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1  郑和雕像，位于南京郑和公园。许海燕  拍摄】

【下图2  《郑和航海图》钱松嵒  作。现藏北京国家博物馆。 许海燕  拍摄】

【下图3  马来西亚马六甲城里的郑和庙“宝山亭”。 许海燕  拍摄】

【下图4  郑和墓，位于南京牛首山西麓。许海燕  拍摄】

【下图5  澳门大三巴牌坊（葡萄牙语：Ruínas da Antiga Catedral de São Paulo），原为圣保禄大教堂的正立面。大教堂始建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被大火焚毁，仅余下正立面，因澳门人把圣保禄大教堂俗称为“三巴寺”，故有“大三巴牌坊”之称。】

【下图6  利玛窦画像，澳门人游文辉作，约作于1610年利玛窦死后不久，这是中国人画的第一张油画，现藏于意大利罗马Residenza de Gesu 府邸。中国的基督教史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顾卫名教授2001年10月24日在罗马亲见此原作。】

 第五章  明朝——中西文化交流态势的转折

    明代前期中国基本上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郑和下西洋所反映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主要还是古代沿袭下来的册封朝贡的关系。但明朝后期、即15世纪以后，欧洲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由于新航陆的开辟，欧洲的传教士、商人和殖民势力开始来到东方，与中国发生了直接的接触，他们带来了新的先进的西方文化，中西文化关系开始发生转折。

                  第一节  郑和下西洋

  一、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意义

  郑和是回族人，原姓马，名三保，俗称马三宝，生于云南昆阳州（今昆明市晋宁县）宝山乡和代村。郑和的父亲和祖父都曾朝觐过天方。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入云南平定原元朝梁王的反抗势力，当时云南的回族人大多站在梁王一边，结果梁王失败，郑和作为回族幼童被明军俘虏。战事结束后，郑和被分配到燕王朱棣府中任太监。

    郑和在燕王朱棣夺取明政权的战事中立功，燕王夺得皇位后赐姓郑，从此他改名郑和。郑和是回族人，与西亚伊斯兰国家有天然的联系，又入佛门，也有利于同东南亚、南亚国家沟通。而且他善于作战，这些条件使得他成为七下西洋的统帅。

    郑和下西洋前后共7次，持续时间达30年之久。这一大规模的活动是由明成祖朱棣发起和主持的。明成祖派郑和船队下西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由于朱元璋忽视发展与海外各国的关系，实行海禁，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沿海国家的关系逐渐削弱，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下降。明成祖夺取皇位后想重新树立中国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中的威信。

    第二，明成祖也可能让郑和顺便探访明惠帝的下落，但这不是主要目的，而且这一目的只有郑和等少数领导成员掌握。

    第三，开展官方的海外贸易，换回海外的各种珍奇物品，满足包括明成祖本人在内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需要。

    郑和七次下西洋大大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相互了解，扩大了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郑和的随行人员费信写的《星槎胜览》，马欢写的《瀛涯胜览》，巩珍写的《西洋番国志》等书，对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情况作了翔实的记载，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

    郑和下西洋对中国以及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经济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由于郑和船队带往海外的商品数量巨大，所以郑和每次下西洋对中国的造船业、丝织业、陶瓷业都是一次重要的促进。

    二、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历程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次数有多种说法。江苏太仓浏河镇的《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和福建长乐《天妃灵应之纪》两碑均为郑和生前所立，上面都说郑和下西洋是七次，应该是最可靠的。①

    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历程为：

    一下西洋：永乐三年（1405年）夏，郑和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今浏河镇）出发，行至福建长乐太平港待风。同年冬天乘北风从太平港出发，经占城（今越南中部）、爪哇、旧港（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南巫里（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部）、满剌加（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最后到达古里（今印度西南部的科泽科德）。郑和还在苏门答腊派出分船队赴榜葛剌（今孟加拉国）、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等地。

    郑和一下西洋曾在古里立碑纪念，碑文曰：“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②

 永乐五年（1407年）秋，郑和船队回到南京。随船队来华的有苏门答剌、古里、满剌加、阿鲁（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部）的朝贡使臣。

    二下西洋：永乐五年（1407年）冬，郑和船队再下西洋。这次到达的地方主要有：占城、暹罗（今泰国）、满剌加、南巫里、加异勒（今印度南端）、锡兰山、柯枝（今印度西南海岸的柯钦）、古里等国。

    三下西洋：永乐七年（1409年）秋，郑和船队从刘家港出发。这次到达的地方主要有：占城、暹罗、满剌加、苏门答剌、锡兰山。在锡兰山船队分为两支，一支前往加异勒、甘巴里（今印度南端科摩林角）等地，另一支由郑和本人率领，访问了柯枝、古里等地。在这次访问中，郑和代表明朝政府给满剌加王国国王行了册封仪式。郑和船队于永乐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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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碑现已不存，但碑文收入明嘉靖年间钱谷所编的《吴都文粹续编》中。《天妃灵应之纪》碑现尚存于福建长乐。

  ②马欢：《瀛涯胜览·古里国》

(1411年）夏返回南京。

    四下西洋：前三次下西洋，郑和船队主要到达东南亚和南亚各地，明成祖认为“远者犹未宾服”，因此于永乐十年（1412年）派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当年冬天，郑和船队启程。这次郑和船队在东南亚除了访问前三次去过的那些国家以外，还访问了急兰丹（今马来西亚东北部的哥打巴鲁）、彭亨（今马来西亚的彭亨州彭亨河口的北干一带）等地。到达古里后，船队向西北顺风行25天，到达忽鲁谟斯（今伊朗的霍尔木兹）。郑和向忽鲁谟斯王及后妃、大臣颁赐了锦缎、彩帛等物品。忽鲁谟斯王立即派使节到中国来朝贡，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到达北京。

