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我们将为大家推送本书的第十四篇文章，它是来自劳拉·科尔比（Laura Kolbe）的“欧洲城市规划的历史：延续与变迁”。

文章节选自原文第五章到第十章。原文其他章节分别是：第一章“欧洲第一批经过规划的城市：希腊城邦和古罗马”；第二章“中世纪的城市：新的市场和规划中的城市符号”；第三章“文艺复兴与一种新的城市规划系统的产生”；第四章“欧洲首都城市规划的兴起”。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延伸阅读。

劳拉·科尔比（Laura Kolbe）

宋壮壮 雷江帆 钱秉玺 译，许玫 校

工业化城市及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新思想的创新与传播 

1800-1910年，欧洲的20个首都城市总人口数从大约300万增长到1900万，增长超过六倍。一种新的现象产生了：在数年之间，新兴的工业城市从无到有，最初发源于英国，然后传至整个欧洲大陆。城市规模和功能的改变也影响着城市的建筑形象。交通和物流的转变引起了对于新型火车站、旅馆、港口设施和仓库的需求。工业化生产的发展及管理的扩张使全新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得以形成。日益增长的教育、文化和体育上的需求需要新的城市规划以及综合建筑。新的住宅、商业和行政区域被规划出来，城市中心区的建筑开始向垂直方向发展。沙俄、普鲁士和哈布斯堡的君主制度使得这些国家在19世纪末之前都没有较多发展的空间。这三个地区的人口是欧洲最多的。在许多情况下，铁路的建设带来了重工业和大量涌向首都（圣彼得堡、柏林、维也纳）的人口，并使这些首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都市中心。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中欧城市是帝国力量和当地力量碰撞的地方；哈布斯堡的土地在行政上于1867年被分到奥匈帝国，而作为其经济和行政中心的维也纳和布达佩斯，通过在1836-1875年建成的密集铁路网络，仍然彼此之间以及与其他都城联系紧密。

在1914年以前，帝国统治下的柏林和维也纳对于城市规划和城市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影响。围绕中世纪维也纳建造的环城大道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和建设项目，它清楚地表明了社会新群体的力量。环城大道建造在靠近霍夫堡的防卫城墙的位置，皇宫仍然是新城市的中心。同时，许多新的建筑类型也建造在环城大道旁，包括歌剧院、大学、剧场、市政厅、交易所、艺术和自然博物馆以及宏伟的司法局和议会；在大道两端，为了象征纪律和秩序，还各设有一个军营。而富有的资产阶级将他们的高级公寓建设在这些官方建筑周围。

法国以及改建后的首都巴黎为宏大的国家(Grand Nation)以及宏大的城市规划提供了范例。因为技术素质、审美价值同雄心勃勃的城市远景的成功融合，巴黎成为19世纪领先的首都城市。拿破仑三世在巴黎的领导显示了“老牌”的中央集权也能够满足“新”的需求和愿景。巴黎的规划成功地采用了适用于19世纪扩大中的工业城市的文艺复兴美学原则，皇帝及其规划师、塞纳河部门的长官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ès-Eugène Haussman)男爵，在1853-1870年间实现了巴黎的改造。

新的交通要道和林荫大道的网络改善了南北和东西向的交通，城市老城区域的广泛重建以及沿新市区街道的立面控制和统一，这些巴黎改造的部分中心思想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并被看作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出发点。它表现了法兰西的精神(la France profonde)，一个强大国家的庄严。奥斯曼的林荫大道是今日巴黎最为著名的代表，通过切断高密度和不规则的中世纪小巷，形成拥有通向老城外围宽阔道路和开放绿地的更为理性设计的城市。巴黎改造的项目涵盖了巴黎中心城区和周边地区规划的各个方面：街道和林荫大道、建筑立面规范、公园、下水道和供水工程、城市公共设施以及公共纪念碑。除了审美和卫生方面的考虑之外，宽直的街道也有利于军队行进并减少街道因障碍物而堵塞。

大体而言，1870年以后的时期标志着欧洲城市发展的显著变化——公共廉价交通系统的发展。这对于城市的影响是巨大的，城市和城镇开始向各个方向拓展。最早的公共交通城市产生了，郊区化也成为城市增长的重要环节。郊区化背后的发展动力一部分来自于经济、社会，还有一部分来自于技术发展：城市外围的土地价格低廉，改善的交通条件也使之更容易到达。在英国，为了安置成千上万的贫民窟居民和其他有住房需求的人，城市议会开发的独户住屋大多位于距离市中心有一定距离的地点。

在欧洲的城市规划史上，1870-1914年被视为是规划转型时期。1871年后，发展成为大都市的柏林成为德国的首都。在保留规范一切建设行为的权力的同时，国家将街道和建筑红线的法定规划权力移交给当地政府。到1900年，借鉴巴黎在城市规划中的设计元素以及英国和伦敦在公共卫生和住房制度上的改革，德国城市形成了自己在城市规划上的“工具箱”，并在城市基础设施供给和规划专业知识方面遥遥领先。这个“工具箱”是多种影响的混合体：最重要的来自于巴黎现代城市形式的空间和审美，尤其是奥斯曼理念中的林荫大道的设计，以及来自于英国尤其是伦敦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和卫生系统的广泛普及。

德国在城市规划领域的贡献建立在其法律框架的基础上，德国城市为了面对1860年代末到1870年代快速的城市增长，制定了限制土地征购的城市规划手册。莱茵哈德·鲍迈斯特(Reinhard Baumeister)的《城市扩张》( Town Extension)是第一个市政府管理的实践。约瑟夫·施蒂本(Joseph Stuebben)在1890年发表了内容全面而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手册Der Städtebau，在他的领导下，城市规划成为一门学术科目，并发展成为在高等技术学校普遍教授的内容以及市政管理的特定部门。新的规划学科结合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在1880年代末，卡米洛·西特(Camillo Sitte)在他发表的《依据艺术准则的城市规划》(1889年)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范式，他倡导基于行人角度的设计理念，在语言和图示上批评了新城镇规划中缺乏想象力的建筑形式。当所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欧洲城市规划的一般原则的时期，城市拓展成为德国规划对于欧洲规划的创新，同时，区域规划的思想作为未来规划的范例开始普及。

