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粪如惜金: 宋代以降农民对肥料的获取|阅读-土壤观察-八卦帝

惜粪如惜金: 宋代以降农民对肥料的获取|阅读

土壤观察日韩男星 2018-11-10 07:20:52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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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宋代以降，随着农业发展对肥料需求的增加，肥料搜集成为农家至关重要的一项农事安排，这一时段获取肥料的方式呈现出与以往不同之面貌，具体表现为肥料搜集的劳动强度增加，家庭内的所有成员都被合理地纳入肥料收集活动中，肥料的获取从生产领域扩展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且收集肥料的活动冲破农业社会内部的藩篱，开始延伸至市镇与城市。但这些变化并不是源于农民以提高生产率为目的的对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真实原因是地力衰退和劳动力过剩所导致的一种拾粪“内卷化”，是农民在生存伦理下的无奈选择。

文/杜新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史林（2017年第2期）

宋代以降，伴随着人口的激增与土地—人口比例的降低，居住在乡村的人们从打猎、捕鱼、采集等公共资源中获取生计物资变得愈加艰难，不得不更倚重于农业。随着适农土地逐渐被开发殆尽，农民从单纯依靠耕地量的增长转变到注重现有耕地质的提高上，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率，以期从有限的土地上获取更多可以过活的资源; 政府与官员也不遗余力地推广各种先进的农业技术，这些转变使当时的农业生产在各个方面都显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图景，农业生产领域发生的这种变化被称作中国的“中世纪农业革命”①或“绿色革命”②。学界普遍认同出现在肥料领域的革新是这场始于宋代的“农业革命”得以发生的关键因素之一，但以往的肥料史研究往往聚焦于施肥理论、肥料制作与施肥技术的环节，认为宋代以降肥料技术的成就集中体现在“地力常新壮”理论的提出、肥料制造技术的进步以及施肥技术的提高上，鲜有学者把研究触角延伸至肥料搜集与获取的环节。在传统时代，肥料搜集是农家极为重要的一项农事安排，尤其宋代以降，伴随着农业的发展，农户自家积攒的粪肥在数量上已远远不能满足农田对肥料的需求，某些地区在宋代就出现了“三十年前禾一穗若干粒，今减十分之三”这种土壤肥力递减的现象，③所以农书或地方志的编纂者们都在著作中反复强调肥料获取对农业生产的极端重要性，鼓励农民要“惜粪如金”，能够随时“诸处搬运积粪，月日既久，积少成多”，④“惜粪如金”成为传统社会中一句甚为流行的格言，被记录在供给普通人阅读的日用通书之中，甚至清洗收粪时被粪污染的粪污衣的方法也成为一项百姓居家必备的日用知识。⑤ 虽然农书的作者们对肥料收集极为重视，但在其著作中却鲜有篇幅论述如何积粪壤，因为他们认为积攒肥料的诀窍在于勤劳，并不需要特别的技术来做指导，根本不值得花费笔墨来描述，这部分是农民自己的致力范畴。这种观点亦被现今从事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史研究的学人们所承袭，他们也不屑将此类简单到人人都能掌握的搜集肥料之“技术”列入技术史的研究范畴; 而关注经济史的学者往往把历史上农民对肥料的收集过程简单地用“资本”一词来概括，忽略其中所包含的劳动投入与技术施用。白馥兰( Francesca Bray) 以人类学为进路的技术史研究把人们的视野吸引到对这种琐碎、微不足道的日常技术的关注上来。① 本文采用白氏对“技术”一词的广义性阐述，将对肥料的搜集视作一项技术，以从宋代开始在农田施肥中起重要作用的河泥、大粪等主要肥料种类的收集为例，勾勒出肥料搜集技术如何从家庭中某些成员发展到全体成员共同参与，从生产领域延伸到生活领域，以及怎样从农业社会扩展至整个城乡社会的复杂过程。