    这次郑和船队还访问了溜山、阿丹（今阿拉伯半岛西南端也门的亚丁）、木骨都束（今非洲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不剌哇（今索马里的布腊瓦）、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等地。船队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夏回到中国。

    郑和这次访问麻林国以后，该国于永乐十三年遣使来中国进贡非洲的特产动物“麒麟”（长颈鹿），明成祖曾亲往奉天门主持欢迎仪式。

    永乐十四年（1416年），为了纪念郑和船队这次远航非洲，经明成祖批准，在南京仪凤门外狮子山下建造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天妃宫。宫后植有郑和从海外带回来的娑罗树，宫内立有《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碑文为明成祖朱棣亲自撰写。

    五下西洋：永乐十五年（1417年）冬，郑和船队启程出发。这次的路线与第四次下西洋的路线基本相同。船队访问了占城、爪哇、彭亨、满剌加、旧港、苏门答剌、南巫里、忽鲁谟斯、阿丹，以及东非沿海一些地方。永乐十七年（1419年）夏，船队回到中国。

    柯枝国的国王曾于永乐九年（1411年）到中国来朝贡，后来该国又两次遣使来访，要求明朝赐封国王并封其国中之山。这次出使，明成祖命郑和带印诰前往该国赐封，并撰写碑文，命树碑于山上。碑文中说：“乃封可亦里为国王，赐以印章，俾抚治其民，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之山，勒碑其上，垂示无穷。”①

    六下西洋：永乐十九年（1421年）冬，郑和奉命送忽鲁谟斯等16国使臣回国。郑和船队及其分船队访问了忽鲁谟斯、阿丹、不剌哇、木骨都束、古里、柯枝、加勒异、锡兰山、榜葛剌、溜山、南巫里、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甘巴里（今印度科摩林角一带）等国，永乐二十年（1422年）夏回到中国。

    七下西洋：明宣德五年（1430年），郑和船队启程最后一次下西洋。出发前，郑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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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明史·柯枝传》。

缮了刘家港的天妃宫，郑和亲自撰写了通番事迹的碑文，树立了《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石碑。郑和船队到达福建长乐以后，修缮了长乐的天妃宫，并于宣德六年（1431年）十一月立《天妃之神灵应记》碑。这次下西洋郑和船队访问了占城、爪哇德斯鲁马益（今爪哇的苏腊巴亚）、旧港、满剌加、苏门答剌、锡兰山、古里、忽鲁谟斯等地，宣德八年（1433年）回到中国。郑和在这次下西洋时于宣德八年在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逝世。

    三、郑和的船队和航海技术

    郑和下西洋是明朝政府组织的航海活动，由政府出资建造船只，船队的规模远远超过宋元时代中国出海远航的船队，也远远超过几十年以后葡萄牙的伽马和西班牙政府资助的哥伦布所率领的寻找新航路的船队。

    郑和的船队规模宏大，第一、三、四、七次下西洋的人数都在27000人以上，其余几次估计也不会少于此数。每次出海的船只200多艘，其中最大的称为宝船，共有20—30艘，航行时位于船队中央。宝船有9根桅杆，12张帆。“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①  这些宝船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南京龙江船厂造的。龙江船厂至今遗迹仍在，当年的船坞尚存3个，其中最大的长约300米，宽约30米。1957年在龙江船厂遗址曾出土一根宝船上的舵杆，长11.7米，现存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郑和船队除了航海技术人员以外，还有武装力量和外事人员。武装力量是为了保证航行中的安全。外事人员包括负责礼宾事宜的鸿胪寺序班，负责贸易的人员，以及负责外语翻译的通事。

    郑和船队在海上航行时，通讯联系的手段除了直接喊话以外，主要是旗语。据明朝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明朝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等书记载，明朝的水师白天以红布为幔，悬挂五色旗20余条，通过旗语来传递消息和命令。夜间则通过悬挂灯笼的位置和多少来传递信息。阴雨天能见度差时，还用锣鼓来传递信息。

    郑和船队的远洋导航技术是把天文导航和地文导航相结合。天文导航技术在当时称为“过洋牵星术”，即以测量星辰的海平高度来确定船舶所在的纬度。测量的工具称为牵星板。明朝李诩的《戒庵老人漫笔》卷一提到“苏州马怀德牵星板”，由12块大小不等的乌木片组成，从一指、二指，直到十二指。每指相当于1度34分至1度36分。郑和船队所使用的牵星板大概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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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巩珍：《西洋番国志》第5页，中华书局，1982年。

    郑和船队继承中国过去航海中积累下来的牵星数据，再加上七次下西洋所测量积累的牵星数据，编制了《郑和航海图》。此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载于明茅元仪的《武备志》卷二百四十，原图有24页，记录了530多个地名，标注了各个地点的牵星高度，涉及的海区东起长江下游、东海、南海，东南至爪哇，西北至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之滨的吉达港，西南至东非的索马里和坦桑尼亚一带。

    郑和船队使用的地文导航技术主要是“以针位取海道”①  即航海时用罗盘指向等方法来确定行船路线。郑和船队所使用的罗盘分为24个方位，每个方位相当于现代罗盘的15度。在实际使用时，每两个方位之间还可以有一条中线，所以实际上有48个方位。在《郑和航海图》中，对各个地点的针路都有详细的文字说明，如“东竹山（今新加坡南边的林加群岛）过，用子丑及丹癸针。”

