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梦遥

采访｜谢梦遥 单琦

编辑｜张薇 季艺

摄影｜尹夕远

那件事

那不是一张完美的脸。尽管有粉底遮掩，你仍能看到其中的瑕疵。现在，面对手机直播镜头，那张脸荡漾着微笑。是的，容颜纵然有变，友善、得体、温文尔雅，这些特质从未离开过俞灏明。

他一直抗拒直播。但他的宣传“网红”（这是他给她起的外号）要求他这么做，他妥协了。要命的是，接连两场历时数小时的直播中，他需要与主持人的口水问题周旋，提供急智但缺少实质信息的答案——观众就是喜欢看，但他不喜欢。“得演，感觉也不会特别走心。”他后来对记者说。

这是2016年11月19日，俞灏明被采访排满了。明天，就是他出道9周年的歌友会。那将是个大日子。这是作为歌手出道的俞灏明最近6年来的首次歌友会，准确地说，自那件事以后。

那件事。一般而言，生活中没有旁人会主动触碰那件事，即便在那个名为“13群”的微信群组里，由快乐男生比赛而结缘的13个人无所不聊，但关于那件事，从来没有人提起过。“完全不会。”谈到这个话题，王栎鑫收起来一贯的嬉皮笑脸，严肃地对记者说。

采访是例外。但凡有些深度的采访，话题兜兜转转，总会绕到那件事上。

第三波的采访来了，与前两场互动频繁的直播不同，女记者用一种深沉的声音提问。嗯，不用“演的”、“走心”的那种采访。俞灏明收起了之前的那种浮夸状态，他把手托在下巴上，认真地听。

“从你的微博来看，你好像不是很注重外表的人。”随着访谈深入，女记者抛出了“鱼饵”。

俞灏明没有咬下去。“没有，我也很注重外表。”

这个回答似乎打乱了记者的节奏，她略显慌乱地接话：“我说的是很自然地出镜，不会做太多的修饰什么的。”

“我觉得更加懂得的一个道理是，你的魅力，不在于靠你的衣服、你的发型，或者是你的妆有多好看，而是它真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东西。”俞灏明说。

话题转向它处。但不久又开始向那件事进发了。“你经历了别人这一辈子都可能不会经历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你以后想找人生伴侣，会不会让你有些不一样的要求？你可能会要求她特别理解你，或者她特别懂事、特别成熟？”

“不需要，不需要。”俞灏明解释，“精神层面上，我是希望能够跟她互相追逐……”

他始终保持礼貌，没有任何不悦神情，其实对于很多问题，他知道其后的指向是什么。曾经有一个阶段，所有的采访都会反复追问那件事的过程与感受，他一遍遍地回答，“我基本上都是在接受、接受、接受，那时候我没有想太多，问就说，只是说你能不能问到这样的一个点而已。”

后来他感到厌倦，不再回答这类问题。他觉得生活该往前行了。在采访中，问题仍会以旁敲侧击的方式接近。只要问，他还是会回答的，拒绝是他不擅长的事情。他知道，他不可能完全隔断那件事。

那么，生命中出现了那件事，是一种什么感受？一个最浅白的例子是，再看那些主角命运多舛的悲情电影，俞灏明会感到戏剧性减弱，“他演的这一段，跟我的经历有点像，我感觉我能够演得比他更好。”他真的会想，如果自己的故事拍成电影会是什么样子。快乐男生的比赛，应该是那部电影的片头吧，那是他与演艺圈的开始，“最难忘的经历，”他总结说，“顶过了所有的压力之后，全都是鲜花跟掌声。”

那场比赛已经结束10年了。他承认，不可免俗的，他有时会在微博搜索他的名字，点开当年出道之初的一些视频。他承认他是念旧的人。他记得他唱过的那些歌。

9周年歌友会现场，屏幕闪回俞灏明出道初的照片

10年前

那是一张近乎完美的脸。“各位评委好，我叫俞灏明，我走的是偶像派路线。”

