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子:我从不怀疑真实的东西会变成谎言-常识-八卦帝

弦子:我从不怀疑真实的东西会变成谎言

常识内地女星 2020-12-24 10:00:20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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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孬孬咸鱼

采 | 香蕉孬孬

编 | 不觉

2020年12月2日，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晚上11时54分，弦子走出海淀区人民法院，用颤抖的声音告诉等在法院外的人群：“我们今天庭审的结果是休庭，我们申请了三位法官回避，以及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我们会再次申请公开审理和朱军本人到庭。这就是我现在可以和大家说的信息，谢谢大家！”

12月5日，《常识》采访到了弦子，与她聊了聊提起诉讼以来的经历。与此前走出法庭时的激动不同，弦子还在努力消化着庭审带来的压力。事实上，采访本应在前一天晚上进行，但距离采访时间还有两小时的时候，弦子发来了微信：“很抱歉，但我今天状态实在是很差”。

原本约定的采访开始前，弦子发来微信，推迟采访

（图源：孬孬）

由于庭审要求，弦子无法透露任何关于庭审的细节。采访中一连串无法回答的问题，连同着庭审带来的情绪，加剧了弦子的焦虑，让她“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弦子的焦虑并非空穴来风。11月23日，海淀法院突然通知开庭，弦子要在十天里再次理好这两年的证据，联络出庭证人，准备自我陈述……而这次庭审距离第一次庭前会议，已经过去了两年。

2018年10月22日，海淀区人民法院就“弦子起诉朱军人格权纠纷”立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海淀区人民法院从未向弦子解释，为何等了两年才开庭审理。弦子在18年初患上的肠胃炎也因为焦虑而再度发作，她没有预料到，当天的庭审会持续十余小时。

但庭外坚持到深夜的人们给弦子带来了意外之喜。开庭前她在微博上只收到了七八条私信，说要到现场支持她。庭审当天，到场的陌生人们坚守到了深夜，井然有序地开展了一次次别样的互助，他们也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弦子的朋友”。而这，也是弦子一直以来的倡导：“对于性暴力事件，我们可以行动起来。”

弦子这两年的经历也在印证着这句话。刘猛案、上财案、深圳小强案……她参与了多起性暴力事件的援助，也从一名发声者，变成一名行动者，更因此结识了许多天南海北的朋友。开庭前，这些朋友曾为弦子制作了一条鼓励的视频。弦子由衷地感谢这些朋友：“有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才有公开发声的机会”。这也正如她的微博名——“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回到自己的案子，弦子希望自己可以成为“Me too”中的一个坐标，让人们关注“Me too”与后续的性别暴力事件。比起“弦子是不是女权主义者”的身份争论，弦子更想在实践中践行女权。行动的力量，是她这两年最深刻的感悟。

即便面临压力和焦虑，弦子也做好了准备。庭审的结果对她而言，是一份能被留在历史里的答案。所以即使当下遇到了挫折，她仍坚信真相依然是真相，不会改变。即便是输，她也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让更多人投身于反性别暴力的战斗中。

2018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将“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增加为民事案件案由。在2019年1月的第二次庭前会议上，弦子与其代理律师曾向海淀法院提出了“更改案由”的申请。但弦子称“直到此次开庭时才知道申请被驳回了”。

在我们与弦子最后就报道核对事实时，朱军两年来首次对外发声。

12月21日，微博账号“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发布《推开K127那扇门--朱军“性骚扰”案真相调查》一文，文中引述大量来自“警方笔录”的细节信息，声称弦子微博所说同“私下与警方笔录里的描述却出现诸多差异”，警方的DNA检测结果显示“未在衣物中发现除弦子之外第二个人类的DNA”。

该账号并未说明所引述的“警方笔录”来源。按照相关法规，刑事卷宗只有辩护律师或其他辩护人才能查阅，私下透露刑事卷宗属违法行为。该账号还表示其进入了位于央视大楼的事发化妆间，接触到核心目击者，并且“间接”采访到了朱军本人。朱军在采访中称自己因“纪律要求”不能回应，表示相信法律，又指自己身为公众人物不可能在半公开场合性骚扰他人，“这纯粹是污蔑”。

12月22日，朱军转发此文，转发里写道：“我希望，毫无证据的就给人处以私刑，到我为止，不会成为社会惯例”。

朱军首次回应

（图源：朱军微博）

“朱军首次回应”的话题一度攀上当日微博热搜第3位。而12月2日庭审时，没有任何与庭审相关的话题登上热搜。国内媒体中仅有《财经》杂志一家报道庭审，报道发出当天便遭删除。12月4日，《北京青年报》发表对弦子的专访，报道很快也遭删除。此前《财新》杂志等媒体曾报道此案，但也遭撤稿。