    四、东南亚、南亚国家的国王来华访问

    郑和七次下西洋，极大地增加了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相互了解，促进了彼此之间的友好交往，东南亚和南亚有些国家的国王因而亲自来中国访问。

    浡泥国即今天的文莱共和国，位于加里曼丹岛北部，很早便与中国有来往。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曾派使节前往浡泥国，诏告明代元之事，并要求浡泥国王称臣纳贡。结果浡泥国王派使节到中国朝贡，明太祖给予厚赐。

    永乐三年（1405年）冬，新登基的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派使节来中国，受到明成祖朱棣的热情接待。明成祖随即派使节赴浡泥国，封麻那惹加那为国王，并“赐王印、诰命。王大悦”，②便决定亲自来中国，以表谢意。

    永乐六年（1408年）八月，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率王子遐旺及随从150余人，抵达京城（今南京），朝见明成祖，感谢明成祖赐以王号。明成祖在奉天门设宴招待浡泥国王，并赐给他仪仗、交椅和大量宝物。

    浡泥国王在京师居留期间不幸生病，于当年十月病故，年仅28岁。临终前，他遗言“体魄托葬中华”，表达了对中国的深切感情。明成祖特谥号“恭顺”，下令辍朝三日，举国哀悼。明政府将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厚葬于安德门外石子岗，并树墓碑，建神道，立祠堂，“置守坟者三户”，下令从全国查找已定居中国的“西南夷人”充任；每年由礼部于春秋二季举—————————

  ①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上，占城国第一。

  ②《明史·浡泥传》。

行祭祀。①

    麻那惹加那去世后，年仅4岁的王子遐旺在南京接继王位。明成祖给他举行了册封典礼。遐旺归国前，他的叔父向明成祖提出三点要求：请求明朝劝说爪哇国免除浡泥国的进贡，而改为向明朝进攻；请求封浡泥国京城后山山名以镇国家；请求派人护送回国并留住一年。明成祖全部答应了这些请求，遣使劝说爪哇国不再要浡泥国进贡，派太监张谦等人护送遐旺回国，封浡泥国京城后山为“长宁镇国之山”，并亲撰碑文，令张谦就地选石建碑，立于后山之上。

    此后，浡泥国与中国的来往一直不断，直到明万历年间，荷兰殖民者入侵该国，才中断了两国间的友好来往。

    浡泥国王墓至民国时期已经荒废，找不到遗迹。1958年南京市文物普查时终于重新发现了神道石刻和墓冢，对该墓进行了修复，2001年国务院已将其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苏禄国位于今菲律宾南部的苏禄群岛，早在唐朝就与中国有贸易来往。郑和下西洋时曾有分舰队前往苏禄国。永乐十五年（1417年），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哈剌等340余人来中国朝贡，明成祖在北京隆重接待了苏禄国王，并赐给印诰、袭衣、冠带、鞍马、仪仗等器物。

    苏禄国东王在北京居留27天后，乘船离开北京，沿京杭运河南行，到达山东德州时不幸病逝于驿馆。明廷厚葬苏禄国东王于德州，并按中国习俗，留东王王妃、王子和随从等人守墓3年。第二年，又在东王墓前修造祠堂，树《御制苏禄国东王碑》，碑文由明成祖亲自撰写。东王妃守墓6年后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回国。第二年她又带着次子安都禄、三子温哈剌来中国，从此就长期居留德州守墓，直到逝世。她死后埋葬在王墓的东侧。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德州守墓的苏禄国东王的后裔及其仆从的后裔都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东王的第八世孙苏禄国王通述请求清廷将德州守墓人员的后裔入籍中华。后经清廷礼部查明，准予入籍，并按中国的习惯，取安都禄、温哈剌两位王子中文译名的第一个汉字，确定安、温两姓，在德州定居，他们至今仍居住在德州苏禄国王的墓地附近。

德州苏禄国王墓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政府曾多次拨款修缮。198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和菲律宾国家文化中心还以中菲文化交流史上的这一段佳话为题材，联合摄制了大型彩色故事片《苏禄国王与中国皇帝》在中菲两国上映。

古麻剌朗国即今菲律宾棉兰老岛东北部的库马拉朗岛。明永乐年间，太监张谦在护送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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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明实录·太宗实录》卷59。

    泥国王遐旺回国时曾顺道访问该国。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月，古麻剌朗国国王斡剌义亦敦奔来华入贡，受到明成祖得隆重接待。明成祖赐印诰、冠带、仪仗等。古麻剌朗国国王在中国住了半年，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启程回国，途经福建时候不幸病逝。明成祖特谥号“康靖”，将其厚葬于福建闽侯（今福州）西郊，一些随从自愿留在当地为国王守墓。

    古麻剌朗国国王安葬在中国后，明朝政府每年清明和重阳都派当地官员前往康靖王陵祭扫。遗憾的是，康靖王陵的遗迹今天已不复存在，但仍有一些当年守墓人的后裔今天居住在福州。

    五、郑和下西洋在当地留下的文化遗迹

    郑和下西洋在东南亚和南亚许多国家留下了不少文化遗迹。

    印度尼西亚的三宝垅（Semarang）是爪哇省的省会。这个中文译名是当地华侨为纪念三宝太监郑和而取的。离三宝垅市中心约5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天然石洞，当地华侨给它取名叫三宝洞，洞内有三宝庙。据传说当年郑和船队曾经停靠这儿，在洞中给郑和的副手王景弘治病，后来王景弘就在这儿留住下来，成为华侨。直到现在，三宝垅的华裔每年在中国农历6月30日郑和船队登岸之日，都要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由华裔女青年抬着郑和的塑像游行。