西特的影响改变了欧洲的规划：考虑到地形和产权等因素，他提出用弯曲道路代替直角格网体系；他强调建造封闭城市广场的重要性，而非开放的交通渠道；他提出通过其他建筑物围绕纪念物起到突出作用，而非孤立它们；他也不赞成复杂的星形交叉路口。西特的批评意见获得了公众和专家的热烈赞同，实际上，他的许多观点被埃利尔·沙里宁等建筑师和规划师所接受。到1900年，城市规划已经发展成为三维空间的设计而非二维的平面规划。在德国和其他北欧地区的先驱城市，发展出了区划的概念以及在城市不同地区实现开发高度和密度的差异化。

到现在，在欧洲发达地区的城市规划，往往都是将具有强有力城市开发能力的政府主导行为与空间管理相结合。城市增长已经能够控制在城市极限的范围之内，不再积极主动地购买和并入周边农田。1910年，针对柏林在城市外围的蔓延举行了竞赛。作为竞赛的一部分，形成了第一个综合性的大柏林规划，并将公共空间的开发作为至关重要的因素。获奖的扬森方案(Jansen-Plan)不仅对建筑设计提出了建议，同时还提出了一个成熟的公共空间的概念。柏林将建设较小的内环公共空间以及由森林、公园、花园、草地组成的外环公共空间，两环之间形成放射状的绿色走廊，并延伸到大量建设的内城地区。这个方案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发展，也成为了积极保护公共空间的基础。柏林市内和周边的许多城镇庄园以及永久性森林都被收购，并新建了大量的开放公园。

对于象征性权力的关注在新的首都城市中最为明显，尤其在19世纪末当国家统一成资本主义城邦之时。巴黎的规划过程，成为了1850-1914年期间伦敦、布达佩斯、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塑造大都市形象的典范，但是对于历史和现代需求的综合考虑同样也具有重大的意义，比如统一后的意大利表现的那样。罗马的现代规划开始于1871年再次成为联邦国家首都(Roma capitale)之时，它提出“通过形态上的改变来展现罗马从千年来的圣彼得大教堂统领下的城市发展成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管理的城市”。新的街道(Via Nazionale大街、Lungotevere、VIA XX Settembre)、新的开放空间（威尼斯广场）、桥梁(Ponte Vittorio桥)以及纪念碑（维克托·伊曼纽尔纪念碑）在40年内将老教皇的教会城市变成了20世纪初拥有100万人口的新城市。

工业化转变的浪潮一波又一波地席卷了大多数的欧洲城市。商业资本的积累可以从改变的住宅形式以及向老城外拓展的趋势看出来，最主要的结果是意识到城市是一个充满生活实体以及人工制品的地区。就像现代的大都市所展现出来的一样，现代城市规划的形成是市民自我意识的产物，最明显的是城市资产阶级的意识。许多城市空间改造的结果，可以看作是不同身份阶级、不同性别和种族的人在特定历史时刻象征性的表达。城市成为了正在探索现代化生活的不同阶级所组成的理想中的社区。

现代化的城市变成了政治、国家、民族、社会和文化冲突的集中地。在有些19世纪末以及近来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中欧和北欧城市中，社会和技术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发展正值强烈的民族觉醒、政治鼓动和文化活动活跃的时期，现代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成为了新的权力集团的文化产品。在大城市中，国王、皇室、国家、官僚资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需求都要得到满足，公共建筑以及纪念物从古典主义、中世纪哥特式、文艺复兴的不同历史时期吸取不同风格，民族主义、历史主义和历史发展观念形成了城市规划思想的框架。

城市扩张成为了当时欧洲共同面对的规划问题，防御性城墙的拆除对于拓展城市空间是必要的。这些街道设计的方法包括简单的街道布局和美观复杂的城市规划。英国对于现代城市规划的贡献就是田园城市的规划方法，田园城市运动于1898年由规划改革者埃比尼泽·霍华德爵士发起。田园城市的目的是建立被绿带（公园）包围的拥有一定比例用地的居住、工业和农田的自给自足的社区。受到乌托邦式小说《向后看》(Looking Backward)的启发，霍华德在1898年发表了他的著作《明日之城：一条通往改革的和平道路》(在1902年重新发表为《明日的田园之城》)。他理想中的田园城市模式可以在6000英亩(合2400hm²)的用地上容纳3.2万名居民，形成包括开放空间、公园以及六条从中心处向外放射的宽阔林荫道的向心布局。

霍华德设想的一组田园城市是通过公路和铁路与5万人口的中心城市相联系的卫星城。田园城市将是自给自足的，当一座城市人口达到顶峰时，在其旁边再建另一座田园城市。霍华德通过“人们将要去哪？是城市、乡村还是城市一乡村？”的著名的“三个磁铁”(Three Magnets)图示展示了他的思想。他提出了城镇的理想图景，没有贫民窟，市民可以同时享受城市的好处（比如就业机会、娱乐和高工资）和乡村的好处（比如良好的景观、新鲜空气和低租金）。

英式田园城市作为郊区规划的范本在全世界得到了推广。霍华德认为，田园城市是城市和自然的完美融合。1899年，他成立了田园城市协会，现在被命名为城市和乡村规划协会(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ssociation)，他的想法引起了足够多的关注和资金支持并开始建立莱奇沃思(Letchworth)，一座位于在伦敦北部郊区的田园城市。第二座田园城市韦林(Welwyn)的建设开始在“一战”之后。霍华德同德国建筑师[赫尔曼·穆特修斯(Hermann Muthesius)和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的交流使得人性化的设计原则在魏玛共和国的许多大型住宅项目中得以应用。德国的第一座田园城市赫勒劳(Hellerau)也在1909年开始规划。

正如英国学者史蒂芬·沃德(Stephen V. Ward)所指出的，西欧和北美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城市数量与规模的急剧增长造成了19世纪末现代城市规划发展的先决条件：“现代规划必须适应新的现实，即城市是动态的、资本主义的制造、消费和再生产的中心。”如何发展地方政府管理和规划的权威是社会现代化的问题之一。现代城市将规划从政府掌控中转移到了城市中产阶级手中，这也许可以反映出在土地利用、基础设施、高效流通以及社会福利中的优先次序。