所有人都笑了。舞台上的这个家伙，还不到20岁，从初中、高中到大学，他一直是校园里最受欢迎的男生人选。他对帅有着格外的自信。他知道他的定位。

他从小有明星梦，三四岁就站在家里板凳上，把它当作舞台唱歌，看到电视也会说，“我以后也要当明星。”回头看那年的选秀，他心中充满感激，“如果说我不做这事情，我做不了其他事情。”

直至现在，他记得站上那个舞台时，所有的紧张感和不确定感。住在节目组特地为选手们打造的梦幻城堡里，父亲来探班，问他：“孩子，你还能顶得住吗？”“我顶不住了。”他直接说。

那是2007年，选秀比赛造星的黄金年代，当时尚一枝独秀的湖南台推出了第一届的快乐男生。天时地利都在。那场比赛有各式各样的男孩，他是乖巧、甜美、没有侵略性的那型，惹人疼爱。他跟随着复杂的赛制，走到最后，虽然没有进入三甲，但并不影响他的人气蹿升，他的粉丝群体自称“芋头”，管他叫“国民弟弟”。

短短一个夏天，他就从素人成了偶像。他切实感受到做明星的滋味，反而是在比赛结束之后。当他去天娱北京经纪公司报到，刚下飞机，就见到疯狂的粉丝挤爆了接机厅。之前，他都是通过网络看投票数，始终对于自己的高人气不自信，“但是我那天就真的一下子感受到了”。

怎么才是偶像该有的样子，他自己在揣摩，经纪人、助理、周围的人也在教他：“不能跟粉丝有太多交流，签名不签，拍照不拍。”这样做大有必要，目的是，创造神秘感与距离感。谈恋爱偷偷摸摸的，用俞灏明的话说，那是“高危线”。出去看场电影得非常小心，“包得严严实实的，开演黑灯之后才进去，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就马上走”。一开始，他非常不习惯，但慢慢地，他也越来越看重这些，“我是一个明星，被认出来不好。”有时候难免被认出来，造成一场混乱，但安然无事的时候，他又会隐隐地产生一种矛盾心理，希望被粉丝发现。  

做明星这种新奇感，是一波一波不断在刷新。“从比赛完出来，然后各种节目，连贯顺下来。基本上没有断过。”快男之间都较着劲，比各自的发展，比粉丝的数量，甚至“在一些很小的方面”比，比如某个活动中，“你今天这个灯牌比较少”。

俞灏明冲在了赛道的前面。他很快实现了跨界，被选送去拍湖南台自制剧《一起来看流星雨》。如果你想看演技，那绝不是一部合适的片子，但里面有很多漂亮的脸。对他来说，只要耍帅就够了，基本靠自己发挥。“以前我对偶像剧的那种认识就是一定要酷，有超跑开，穿的衣服好看，场景特别华丽，各方面都是高大上的。”他说。那部片非常火爆，对于看惯了台湾偶像剧的大陆青少年来说，那是来自本土的慰藉。一度，粉丝们用剧中角色“端木磊”来称呼他。

“它能满足我什么呢，可能就只有一时的虚荣心。”他后来想。

他从小是一个非常注意自己形象的人，对装束和发型极有追求。在他成名之初，他会拉上亲友去香港购物，他很喜欢买衣服。接到活动或者节目，他就会事先想着怎么打扮。在演艺圈生存，许多事情身不由己，但至少对于俞灏明而言，帅是可以自行发挥的。2009年，他发了一首名为《我没那么帅》的歌。这听起来像个自信的玩笑。

内心的不安全感随着时间浮出水面。同届快男中，阿穆隆在2010年因车祸逃逸入狱，冠军陈楚生因与湖南台的矛盾而遭弃用。演艺事业究竟该往何处去呢？他有时候会琢磨，但总体而言，他“一直被别人推着走”。