    泰国暹罗湾湄南河入海处有三宝港，这是为纪念郑和而得名的。泰国首都曼谷有三宝禅寺，也是为纪念郑和而修建的。

    郑和1407年第二次下西洋时，曾向锡兰山上的栋德拉岬佛寺布施大量物品，①并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以作纪念。这块碑后来掩埋在土中，1911年在斯里兰卡南部滨海城市高尔市被重新发现，现藏科伦坡国家博物馆。这块碑原来用三种文字镌刻，上面为汉文，下面为泰米尔文和波斯文，现仅汉文尚能辨认，另外两种文字已经模糊，无法辨认。此外，据中国史籍记载，郑和船队还在满剌加、浡泥、柯枝等国留下镇国山碑，但这些碑都在漫长的岁月中被掩埋，迄今尚未发现。

    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城是郑和下西洋时满剌加王国的都城，濒临马六甲海峡。该城是郑和船队到达次数最多和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马六甲有座不高的小山叫三宝山，那里是当年郑和驻兵的地方。三宝山下有座三保亭，亭内有郑和的塑像。三宝山下还有一座三保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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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巩珍：《西洋番国志》第50页，中华书局，1982年。

庙内有一座着戎装的郑和塑像，该庙是当地华裔和旅游者经常去的著名景点。

       第二节欧亚新航路的开辟和澳门的中西文化交流

    一、欧亚新航路的开辟

    15—18世纪，是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航海者向东航行，开辟了从欧洲出发绕过非洲南端到达印度的新航路；他们向西航行，越过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麦哲伦率领的船队在1519—1522年间完成了环绕地球的航行。

    欧洲出现大航海时代和新航路的开辟的主要原因是欧洲货币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14、15世纪以后，西欧各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对于货币的需求急剧增加，而制造货币的黄金和白银欧洲的储量很少。自从《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广泛流行以后，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中国和印度是“遍地黄金、香料盈野”的地方。因此，冒险家和商人们都急切地想到东方来。而当时，欧洲与东方的贸易被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所垄断。欧洲的商人早就希望能直接航行到东方来进行贸易。再加上自古希腊以来，欧洲的地理学家们就坚信地球是圆的，在他们绘制的世界地图上，大西洋和印度洋是相通的，大西洋的西边就是中国和日本。这更坚定了航海家们开辟新航路的信心。

    葡萄牙人早在15世纪初就开始探索沿着非洲西海岸的航行。1487年，葡萄牙人巴赛洛缪·迪亚士（Bartholomeou Diaz）受国王约翰二世的派遣，带领船队沿着非洲西海岸航行到了非洲最南端，看到了海岸线弯曲转向北方。他们看到非洲最南端的海角风暴猛烈，把它称为“风暴角”。他们回到葡萄牙后，国王约翰二世认为绕过这个海角，驶往印度和中国的航路已经在望，因此将其改名为“好望角”。

    1495年，葡萄牙国王任命富有航海经验的大贵族伽马（Vasco da Gama）率领远洋船队去开辟新航路。1497年7月8日，伽马率领4艘海船从里斯本出发，沿着非洲西海岸航行，绕过好望角，再沿着非洲东海岸向北航行，于1498年3月到达肯尼亚海港马林迪，在那儿，伽马见到了4艘来自印度的大帆船。然后，他请了一位阿拉伯领航员。在这位领航员的带领下，伽马的船队横渡印度洋，于1498年5月20日抵达印度西南海岸的港口卡利库特，开辟了从欧洲直接航行到印度的新航路。

    欧亚新航路开辟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等国的传教士、商人、使节等开始沿着这条新航路纷纷来到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主要是相对和平的贸易及文化交往，当然也有一些冲突，但总的说来是和平的。

    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占很大比重的是西方基督教重又传入中国，以及由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科技；另一方面，由于葡萄牙人占据了澳门，大批葡萄牙人在澳门长期居住下来，所以，澳门的中西文化交流也具有较突出的地位。

    二、葡萄牙人占据澳门

    欧亚新航路开辟以后，1510年，葡萄牙人沿着这条新航路来到印度，占领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把它变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1511年，葡萄牙人又占领了马六甲，也使它变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葡萄牙人从马六甲的华侨那儿了解到中国的情况。1513年，当时的马六甲总督乔治·阿布奎克（Jorge de Albuquerque）派乔治·欧维治（Jorge Alvares）到中国来探路。欧维治到了广东东莞县的屯门岛，并在岛上居住了一段时间。这是葡萄牙人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欧维治这次来到屯门岛，与当地人进行了贸易，了解到许多中国的实际情况。7年后，欧维治再到屯门岛，因病而死，埋葬于该岛。

    葡萄牙人在初步了解到中国的情况后，急于要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1517年，葡萄牙驻印度总督派费尔南·安德拉德（Fernao Peres de Andrade）率领一支船队前往广州，并派一位使节托梅·皮莱资（Tome Pires）同行。安德拉德的船队先抵达屯门岛，然后驶往广州。中国官员不允许船队驶入，船队强行驶入，并鸣炮以示敬礼，结果中国官员还是让船队退回到屯门岛，但皮莱资在广州留住下来。