同时，一个专业化的变化产生了：城市规划成为了一门专业，需要雇佣许多建筑师和高学历的改革者。国际建筑师和规划师的交流在城市规划历史中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从19世纪末到“一战”前，有很多关于“国际城市规划背景”的内容在各种大会、考察、协会、展览和竞赛（城市规划或建筑竞赛）中得以体现许多现代城市规划中的革新式的元素成为了国际规划思想交流的一部分，比如奥斯曼男爵领导下的巴黎重建、英国田园城市理念、卡米洛·西特的影响以及美国城市美化运动等。有关城镇规划的“名人”著作和“伟大城市”的规划已经暗示我们去观察欧洲、大西洋彼岸与殖民城市不同组织下的自由城市展现网络的丰富性。

19世纪城市规划的创新还有哪些？巴黎、柏林、伦敦和维也纳显示出一些方向，但是不仅限于此。在巴塞罗那，当政府同意拆除城墙时，加泰罗尼亚工程师埃尔德方索·塞尔达在1859年设计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城市规划。在塞尔达的规划中，城市新区是高效和宜居的地方，不像城墙内老城那样拥挤并且容易感染传染病。他将方案称为“Eixample"——塞尔达从同辈那里借用了这个术语并进行了独特、现代并综合的延伸。他绘制了详细的巴塞罗那周边地区的地形测量图，并撰写了理论著作，以支持他的主要规划项目。他创造了很多重要的西班牙语词汇，如“urbanización”（城市化）。

塞尔达受到公共卫生运动的巨大影响，关注于人们的关键需求：主要是对阳光和自然通风与采光、绿化的需求以及包括良好的污水处理在内的高效的废物处置设施。巴塞罗那的街道布局和电网规划也进行了优化，以适应行人、马车、马拉电车、城市轨道线、天然气管道和预防频繁洪水的大容量污水管道，但并未忽视公共和私人花园以及其他重要设施。最新的技术创新如果能更好地实现整合，就会被纳入他的设计，当然他也想出了一些值得称道的新概念，如土地调整的逻辑系统等。规划是基于对工薪阶层状况的统计分析上的，被他称作“拥挤的弊端”。

正如史蒂芬·沃德(Stephen V. Ward)所说，20世纪包括田园城市、城市蔓延、交通规划、城市更新重建等重要规划创新思想的传播，都是与现代城市规划的国际主义精神紧密相连的。在规划中，“现代”一词说明对于城市新的现实状况、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经济状况等做出回应。这些新的社会现实包括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流行文化、再生产及分配的动态发展，这在首都城市和大都市中尤为明显。现代城市规划正是这样从为王公贵族所做的规划转变为国家和民众所选举的议会所做的规划。

在19世纪末，一个城镇需要在增长之前进行规划——而不是之后——的想法得到了欧洲各地的认可。大都市的日益增长对于城市的影响是明显的。在欧洲城市范例中，规划强调技术的现代性和审美。从人民的态度中可以反映出从中央到地方层面的转变。因此，人们可以看到欧洲在印度(1911年)、拉丁美洲、澳大利亚等地规划和建造新首都的主导作用。指导殖民地规划的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霍姆(Robert Home)指出，“城市规划的思想成为新的管理殖民城市的方法，它提供了在新的专业和立法框架下的具有技术意义的工具。这些措施包括以下内容：土地利用分区，对于城市扩张和更新的公共权力控制，规划和开发进程中涉及土地拥有者的财务规定，田园城市或者说郊区花园型低密度家庭住宅以及城市控制与分散化的政策”。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成为欧洲城市规划的“黄金时代”。当时使用的术语是“铺设城市”( laying out of town)。城镇规划是特指英国形成的新现象，并在20世纪初期传播到英国和法国殖民地，但是还需要更理性、高效和审美的方法。英国著名规划历史学家安东尼·萨克利夫(Anthony Sutcliffe)在其1981年的著作中指出，城市规划是公共权力在对城市物理环境安排上的秩序讨论，以推动经济和社会单元的高效和公平运作，同时创造美观愉悦的环境。

英国规划师、地理学家戈登·彻丽将欧洲城市规划的产生视作1890-1910年间创造性时代的结果。在规划的不同角度都形成了各自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德国的规划归功于机械制造传统和城市拓展中的市政行为；英国的规划受到了工薪阶层住房问题的巨大影响；法国和奥地利的城市积极参与大型现代化首都城市的重建和规划。结论在各地都是相同的：城市规划成为了塑造现代环境的主要力量，并且，只要城市还在混乱地、无序地增长，这种力量就仍具有长期的重要性。

20世纪欧洲现代城市建设：“一战”之后的变化和延续

在过去的100年中，欧洲城市规划已经经历了不同范式或一致性的阶段。如上所述，现代城市规划是建立在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环境下的。在1920-1930年代欧洲城市所有的重大问题中，轨道交通问题、住房问题以及新城中心问题是最为突出的。城市发展可以部分认为是城市土地的扩张。除了战争时期，直到1960年代末，欧洲城市每年都在增长。在世界大战和1930年代经济萧条之后，城市重建和政治重建的需求是显著的。正如拉里·韦尔(Larry Vale)所说，由于战争提供了解决城市战前形态缺点的机会，大部分城市的规划活动变得活跃。

建筑和规划领域的新理念对于创造城市生活的新形态是至关重要的。“一战”之后的规划法规旨在提高地方开发规划的效率。其主要目的是跨出现有人口稠密的建成区范围，并建立在大都市和区域层级总体结构规划的工具。在许多欧洲城市，充满活力的社区开发和交通规划结合起来。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努力将（社会）民主理想、交通效率和现代都市形象结合起来。然而，在1920年以前就在美国大量普及的机动车交通发展并没有同等程度地反映在欧洲国家中。直到1940年代中期，尽管德国汽车业在发展，也出现了柯布西耶的理念，欧洲国家仍没有大量推动小汽车增长的做法。

到1920年代，功能现代主义的思想在城市规划领域得到发展。基于瑞士出生的建筑师勒·柯布西耶的理念以及使用新摩天大楼建造技术，现代主义城市立足于消除无序、拥挤和小尺度。勒·柯布西耶是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先驱之一，他关于规划的核心思想体现在两本著作中——《明日之城》（1929年）以及《光辉城市》（1933年）。他的主要想法有四条：①传统城市在功能上已经过时；②现代城市的拥挤可以通过增加密度来解决；③这种做法在城市中心和郊区都可以使用；④应该利用交通运输系统。