一罱河泥: 宋代以降日常技术之场景

先民很早就知晓河中的淤泥可以肥田，因为他们发现在河流决堤的次年，岸边被淤泥覆盖的农田上种植的农作物会获得格外好的收成。早在西汉时，百姓就赞美用泥沙含量大的泾水来灌田的白渠“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② 但此种利用河水漫灌来增加土壤肥力的方法，在技术上不容易把控，操作稍有不当便会造成决堤，淹没周围农田，且只限用于某些沿河地区，广大非沿河的农田享受不到此种灌溉淤肥之利。古人有意识地通过捞取河泥来肥田始自五代时吴越所设置的潦浅军。潦浅军的主要职责是疏浚河道、塘浦等水网来维持水利灌溉和船舶通航，他们在疏浚河道的过程中挖出大量的河底淤泥，逐渐被农民当作肥料施用到农田中。河泥中含有大量腐烂的有机质，肥效持久并可以改良土壤，作为一项肥料逐渐在吴中得到普及。最初河泥仅被用在对果树和桑树的施肥中，韩彦直在论述柑橘的施肥时就提及“冬月以河泥壅其根”。③ 除了施肥，河泥还能补充因风吹雨淋而损失掉的土壤，后来便被广泛用到稻田施肥中。《农桑辑要》在论述水田施肥的肥料时就说“壅稻田，或河泥，或麻、豆饼，或灰粪”。④ 其后河泥又被用于培壅蔬菜，《补农书》载:“秀水北区，常于八、九月罱泥壅田中菜。”⑤随着其施用作物种类的增多，河泥在肥料中的地位也变得日趋重要，南宋陈旉在其著作的粪壤部分根本未提河泥，而在成书于元代的《农桑辑要》与《王祯农书》中都对河泥肥料有所论述，王祯甚至把泥粪提高到与火粪、苗粪、草粪等主要肥料种类相类似的地位，认为河泥若能与大粪混用，肥效比普通肥料要高很多。⑥ 迨至明代，邝璠更是把河泥的重要性提升到与豆饼相同的地位，在《下壅》图的竹枝词中，他写道: “稻禾全靠粪浇根，豆饼河泥下得匀。”⑦明代以后，河泥与绿肥、粪肥、饼肥并称为江南壅田的四种最主要肥料，⑧罱河泥逐渐成为江南水乡最重要的农事安排之一。明代湖州经营性地主沈氏把罱泥列为第一要紧农事。在其撰写的十二个月份的农事安排列表中，除了四、六、七三个月份因忙于养蚕、收麦、插秧、耘田等事宜而无法抽身罱泥外，在其他九个月的农事安排中都有罱泥，可见其日常化。清人周京的“罱泥放鸭小船忙，颇爱长年住水乡”⑨与嘉兴诗人钱陈群的“雨后乌犍带犊犁，双双蚱蜢罱河泥”瑏瑠诗句，生动地描述了水乡农民忙着罱泥的田园场景，亦可见其普遍化和重要性。

关于罱泥的具体技术过程，袁黄有过简短的描述: “江南田家，河港内乘船，以竹为稔，挟取青泥，锨拨上岸，凝定裁成块子，担开用之。”①嘉兴籍诗人钱载的《罱泥》一诗更加完整地记述了罱泥的整个技术过程: “昨夜看天色，共说今朝晴。我船篷已卸，虽雨担罱行。两竹手分握，力与河底争。曲腰箝且拔，泥草无声并。罱如蚬壳闭，张吐船随盈。( 下略) ”②根据诸种文献的记述，可将当时的罱泥技术过程复原如下: 成年男劳力划船到河、湖或塘中，罱泥一般需要1 至3 人，罱泥的小船在形制上比较小，③因为小巧轻便的船可以更加灵活地调转方向。罱泥用的夹子叫罱蒲或罱头，是用竹篾编成的畚箕状的两个对合的器具，用两根丈余长的竹竿为柄，这样罱泥的人通过拉开或并拢两支

竹竿便可以操纵罱头的开阖。罱泥时，罱泥人将两根分开的罱杆插入河底的河泥中，然后两只手缓缓将罱杆合拢，从水中将沉重的夹满河泥的夹子提到船上，松开夹子，河泥便掉落在船舱中。捞出的河泥以含有较多肥效的黑臭者为最佳。④ 俟小船靠岸后，用锨或带有绳索的木桶将罱好的河泥运送到岸上，晴天时直接把河泥罱在地上晒干即可，阴天之时要罱在埂地中，遇到雨天则要罱在潭中，以防被雨水冲走。河泥等到晒干后便可以挑到地里当作单独肥料来使用，⑤也可以把河泥同大粪或杂草等其他肥料搅拌在一起使用，这样肥效会更大。王祯就建议河泥若“担去与大粪和用，比常粪得力甚多”。⑥ 姜皋也认为，如果把河泥与杂草搅和在一起发酵后，把这种混合的河泥肥料锄松并敲碎散在田里，会有更强的肥效，甚至“可抵红花草之半”。⑦罱河泥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农活，需要消耗大量体力，可以说仅有成年男劳动力能够胜任。陈恒力等人1956 年在嘉兴农村所做的调查表明，罱泥占当地农民整个劳动日支出的1 /3 以上，劳动繁重而且持久。⑧ 在调研昆山民间文化中，学者们发现罱泥是当地衡量农村男人能力的一项重要标准，作为一项技术与力气兼备的农活，会罱泥是男子可以炫耀的资本，这些男人往往在村中走路带风，说话粗声，以此来彰显其拥有罱泥技术的优越感。⑨ 罱泥劳动消耗如此之大，以致沈氏谨慎地建议用罱泥获取的河泥来壅田固然好，但远不如挑稻田里的稻秆泥省力气; 同时作为一名经营性地主，沈氏严肃地建议同侪在雇佣罱泥工人时千万不可用“搭头”( 即半个劳力或辅助劳力) ，因为他们的体力不足以胜任此项工作。