    明朝张燮的《东西洋考》引《广东通志》中的记载说：“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1517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为名，抚按查无会典旧例，不行，乃退泊东莞南头，盖房树栅，恃火铳以自固。”这儿所说的佛郎机是指葡萄牙人。中国古代对欧洲国家的情况不够了解，受阿拉伯人影响，把欧洲国家都称为佛郎机。后来对欧洲国家的情况了解多了，才逐渐区别开来，而把佛郎机专门用于称呼法兰西（法国）。不过，《明史·佛郎机传》中已经对葡萄牙有了比较正确的译名：“（嘉靖）四十四年，伪称满剌加入贡，已改称蒲都丽加。”这儿的“蒲都丽加”即葡萄牙。

    葡萄牙使节皮莱资在广州等待机会到北京拜见中国皇帝，但直到1521年才进入北京，呈上葡萄牙国王给中国皇帝的信。当时，正逢满剌加国（马六甲）派人来向中国皇帝报告他们的国家被葡萄牙人占领的消息，请求明朝派军队帮助他们赶走葡萄牙人。因此，明廷下令将皮莱资驱逐至广州。皮莱资到广州后被捕，于1524年死于广州狱中。

    1522年，葡萄牙国王又派出船队来中国，但在珠江口即被中国军队打退。此后，葡萄牙国王再没有派过船队来中国。

    葡萄牙商人由于不能进入广州进行贸易，就在珠江口外的屯门岛、上川岛、浪白澳等岛屿上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同时，他们千方百计与广东的官员接近，终于在1559年获得广东海道的同意，允许他们依靠惯例，抽税十分之二，进行自由贸易。

    澳门是广东香山县的一个半岛，又称濠镜，有南北二湾，居民原来以捕鱼为生。澳门临海有一座山，因山上有一座相传建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的妈祖阁，所以名叫娘妈角，又叫阿妈角。葡萄牙人把澳门称为Amaquam或Macau（英文的澳门为Macao），中葡学者们都认为，Amaquam就是“阿妈角”的音译，而Macau则是把“阿妈角”简化为“妈角”后的音译。

    万历三十年（1602年）修撰的《广东通志》“澳门”条记载了葡萄牙人进入澳门的时间和缘由：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舶夷趋濠镜者，托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时仅蓬累数十间，后工商谋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物，若聚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镜为舶薮矣。

    广东当局允许葡萄牙商人居住澳门是按照实际情况决定的。当时南方各省财政和税收负担沉重，而对海外贸易课税，获利较多。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在鸦片战争以前，从未获得澳门的主权。明清政府一直保持着对澳门的主权，在澳门设置官吏，征收关税，驻扎军队，但同时又给予葡萄牙人一定的自治权，让他们组织议事会，按照葡萄牙的法律和风俗进行内部自治。直到1887年葡萄牙政府与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北京条约》，澳门才割让给了葡萄牙。

    三、澳门与中西文化交流

    葡萄牙人在澳门居住经商，带来了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的语言、绘画、音乐、建筑、教育，以及各种西洋器物，中西文化在澳门发生了直接的交流。

    葡萄牙人在澳门居住，其中一部分人逐渐掌握了汉语，而中国人在与葡萄牙人交往的过程中，一些人也逐渐掌握了葡萄牙语。当时欧洲来华的传教士一般都要先在澳门学习汉语。1563年，澳门修建了圣保罗教堂，中国人称其为三巴寺。圣保罗教堂包括一座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后来逐渐发展，于1594年正式成立为圣保罗学院。明清之际来华的大部分欧洲天主教传教士都在这所学院学习过汉语，其中有不少人后来精通汉语和中国文化，称为汉学家，曾致力于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去，如利玛窦、金尼阁、艾儒略、宋君荣、卜弥尔等。

    明清时期，中国也有一些天主教徒在圣保罗学院学习神学和拉丁文，其中最著名的是江南的第一位中国天主教神父吴渔山。吴渔山（1632—1718年）是常熟人，他是画家，又是诗人。他在44岁时受洗入天主教。吴渔山入天主教后与当时在江南传教的比利时籍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有密切来往。1681年，柏应理动身返回欧洲，吴渔山决心与他一同去欧洲，但到达澳门后，吴渔山未能赴欧，就留在澳门圣保罗学院学习了二年多时间，包括学习拉丁文，并在那儿加入了耶稣会。

    吴渔山在澳门居留期间，写了诗《三巴集》一卷，包括《澳中杂咏》３０首，《圣学诗》８２首。《圣学诗》主要阐发天主教的教义教理，以及吴渔山学习天主教教义的体会。《澳中杂咏》则吟咏自己在三巴寺的学道生涯，以及澳门的风情，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早描写澳门的诗篇。

    吴渔山在三巴寺学道时已年届半百，他要与那些20岁上下的年轻人一道学习拉丁文，感到十分吃力。但他仍刻苦努力，甚至决心放弃自己心爱的绘画：“老去谁能补壮时？功夫日用恐迟迟。思将旧习先焚砚，且断涂鸦并废诗。”正是由于他的刻苦学习，后来他终于掌握了拉丁文，在上海一带当神父时，他不仅用中文主持弥撒，也能用拉丁文主持弥撒。