某种程度上，这和他的听话有关系。乖孩子的人设，本就是俞灏明的成长路径。从小出门玩，母亲为他订下几点前必须回家的规矩。他没有经历青春叛逆期，自认为始终“算是比较老实的一个人”。“他很听家人的话，很孝顺长辈。”他的高中舍友，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刘全有说。经纪公司给他的指引，他发自内心地愿意遵守。同期的快男王栎鑫油腔滑调，他一点也不想变成那个样子。

这是一个自认为人生中没有遭遇过挫折的人。唯一的挫折——如果算的话，就是没有考上理想的艺术类大学。他的父亲是个商人，他从小“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及至2010年，很难说在某个领域俞灏明特别突出，他在多个位置上发挥着作用，他是歌手，不断地出演着偶像剧，还成为《天天向上》主持群中的一员。他邀请中学同学刘全有做他的助理。那段日子真是过得飞快啊。

出道的第四年即将到来，属于俞灏明的时间似乎才刚刚开始。

两个世界

那一天改变了很多事情。

2010年10月22日，《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剧组的爆炸意外，令演员俞灏明、Selina遭到严重烧伤。时间突然变慢了，他后来想，所有的痛苦，都被拉长了，放大了。

想看望他的人很多，亲戚，粉丝，朋友，朋友的朋友。俞灏明谁也不想见。快男兄弟中只有张杰见到了他。其他能拒绝的，都拒绝了。

他基本不出门，也没有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低落，烦躁，也不想跟身边的人交流。”他对记者承认，甚至在心底对人生和未来产生某些极端想法，“但是不会说”。

李圣佳是极少数见到俞灏明的人。两人是发小，家族亦是世交。他记得几次去俞灏明家里，“你问他，可能他会答一句，不会很自由地跟你去交流。”

最初那几个月里，他严重失眠，“撕裂的疼痛，灼烧的疼痛”折磨着他。然后，随着伤口愈合，持续经年的瘙痒出现了，“那种痒的感觉基本上无时无刻的（存在）”。有时，他用身体抵住床铺大幅度地磨蹭抵御瘙痒；有时，他拼命地拍打头令疼痛转移瘙痒。

他还要经常回医院做伤疤护理。护士往他的脸上打进类固醇。“一直伸进去，然后再转个弯，再打，再转个弯，再扎。”每次他要给自己做很久的心理建设。

那个偶像剧里开超跑的端木磊不见了。全身烧伤面积39%。面部额头以下的皮肤都是红的，嘴被烧小了，肩胛骨和手臂外侧伤势尤为严重，他的手甚至拿不起洗浴的花洒。刘全有每天帮他洗澡。稍微猛些的水力，都会冲破他的皮肤，刘全有用手遮挡，让减缓的水流自俞灏明的身体滑过。

他想起胡歌经历过车祸的新闻——那个不幸的事故以前对他而言只是新闻而已，现在，他能体会到当事人的心理状态了。那块飘在他头上的阴云更为巨大，“我那个时候所存在的那种不确定性是整张脸。”他说。

脸上的结痂掉落后，他第一次看到那张红色的脸时，“感觉都不认识自己了”。没看到前，他设想过是什么样子，真实的情况要糟糕得多。那一瞬间，没有愤怒，没有落泪，他只是怔怔地想：“我现在的这个样子，有没有可能恢复得跟以前一样？”

出事三四个月后，他基本不再看微博了。的确，上面有很多鼓励的祝福的话，但一看到娱乐圈的动态，再看看眼下，他为自己感到难过。

那么他会想到离开演艺圈，过隐姓埋名的生活吗？不会。也完全不可能。

真正漫长的，是复健的过程。他穿上弹力衣，进行锻炼，每天做连续两个小时手臂拉伸的动作。伤口一次次地撕开。但如果不这样做，疤痕就会慢慢收缩，皮肉连在一起，四肢会像皱巴巴的鸭掌。睡觉时也要戴头套，以防疤痕生长。每天穿这些特定的衣物就要耗时两三个小时。