瑏瑠罱泥虽然是田家一项重要的农活，但它并不侵占成年劳动力用于正常田间劳动的时间，而是一项劳动力利用农隙或其他零碎时间来进行的农事活动。在季节方面，罱泥活动在比较清闲的冬、春季更为频繁，清代诗人许瑶光《种桑咏》中就有“新春事少罱河泥，轻舟载归覆河堤”的诗句; 在天气方面，一般晴天的时间都会被农民用来从事耕田、耘田、灌溉、收刈等农活，农民多利用雨天闲暇或雨后田间泥泞无法开展正常的农事活动时来罱泥，沈氏谈及下雨天的农事安排时就建议: “若有船可以罱泥，定须开潭罱泥，消磨雨工。”瑏瑡清代也有“看到斜风细雨后，冲波几双罱泥船”瑏瑢与“一溪小雨直如发，尖头艓子长竿揭”瑏瑣等描写雨天或雨后农民撑船罱泥的诗句。

二拾粪: 从部分参与到全家动员

动物粪便、杂草与垃圾等废弃物是传统农家肥料的重要来源，正如袁黄所言: “凡治田者，腐藳、败叶、枯枝、朽根皆至宝也。”①这些看似无用之物，一旦被施入田中，便立刻化为布、帛、菽、粟，素来受到农民的重视。在传统社会，除了圈养之外，还有许多散养在外的家畜与家禽，甚至在明清时期，猪在北方地区仍然多被散养，它们在街道上的排泄物，成为一种无主的肥源。另外，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马、驴、骡等在运输途中或散养的鸡、鸭、犬等排泄在道路上的粪便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所以散落在街道上的牲畜粪便和其他有肥效的垃圾就成为缺少肥料的农人多方争取的资源，拾粪也成了农人积攒肥料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国人在拾粪方面的积极性让在中国游历的外邦人感到不可思议。晚清来华的美国农业部土壤研究所所长富兰克林·金( Franklin Hiram King) 在考察报告中惊诧地写道: “中国人总是沿着乡间小路或者公路收寻动物的粪便，当我们走在城市的大街上时，也经常看到有人迅速将地上的粪便捡起，然后将它们小心地埋在地下，尽量避免因为透水以及发酵而造成的养分损失。”②

拾粪有专门的工具———粪车，王祯就曾建议农民置粪车来积攒肥料: “凡农圃之家欲要计置粪壤，须用一人一牛或驴，驾双轮小车一辆，诸处搬运积粪，月日既久，积少成多。”③但粪车造价不菲且多需牲畜作为驱动力，而且拾粪获得的肥料也极少会多到需要用车来载运，所以粪车在拾粪时用处并不大，只在某些地区偶有见之，如朱熹一直对老子的“却走马以粪车”之语不解，直到他在江西亲眼见到当地农民拾粪所使用的“粪车”后才明白，④可见粪车在当时使用并不普遍。绝大多数拾粪者还是利用简单的方式，即拾粪者背或挎着用竹篾、柳条编成的粪筐，手里拿着粪叉或铲，遇到牲畜的粪便或其他垃圾等肥源时便用粪叉挑到粪筐中，直到拾满一筐或无粪可拾取时才回家。