    吴渔山的《澳中杂咏》描写的澳门风情丰富多彩，有反映当时的海外贸易的：“小西船到客先闻，就买胡椒闹夕曛。十日纵横拥沙路，担夫黑白一群群。”这首诗描写了葡萄牙的商船到达澳门后，中国商贩肩挑背负，把货物运往内地的生动画面；也有描写澳门圣诞节情景的：“百千灯耀小林崖，锦作云峦蜡作花。妆点冬山齐庆赏，黑人舞足应琵琶。”就连作仆役的黑人也随着琵琶的曲调，翩然起舞；还有描写葡萄牙商人的妻子盼望远航经商的丈夫平安归来的“闺怨诗”：“少妇凝妆锦覆披，那知虚髻画长眉。夫因重利常为客，每见潮生动别离。”吴渔山的这些澳门诗是中西文化交流形象生动的见证，也是中外比较文学史上有价值的一页。

    吴渔山1683年从澳门回到上海传教。1685年他在南京由第一位中国主教罗文藻祝圣为神父。此后一直在上海担任神父，直到87岁去世为止。

    在澳门学习过的传教士汉学家中，葡萄牙传教士江沙维（Joaquim Afonso Goncalves）的汉语研究特别值得一提。江沙维于1813年来到澳门，原计划去中国内地传教，但当时清政府对基督教尚未开禁，因此他只好留在澳门的圣约瑟修道院任教。他编写过不少汉语教科书，其中最著名的是1829年编写的《汉字文法》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把汉字的214个偏旁部首称为字根，经过他的整理，减少到124个，然后编成一个字根表。他又把汉语的读音分成1300个不同的音节，分类编组。他把汉字的1411个不同的形符，分成若干类，作为学习汉字的结构单位。这些研究，不仅对欧洲人学习汉语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而且还是用现代西方的语言学方法来研究古老汉字的先声。江沙维还编写过《葡中字典》、《中葡字典》、《拉丁中文袖珍字典》等中西语文工具书，为中西语言文字的沟通作出过贡献。

    澳门同知印光任和香山知县张汝霖共同编撰了一本《澳门纪略》，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印行。在这本书的《澳蕃篇》的末尾附有一篇《澳译》，收录了葡文单词396个，分为天地、人物、器数、通用4类，以汉字注葡文读音，这是中国人最早编撰的一本葡中词典。

    澳门是西洋画传入中国的第一站。最早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从澳门到肇庆传教，他们在肇庆寓所的厅堂中央挂了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这是西洋画传入中国的开始。利玛窦向明神宗呈贡的礼品中包括一幅天主圣像和两幅圣母画像，其中一幅天主圣像和一幅圣母画像是耶稣会的教务视察员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在澳门筹集了送给利玛窦的，还有一幅圣母画像是澳门神学院院长李玛诺（Emmanuel Diaz）送的。利玛窦在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传教时，都曾把天主和圣母的画像向中国的士大夫和教徒们展示。明万历年间顾起元写的《客座赘语》说：

    利玛窦西洋欧罗巴国人也。……所画天主，乃一小儿；一妇人抱之，曰天母。画以铜板为  ，而涂五彩于上，其貌如生。身与臂手，俨然隐起上，脸之凹凸处，正视与生人不殊。人问画何以致此？答曰：‘中国画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貌正平，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阴与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凡人之面正迎阳，则皆明而白；若侧立则向明一边者白，其不向明一边者眼耳鼻口凹处皆有暗相。吾国之写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画像与生人亡异也。’

这段文字实际上是我国最早的关于中国画与西洋画的比较评论，它说清楚了中国画与西洋画的主要不同之处。

    明末耶稣会派往远东的传教士中，有一位名叫乔瓦尼（Cola Nicola Giovanni）的画家，他于1583年在日本长崎开设一所美术学校。他在日本培养的画家中有一些人后来在澳门的圣保罗教堂里画了不少宗教画。乔瓦尼于1614年来到澳门，在圣保罗学院内设立了一所美术学校，这是中国境内第一所教授西洋画的美术学校。利玛窦曾将乔瓦尼的4幅《圣经》题材的画赠送给明朝文人程君房，程君房将这4幅画刻印收入他编的《程氏墨苑》一书。

    耶稣会士游文辉是澳门人，曾在圣保罗学院学过西洋绘画。他于1605年进入内地传教。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前后，他为利玛窦画了一幅油画遗像。1614年，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把这幅画带往罗马，这幅画至今仍保存在罗马耶稣会总会的档案馆里，它是现存中国人画的油画中最早的一幅。①

    葡萄牙人居住在澳门，造了许多西洋风格的建筑，如著名的圣保罗教堂等。他们带来了各种西洋的器物，如风琴、自鸣钟、望远镜、显微镜、眼镜、哈哈镜、洋枪洋炮、洋酒、呢绒、鸦片、西药、西式印刷的书籍等等，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中国的独特物产，如茶叶、瓷器、漆器等也通过澳门的葡萄牙商人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

           第三节  利玛窦等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传教

    一、明末天主教的再次传入

    明朝前期和中期，中国政府实行的基本上是闭关锁国的政策，而这一时期欧洲正值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的浪潮使罗马天主教会受到强烈冲击，为了弥补因宗教改革所造成的地域上的损失，罗马天主教会更积极地展开了向世界各地传教的活动。另一方面，通往美洲的航路和绕过非洲南端到达印度和中国的航路的开辟则给这种传教活动提供了可能和方便。

    由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耀拉在1534年创建的天主教耶稣会在这场向世界各地传教的活动中特别热拯和活跃。明朝后期最先来到中国传教的正是耶稣会士。

    葡萄牙殖民者早在1510年就占据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建立了殖民地。1533年，教皇克莱孟七世设立果阿教区，统辖远东各国的教务。1534年，教皇保罗三世下令准许葡萄牙国王享有远东地区的“保教权”，凡从欧洲派往远东的传教士必须得到葡萄牙国王的批准，并且乘葡萄牙的船只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出发去远东。