柯布西耶的城市规划思想提出，用事先规划的宽阔高速道路和开放空间内的高楼街区来替代原有的老城。他的规划是对城市的大规模重建，就像在Voisin规划(Plan Voisin)中提出的对于巴黎中心城区的清理和重建（柯布西耶的“一个当代城市”）。从全球范围看，勒·柯布西耶是在城市规划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是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ongrès International ďArchitecture Moderne，CIAM)的创始人，也是最早意识到小汽车将改变人类聚居形态的建筑师之一。他将未来城市描绘成在公园般的环境中独立的大型住宅建筑群。

柯布西耶的理论被西欧和美国的公共住房建设者所采纳。多年来，许多建筑师在柯布西耶的工作室工作过，其中的许多人在世界不同地方成为了权威的建筑师。柯布西耶的思想对前苏联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理念也有深远影响，特别是在构成主义时期。然而，直到“二战”之后，西欧地区仍然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城市规划。

如同20世纪的其他城市规划师，勒·柯布西耶受到了城市工业化问题的巨大影响：规划和建造技术导致了拥挤、肮脏和缺少良好景观的问题。欧洲的现代主义运动旨在通过住房观念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由于对小汽车（作为交通工具）和城市中建造高速公路的推崇，柯布西耶的思想也进一步推动了对传统城市空间的破坏，以便建设公路，把城市中心与可以自由开发中产阶级住房的低密度、低成本（意味着高收益）的郊区和乡村土地连接起来。因此，在欧洲有两条城市发展的线索：英美地区的传统式带有花园的独户住宅，而在欧洲大陆人们倾向于内城的公寓生活。

新的规划理念在美国和新建立的苏联得到了实施。在苏联成立之前的几十年内，沙俄经历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1850-1914年间面积增长了三倍。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新政权接手的是过度拥挤的城市，到处是贫民窟和疾病，阶级分化严重。所有的土地被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化。在1918年，城市财产通过法令转移到国家和地方政府手中。旧有城市空间秩序的崩溃迫切需要新的城市规划方法来改变。尽管由于“一战”和“二战”损耗了大量的经济和劳力，使得实际的城市建设很难实施，但是，关于社会主义城市形式探索的讨论还是产生了。

1920年代，辩论一直持续，并产生了两个对立的学派：城市主义者(urbanist)和反城市主义者(disurbanist)。城市主义的学派由萨布索维奇(Leonid Sabsovich)领导，反对现有城市的增长蔓延，提倡将城市空间分散成自给自足的围绕工业区的紧凑中心所组成的系统，每个中心拥有5万人左右的固定人口。这些新城市将执行严格的土地分区规划，住房、工业、绿地和休闲设施将得到发展；可以看出，这个想法受到了田园城市理念的影响。这个概念的关键是公用住房的创造，每栋住宅可以容纳2000-3000人，每人拥有5-6m²供睡觉的独立住宅单元。

在党的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和新社会主义首都莫斯科的规划理念得到了实现。在他的指挥下，许多老建筑尤其是教堂被破坏，并被不同类型的纪念物和公共建筑所替代。莫斯利地铁、公交和无轨电车系统是斯大林设想的高密度大都市的部分要素，如同纽约一样。斯大林信奉纪念性的规划风格，在他的提倡下规划了宽阔笔直的林荫道，扩大了许多现有的广场，新古典主义的公寓楼遍布全市，七座摩天大楼也拔地而起，到今天仍主宰着莫斯科的天际线。

20世纪欧洲现代城市建设：“二战”以后的变化与延续

“二战”期间，整个欧洲城市遭受严重的破坏。空投炸弹大面积地轰炸城市中心，尤其是在欧洲大陆。从1940年代后期到1950年代，由于战争引起的住房短缺导致很多城市需要补助居住区。规划师就利用这个机会来实现柯布西耶提出的现代主义的理想规划——由花园包围的塔楼。战争在很多方面推动了规划的发展，而且加强了政府和市政当局的权力。西欧的总体城市规划的主导思想是建立一个大都市领导下的更大型的城市或都市区。城市区域开始沿着铁路和公路像卫星城一样增长。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市政规划成为了加强城市形象的核心手段。规划立法的想法也只是为了提高当地政府的规划效率，来扩展已有的高密度的城市区域的边界，以及为市政规划和区域规划提供指导。

在很多城市，新的城市和交通规划的机构得以建立，1940-1950年代市政规划的建立都是基于对公共和私人需求的整体分析。在西欧城市中，这个规划过程是民主的，在东欧则是集中管治的。在这些规划中，系统性的交通体系与大型城市更新项目是相互配合的。随着城市公交部门的创建，郊区的交通安排成为城市的热点政治话题。在很多大城市，地铁和交通规划成为了极具政治性的问题，特别是在强大而民主的西方政党内，对土地利用的控制引发了强烈的关注。

重建和现代化在很多城市中同时进行。战后，交通规划包含了一个重要的社会信息：一个民主的都市和一个高效、现代的都市是同样必要的。斯德哥尔摩是第一个欧洲城市中心交通转型的典范。在市政府的支持下，1952年斯德哥尔摩总体规划决定了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以及新城中心和地下空间的重建。之后City 62和City 67计划实现了现代化的规划项目。在鹿特丹，重建计划吸引了国际关注。这种社会规划方式青睐于2万人口的社区建设。另外一个创新是莱恩班(Lijnbaan)步行商业区，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步行商业区。

1945年以后欧洲的规划新概念起源于美国的“邻里单元”。它有着城市规划的形式，在战后的英国首先出现整体的新城，成为了新的现代城市的典范。邻里单元企图寻回在战时丢失了的“社区精神”。1945年英国工党政府使用了这个概念，想要根除阶级分化，使社会更加和谐。Stevenage、Tapiola ( Hagalund)和Vällingby分别是英国、芬兰、瑞士的新城代表，它们在国内乃至全欧洲都受到了广泛关注。