母亲辞掉工作来照顾他。那段日子有如处在黑暗隧道中，看不到尽头。一切是那么乏味。更糟糕的是，好像看不到成果，皮肤没什么变化。自暴自弃的情绪出现了，他对他的处境产生厌烦，不愿再复健。“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反正就停留在这儿了。”他对父母说。

反常的是，即便说这些话时，他一次都没有哭过。他其实是个感性的人，但事发后，也说不清为什么，就是咬着牙较劲。一听他说不复健了，母亲就会哭。“你别哭了，怎么这么容易哭啊。”他劝母亲，还是一滴泪也不落下，好像有一股力量，把他绷得紧紧的。

他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在如此变故前，所有人都是脆弱的。

俞灏明的父母看着儿子在绝望的峡谷里日渐枯萎。在2011年10月，那场爆炸事故发生一年之后，一家人共同做了一个决定，送他去美国洛杉矶休养。

俞灏明的朋友李圣佳成为陪同者，他小俞灏明2岁，刚刚大学毕业尚未工作。他们在日本人聚集区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两人睡在同一张床上，以便李圣佳可随时照顾俞灏明。这样的相处里，他能够去感受朋友经历的肉身折磨。“他睡在床上大概半个小时，身体会痒，他就很发狂，但他又不可以用力地去抓，他只能是自己去忍，或者叫我帮他去按一下，然后就可以消停半个小时。”

事实上，你可以把俞灏明从上海放到洛杉矶，却很难将消极情绪自动抹除。拯救他的人，唯有他自己。

他对这个异域环境有了探索的好奇心。他们租车把附近都逛了逛，还去到更远的一些小城市。李圣佳感到，仅仅几天时间，俞灏明的话就多了起来。他们结交了一些美籍华人，英语普通话混着交流。对方一开始都不知道他是谁，但即便他顺其自然地介绍他的过往（“因为他们会看到我的脸”），话题也并不聚焦在这里。“我希望我跟他们是平等的。我也是一个普通人，我在你们面前，我不是一个明星。”他享受那种感觉。

可能是刻意屏蔽掉来自另一端世界的信息，他很少玩手机。“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想到其他的事情，每天就玩。”他对记者回忆。

后来他觉得这样下去有些荒废，就报了社区内对新移民开放的免费英语学校。他与李圣佳大概是班上仅有的华人。一次班里聚餐，其他人带来的菜多是披萨或汉堡，他竟用了3个小时，做了道红酒焖牛腩的大菜。

但即便他可以自由地走在大街上，极其偶尔的情况下，也会遭遇到敌意。有次，几个对面走过的黑人看到他的样子，说他是“sick guy”。他没有回应，继续往前走。后来他向李圣佳还主动提起这件事，“黑人也不认识我，那我多自在”。

他甚至浮现了这样的念头：再也不回中国了，再也不回演艺圈了。但那只是一闪念，“钱用完了还是得回来”。

那时微信刚刚兴起，他与李圣佳一起注册了个微信号，两人轮流用，与附近的华人交流。他们与一个女孩聊得欢畅，赶上李圣佳过生日，便邀请她来家中做客。

“我是灏明。”见面自我介绍时，他没用英文名，但隐去了自己的姓。大家聊起各自的经历，女孩突然好像反应过来什么，惊叫道：“你真的是俞灏明吗？那个新闻里的受害者？”

他平静地承认了。话题没在这件事上停留太久，他们很快就聊起了其他的东西。

在洛杉矶期间，他的精神得到了滋养。他每天去游泳，一定要游够1000米才离开泳池。他开始像小时候那样练字了，照着一本字帖描摹。他不再失眠。他吃了很多汉堡包和薯条，胖了10斤。