拾粪无需专门的技巧与技术规范，需要的劳动消耗亦不大，几乎任何人都可以从事这项工作，而且拾粪所捡的是一种不确定的肥源，拾到多少还得依赖运气，收获量不大且回报率极低，成年劳动力多不屑把主要精力浪费于此，故从事拾粪工作的主力是尚未成年的孩童。清代藏书家汪孟在旅途中就曾见到“村童拾粪如拾金”⑤的情景，清代史料长编《东华续录》中也记载当时“大凡以农世其家者，子弟俟成童后责其牧牛、拾粪”的普遍现象，⑥明清时许多方志中都会提及某位考取功名的读书人在年少时因家庭贫苦以拾粪来贴补家用的事例。鉴于儿童多被排斥在雇佣关系之外，又无法胜任需要大量体力投入的农活，显然拾粪是孩童能胜任的劳动中对家里经济最有添补意义的一项，所以值得被表彰。孩童拾粪之盛，在某些地区甚至出现儿童因为忙于拾粪而无心读书的情景，民国时有人曾目睹这样的场面: “往来康庄上，学童尽跣足，梭巡车马间，争先恐后伍，时而一叫喊，不解何所语，侧耳细分辨，知是争粪土。”对此时人予以尖锐的批评: “粪至贱也，畜粪为尤贱。光阴至贵也，学童光阴为尤贵。以极贵之光阴，易极贱之畜粪，可以决其别无他种生产法门。”⑦此外，

老年人与妇女也经常从事捡粪活动。因为拾粪的回报太低，把有效的劳动时间投入到拾粪中经济上不合理，成年劳动力即使拾粪也多利用清晨或夜晚的闲暇时间，农民多利用农活不繁忙、时间充裕的冬季来拾粪。梨树县的节气歌谣就告诫当地农民要“一月小寒随大寒，农人拾粪莫偷懒”，须抓住这段农闲时间来多积攒粪土; ①同治《江华县志》也记载该地农民皆“秋冬刈草拾粪，以备来岁之用”。②

拾粪的范围一般在农人居住的村郭附近，很少有长距离的拾粪活动，因为拾粪利薄，长距离奔走拾粪在经济上划不来。民国《阳原县志》描述拾粪的基本距离范围: “鸡鸣而起，负筐拾粪，不过多在本村或三五里内，不必远行。”③但也有例外，山西缙绅刘大鹏在日记中记载其在去往京城的路上遇到的拾粪人: “由定州启行，即有拾粪农人追随车后，拾骡马沿途所遗之矢，及至望都俟有到定州之车乃追随而返以拾其粪。”他感叹当地农民积攒肥料的辛苦: “此处农民亦苦哉，日日沿途拾粪末，追逐征车数十里，时当薄暮始谋回。”④他写这篇日记的时间是农历二月初二，属于农闲时节，在农忙季节就不太可能有人会为了几块马粪而奔走一整天。当然还有更远距离拾粪的情况，如复县县城西北是滨海地区，土地斥卤砂砾多，地力极其贫瘠，每年农闲时当地农民多“相率适营埠撮拾粪土，取海道运复，以人力补地瘠，藉资生活”。⑤ 俗云“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远距离拾粪的情况多见载于清代和民国的资料中，说明此时很多地区已陷入肥料短缺中。许多地方不单是儿童，甚至全家都投入到拾粪中。如清镇县“村中老农，不嫌污秽，日常提箕拾粪，又命家中小童，在读书暇时，亦必提箕拾粪”; ⑥乾隆年间江津县“粪少则收薄，故平时男妇女大小皆拾粪烧灰，停积备用，实为农家要着”。⑦ 清末江西抚州的老百姓在拾粪方面更是用力甚著，他们“老稚四出，多方搜聚兼收各种畜粪及阴沟泥污、道路秽堆并柴木之灰渣、鸟兽之毛骨，无不各有其用”，⑧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农人“打草粪田，晓夜不眠”⑨的状况，可见肥料积攒之艰辛。

三渗入日常: 从生产到生活的肥料积攒

在宋代之前，肥料积攒多集中于生产领域，即绝大多数肥料都是来自农田里的野生或栽培绿肥，在家中生产肥料的地方也仅局限在牲畜棚( 生产踏粪) 与厕所( 生产人粪) 内，肥料的生产与生活领域是截然分开的。但迨至宋代，肥料生产的场所开始逐渐扩展，慢慢渗入农民的生活领域，并在家庭与田地之间形成了一条肥料生产的综合链条。