这三个地方的总体规划在1950年左右确定，它们被用来检验当时最先进的规划理念。这些新城组织在成片的居住区中，每一个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和自己的社区中心。这三个城镇的特点不尽相同。Tapiola尺度适中，但是变化多端。在Stevenaged独户房屋占据主导地位，Tapiola则是各种户型的混合。Vällingby以公寓群为主，但是也有联排房屋和独栋房屋。在所有的三个城镇中，资源的使用和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中心，不仅容纳了文化、社会活动，也包含了商业活动。每座城市都有崭新而美好的未来，这或许反映出了一种乐观主义，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最为明显。

作为战后城市规划活动的结果，西方城市的市政府在1950年代准备以分区、郊区和区域中心为基础进行总体规划。去中心化——新的居住区与一些围绕在市中心的新的地区中心相连——需要良好的交通条件。快速轨道交通在很多城市规划并实现。欧洲城市的总体规划反映了五六十年代的普遍精神：老街区的彻底铲除、综合性的重新发展、高容积率、穿越中心区的高速公路、用技术和卫生状况均不完美的现代住宅来替代旧的城市结构。很多总体规划包括了交通调查和交通预测，它们宣称“每个家庭都需要有自己的小汽车”，于是高速路便开始横穿城市中心地段。

194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中期的经济快速发展过程尤其意味着在西欧城市结构和城镇景观发生重大转变。无数的老建筑被摧毁，为新的城市建设让路，而且它们往往靠近城市核心的交通区域，比如在火车站和主要大道旁边。这个时代的关键词是旧城中心很多地方的改造。在城市中心，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办公楼和商业附属建筑的开发。一个新的维度在都市规划中出现了：大城市的梦想和吸引私人商业公司的愿望相结合。市中心一旦开始吸引人，商业和其他活动也会被引入；如果没有这个中心，商业就会流入对手的地盘。

1950-1970年代，很多新的商业建筑和科研中心在现有的首都城市和大城市中建立起来。伦敦在“二战”期间，城区遭遇了很多严重的损坏和人员伤亡。Cripplegate地区几乎毁灭殆尽，因此1952年人们开始考虑这片地区的未来。1957年，政务议事厅(Court of Common Council)决定在此建立居住区。1965-1976年，占地14万m²的巴比肯(Barbican)地产项目在被战争摧毁的场地上拔地而起。这个地产项目于1969年在伦敦城正式营业。从中可以看到，混凝土被普遍运用到建筑的外立面。该项目——如今是一座文化中心——从建筑角度上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伦敦混凝土建筑的主要代表之一，被视作一个重要的地标。

1950年代，法国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即建立一个新的中心来容纳大型的办公楼开发项目。拉德芳斯成为了位于大巴黎地区西部的重要商业区。建立在巴黎10km长的历史轴线之西端，它延续了法国宏大的城市规划风格。这条轴线始于巴黎中心的卢浮宫，沿着香榭丽舍大街，经过凯旋门，并最终到达拉德芳斯。这里容纳了110m（360英尺）高的大拱门(Grande Arche)和拉德芳斯广场(Esplanade)，以及巴黎城区最高的几栋建筑。随后，1960年代，法国的每一座大中型城市都拥有了自己类似的城市综合区。拉德芳斯是欧洲最大的有目的建造起来的商业区，可以与之相比的是伦敦的金丝雀码头——这两个地方都没有侵占历史街区。

在东欧的苏联和社会主义联盟（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城市规划沿着一条类似的道路发展，但是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土地的国有化消除了地方与国家的辩证关系——规划变成了一个集权化的事务。所有的东欧国家都经历了战争的痛苦，而它们的经济也处在一个非常差的状态。重建城市是很有必要的。波兰华沙在1944年的暴乱中几乎被铲平，而东德的德累斯顿也基本在1945年的2月被炸平，斯大林格勒在战斗中被毁，几乎没有建筑留下来。很多城市需要重建，包括柏林。在工业和大地主都被国有化以后，国家的经济资源都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下，所有的开发与投资都需要由国家出资。根据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首先要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工业。

因此，在10-15年之间，大部分的资源都直接被用于工业的发展和被毁坏的城市的重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重建在没有规划的情况下开展，这首先是因为重建需要立刻开始，不能等待规划研究；其次也是因为大多数城市没有足够的专门人才来做规划。然而，在很多历史中心已经被摧毁的城市中，人们努力去恢复，至少是部分恢复那些已经被破坏的历史建筑，专家们也尽力让这些建筑看起来和原来一样。这样的例子包括重建华沙古老的市中心，或是德累斯顿的茨温格(Zwinger )，或是布达佩斯的很多老房子，以及其他很多在苏联影响下的范例。

这些战后早期的趋势标志了之后几十年将要发生的变化，只不过届时开发的尺度会更大。这些早期的主要案例说明了在新的区域进行规划是多么重要。这也包括整套基础设施的设计，比如道路、水资源供给和电力供给，也包括了关于居民生活状态如何受到极大影响的社会研究。所有的这些都需要一些城市规划，并且在实施的过程中不能遭遇过多的阻碍。到1960年以前，苏联的政策有所转变，开始大规模修建新的公寓楼。这种趋势立刻被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仿效。以扩充城市的住宅容量为目标的新社区的发展需要城市规划的参与在很多城市，这种发展发生在已有城市的外围，将郊区或没有开发的土地纳入城市。而在有贫民窟的城市中，这些区域是根据现代城市居住单元的惯例来开发的。

欧洲的旧城保护运动——城市保护成为规划的重点

“摇摆的60年代”是充满政治动荡的时代。在很多游行（针对越战、工作环境、住房政策等）的精神指导下，一些团体和个人占据了一些应该被罚没的地产。年轻的占领者希望影响城市的再开发、规划以及建筑。在目光所及的每一座城市，公共的观点最终在一些相似的环境中改变。城市媒体——报纸——扮演了核心角色。这些在1969-1971年之间达到了高潮。在大多数大城市中，旧城区、历史街区和建筑的保护成为了相关讨论的焦点，一两个重要的保护斗争成为了转折点。在欧洲，“自由之城克里斯蒂安尼亚”( Free City of Christiania)是指1971年对哥本哈根的克里斯钦港原Bådmandsstraede兵营的占领，也是整个城市青年革命运动的一大标志。