在美国住了两个多月后，俞灏明决定是时候回中国了。那是场跨年飞行，落地时，刚好是北京时间2012年1月1日，一个全新的开始。不久前，他才刚刚过了24岁。

这场对抗消极人生的战争，看起来，俞灏明要获胜了。

回到现实

9周年歌友会进行中。台下很多人在哭。这并不是一场大型演唱会，但500人场地挤满了俞灏明真正的粉丝。那个偶像又回来了。

对大多数人而言，初识他时，他是个不及20岁的少年。这期间有10年之遥，有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无法触及，有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劫后余生。

在记者采访中，几乎每一个粉丝都提到，在2013年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看到俞灏明复出时，在电视前感动流涕的样子。讲起这些年俞灏明的经历，眼泪在她们的眼眶里打转。基本而言，粉丝对于偶像的描述都是千篇一律，但俞灏明的粉丝不同，他的故事如此独特，而她们是见证了这一切的人。她们纷纷承认，他是一种精神寄托，绝地反弹的绝佳例证，能够为自身人生最困顿时期提供鼓舞。

“他的眼睛特别亮，像星星一样。”“他的手是我见过男明星里最漂亮的，像玉雕的一样，又白又细，又直又长，还干净。”关于他身体的哪一部分最吸引人，仍能在粉丝中引起一场辩论。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这是这么多年他们首次近距离接触俞灏明。

爆炸烧伤给他的手带来了难以消褪的伤痕

“刚开始哭是因为不知道他受伤什么程度。再后来，反正对于我个人来说，哭的那个点最初的时候就是因为手。”说到这里，一位粉丝的眼神黯淡下来，“你可以找他以前的照片，真的非常漂亮。但是自从受伤之后，怎么说呢？真是特别可惜。”

很多人都说，不再把他当成偶像，而是青春时期的陪伴。“现在看他就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爱红不红。但是不红，我们觉得也无所谓啊。”

不红，这就是他现在的状态。吴亦凡、鹿晗等“小鲜肉”——他出道的年代还没有这个词，继承他的命途，成为炙手可热的少女偶像。俞灏明不红了。然而，这个事实需要与他的整个事业生涯放到一起谈才有意义。走到这一天，他准备了很久。

从美国回来后，俞灏明又用了半年疗养。在2012年下半年，他终于启动工作，接拍电视剧《爱在春天》。剧组为了保护他，为他配备两个保镖、两个助理。他被动地接受所有安排。然后是年末的正式复出，他戴着黑色手套遮挡伤疤，唱了影射他伤后坎坷心路的新歌《其实我还好》，引爆了大量媒体关注。从前做明星的那种快感，好像又回来了。

“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好像是挺厉害的。”他回忆，“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把我抬高了。”

复出最初的喧嚣过后，现实法则开始生效。在娱乐圈，成功本来就是个小概率事件。一直成功，不断向上，更是难上又难。

尽管面容和皮肤得到很大程度的修复，但不可否认的是，俞灏明不是当初那个年轻小生了。《爱在春天》的口碑平平，他之后拍了几部片，但要不没有上映，要么回响寥寥。有一个片子，他曾经极为接近那个角色，却在最后一刻被放弃了。他吃过“君子协议”的亏，从此所有合同事项一定要落到纸面上。他换了两任经纪公司。

2015年他在期待中重回《天天向上》，但在主持群中他的重要性大幅下降，就连他自己也感到，“不太能胜任主持人这样的一个工作”，有时候一整集他都没有插上几句话。

如此半年，对方先是短信告诉他，节目因收视下降可能要调整，要加入更多90后的面孔，那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自己要被砍掉了。又录了几期，那个清晰又冷酷的信息正式来了，他与《天天向上》的缘分结束了。

他能敏锐察觉到人际交往中的一些细节变化。“私底下的聚会、饭局上啊，你会遇到很多比你牛逼的人，比你高度要高的人，而你去跟他们聊天相处之后，我是切身有体会到那种受挫或者是自尊心被伤害的感觉。”还有的人，突然就不回短信了。离开《天天向上》似乎是人情冷暖的又一个例证。但回顾这件事时，俞灏明站在节目那一方，称这是改版必须做的割舍。他还强调与汪涵等人的兄弟情谊。事实上，俞灏明没有举任何具体的例子，记者的几次求证他都予以否认。