    1542年，耶稣会士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作为“教廷特使”来到果阿，②他的任务是在远东开展传教活动。沙勿略在马六甲遇到一个名叫安日略的日本人愿意带他到日本去。1549年，沙勿略到达日本。他在日本传教的过程中发现日本文化处处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因而他得出结论：“日本现行教派，无一不来自中国。中国一旦接受真道，日本必起而追随，放弃现有各教”①。于是他决定设法前往中国传教。1582年8月，沙勿略乘船来到广东台山县的上川岛。但当时中国的海禁十分严厉，没有一个中国商人愿意—————————

  ①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扉页上印有这幅画。

  ②K.S.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1929), p.86

带他进入广州。他滞留在上川岛，后来他患病发高热，于12月３日死于上川岛。沙勿略是明末最早力图向中国传播天主教的西方传教士，不过他的努力没有取得成效。

    沙勿略死后，还有一些耶稣会传教士曾跟随葡萄牙商人到过广州，试图传教，但都未能成功。

    1578年，耶稣会印度传教团视察员范礼安在去日本的途中来到澳门停留了一年。他在较详细地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状以后，认为派到中国去的传教士必须掌握中国的语言文字，用中文来传教，②结果罗明坚被选中。罗明坚（Michel Ruggerius）是意大利籍耶稣会士，他于1579年７月从印度来到澳门，按照范礼安给他留下的指示，开始努力学习中文，而且注重学习说和写。

    从1581年春季起，罗明坚几次随葡萄牙商人到广州，由于他已能使用汉语，加之文雅有礼，赢得了两广总督陈端的好感。1582年秋天，陈端写信邀请罗明坚到当时他的驻地肇庆去。1582年12月，罗明坚和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巴范济（Francesco Pasio）来到肇庆。陈端允许他们居住在城郊与天宁寺相通的一所住宅里，并给他们廪食。

    罗明坚和巴范济在肇庆居住了四、五个月后返回澳门。后来肇庆知府王泮签署了一份公函，同意耶稣会传教士到肇庆居住，并同意他们修建一所教堂。

    1583年９月初，罗明坚和利玛窦离开澳门，经广州到达肇庆。王泮接见了他们，并于几天后正式同意他们在城外西江边正在建造的崇禧塔附近建造教堂和住所。

    罗明坚和利玛窦到肇庆之后并未立即开始传教，他们首先努力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了解中国的风俗和社会情况。由于王泮与罗明坚及利玛窦过从甚密，因此肇庆的官员和士大夫们仿效他的榜样纷纷与他们交游。

    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肇庆修建了一座中国式的房屋，中间的一间就用作教堂，圣坛上挂着耶稣的画象。王泮赠送给他们两块他亲笔题写的匾，一块上写着“仙花寺”挂在教堂的门口，另一块上写着“西来净土”，挂在客厅里。在教堂建成以后，罗明坚和利玛窦就经常对来访的中国客人宣讲天主教教义，并把译成中文的《天主十诫》散发给大家。后来，他们发现知识阶层的人希望能够更细致深入地了解天主教的教义，于是罗明坚在他们的中文教师的帮助下，将他在一年前已经用中文写出初稿的一本教理书籍加以修改润色，取名《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初次刻印，后来该书改名为《天主圣教实录》，—————————

  ①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61页，中华书局，1988年。

  ②《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42页，中华书局，1983年。

曾多次刻印。该书是明末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后传教士用中文撰写的第一部教理书籍，它开了西方传教士独立用中文撰写或与中国人合作撰写基督教教理书籍的先河，后来，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许多传教士都写过这样的书籍。

    1584年11月，在肇庆的教堂里，由来访的耶稣会澳门会院院长卡普莱勒神父给第一批入教的两位教徒施行了洗礼，其中的一位是个秀才。①

    到1586年11月，耶稣会传教士们在肇庆已使40余人入教。但耶稣会传教士们的目的是要晋见中国的皇帝，获得中国皇帝的许可，在中国更广大的范围里传播天主教，因此他们决定派一个人到罗马去，设法使罗马教廷派一位使节来见中国皇帝。1588年，罗明坚离开肇庆去罗马，但由于这一时期4位教皇相继去世，派使节到中国来的事就未能实现。罗明坚没有再回中国，隐退到那不勒斯国的萨勒诺，于1607年去世。

    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肇庆的传教活动是明朝后期天主教重新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开端。居留肇庆的6年中，罗明坚和利玛窦力图使天主教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所接受，他们努力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用汉语与中国人交往和传教。他们修建教堂和住宅时，原本想按照欧洲的式样设计，但考虑到中国人的习俗，最后还是选择了中国式的设计。他们开始用中文撰写教理书籍，以使基督教教义能更好地为中国基督教徒所接受和理解，实际上，他们的做法为明末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士活动树立了一个榜样。

    二、利玛窦在韶州、南昌、南京和北京的传教活动

    万历十七年（1589年），广西巡抚刘继文接任两广总督，他上任后要求利玛窦离开肇庆。1589年８月15日，利玛窦等乘船离开肇庆，8天后抵达韶州。

    利玛窦在韶州仍旧象在肇庆一样，广泛结交当地官员和士大夫，以便为传教创造条件。与利玛窦有交往的地方官员中，南雄同知王应麟与利玛窦的关系最为密切。利玛窦1610年在北京去世后，王应麟撰《钦敕大西洋陪臣葬地居舍碑文》，这是关于利玛窦行迹的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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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罗明坚致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1586年11月８日于肇庆），见《利玛窦书信集》（下）附录第492页，光启出版社，1986年。