虽然1960年是城市保护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但是这个现象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以“奥斯曼化”和维也纳旧城墙的推倒为代表的城市更新，意味着19世纪与过去的决裂以及对阳光、空气和自由的征服。典型的现象就是一条条新的大街，从（往往是高密度的）中世纪历史街区中横穿过去，人们将之描述为“刺穿”或“掏空”。城市中心区的快速更新催生了怀旧的情绪；城市博物馆和档案馆纷纷成立以储存和记录那些“消失的城市”。19世纪末，资产阶级分子或知识精英们建立起首批地方的历史保护协会。那些最重要的历史建筑被保留下来：这包括被艺术史学家认定为早期风格的范例的，以及在城市的集体意识中被认为是该城市特征里不可替代的那些建筑。

作为这第一阶段的特点，社会精英和公众对于城市保护的认知有所提升，这是明显的。这与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碰巧同时在19世纪末发生。旧城区的衰落、低迷和肮脏变成了一种官僚的和庆祝性的语言。一种辩证的观点逐渐形成，回应着少数知识精英、城市中关注文化的中产阶级和领域内（如博物馆、文化遗产组织、地方的历史协会）的专家的关注。从19世纪开始，当城市中一些重要的建筑遭到威胁时，公众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尽管总体的态度还是支持现代主义的规划和建筑，但保护历史的呼声越来越高。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旧世界，破坏了城市，也催生了很多新的国家。保护旧城镇环境的第一个阶段发生在20世纪早期。甚至连改良主义建筑师也强调了保护历史城市中心区的理念。这一态度改变发生在国家文化运动兴盛之时，夹杂着怀旧情绪、历史、民间故事、方言、城市遗产等种种元素，以及将当地的自然和历史作为灵感来源的思想。1914-1945年的这个阶段初步奠定了城市保护的国家性法律基础。最初的针对皇家或国家历史纪念物和建筑的保护法案(Royal or National Historic Monuments and Building Preservation Acts)在很多国家议会得以通过。有一个主要问题是，国家政府给予的资金支持非常少。

战后在欧洲广泛推广的城市整治与再开展政策，逐渐引起了反对的声音。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部分：立法框架的发展以及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不断变化的对于建筑和城市景观的关注。关注点从独立的建筑开始转移到城市集群中。公众对于城市保护意识的提升，作为第一阶段的特征是很明显的。而在1950年代，某些民众组织或文化遗产组织开始表达他们对于老城整体环境的关注。尽管总体的态度还是支持现代主义的规划和建筑，保护历史的呼声开始被注意。

在很多大城市中，城市管理者的精力部分花在了历史和遗产上。一些城市规划师和旧城保护方面的学者制订了历史建筑的名单，很多重要建筑都注册在案。市属公共遗产委员建立，派驻公务员确认有价值的历史建筑。一个核心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尽管在政治层面给予了历史建筑保护足够的支持，但相关资金非常短缺。部分资金储备是用于保护一些大城市中的历史建筑，或是有价值的古村镇。一些人希望保住那些已经被快速城市化吞噬的旧村镇中仅存的历史景观。对于欧洲来说，很多古老城市的独特之处都与其历史核心有很大关系。

中世纪是很重要的一段历史时期，因此如果可能的话，它也在西欧城市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一时期，现代欧洲国家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在很多中欧和北欧的旧城中，这段历史被完美地呈现出来。而在西欧的不同地区，保护这些城市历史区域的过程也是相似的。在1950年代，建筑保护中唯一具体的措施只有对于纪念性环境的保护。很多委员会成立了，旨在分析更新旧城并使之现代化的可能性。不久，城市政府就给予了城市保护许多政治支持。人们希望国家也能够给予支持。

在1960年代人们的态度有所变化。在这10年中，充斥了保护或者拆除这种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甚至是一些古遗址的斗争。这是旧城保护运动的第二阶段：文化精英们的关注点在1960年代末发生转变，对城市推倒重建运动的排斥变得普遍起来，这也成为了1968年全球性运动的一部分。那些想要清除旧城建筑、街区或公园的交通规划和地方政府的规划遭到了学生和有志之士——社会上新的“民主力量”所反对。从1960年代晚期开始，一系列反对城市开发的书籍和手册开始公开发表。这场运动利用媒体来发出呼声的能力非常强。国际影响对旧城保护的促进也值得一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1964年定为国际历史纪念物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Historic Monuments)，而在1975年设立了欧洲建筑遗产年(European Architectural Heritage Year)。

加拿大裔美国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简·雅各布斯和她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年），是对于美国1950年代城市更新政策的强烈批判。这本书被认为已经超越了规划本身，而影响到时代的精神。这本书在欧洲被职业规划师和大众广泛阅读，该书代表了对于那些毁坏社区并将城市空间孤立的城市政策的全面批判。雅各布斯呼吁废除城市分区政策并恢复土地自由市场，因为后者能带来密集的混合功能的街区。她还经常引证纽约格林威治村的例子，称其为有活力的城市社区的代表。

雅各布斯也善于组织基层草根力量来阻止那些将会毁灭传统邻里街区的城市更新项目。在简·雅各布斯的行动中，这种行动小组的结构类似于欧洲而不是北美。学生组织以及其他活跃于1968年运动中的大学精英、记者、建筑师，还有地方历史保护组织、左翼艺术家、多党派人士都非常活跃。这个时代的特征是，社会充斥着各种占领运动、示威游行、丑闻和暴行。这样看来“自由之城克里斯蒂安尼亚”就是非常独特的了，它象征着对于既有社会文化准则的挑战。

城市管理部门也逐渐接纳了城市保护这一概念。大多数政客开始赞同起技术专家的观点，即整治旧城并不值当。1970年代的西方国家终于迎来了转变。尽管市政规划和保护运动之间的联系还是很微弱，但是这种关系开始被很多地方政客关注。在很多情况下，立法往往不够完善，不能阻止对那些私人拥有的历史建筑或街区的破坏。对于遗产的整体考虑仍然较弱，但是对于历史建筑群的保护意识的确在提升，尽管来自地方或国家政府的经济支持还是不足。现代主义运动在很多国家风生水起——“一个有活力的城市不应是一座人工的博物馆”，态度非常强烈。而在1950年代与之相反的运动开始发展，很多欧洲大陆的城市学者开发出细致记录历史建筑的种类和周围环境的技术。对本地记忆的保护以及记录文献、口述历史和公共参与都对现代主义规划的目标和方式构成了挑战。

