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孙守红）

丹麦：每年端午，大家都歌颂屈原，而你却花一年时间为屈原招魂，请问你的招魂与大家的颂屈原有何区别？

孙守红：屈原的死，不管他是为殉国，还是殉君，我认为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屈原跳入汨罗后，中国正式进入大一统的秦汉时期，也标志着“士”的黄金时期——春秋战国正式宣告结束，中国真正的思想自由第一次“百家争鸣”也将寿终正寝。要知道，今天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国文化，其根基正是这一时期建成。自始皇帝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颂圣的思想出现，人们开始受到思想禁锢，“家国情怀”开始肆虐，人们纷纷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的思想为圭臬，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故很多抱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愚忠，混迹于庙堂和江湖之间。这些人在皇家见用则高歌“皇恩浩荡”，“吾皇圣明”，披肝沥胆，万死不辞；获罪放逐，则不论如何等冤屈，都是“臣罪当诛兮，圣主明裁”。最后因果报应，“圣主”身死国亡，愚忠者便要死要活，纷纷殉君殉国，追随永远“圣明”的主子魂归地狱，却忘了除了“圣主”的家国之外，还有更大的天下等着我们。所以我认为，后世利用屈原之死来宣扬身许“圣主”家国的行为，乃是宣扬愚忠的流毒文化，实为今日之不可取也。

所以我们需要为屈原招魂，召回那个敢于质疑，敢于向苍天发出《天问》楚巫三闾大夫屈原，奉行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的屈原，而不是奉行“怀王思想”、“大楚国梦想”的屈原。我们要召回的是纵身汨罗之前秉承“天地之心”的文化身份自信。

丹麦：召回诗人秉承“天地之心”的文化身份自信，你认为该从哪里着手？我们可有最近的可借鉴的资源？

孙守红：先贤王明阳有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故我认为当以先破“心中贼”最紧要。心中贼除后，才能建立身份自信。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以鸦片战争为契机，破除了久居心中的“圣主”贼人后，天下的复明取代了暗夜的家国，居于思想暗夜的读书人危机感特别强烈，对黎明的探索也空前活跃，到清末渐成气候，黎明之潮势不可挡。在精神上，他们担当起了身为“天地之心”的职责，为新的希望和黎明抛头颅、洒热血。这从戊戌六君子、早期的革命党人和共产党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天下为己任精神，他们告别了暗夜状态的愚忠颂圣，走向黎明世界，并为黎明的到来奋斗终身。这就是黎明诗学的精髓。

这里所说的黎明诗学，远可以追溯到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作新民。”《诗》“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近代可继承严复的“开启民智”，梁任公的“新民说”，及鲁迅“摩罗诗力说”的呐喊，以及现代诗歌的先锋思想，他们都是企图唤起民众从皇权专制、愚民思维造成的暗夜蒙昧状态中走出来，摆脱在暗夜蒙昧状态下培养出来的奴性与愚昧。

丹麦：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倡“黎明诗学”？

孙守红：盗用一句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是因为互联网的发达，能让人们通过互联网观测更广阔的世界；自媒体的涌现，能让更多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思想。最坏的时代，曾经的黎明的曙光在史无前例的“政治与思想合一”的体制下，暗淡到了极点。尤其是自媒体的汹涌，思想被娱乐成狂欢，眼球对信息的迅速攫取只为满足看客的心理。人们在冷漠、麻木的暗夜状态中愈走愈深，陶醉于看客世界中影像娱乐，从而深陷更浓稠的迷梦，围墙的建造者为人们思考一切，人们则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放弃分辨是非善恶能力，所有行为以“站队正确”为圭臬，文化理性的评判被当着毒液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理性的文明退向感性的野蛮，几十年来，除少数清醒的人惨遭杀戮、放逐、流亡外，全民进入蒙昧的暗夜状态。更可怕的是民众中会出现民奸，民奸们以一组织或一人之是非为是非，迫使别人顺从他们认识的世界和自我的生活方式，最终沦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如你不像屈原一样殉国殉君，汉奸、卖国贼的大帽子便会盖下来，准备压死你，哈耶克的“思想国有化”就是这样。

