中的坎坷经历此处省略一万字……

自 1953 年出版以来，《新华字典》历经 10 余次修订，重印 600 多次，总发行量逾 5.67 亿册，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

为新中国的扫盲工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字典的编纂只是起点，知识的普及才是真正目的。

一种语言只有让更多的人掌握与运用，才能焕发无限生机。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而流传至今，靠的绝不仅仅只是个别文化领袖，而是整个民族的流传。

但正如柳代表所说：

“比起一个人走十步，十个人迈出的一步更大。”

在这为国家命运而前进的步伐中，不存在高低贵贱。

逆流而上的人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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