首先，肥料积攒的场所延伸到农民居住的庭院内部，陈旉建议农民要在农居之侧搭建一个专门保存肥料的粪屋，屋檐要很低，以避免风雨侵袭。在粪屋之中凿一个深池，周围砌上砖瓦，使其不渗漏。“凡扫除之土，烧燃之灰，簸扬之糠秕，断稿落叶，积而焚之，沃以粪汁，积之既久，不觉其多。”瑏瑠清代农学家陈开沚在面对农家粪田的肥料尚且不足，根本没有足够的肥料来顾及桑树施肥的情况下，研制出一种与陈旉的粪屋法类似的搜集肥料之法，他建议农民“于宅近凿深大粪池，上盖草蓬，以遮雨露，并开沟引接洗衣洗物一切秽臭水，凡禽兽羽毛骨角，田中所耘苗草，俱收入池中泡滥，更下牛马粪，粪多者，下人粪更妙”，瑏瑡通过这种方法积攒的肥料肥效甚高，用来浇桑可代替江南常用的水粪。此外，农民积肥的眼光还聚焦于厨房里，针对厨房里淘米水、烂菜叶等垃圾问题，陈旉建议农民“于厨栈下深凿一池，细甃使不渗漏，每舂米，则聚砻簸谷及腐草败叶，沤渍其中，以收涤器肥水，沤久自然腐烂”。① 此外，农民还经常把烧过的炕与炉灶拆除，把炕土、灶土当作肥料来肥田，这种现象在北方很常见。蒲松龄在《农桑经》里记载道: “至长烧之炕，炕面一年一换。换时，将洞中土倒翻一遍; 不三年，表、里薰透，则全换之。”②某些地区的民间还流行这样的话: “烧锅温炕肥田好，穷屋里，富地里。”③有些农民甚至仿照炕土生成之原理，自己摸索出在烧饭时加入泥丸烧红后肥田的方法: “或调泥为丸，升口大。烧锅时，以一二枚入皂腮中，待其红透，又易之。敲碎未透者，复入烧之;此与炕土无异。”④同时，农民对家中牲畜粪便有了比先前的“踏粪法”更先进的积攒方法。“踏粪法”只是把秋收后打谷场上的谷壳、秸秆、碎叶等收集起来铺垫在牲畜棚舍中，而明代袁黄则认为，“凡养牛、羊、豕属，每日出灰于栏中，使之践踏，有烂草、腐柴，皆拾而投之足下。粪多而栏满，则出而叠成堆矣”，⑤这样就把踏粪法的垫圈原料扩展到草木灰、烂草、腐柴等更多的物质上来。还有人通过做粪窖的方法来收集牲畜粪便，“家作一大灰窖，一切人畜粪秽、牛羊便溲皆积其中”。⑥ 同时，还有一种更可怜的肥料积攒方法，即通过清扫、扫除来获取垃圾肥田，宋时衢婺的农人勤于打扫卫生来积肥，“收蓄粪壤，家家山积，市井之间，扫拾无遗”。⑦ 陈开沚在论述桑树施肥时曾建议，如果没有河泥作为肥料的话，可以通过用“扫地所集之渣滓泥”⑧来替代。多扫庭院能积粪土已成为传统时期农人的共识，“多扫院子少赶集”这句格言甚至成为某些地区农民普遍信奉的致富教条，⑨甚至有急缺肥料的农民为了通过此种途径获取肥料，竟每天扫地数次，更有甚者把屋里的土地挖掉一层来肥田，可见肥料之匮乏。

其次，肥料积攒的场所也扩展到农田里。宋时，南方农民开始在田头设砖窖来发酵、保存肥料，可能是把家中的厕粪与厩粪运送过来，顺便与在田间拾取的秸秆、杂草等沤在一起，王祯曾号召北方农民向南方人学习此项技术。清人陈盛韶在去古田赴任的途中，发现当地农民在田间设有很多小房子，误认为是古代“田有庐”之遗风，经过问询当地父老才知道原来是“粪寮”，因为“禾方长必是滋之，缘田设寮取其便焉”。还有许多农民在田间建茅厕，让自家人或其他农人在田间劳动之时如厕，以收集更多的肥料，徽州契约文书中就记载卖地时连同地里的厕所一起出卖的事例，可见当时在田间设茅厕是较普遍的现象。另外，农民还在村中道路的两侧立粪堆来收集肥料，或在路边建厕以方便收集路人的粪便，来解决肥料不足的问题。刘大鹏就曾在家门口的路边建厕所，门朝着村中大街的家家户户都在路边建茅坑，以吸引路过的客人，这样的现象非常普遍，“坐落在赤桥北边几里路的小村落晋丰，同一条大路延伸至此的一小段就有三十几个茅厕”。更有甚者还在不属于自己的地盘上肆意建造粪段来收集肥料，以致引发纠纷。乾隆二十年，长沙的绅士捐资监修学校前的泮池，泮池旁边就是农民收集肥料的场所，两者相安无事，迨至同治六年，居民积粪潮流更甚，甚至在城外开挖粪段污秽，严重影响学校的正常运转，后经屡次立禁碑，禁止在此积粪，这类矛盾才得以解决。