1989年以后的新世界：全球化、城市复兴和规划的可持续性

城市规划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发生了剧烈而决定性的转变。一个重要的催化剂是经济重建对于城市的负面影响。传统工业的衰退——去工业化——以及对于新的投资项目的追求推进了城市规划的新进程。“冷战”结束后，欧洲很多地区的民族主义抬头。在1990年代的欧洲版图上，出现了很多新独立的国家，它们往往按照1945年之前划定的历史边界来分割。中欧和东欧发生了政治巨变，政治运动推波助澜，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权力结构。在这部分欧洲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塔林、里加、维尔纽斯、柏林、华沙、明斯克、基辅、莫斯科、布达佩斯、圣彼得堡以及其他大城市是如何被重塑的：与之前社会主义的方法不同，如今一种特殊的“国家”历史以及大都市的姿态在其城市形态中显露无遗，同样明显的还有在城市规划中政治集权和象征的重要性。

1980年代见证了宗教和民族情绪的复兴，随之而来的是对于历史更多的尊重，特别是城市的历史。对公共历史建筑和古物的兴趣有所增加。对于城市修复的热情体现在一种与激进的苏维埃现代主义完全不同的对于城市现状的历史态度。苏联的解体增强了改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愿望。本土性成了关键问题之一。在城市规划与发展过程中，政治变革意味着从中央集权下的城市等级制度向后社会主义的政策和后工业的资本主义的转变。国际主义和地域主义成为两种主要的追寻自我表现的新途径。

在1989-1991年的政治巨变之后，欧洲迎来了可用于资本流通的巨大的新市场，这个以“全球化”为象征的过程对大都市区域和大城市来说是有利的。它引发了柏林、莫斯科、维也纳等重要城市的重构。如很多城市学者指出的，城市即将成为创造财富的机器。范式的转变带来了广泛的结果：城市之间一种新的竞争和合作的关系产生了。一座城市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在整合的世界经济体中扮演的角色。开放贸易、去除壁垒、让经济技术和人才资源自由流通等做法影响了城市政策。

城市规划就像在之前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运用时一样，反映了两种政策需求：一是经济层面的，二是环境层面的。与此同时，社会的国际化和对历史的热衷导致了对空间特殊性的强调。在更为自由的经济体制下，国际贸易、旅游和投资的壁垒减少了。这些多元的趋势形成一种文化的国际化，使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价值观、标志和城市符号散播在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城市自然处于这一发展进程的风口浪尖。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城市规划范式：城市决策者们需要保证自己的城市可以“赢得”投资、商业活动和文化消费。

在这一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指引下，商品、思想和人在全球范围的流通、消费以及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一种结合了文化、消费、生产和视觉策略的“城市复兴”日益显著。城市复兴这一术语在1990年代用于西欧，借以描述在一段时间的城市衰退和郊区化之后，很多大都市中心区人口复苏和重新振兴的现象。“复兴”是通过一系列的创新动作实现的，比如刺激税收和解除一些规划上的限制，以及国家层面的积极干涉——鼓励商业活动和居民重返城市中心区。以伦敦多克兰(Docklands)和柏林波茨坦广场城市规划为例的大型开发项目以及绅士化运动，鼓励人们重新回到城市。

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城市和区域已经处于一种新的发展阶段中了，这种发展反映了以下三个作用：①社会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改变；②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③去中心化和去工业化。

这些事物在1970年代中期开始就已经显现，导致了西方经济的不稳定——这种现象在战后1945-1970年的繁荣时期内没有被察觉。整片的城市工业区（如造船厂、纺织厂等）消失了，与此同时生产的全球化已经改变了城市中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在地区、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出现了城市等级结构和城市网络的新形式。建筑和规划文化的国际化也是全球化的结果之一。

在中欧和东欧，“城市复兴”可以被视为人们对于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越发尊重的表现。很多关于复兴内城历史街区的决策制定出来，而在城市的总体规划上也列出了值得保护的历史建筑环境。对于保护的热忱体现了一种与1960年代激进的现代主义完全不同的强调历史的策略，它与更早的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城市理念也有所不同。最近20年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在历史街区中大规模的保护工作。城市的复兴往往包含了一种将市中心作为文化和艺术发展核心的思路，这有点类似于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21世纪初提出的一个流行理念，即让城市核心区对“创意阶层”更友好。为了吸引来自郊区的游客，城市领导者们开始推广文化和大型活动、艺术走廊、露天音乐会，兴建会议中心、电影院和剧院。

1990年代，由文化引领的城市复兴的概念获得了成功。现在，一种混合了修复、选择性拆除、商业开发以及税收刺激的方式被广泛用来复兴城市街区。常被引用的成功案例包括：位于都柏林“Temple Bar”，作为波希米亚式的“文化区”(cultural quarter)吸引着源源不断的游客；而巴塞罗那在1992年奥运会的催化作用下基础设施得以改善，临水街区也得以复兴；毕尔巴鄂则以新美术馆为核心，在城市业已倾颓的码头区附近建造了一座新的商业区。由于它给文化和创意产业带来了活力，这种方法在其他一些国家也流行开来。

在整个欧洲，从1990年代开始，老的运河和码头得以再度开发，并被规划进豪华的现代内城公寓区内。老的港口、铁路站场、没落的工业区得以复兴，市政府或专门从事城市改造的私人公司（或二者合作）提出各种包含公共文化/商业空间以及设计优良的街道景观的混合使用的发展模式。业已破败却充满魅力的历史建筑经常被改造成为居住或者商业用地，如旅馆，它们往往会获得大量补助或被减免税收。与早些时候不同的是，更多的特征被保留下来，而在历史建筑的立面背后安装上新的设施后也转化成了现代住宅。最古老的城市中心区如今已成为一个商业、娱乐中心，吸引着游客和来自郊区的人们。