对于际遇反差，他有过愤愤不平，也曾在朋友圈隐晦地抒情。但当一个又一个讯号抵达俞灏明，他接受了这个事实，自己不再是做选择的一方，而是被选择的一方。总得找一个方式来结束追问，他把很多懊恼归结于“复出得有点匆忙了，还没有想好到底要怎么样”。

那么，他还有什么宏大愿景吗？他想象过40岁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他承认他没法去想这些事情，“现在都是变化来得比计划还快。”他的身体被永远改变了。他对人际关系有了审慎而悲观的看法，也愈发宽容了。他过了29岁了。男孩，变成了男人。

“你特别用心，特别希望得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可能不属于你，但是真正属于你的东西，当你慢慢耐心地去等待，它自然就会来到你的身边。所以我觉得平常心很重要。”在那场歌友会的最后，他环顾全场，对所有人说。

那天他完全没有提过“那件事”，也没有唱《其实我还好》。

俞灏明与粉丝分享他的感受

告别偶像

歌友会只是插曲，更像是对粉丝与30岁之前的自己的一场交代，其实那前后的半年时光，俞灏明都是泡在《那年花开月正圆》剧组里。

重要的改变在发生。他说，他对主持的兴趣已经不在了。他甚至指出，音乐也不是他的最爱了。他的兴趣转移到如何成为一个演员。“如果说要走演员的这条路的话，你的姿态、你的心态得重新去调整，不是说你演所有的戏就必须得奔着男一号去演。”他称他的心态也在调整着，变得愈发的谦卑。“如果调整得不好，那可能抑郁症又很容易会出现。”

平时没戏，他也不回北京，懒得回去。他的心变得非常静，没事在房间里看看书，最近刚读完太宰治的《斜阳》，接下来准备试试木心的诗。他还延续着疗伤期间养成的习惯，用毛笔抄写经书。他低调地在做这件事，没打算告诉剧组任何同事，他知道他们会说他装腔。

他不断开发着生活的乐趣。在何润东的带动下，他每天健身。最近还迷上了胶片摄影，他喜欢那种不是当即就能见到所拍图像的期待感，“整个过程会变得比较有乐趣”。有些夜晚，他也会自我陶醉，点上一根雪茄。圣诞节的时候，他在房间摆上一棵圣诞树。

只要有不错的新片，他就跑去电影院。有时戴个口罩，有时什么都不戴。

从前可是包裹得非常严实的。“自从经历了那个事故之后，他更放得开了。也不是说是毫无保留吧，但就比以前的话，我感觉他整个人好像都更轻松一点。”朋友李圣佳说，“我相信他已经接受现在的自己了。”2016年俞灏明现任助理结婚，他跑去湖北一个小县城参加了婚礼。

“你们可以认定我是偶像，但是我是想要往敬业的一个演员方向去发展的。你们可以给我任何标签，我都无所谓，但是我就不要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俞灏明说。

看得出，他很想做个好演员。他候场时不碰手机，总跑去导演的棚里回看表演。他会下功夫研究剧本、台词。2017年的春节他都是在无锡片场度过的。因为做这行需要充分的感受力，他就是“想感受一下过年自己在组里的那种冷清感”。

最近，很少表扬人的导演喝了点酒，在剧组的年轻演员面前点名表扬他：“你们演戏啊，还是得要有节奏，要去想怎么样层次丰富起来。你就看灏明，他这场戏……”他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在采访中，有俞灏明的朋友尝试向记者指出残酷的现实法则，失去了靓丽的女星未来的路难走得多，而男人的容貌没有那么重要，还可以做实力派，这是整场不幸事件中的一丝万幸。