再次，肥料的积攒与生产过程已深入至普通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对肥料积攒更加重视与用心，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宋代以降各种农业手册中对杂肥种类记载的增多上。宋代就出现了把生活中的洗鱼水、淘米泔水、挦猪毛等当作肥料来收集的事例; 明代日用通书《便民图纂》中出现了更多日用肥料，如煮肉汁、洗衣灰水、梳头垢腻、鸡毛、鹅毛、瓦屑等，①徐光启的《广粪壤》篇可谓是记载日用肥种类最全的典籍，不仅包括厨余垃圾米泔、豆查、褪鸡鸭鹅毛水、牛羊猪杂秽、谷糠、人发、头垢，浴水、破草鞋等，还包括熬制皮料后的胶滓、造酒业剩余的糟与酒脚、制糖业的废料糖查，甚至还有豆腐店的浸豆水与澡堂里的淤土。② 这说明肥料的搜集已不单局限于农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农民还在本地的小手工业与服务业中搜集一切可以利用的肥料。根据曹隆恭的统计，明清时此类日常生活杂肥有40 余种之多，③肥料积攒已深入到农业社会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四金汁业: 从城镇到乡村的肥料流动

罱泥、拾粪与日常肥料的积攒只是农民在农业社会内部进行肥料搜集，以试图解决肥料不足困扰的几种途径。宋代以降，随着人口的迅速增殖与工商业的发展，以手工业、商业等非农产业为基础的城镇大量兴起，城市不管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大大超过前代，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丰富与深化。④ 城镇的异军突起使农民搜集肥料的视野开始冲破农业社会的藩篱，范围从空间上延伸至附近的城镇，自发到城市收粪、拾粪、买粪逐渐成为农民肥料获取的一个重要来源。有时农民会进门讨取城镇居民家中的泔浆等垃圾，或通过代洗便溺器的方式来获得肥料，偶尔也会在城市的街道上拾粪，如清代竹枝词里记载的“马勃牛溲与竹头，从无弃物委渠沟。提筐在背沿街走，更有人来拾粪筹”。⑤ 当然这些都是不常见的现象，绝大多数农民还是通过出钱购买的方式来获取城镇中的肥料，城镇交易肥料的主要种类有人粪尿、牛壅磨路与猪灰。

人粪尿是一种含氮素高且肥效迅速的有机肥。虽然关于人粪尿的使用早在汉代的《氾胜之书》中就已有记载，但在宋代以前，人粪尿的使用却并不普遍，甚至陈旉还警告农民: “切勿用大粪，以其瓮腐芽蘖，又损人脚手，成疮痍难疗。”⑥其实在陈旉发出质疑声后没过多久，大粪就开始慢慢流行起来并迅速成为粪田的主要肥料来源，迨至明清，大粪早已成为粪田的最重要肥料，被农学家誉为是极具肥效的“一等粪”。⑦ 城市中人口繁多，能够积攒大量的人粪尿，且城市市民的生活水平远胜于村野农人，粪便中氮素的含量也远比农村居民的粪便多，遂备受种田人的青睐。据《梦粱录》记载，南宋时杭州城内人口众多，街巷小户人家，大多没有厕所，只用马桶，每天都会有出粪人过来倒，这行还有专门的名字，叫“倾脚头”，每个“倾脚头”都有自己的主顾，有时会因为抢粪便而发生争执，“甚者经府大讼”。⑧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城买粪壅田变得越来越兴盛，明末沈氏在其农书的《逐月事宜》里就记载了买粪苏杭、买粪谢桑等农事安排，⑨可见入城买粪之普遍性。甚至在清嘉庆时，苏州城因为粪便交易的频繁，曾出现“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瑏瑠的景象。进城买粪一般是农民带着自备的粪缸与桶，撑船到城市居民家中收粪，把马桶里的粪便倒入收粪的桶中，然后划船回到家中，搀清水后施用于田里。徐光启曾说“田附郭多肥饶”，①表明买大粪来种田的人大多是城镇附近的农民，据《抚郡农产考略》记载: “附郭农民在三十里内外者多入城收买粪秽，近城市者每日携担往各处代涤便溺秽器。”②沈氏也会在小满农忙时去附近城镇买坐坑粪。③ 但也有很多长距离买粪的事例，譬如江苏盐城，“农人以其暇操舟赍粮四出买粪，北走淮阜，南逾长江，不惮千里”。④ 家住桐乡的沈氏也经常遣人去百里外的杭州买粪，并说“其人粪，必去杭州”，在买粪回来的途中还要经过几道

