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歌》梁彬演唱 杨霖希编奏 】

在《楚辞》中有一篇文章叫《渔父》，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7？”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

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这个故事很简单，以至于不需要解释大部分人也可以读的清楚。

对于这个故事是出自谁之手，历来意见不统一，有人认为是出自屈原之手，有人则认为是出于屈原的学生宋玉或者其他楚国的后人。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这毕竟是一个以屈原为故事主角的故事，是否由他来书写并不妨碍故事所陈述的内容，但后人的对于这则故事的接受却颇为耐人寻味。

大部分人在读这则故事时，认同的不是屈原“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的决绝与纯粹，反而是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变通与圆融。而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则儒，出世则道”的文化心理结构似乎也就在其中。

在这个故事的历史传播过程中，屈原“虽体解吾犹未变”的精神被遮蔽，反而渔父的人生哲学对中国人的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吊诡。

于是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就少了一份锐气而多了太多的和气。

于是乎，知识分子的明哲保身，人情练达成就了君王辜负了天下。

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造就了中国知识分子“帮闲”和“帮忙”的分裂型人格。

中国历朝历代的君王，其实都是最不欣赏屈原这种毫不妥协，不知变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的。然而这种性格却恰恰曾经是中华文化中最坚硬的部分，称之为中华文明的脊梁毫不为过。这种人格被称之为“士人格”，“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士，“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的士。

中国的君王喜欢的往往是“忠臣”而不是“诤臣”，喜欢的是无条件的维护他们的权威和利益的臣，而不是坚持原则，不坠气节的士。

所以士往往都已玉碎，而历史则成就于那些瓦全之人，于是真正的君子成为了“人人称羡，敬而远之”的笑话，长袖善舞，世事洞明的人成了治世能臣。比如曾国藩竟至于成为中国官员的楷模，不过是因为既能治世又能保身，然而终究不能挽救一朝之衰败，虽苟全性命于乱世，如家国何？如天下何？

反而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豪迈悲歌，敲响了一个王朝的丧钟，击穿了无数苟且、优柔的幻梦。

一直以来人们都将屈原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来纪念，其实将屈原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是对屈原的矮化。如果将屈原之死看作是因失君宠而导致的后果则近乎一种污蔑。当然，这是所有君主最喜欢的解读。也是所有不知信仰为何物只知权衡厉害，计较得失之人的理解。屈原为何而怀沙沉江，当然是执着的信仰，如同王国维之沉湖，非为殉清，屈原之死也非为殉楚，他们殉的是一种道统，是一种超越生命的文化坚守和道德理念。

如果信仰可以改变还能称作信仰吗？

可惜历代瓦全之人的史笔，往往将“士之信”，记作“臣之忠”，称赞实用主义的能臣干吏而不称颂理想主义之仁人志士。

或许只有司马迁是一个例外，因为他的《史记》还不是一种国家叙事，而是一种个人叙事。所以才会在他的历史记述中为屈原颇费笔墨。当然那元气淋漓，生气盎然的《刺客列传》更是一种中华精神的浓墨点染。“文者为士，武者为侠”这是中华精神的内核。难怪鲁迅先生将《史记》称为无韵之《离骚》，也算看到了司马迁与屈原那份精神气质的相通。

统而言之，为士者往往胸怀天下。为臣者不过立足一朝。胸怀天下者，避无可避，退无可退，所以道之不行，则只能以身殉道。立于一朝者，则可以进退权衡、明哲保身，实在不行换个主子一样可以富贵。说到家能够豁达洒脱的不是什么胸怀，而是一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这哪里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可以做到的。当然专制王朝家天下，确实让人找不到什么归属感，滋生这样的人生哲学也是必然的事情。

放眼望去，在中华民族里的历史长河中，竟然满江尽是渔父歌沧浪之水，而鲜见屈子抒正气之歌。中庸之道蜕变为平庸之道，浩然正气成了一团和气。端午悲歌也就只剩下龙舟竞渡的宣示太平和糯米粽子的喜乐安康了。

历史证明，众人诺诺的王朝，必将迅速走向衰败，天下无士，则意味着国之将亡！少些圆融通达，世事洞明的聪明，多些执着坚持，宁折不弯的勇气，似乎与我们这个民族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毕竟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暮气太多，朝气太少！和气太多，锐气太少！

【本文音乐引自上海音乐学院杨赛教授喜马拉雅公号“风雅中国”，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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