12月22日，弦子在微博表示，庭审中，己方申请更换案由、调取父母笔录、重新检验衣服DNA、调取央视走廊监控的申请均遭驳回。所有证据14年时均已被拿走，“一切都不同意再出示给我们”。

弦子随后在微博公布了一些案件细节。18年弦子公开发声后，曾有一名04级师姐转告，她也曾被朱军“动手动脚”，愿意出庭作证。带弦子进化妆室的实习生，朱军方提供的证词称其当时不在北京，但卷宗中的监控截图显示该实习生与弦子一同出现在央视走廊。朱军在笔录中承认，对初次谈话的弦子说“长得像他太太”。

就刑事卷宗疑似被泄露一事，弦子也提出质疑，指出“有非当事人、当事人律师身份的人，以完全非法的方式，完全泄露了我们的笔录、并对最核心的事实进行篡改造谣”。希望海淀警方能追究责任，“究竟是谁将刑事卷宗的机密信息泄露给某自媒体，并造谣生事”。

弦子表示，“既然卷宗内容已经被公开，关于卷宗其他被造谣、泄露的部分，我会在之后继续坦白”。

以下是弦子的个人口述。

“大家在给我拍照，我可不能哭”

11月23日的时候，我的律师突然在微信上告诉我，要开庭了。当时我很焦虑，好像在打仗一样，觉得没有时间准备。

期间律师一直在帮我准备材料，包括写自己的个人陈述、联系证人、通知证人到庭，还带着我去法院，又看了一遍第二次庭前会议的材料和过往的卷宗。我还联系了之前一些案子的当事人。因为我意识到这件事中文媒体可能没有办法发出报道。所以我们要自己想办法告诉大家，“Me too”的一个案子要开庭了。

开庭是很沉重的事情，但我不希望它变得很沉重，我希望大家能聚一聚。尤其今年“Me too”已经两年，而且也到年底了，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所有人都放在公众面前看一看。所以当时我问了一些跟我关系比较好的、一直有联系的当事人，愿不愿意凑在一起，让大家在一个视频里看到我们。

我觉得这是一种纪念，大家没有办法从天南海北赶来聚在一块，但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像总结回顾一样地热闹一下，其实就是一个线上聚会。我希望他/她们把对我想说的话，还有对“Me too”想说的话都说出来，让大家看到两年里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们这个案子是非公开审理的，但其实我们很反对非公开审理，于是我们就制作了一张海报，希望把开庭的时间告诉大家。如果有更多的人来的话，我们也可以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不光是我的案子，当你愿意去声援某个事情时，我们可以去转发，告诉大家：你做这些事情时并不是孤单的，我们也可以做得很好很漂亮。

“欢迎记者、朋友们到场支持”的海报

（图源：弦子微博）

开庭那天是花花陪我一起去的法院。中午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她和我说做了一个“必胜”的横幅，但那时候她还没拿出来给我看。我说这也太像伊藤诗织了。花花说像不要紧，大家本来都是在“Me too”，“Me too”本来也是个统一的口号，像也是一件很好的事。

我开玩笑说，如果性骚扰这个案子输了的话，下次打名誉权的时候就给我再拉一个“屡败屡战”的横幅。如果再输了的话，就再打一个“海淀常客”。

到了现场我就被大家围了起来。当时我还挺慌张的，正在想要和大家说什么的时候，突然就听到一个声音说“接着”，然后就天降了一个东西到我手里。拉开才发现是花花给我的“必胜”。横幅还挺长的，我当时一直在努力撑直这个横幅，心里想“大家在给我拍照，我可不能哭”。

网友自发将弦子与伊藤诗织拼接在了一起

（图源：《弦子和她的朋友们，1202海淀法院声援纪实》）

本来我是一直在忍着的，但后来看到一位叔叔后就一下子哭出来了。

18年第一次庭前会议的时候我就看到过那位叔叔。他女儿在童年时候就被性侵过，所以他一直很关注我的案子。这次叔叔也是特地从外地赶过来。当时他离我很近，喊了句“正义”还是“要一个公道”，我循着声音就看到了他，然后就过去握住了他的手哭着说“叔叔你也来了”，叔叔也跟着哭了。当时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还挺难过，因为他也在很艰难的处境中，但他还是把我的案子看得这么重要，特地从外地赶来支持我。我很感谢他，也为我们共同的处境感到难过。