新世纪伊始，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文字的紧箍咒有所放松，人们找到了围墙的薄弱点，博客、论坛、微博等网络宣泄口被打开，思想文字一时泥沙俱下，人们似乎看到了黎明的曙光。然而，随着围墙建造者视野的跟进，政治经济压榨的加强，思想言论的禁锢也逐步遭到围剿，政治经济侵蚀与言论自由的围剿进行这两面夹击后，对民众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或“卖身求荣”的促进作用，导致了人们选择缄默、娱乐至死，或充当民奸分子歌功颂德颂，人们对于是非、善恶再次已变得麻木不仁，长此以往，自由的精神将在围墙内的暗夜状态中日益萎靡，最后落个枯死的结局。所以“黎明”应该再次提上日程。

再次需要说明的是，黎明虽是秉承先人的新民先锋思想，但绝对不是对先人的简单重复，或是是另起炉灶，而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带着应有的感激和尊重，开陈出新，寻找到适合今日现状的黎明道路。

丹麦：现在的年轻人只关注朋友圈，关心抖音，在乎自我的碎片生活，你认为“黎明诗学”会引起他们关注吗？

孙守红：这个问题有些叼专，不好回答。因为一个理念的提出，能不能被人们接受并实践，完全是一个未知数。不过值得欣喜的是，在我的视野里，就诗歌领域来说，有不少力行地践行着诗性正治的思想，秉承个体先锋的道路，为人们树立新的诗性精神，打开新的诗歌视野。

至于年轻人只关注朋友圈，关心抖音，在乎自我的碎片生活，是不能怪他们的。因为自57以后在大陆出生的人来说，他们所受的教育，多是有意蒙蔽历史真相的教育。尤其是90和00后，他们甚至不知道二十世纪末的那场浩劫。至于今天，随着改革的进程，正治经济的双重夹击，个人在现实社会中不断沦为房奴、孩奴、车奴等，为麻痹的心只关心自己的身边琐事，或把一切都娱乐化，乃是一种奴性生存的规律。在这一规律下，他们的思想不是为富贵(名利)所淫，就是被贫贱所移。如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吕纬甫、假洋鬼子等，就是典型的代表。

尤其是像吕纬甫这样的人，他们并非完全坠入暗夜状态，泯灭生机，只是面对现实的时候，更多地感到无力和无奈。因为在他们前往黎明的探索之路上，失去很多不说，甚至招致生存的威胁。于是选择了妥协或潜沉；而像假洋鬼子这类人呢，虽一度“偷盗天火”，企图改变黑暗、蒙昧的暗夜现状，但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他们不是被围墙建造者所驯化，就是加入维护“颂圣”或“颂盛（世）”的吹鼓手。这类人较著名的就有写屈原的郭某人。

丹麦：在黎明的道路上，你对我们青年人可有建议？能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吗？

孙守红：要走进黎明中，首先要让自己的心灵摆脱暗夜状态，也就是自己对自己启明，用自己独立的理性进行思考，以是非为标准，而非站队为圭臬。在人群中做到独善其身，保持独立人格，出淤泥而不染，有所坚守和有所不为；第二，作为诗人，应该要履行自己“天地之心”的职责，在给自我启明的前提下，要拒绝被围墙的建造者驯化或奴化，努力追寻前往黎明的道路和揭示暗夜状态下的真相，摆脱专制下的“青天”情结及“圣王”思想，必须勇敢面向公众，永远宣扬公平、法治、民主、独立和自由的普世价值观。

丹麦：这也就是说，将暗夜状态下的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打上问号，寻找出人性的光辉，生的大欢喜，不能将生命思考的权利交给任何人，这样我们才能给自己启明，然后把自己看到的黎明世界告诉不知道的人，启动他们对黎明的思索和向往，是这样的吗？你为屈原招魂的根本目的也是这样吧？

孙守红：是的，我的初衷正是这样。

丹麦：好久没有这样跟你聊天了，感觉很安逸。我们出去逛逛吧，今天就到此为止了，好吗？

孙守红：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