在1990年代兴起了一种重新评估城市历史的文化挑战，这与很多大城市希望成为“欧洲文化之都”有关。这项活动是由希腊的文化部长（原先是演员）的梅利纳·默尔库里(Melina Mercouri)和她的法国同行杰克·朗(Jack Lang)提出的，每年指定一座“欧洲文化之都”。此举的目的在于通过强调欧洲文化的丰富和多样性来拉近欧洲各国之间的距离，同时提升人们对欧洲共有的历史、价值的意识。“欧洲文化之都”每年由欧盟指定，在这一年中，它要组织一系列具有浓郁欧洲视角的文化活动。为“欧洲文化之都”所做的筹备工作是一个可以给该城市带来巨大文化、社会和经济收益的好机会，它也能促进城市再生、改变城市面貌，并提升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2004年罗伯特·帕默(Robert Palmer)为欧洲委员会所做的研究指出，“欧洲文化之都”具有对文化发展和城市转型的催化作用。

1990年代的城市更新已经考虑到了环境和生态问题。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也被称为环境可持续规划）已成为探讨欧洲城市问题时的关键词之一。可持续设计是对全球环境危机、经济和人口快速发展以及自然资源短缺的回应。它的根本在于，建成环境和服务需要遵从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性。可持续设计的目的是“通过高水准的、敏感的设计来消除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除了“消除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可持续设计还需要创造那些可以改变人类行为的创新方法。那是一种在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动态平衡，它可以为使用者带来与其所使用的工具或服务之间的长期关系，并对环境和社会差异展现出足够的尊重和考量。这一思想可以被运用在小到日常用品，大到建筑、城市乃至整个地球表面的各个方面。

在布置道路、建筑以及其他各种建成环境中的要素时，以可持续性作为核心标准对城市和乡村规划都是有利的。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或可持续城市的规划者在设计城市及其基础设施时可以运用多种设计原理和技术。“精明增长”(Smart Growth)是一种规划和交通理论，它强调在已有城市基础设施的基础上进行发展，从而避免城市过度扩张。它鼓励紧缩的、公共交通导向的、适宜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的土地利用规划，也提供有多种住房选择的混合开发。公共交通导向式开发力求将公共交通的可达性最大化，从而减少对私家车的需要。公共交通被视为一种可持续的城市基础设施，推动了保护街区、节能建筑、野生动物廊道的发展。“新城市主义”( New Urbanism)更多的是一场关于社会和美学的而非关于绿色的城市设计运动，但它确实也强调了土地利用和人口的多样性，以及可以减少小汽车使用的更适宜步行的街区。

总之，按照史蒂芬·沃德所言，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欧洲每一个传统大国都对国际上的规划发展有重要贡献。其一，城市规划在全球竞争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主要发生在一些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比如英国。其二，德国的贡献在于发展了城市规划中的“绿色方法”(green approach)。德国规划者同样热衷于推广一种设计方法，通过独特的欧洲或国家特征来缓解全球化给城市带来的压力（尽管没有完全成功）。其三，在法国，去中心化的国家新政策给予规划者们一个干涉主义者(interventionalist)的角色，来解决日益残酷的国际化经济竞争问题。

结语：什么是城市规划的今天和未来？

什么是21世纪创造性变化的驱动力？我们能从欧洲规划的历史中学到什么？世界越来越城市化：人们来到城市寻找工作、教育机会以及更高的生活质量。全球城市人口比重已经从1960年的1/3增长到2012年的超过一半（34亿人）。在高度城市化的欧洲、拉丁美洲、北美、加勒比海地区和大洋洲，有超过7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城市化往往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但是像如今这样大规模的快速的城市增长也限制了地方或国家政府提供水、电和污水处理等基本服务的能力。

大都会(metropolitan)和城市(urban)区域构成了21世纪欧洲城市发展的新的基本结构。城市和区域的网络化成为了欧洲政策制定的主要环节。大城市需要提供一定的交流密度。而这种交流依赖于一个丰富的、老式的、密集甚至拥挤的传统城市。此时产生了一种动态合作：驱动力往往是技术，而支撑它的则是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来来的不确定性。来源于这种动态合作的创造性被用来寻找某种城市规划方法，以解决一座城市自身关于秩序和组织的问题高速地面交通的新系统将会为出行和规划带来新的可能。在未来的几年，欧洲将会建立连接首都、创意地区和主要地方城市的联络网。技术的改变有可能会加强这些主要城市所扮演的角色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欧洲城市规划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通用的模型。中世纪之后发轫于欧洲的三个重要的城市规划理念在全世界并存：①用于新聚居区的几何网格；②两种将既有城区现代化的方法：高密度和美学的城市规划；③“绿色的”郊区规划。几何网格更多出现在初期聚居活动仍在进行的地方，而其他两种模型则用于高密度城区的转型。欧洲的规划模型与民主的社会体系密不可分。将城市规划与公共管理、民主决策相结合是西方传统的基础；这样不同的规划方法就能变得灵活和功能化，可以创造出不同的城市环境，在21世纪也仍然尊重过去、历史和遗产。

如上所述，现代城市规划的延续和改变，发生在一个城市增长的时代背景下。一开始需要的是展现皇权和等级制度。随后需要的是卫生和舒适的环境，让原本混乱无序的城市规整起来。相应的结果就是郊区规划和城市规划的分离，这对于处理持续增长的城市人口是有必要的。此外，在公共工程项目中也有意识地改善了城市环境，这些手段小到雕塑和装饰，大到新开发的建筑，乃至整片城区的规划布局。再后来，为应对城市景观的快速变化，产生了一场地方和国家层面的保护运动，并在整个欧洲持续走强，尤其是在1968年之后。

欧洲的城市规划，在更大范围的公共管理中有一种信念仍然存在，它的基础是国家或城市政府管治，这种管理在工业革命前的规划中可以找到影子。在欧洲以外的很多国家已经追随了英美规划的传统，尽管有很大的改变。这其中包括了一些相对缺少管控的自由企业化资本主义。但是在欧洲，无论如何，很多城市是非常古老的，在城市模式方面承载着几个世纪的历史。就像欧洲城市规划历史所展现的，根据现代城市的实际需求，结合不同时期的城市片段，是可以实现城市和谐的。毫无疑问，欧洲未来将会是城市的，而现代的城市形式也会继续。在这一过程中，大都市组群仍会继续增长和扩展。在政治上这意味着，创意城市——以及它们的城区和有实力的精英们——在面对中央的、国家层面和城市层面的政策决定时，会更要求有自主权。城市精英也会争取更多的空间、独立性和可移动性。但是每经历一次全球危机，我们就能看到人们在态度上完全的变化。这就是我们能从历史中学到的东西！

（注：本文原载于《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