但不要忘了，另一条现实法则是，努力的好人未必成功。尚未播映的《那年花开月正圆》，能否得到观众认可还是未知数。俞灏明至今缺少具有说服力的作品。

“你作为一个看客，看到我桌面上的筹码，相对少的时候，你会认定他很快就要输了。但其实我心里面，我没有这么认定。”俞灏明说。偶像只是一个娱乐符号，评价标准在旁人，对俞灏明来说，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我是谁，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在劫难之后如何守护内心的秩序。

那场事故的赔偿仅相当于他一两部片的片酬，没有人遭到刑事处罚。自始至终他从未指责过谁。他表示不接受——他没有用“不原谅”这个词——《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导演陈铭章的行为。他认为他没有做好现场把控，事后也不够真诚——第一次道歉被他父母拒绝后，就再也没来过。但俞灏明不是被怨恨驱动的人，倘若与陈铭章在别的场合见面，他承认他想象过那个画面，他愿意上前打招呼，但不会微笑。

“我们整个家庭都不是咄咄逼人的那种人，我们也没有说，我因为这部戏承受了这么大的伤害，我以后的这个事业是不是你们得多帮我呀。”俞灏明说，“面对一些曾经伤害过我的或者是跟我有点那个隔阂的人，我还是会表现得很得体的。”

对于那场爆炸，曾经有一个阶段，他试图掩饰他的恐惧。对于能不能再拍爆破戏的假设——实际上他至今没有拍过，他会硬着头皮说，没关系，可以拍。别人听他这么说，会夸奖他，“越夸我，我越虚。”现在他会承认，心理阴影一直都在，未来就算遇到爆破戏也会避开。爆炸视频被当时的助理刘全有拍下，俞灏明以前的手机里也存着一份，但他从来没有点开看过。

他逐渐认识到，不敢正视自己的恐惧，才是更深一层的恐惧。“这是人性嘛，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就应该说出来。”俞灏明说，“我觉得坦荡承认（恐惧），对于我来说是更舒服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不用再承担那样的一个压力了。”

粉丝往往视偶像如英雄般的存在。一个偶像，怎么能承认自己的怯懦呢？当俞灏明决定做自己，他可以。

关于这个人的故事，需要再重述一遍吗？也许需要。一个偶像遭遇突来的不幸，挣扎，煎熬，然后去另一个地方找到了新生。他回来了，重燃热望，却被现实慢慢消耗，于是他决定放低期待，与偶像的人设告别。

但是，等一等，如果你仔细看，这故事的逻辑里有些裂缝。心理危机去了趟美国彻底解决了，这像只存在于电影里的转折。关于那场悲剧，他对于导演似有微词，但对更多的利害关系者未曾置喙。他低调地结束了与烧伤儿童救助机构“烙印天使”的合作，理由是项目过度商业化，这似乎缺少足够说服力。偶像的记忆，那么甜蜜，烧伤的标签，如此苦涩，两者真能波澜不惊地共处吗？

《时尚先生》写过俞灏明的故事，他一点也不喜欢，他认为把他的状态表达得过于消极了。在无锡拍戏期间的一个休工日的上午，他素颜坐在记者对面，讲起了他的故事。一开始是快问快答，但当进入往事，他的叙述节奏慢了下来。这是他第一次和媒体讲了这么长时间的话。那天他邀请记者午饭，并一直聊到了天黑。然后是第二天，第三天。很多敏感的、约定不能说的，他也谈及了。

最近的一个午后，俞灏明与剧组朋友聊天。一个演员遇到情感困扰，于是大家开导他，纷纷讲起自己的辛酸史。有人说起自己曾破产，落魄到买不起火车票去参加授业恩师葬礼的故事，俞灏明听哭了。于是，他也参与了分享。在自己人生中最痛苦的阶段，即便对最亲近的人，他也极少倾诉，但这次不同。

就算不是首次，这也是为数仅有的几次，他在私下场合主动谈起那件事。许多人一生中经历的所有危险，加在一起也不过如此。

“我都经过这么大的事情了，这个东西还是你自己心态的问题，能有多大事啊？”他说。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刘全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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