我的肠胃炎复发了

18年春节时我得了肠胃炎，当时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上吐下泻，肠胃变得非常差。后来一直在吃药，过了一段时间就慢慢变好了。这次开庭前5天，可能因为焦虑，我的肠胃炎又复发了。但开庭那天其实还好，因为一天都没怎么吃东西，就喝了一瓶水，所以没什么机会上吐下泻。

开庭前我们在海淀法院旁边的一个咖啡馆。本来我点了一个松露奶油饭，但是那天有很多朋友从外地赶来，我不断地和他们打招呼，饭就凉了。后来朋友又帮我点了一个三明治，逼着我吃了下去。我没怎么吃就去开庭了。到了之后法院要求我存包，包里吃的东西也没让我带。那天庭审了十多个小时，但中间是不允许我们吃东西的。我事先不知道会有这种情况，我的一位律师朋友也说，十个小时不吃饭的情况是很少见的。中间我就吃了一块巧克力，喝了律师给我的一瓶水。开庭时我申请去洗手间，法官起初并不同意，后来律师表示我有肠胃炎后他才同意。

其实那天最难受的还是低血糖。庭审了十几个小时不能吃东西，一直在消耗，到后面的时候就低血糖了。中间有20分钟的休庭，我还趴了十几分钟。那会就是很难受，难受到觉得自己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又饿，又肚子痛，还低血糖。

庭审结束时，我脑子里第一反应是律师好厉害。然后想到外面肯定还有朋友在等着，就赶紧问律师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庭审中间我有一阵特别困，但后来我们所有申请都被否决的时候，我就一下子气精神了，所以我走出去的时候还挺精神的。

庭审结束后已是深夜，走出法院的弦子来到等候在庭外的人群中，向大家表示感谢

（图源：水印）

出来的时候，大概有10个法警跟着我们，我也没时间打腹稿，或是跟律师聊一下，而律师不愿意也不能接受采访。当时我还沉浸在庭审里，很难说有多高兴，但走出法庭时我还是很震惊的，完全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尤其是很多人上午就在。当时其实很感动、很激动，我们终于休庭了！因为开庭很不顺利，这几天都是喜悦和沮丧交织在一起，高兴的心情没法调动出来。但感谢大家是一定要抓住那个机会说出来的，所以我就说：“感谢大家，我们是一个有社会影响力的案子。”

快要散的时候，有两个30岁左右的男生来找我，说他们知道我是武汉人，然后就用武汉话跟我说“老乡，加油”。还有一个戴着猪面具的男生，上午开庭前我对他印象就很深，晚上他又出现了。他还送了我一瓶红酒。我当时和他说我不会喝酒，他说一定要庆祝一下，让我把酒拿了回去。而且他很体贴，把酒递给我的时候还说这个酒很冰，不要冻着你了。现场还有女生在送我花，还有女生送了我一本民法典。我还看到了我的大学同学，她当时情绪很激动，跟我抱在了一起。

戴着猪面具的男生送给弦子的红酒

（图源：弦子）

这次现场的帮助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如果能给年轻人空间，认同他们和他们展示的方式，其实可以展现出他们非常优秀的为人和非常高的素质。平时在网上，我也能看到很多人会为一个与自己没有关系的社群去说话、做事情。比如在跨性别群体被攻击时，有很多女生会帮他们去发声、做科普。愿意在网上这样做的年轻人，当他/她投身于实际生活时，他/她也会表现得很好的。

所以之前我也跟大家说，把这次开庭当作一次聚会。只要让大家聚在一起，互相帮助，共同发声的力量其实马上就会呈现出来。

请从行为评判我

19年时我认识了伊藤诗织。她的经历其实是一个更残忍的个案。如果换作我的话，可能没那么大的勇气站出来。但当时见到她的时候我感觉到，她也是一个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子。她喜欢喝好喝的咖啡，吃饭时不喜欢吃酸的东西，很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去酒吧喝酒，或者去逛北京的胡同。我感觉她和我们见过的其他很多的当事人一样，大家都是年轻人，都喜欢玩，不太喜欢生活中从头到尾都是沉重的东西。

这个对我来说其实很重要，因为大家在个案外还有自己的生活。并不是说伊藤诗织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就得一天24小时投身在女权运动和倡导中。人应该有自己的空间，应该有机会去玩、去做。我们也是这样，应该及时走出来而不是被击垮。也就是说，个体不要被那些宏大叙事给绑架，在此过程中，你还是要保留自己快乐的权利。这其实也是一种坚定，一个人如果没办法对自己坚定的话，他/她也没办法去维权的。