大河坝，粪船经过坝时往往分外颠簸，所以沈氏告诫农人不要装粪太满，否则容易损失掉刚买来的部分粪便，⑤可见其艰辛。另外，农民有时也直接从城里公厕来买粪肥田。康熙年间的《虞初新志》就记载: “顺治十年三月，龙溪老农黄中，与其子小三，操一小船，往漳州东门买粪，泊船浦头，浦傍厕粪，黄所买也。”⑥这种粪便极有可能是向官方直接购买的。

随着城市中大粪交易的兴盛，开始出现一批专门以收取城市中人粪尿为生计的人，这群人最初“多数为附郭乡农，执有粪段印契”，⑦后来这批人甚至组成了专门从事收购城市粪便卖给农人做肥料的一个行业，叫“金汁业”或者“壅业”。旧时老北京的三百六十行中就有“大粪厂”这样的一个行当。齐如山回忆: “每日派人背一木桶收取各住户、铺户之粪，用小车运回，晒干卖为肥料。事虽简单，而行道极大，行规也很严，某厂收取某胡同之粪，各有道路，不得侵越。如不欲接作时，可将该道路卖出，亦曰‘出倒’。接作者须花钱若干，方能买得收取权。”⑧可见其之正规与严谨。金汁行雇佣的每天早晨去往各户倒马桶的工人男女皆有，在各地这种工人分别被冠以“倒屎婆”“臭屎姑”“倒老爷”等称号。在惜粪如金的传统时代，金汁行业的人地位很高，他们拥有特大的权力，被称为“粪阀”，⑨每当各同业公会会长开会时，金汁业同业公会的会长总是到局首席。瑏瑠随着农业用肥对城市粪便依赖程度的加剧，还出现了在粪便中掺水造假的情况，杭州市就曾发生过金汁行的人“将较浓之粪尿渗入清水，多至四五倍，使其质薄而量增，徒增粪价之支出犹其次焉”瑏瑡的投机取巧行为。

此外，随着加工业的发展，宋代以降，在农村和城市的中间出现了诸多专门依赖把粮食加工后卖给城乡居民的专业化市镇，其中比较著名的是碾米业和磨面业，斯波义信的研究表明，在10 世纪之后，府州、县层次的都市周围发展出无数的“市镇”，对农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瑏瑢李伯重认为碾米、磨面等商业性谷物加工业在明清时的江南地区分布较广，生产规模也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专业化城镇中加工谷物时使用的牲畜动力是牛，同时碾米业的工场也就地利用碾碎的碎米来养猪，所以这些加工作坊生产的粪肥对于周围的农村地区来说是一笔丰厚的肥源，其生产的肥料是磨路和猪灰。磨路即农书中所谓的“踏粪”，是指被牛反复践踏过的秸秆、碎草等与牛粪尿混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种堆肥，猪灰则是碎米养猪所积攒的猪厩肥。沈氏著作中就记载道: “要觅壅，则平望一路是其出产。磨路、猪灰，最宜田壅。”平望镇在当时是与苏州枫桥齐名的江南著名米市，四方的稻谷都汇聚在此被加工成精米，碾米时以牛为动力带动石磨的转动，人们将碎草、土、秸秆垫在牛拉磨经过的路上，制成牛壅磨路。不仅仅是商品性谷物加工业会生产磨路，市镇中其他的粮食加工业及油坊、糟坊、砻房等小型生产作坊，一般也会以牛为动力，也是农民购买磨路的来源。这样，粮食加工业或小作坊的经营者把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牛粪磨路连同其养猪获得的厩肥一起窖起，卖给附近的农民或经营型地主。购买这种肥料被称为租窖，《沈氏农书》的逐月事宜“十月”条中就有“租窖各镇”的农事安排。①

五勤勉革命抑或生存压力?

