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市化”作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以及一些东部沿海城市已初现端倪。我国“逆城市化”的产生原因除“城市病”倒逼以及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等因素推动外，也是一些特有制度和政策影响的结果。“逆城市化”在缓解城市病，推动城市群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同时，也会带来城市空心化和城市萎缩等问题。“逆城市化”的实质是规模不经济，是城市居民“用脚投票”的典型实例，凸显了我国传统治理模式的局限性。为有效解决城市问题，跨越“逆城市化”藩篱，实现再城市化，亟须转变治理模式，以合作治理医治“逆城市化”之殇。 

城市化是我国继工业化之后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8）曾预言：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最深刻的两件事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当我国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的同时，北上广深和一些东部沿海城市已开始出现城市人口向农村扩散的“逆城市化”现象，中心城区人口的增长出现“拐点”。据政府发布的统计数据，2016年北京核心区出现人口减少，上海核心区出现人口负增长，广州城市中心出现人口增速阶段性放缓。

最早提出“逆城市化”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地理经济学家布莱恩·贝利。他在《城市化与逆城市化》一书中将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人口分散的过程，它意味着一种人口从人口集中度高的地区向人口集中度低的地区移动的活动。“逆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是城市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普遍会经历的过程。“逆城市化”现象最早出现在英国，最明显的“逆城市化”现象出现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美国。由于大城市市区环境恶化、地价高涨，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等城市先后出现了城市人口、服务业及相关产业向郊区和周边农村地区迁移的离心分散化现象。作为一个普遍过程，60年代之后又陆续在德国、法国、挪威、瑞典、丹麦、比利时、意大利、新西兰、日本等发达国家出现。

我国一些城市也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鲁继通（2015）和毛新雅、王红霞（2014）等人采用ROXY指数对我国部分城市中心城区和外围区的人口增长情况进行了测量，发现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的ROXY指数均为负数，进入了人口减速阶段，说明我国这些城市已经出现“逆城市化”问题，但三个城市人口向城市外围地区扩散的速度不同。

20世纪50年代美国出现“逆城市化”问题以来，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最早明确提出“逆城市化”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地理学家贝里，他描绘了美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交通、环境、社会治安等问题阻碍了城市的持续发展，并用“逆城市化”这一术语描述了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人口重心向外迁移，同时经济、政治中心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也由城市向外转移的现象。布莱恩·贝里认为，“逆城市化”是“一种人口分散的过程，它意味着一种人口从人口集中度高的地区向集中度低的地区移动的活动。” A.G. Cha mpion在《逆城市化：人口扩散变化的速度和性质》一书中也提出，虽然人口流动能带来经济活动的蔓延，其主要标志仍然是人口迁移。因此，测量“逆城市化”的可操作性的变量，即人口净迁移量。中国学者王旭将“逆城市化”定义为反向城市化，是城市社会向农业社会的回归。孙群郎认为“逆城市化”不仅仅是反向城市化，而是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文明向郊区和农村的扩散。

“逆城市化”的表现形式最初可以追溯到“卫星城”概念。19世纪末美国建筑师赖特基于分散主义思想，在《消逝的城市》一书中提出了“广亩城”概念，主张集中的城市向乡村扩展。20世纪40年代，芬兰学者伊利尔·沙里宁提出了“有机疏散理论”。英国学者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提出了“田园城市”这一概念，认为城市是一种规模能满足人们社会生活，被乡村包围以安排居民健康生活和工业设计的一种城市模式。后来有学者将这种现象上升到规律高度，认为这是中心城市开始分解，小城市化成为城市化的主力军，担当起继续城市化重任的阶段，是世界范围内一个区别于传统城市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即集中型城市化、郊区化之后的第三阶段：“逆城市化”，或者说是城市化的“后期阶段”。

一些学者对发达国家“逆城市化”进行了分析，认为“逆城市化”是基于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产生的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阶段，并从地理和人口的角度对包括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荷兰、瑞典、新西兰、日本在内的十多个国家的“逆城市化”特点进行了概括，具体表现在大城市人口减少、向郊区流动，都市化区域扩张，城乡差别减小。张善余（1987）、温星衍（1987）等人通过对发达国家城市和乡村人口规模进行分析，总结出了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基本路径和模式，并从人口自然增长和迁移增长两个变量入手，将城市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城市人口增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为主；第二阶段为城市人口自然增长逐渐取代农村人口迁入，是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第三阶段以城市人口逆向流动到农村为标志，城市和农村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下降到较低水平，人口从大城市或特大城市流向郊区和农村，中等城市人口有集中趋势；第四阶段人口从中等城市向小城市转移。美国、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口比重变化，证实了这些特点的存在，而造成人口迁移流动的原因主要是经济规律和政府的干预。徐和平（1996）研究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趋势，认为逆城市化是一种城市的分散现象，造成“逆城市化”的原因主要是：城市问题越来越严重，城市的吸引力逐渐丧失，人口自然由城市向农村分散；技术进步推动了城市人口向郊区和农村的扩散；政府宏观政策的推动加速了城市分散的速度。逆城市化带来城市的多中心化，缓解了城市问题，提高了郊区和农村的生活质量，模糊了城市和农村的边界，推动了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向乡村的扩散。朱喜钢在《城市空间集中与分散论》（2002）中阐述了田园城市、带形城市、广亩城市等理论及相关实践活动。孙群郎（2005）对美国的城市化、郊区化、大都市化和逆城市化进行了比较，认为美国“逆城市化”并不是城市化的反向发展，其实质是城市的分散，是大都市向更为宽广的区域延伸和扩张，是城市的膨胀和城市文明的扩散。陈伯君（2007）认为“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逆城市化”能有效解决“城市病”，是城乡一体化的良好契机。

王旭（2002）认为我国的“逆城市化”对城市化进程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标志着城市化迈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我国的“逆城市化”是一种病态的表面现象。一方面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产业结构单一、技术进步迟缓；另一方面我国人口逆城市化流动并非主动，而是由于分配失衡、户籍变动造成的，是一种“伪逆城市化”。郑卫、李京生（2008）从城市发展历程、人口空间分布、城市形态演变三个角度来分析“逆城市化”，认为中国的“逆城市化”实质是远郊化。郎咸平（2012）对目前国内一些有关“逆城市化”的判断提出了质疑，在比较中美“逆城市化”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的“逆城市化”是由于分配严重失衡产生的，在发生的阶段、人口流动的主体跟西方国家的“逆城市化”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我国的“逆城市化”实质上是“伪逆城市化”。段学慧（2014）分析了“逆城市化”的外部条件和内驱力，认为“逆城市化”的外部条件是现代信息技术和交通改善以及政策支持，内驱力则是生产要素流动的结果。与西方国家的“逆城市化”相比，中国的“逆城市化”实质上为“伪逆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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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任伍、肖彦博、张亮，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邮政编码：100875，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全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