2019年7月，伊藤诗织带着纪实作品《黑箱：日本之耻》在北京与读者见面

（图源：《伊藤诗织：MeToo后这两年》）

我两年前曾在微博上说自己不是个女权主义者。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我也不觉得有人会因为我不是女权主义者而被冒犯到。就像我不能问性别暴力的当事人：你是女权主义者吗？你不是的话那我就不帮你了。我觉得当你在行动上已经践行了女权后，再去社交媒体上说自己是不是女权主义者，这更多是线上的意义。而且现在微博上对女权的讨论是很狭隘的，比如可能女权主义者不能结婚。

在表达上，我可能会说自己是一个愿意践行女权的人，但我可能不会给自己加任何的预设。在网上进行政治身份的活动时，别人总会对你有个预设，但我不想有这样的负担，也不希望大家对我有预设。大家从我在说什么、做什么去判断我是什么样的人就够了。

虽然身份也很重要，我也知道如果我说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可能对运动来说也挺好的。但个人还是有个人的选择，不是说一个事重要，我们就一定要去做。如果有人要因此批评我的话，我真的无所谓，也愿意去承担这个批评。我也很难相信一个人说自己不是女权主义者，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特别是当她已经做了很多，已经在践行这件事的时候？所以我保留不给自己身份政治的权利。

我是“Me too”的一个坐标

我的微博叫“弦子与她的朋友们”，也是因为有这些朋友们的存在，有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才有公开发言的机会。这些朋友让我觉得，做很多事情是有意义的。很难讲我和这些朋友之间具体是谁影响了谁。我们可能又像朋友，又像战友，大家可以一起成长。虽然很多朋友对我来说都是很广泛的、未知的个体，但我依旧可以与他/她产生情感羁绊。这种羁绊的关系是很特殊的，它会促使我们都为了对方而去做些什么，都愿意向前一步而去遇到彼此。

我对自己的微博还是一个比较松弛的定位，它其实是一个我自己说话表达的地方。有时我也会觉得，自己有义务去说一些别人不愿听到的话，不管是女性议题还是“Me too”议题，都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的。微博对我而言时刻是一个反省与挑战：你会不会因为关注而让自己的表达受到限制？或是因为关注而忘记自己表达的初衷？这都需要时刻观察、反省自己。

我微博很大的意义就是，让大家看到了当事人，让大家保持对“Me too”的关注。不管是“Me too”，还是性别暴力议题，还是18年时站出来的那些当事人，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平台，让大家能时刻记住我们，记住“Me too”中那么多当事人站出来过，记住“Me too”从18年到现在都没有停止。告诉大家关注性别暴力，关注网上被性侵当事人的发声。

即便过去了两年，“Me too”仍是弦子微博中的重要话题

（图源：弦子微博）

这两年我最大的变化是对自己和对别人，都变得更加宽容了。因为网上的发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Me too”中你关心的是广泛的社群和特定的议题，但是当你真正做某件事情时，你要看到一个人具体的处境，然后理解他/她的处境。但很多话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你能对个体有多少的耐心和理解？而且在自己已经拥有一定影响力的情况下，该如何反思自己的责任？这些都让我对很多事变得更宽容，并强迫自己去理解所有性别暴力当事人的情境，尊重他/她的选择。

现在有必要和别人争论的时候确实没有那么多了。如果没完没了地解释的话，那就证明你特别在意这件事。比如说你是境外反动势力，我该怎么澄清？这样的争论本身也没意义，而且不是一个健康的争论。而且这其实是在强化对方的逻辑和话语权力，这并不是在捍卫你自己。

如果我解释的话，那其他当事人是不是也要这样解释？这就会变成一种叙事：只有你符合这些人的标准，你才有资格去维权，去保卫自己的身体。但现在的网络没办法让我针锋相对地讨论，可能会变成一场更大的骂战。我能做的就是不去迎合他们。不是每抛出一个质疑，我就要去自证。因为我坚信，其他性别暴力的当事人也不需要被他们拿到放大镜下去判断，到底有没有维权的资格。

我觉得“Me too”在网上还是需要一个坐标的。就算我的案子结束了，“Me too”也不会完，还会有新的性别暴力案件。我觉得“Me too”并不存在一个最重要的，或是最不重要的个案，它是一个要继续下去的工作。我希望自己的案子结束后，关于“Me too”的讨论以及我们对“Me too”的期望并不会结束。

个案行动中的公共倡导与情感陪伴

关注我和其他朋友们的人会看到，这两年我们其实是在告诉大家：对于性暴力的事件，大家可以行动起来。

上财案[1]是我这两年里印象比较深刻的案子。当时我们在40多小时里做了很多事。我们除了陪这个女生去报警，还帮她与学校交涉，直到学校开除了当事人。还有就是深圳的小强案[2]。和上财案不同，这件事是很多网友和我们一起参与的。当时有一个微信群，网友会在群里主动问“现在是什么情况？”“事情有没有进展？”他们还会号召大家募捐，帮忙凑一下律师费和诉讼费。有时我发一条微博，他们会@ 所有能找到的博主来转发。