通过以上论述可看出，在晚期帝制时代，伴随着人口的持续膨胀与农业的深度发展，肥料搜集作为一项紧要的农事安排被提上日程，农民开始变得惜粪如金，把一切能利用的时间和几乎全部家庭成员都投入到肥料的搜集中: 成年劳动力利用农业淡季和阴雨天的农隙时间来罱河泥，并通过延长日工作时间，利用黎明前和黄昏后的空闲时间来捡粪; 尚未成年的孩童、劳动能力低下的老年人与不能胜任繁重体力工作的妇女被用来从事较为轻松、简单的拾粪工作。农户全家都被合理地分配到肥料搜集工作中。肥料搜集的空间也不断扩大，从家庭内部扩展到整个农业社会，继而又延伸到城镇中，开启了整个社会的全民积肥模式。肥料搜集领域的此般变化似乎显而易见地可以推导出一幅与“加州学派”的研究类似的图像，即在宋代以降的肥料搜集方面，各种闲置的劳动力资源被巧妙地搭配起来并得到充分的使用，农民的各种劳动时间也被有机地衔接起来，各种资源在积粪的过程中得到合理的配置，此时段的肥料收集工作似乎可以被视作“合理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学者德·弗雷斯( Jan De Vries) 在研究工业革命发生前几十年间西欧的生产和消费变革时，提出“勤勉革命”( Industrious Ｒevolution) 的概念，即个人工作更长的时间，或农户中更多的家庭成员参加到增加收入的活动中来。他认为，为了购置更多的日用奢侈品，妇女和儿童大量加入纺织业的生产中，由此积累了剩余，并提高了家庭的生活水平，正是这种“勤勉革命”导致了随后著名的“工业革命”。本文中，农户的积肥劳动却没有造成德·弗雷斯所说的“勤勉革命”，因为虽然二者所采取的方式相同，即都把个人更长的工作时间以及大量妇女儿童等闲置劳动力加入到劳动中，但二者的目的和结果是不同的: 农户勤勉地搜集肥料并非是受到提高消费水平的刺激，而仅仅是对生存压力的一种适应。宋代以降，随着人地矛盾的日益尖锐，对土地的利用程度也愈加深化，地力耗损也就自然越来越严重，为了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家庭，农民不得不加大力气去搜集肥料以弥补地力。即便如此，很多土地仍然呈现出地力投入的“内卷化”趋势，即如果想让土地每年保持相同的产出量，需要投入的肥料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多，导致农田愈来愈薄收。如在农业发达的松江地区，先前能亩收三石稻谷的稻田，在清代地力下降后，“有力膏壅者所收亦仅两石”，施肥较少的下农往往所获不足以偿费。② 这种状况并不是个案。民国时云南宣威在种植玉米时，虽然大量使用人粪、火灰及富含腐殖质的肥土，富裕的农民在施肥时甚至还在肥料里混杂上油渣，但在收获之时却“究其收成，不上一石二斗，照寻常市价，往往不敷成本”。③ 肥料的收集并未导致白馥兰所描述的“在帝制晚期，肥料使用等技术节省了农民田间劳动的时间，为乡村小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自然基础”④那种局面，相反却把农民牢固地控制在土地上，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姜皋描述了清代松江农民的悲惨生活，并将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完全归咎为地力的衰退:

民生日蹙，则农事益艰，如耕牛有不能养者矣，农器有不能全者矣，膏壅有不能足者矣。人工缺少则草莱繁芜，旱潦不均则螟蟊为患，勉强糊口，年复一年，以至卖妻鬻子，失业之农，填沟壑、为饿殍者，不知凡几。即素称勤俭而有田可耕者，亦时形菜色焉。盖地力已薄，即使天心仁爱、雨阳及时，终不能变硗而为肥，易瘠而为厚也。①

为了避免因地力衰退所引发的“暗荒”，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自己，农民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拼命延长工作时间长度来进行肥料搜集，并把家中更多的成员纳入到收集肥料活动中来。肥料搜集的工作并未引发使他们生活变得更加充裕而能购买更多奢侈产品的“勤勉革命”，而是跌入劳动极端密集“前现代经济增长的最后阶段”。② 把大量的劳动力消耗在报酬低微的肥料收集上，产生了黄宗智提出的“过密化”的境况，即在肥料搜集活动中，虽然总的肥料数量有所增加，但劳动力单位工作日的边际报酬却出现递减，这种“过密化”的状况实属无奈之举。家庭生活的窘迫和地力的下降致使农民的生活日益艰难，为了养活所有的家庭成员，小农家庭需要把全部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中去获取温饱，但在很大程度上，妇女、儿童、老人等劳动力极少有市场出路，被排斥在雇佣关系之外，所以无法涌入劳动力市场，只能通过其他途径来发挥其价值。肥料搜集技术简易且便于掌握，而且劳动消耗不大的特点使得这些闲置劳动力可以投身于其中，虽然收益甚微，但对他们来说，只要净收入大于零，那么劳动力的消耗就是合理的，毕竟它增加了全家的总收入。③ 因为小农并不仅是如波普金( Samuel Popkin) 所描述的那样是个八面玲珑、时刻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主体，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身上更体现着斯科特( James C. Scott) 所提出的“生存伦理”，在任何情况下小农都将生存置于最核心的位置，从这个角度来说，小农耕作者的最佳选择仍是采用能吸取最大量的家庭劳动力的技术，所以“惜粪如金”恰好完美地体现了帝制晚期农民在肥料收集中的理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