从上财案到小强案，有越来越多的人从线上到线下去进行志愿行动。我觉得小强案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通过号召和在做的事情让大家知道，除了被动关注性别暴力、等待消息外，自己还可以做很多事情。你能在网络上吸引到与你有相同想法的人，大家会互相影响。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开庭会有这么多朋友来。

这一次开庭我印象也很深刻。开庭前，何谦、jingyao、上财的小K，还有很多人都在帮我录视频、录音、拍照。这也是一种行动上的支援。之前他们都是某个案件的当事人，但现在他们也变成了相信自己可以行动的人。这其实就是很多个案在长时间积累后的一种改变。

开庭前，朋友们为弦子制作了加油视频

（图源：弦子微博）

而越是典型的案例，也越有公共倡导的价值。比如像之前摇滚圈弹簧刀乐队的案件[3]，摇滚精神不是性侵犯的借口。比如上财案，它是一个证据确凿的案件，不开除的话说不过去。我们当时就是有这样一个具体的诉求，因为这可能为后来的高校处理做表率。

当时接触到梁岗案[4]是因为发声的女孩被派出所抓起来了，她被梁岗投诉成境外反动势力了。后来这个案子也很顺利，因为舆论实在是非常轰动。但我们一开始发声的目的，不是预料到梁岗一定能被抓起来，而是我们不希望发声的那个女孩有危险，我们一定要让更多人关注到梁岗案。越多人去关注，对我们就越有利，发出的声音越多，就越能让公安知道这是性别暴力，而不是境外反动势力。

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只在“具有公共倡导价值”的案件上花精力。之前有一个女孩在微博上私信我，但是她的案子发生在非常多年以前，也没有任何证据，所以她这个事情无论是公众舆论，还是司法诉求，其实都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但那个女孩来北京的时候，我有带她出去玩，跟她一起吃饭，还安慰她。我觉得她没有必要再去网上说，她需要的可能是情绪上的陪伴。

站出来发声后，弦子也参与进了许多反性别暴力案件中

（图源：弦子微博）

在网络信息流中要做什么，我对自己也没有很强制的要求，能做就做。我不会每天24小时都待在网上，转发所有看到的、需要帮助的性暴力个案。我会判断一下，它们在司法上有没有往前走的空间？如果没有的话，对于当事人来说是一种情绪上的消耗，这个时候它就不是能通过公共倡导去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情绪上的陪伴。像这种情况，我可能就会私下去联系他/她，问他/她需要什么帮助，而不是一定要采取司法救济的方式。

我觉得个案最终的目的应该是：通过网络的发声解决线下具体的诉求，虽然很多时候不一定可以达成。这需要很具体地评估、权衡：对于当事人来说，什么样的解决途径是最好的。后来我们也总结了一个经验，很多时候我们发声前都会给律师看一遍，有什么风险是可以规避的。特别是在我被名誉权起诉之后，我们再去做一些事情，特别是发一些声明的时候，就会先给律师看一下有没有法律风险。

我为什么站出来

18年站出来发声，一开始并不是想公开这件事。

“Me too”刚发起的时候只局限在媒体圈和公益圈，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后来，我朋友圈有一位记者姐姐写了一篇自己被性侵的文章，然后我才知道了“Me too”。当时我觉得，就算她为了“Me too”把自己当年的经历写了出来，也不代表着这件事的伤害已经完全弥合了。

所以当时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自己能站出来让她知道，她做的这件事是有正向反馈的，是非常能激励人心的。于是我自己也写了一篇，但根本没有想到会被发到网上，引起那么大的波澜。

这件案子是一件暴露在公众面前的事件，也是一个对男权很大的挑战。中间我们遇到了很多很典型的困难。像14年的时候，我父母被要求签字；还有像我站出来之后，就立刻被朱军起诉；以及我们遭遇的媒体禁言；我和麦烧受到的无数的攻击和侮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抵消女性维权的正当性。包括我们在开庭时遇到的困难，比如不让公开审理，朱军拒不到庭等。

所以这些困难综合起来，让我的案子在权力结构、性别暴力、挑战父权等话语层面上，成为了一件更加典型的、更有公众意义的案件。我们始终没有打算隐瞒这件事，也没打算离开社交网络去做这件事。所以我觉得与其说它的标志性是因为朱军的名气，不如说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公开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