汉文传记资料①

    罗明坚和利玛窦等初到肇庆时自称“僧”或“西僧”，穿袈裟，剃发剃须，称教堂为寺。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认为借用中国人已经熟悉的佛教的形式更有利于传播天主教。利玛窦到韶州后仍然采用这样的方式。但后来利玛窦逐渐认识到佛教僧尼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并不高，儒家思想在中国占统治地位，儒士在社会中受到普遍的尊敬。因此他决定改变过去的做法。1592年底，利玛窦往澳门会见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范礼安同意了利玛窦关于改换装束的意见。回到韶州后，利玛窦等便开始留须蓄发，改穿儒士所穿的丝绸长袍，改称“道人”。利玛窦等传教士装束的改变使得他们更便于与士大夫阶层接触，有利于他们的传教事业。

   1595年利玛窦从韶州迁到南昌。他在南昌依然努力与当地官员和士大夫交往。他的儒生装束和对中国文化的熟悉，他的天文数学知识，以及他所带来的三棱镜、自鸣钟等欧洲物品，都使南昌的官员和士大夫愿意与他交往。他还与住在南昌的明皇室的建安王朱多  和乐安王朱多焿有相当交往。

    利玛窦在南昌期间以罗明坚写的《天主圣教实录》为基础，撰写了《天主实义》一书。他不再使用罗明坚原著中借用的那些佛教名词，而改用他新译的天主教的专用名词。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义》于1596—1597年间在南昌初次刻印，以后曾多次重刻。

    利玛窦从进入肇庆起，就希望有朝一日能进入京城北京，设法使皇帝批准他们的传教活动。1593年，利玛窦在肇庆时结识了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当时王弘诲由北京返乡途经韶州。利玛窦所精通的西方的天文历算使王弘诲很感兴趣，他表示他回北京时要带利玛窦一同去北京参与修历。1598年６月，王弘诲应皇帝之诏赴北京，利玛窦得知这一消息后去南昌拜访途经那儿的王弘诲，并提出他想去北京进贡方物给神宗皇帝。王弘诲看过贡物以后，同意了他要求，决定带他到北京去。

    利玛窦随王弘诲途经南京于1598年9月7日进入北京城。但当时中国正派兵去朝鲜与日本作战，所有外国人都有被当成间谍的可能，所以利玛窦虽然在北京逗留了约两个月，但进贡礼品的事毫无进展，于是他们只好启程返回南京。

    利玛窦回到南京的时候，中国与日本的战事已基本结束，因而对外国人的怀疑已经减轻。利玛窦到达南京后，即去拜访王弘诲。王弘诲对利玛窦很友好热情，并建议利玛窦在南京买房子定居下来。由于礼部尚书王弘诲与利玛窦的亲密来往，南京的官员士大夫也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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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此文又称《利子碑记》，杨廷筠将其编入《绝檄同文纪》。

纷与利玛窦交游。当时在南京与利玛窦交游的官员士大夫主要有：刑部尚书赵参鲁，刑部侍郎王樵，户部尚书张孟男，礼部侍郎叶向高，吏科给事中祝世禄，翰林焦竑，理学明儒李心斋，思想家李贽等①。利玛窦与南京官员和士大夫的交游为他的传教活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由于南京的官员和士大夫们对利玛窦的友好态度，利玛窦决定把南京作为传教的重要地点，再向周围地区发展。利玛窦在城西罗寺转湾（今汉中路南侧螺丝转湾）买下一所住宅，并将主厅设为教堂，这可以说是南京的第一座天主教教堂。②

利玛窦在南京施洗的第一位天主教徒姓秦，是位70多岁的贵族。随后，他全家以及一些亲戚也入了教。利玛窦经常在各种场合宣讲基督教教义，他还在住所展示他要进贡给中国皇帝的贡品和他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并利用讲解这些物品的机会介绍西方国家的各种情况，包括基督教的情况。

    中国与日本在朝鲜的战争结束后，利玛窦决定再去北京进贡礼品，设法见到神宗皇帝。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和耶稣会士西班牙人庞迪我（Didacus dePantoja）、以及中国修士钟鸣仁和游文辉搭乘由一位姓刘的太监押运丝绸到北京去的船离开南京，于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利玛窦呈递一份奏疏给神宗皇帝：                         

大西洋陪臣利玛窦谨奏，为贡献土物事。臣本国极远，从来贡献所不通。逖闻天朝声教文物，窃欲沾被其余，终身为氓，庶不虚生。用是辞离本国，航海而来，时历三年，路经八万余里，始达广东。盖缘音译未通，有同喑哑，因就居传习语言文字，淹留肇庆、韶州二府十五年。颇识中国古先圣人之学，于凡经籍，亦略诵记，粗得其旨。乃复越岭由江西至南京，又淹留五年。伏念堂堂天朝，方且招徕四夷，遂奋志径趋阙廷。谨以原携本国土物，所有《天帝图像》一幅，、《天帝母像图》二幅、《天帝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两架、《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等物，陈献御前。此虽不足为珍，然出自西贡至，差异耳。且稍寓野人芹曝之私。臣从幼慕道，年齿逾艾, 初未婚娶，无子无亲，都无系累，非有望幸。所献宝像，以祝万寿，以祈纯嘏，佑国安民。实区区之忠悃也。伏乞皇上怜臣诚悫来归，将所献土物，俯赐收纳。臣盖瞻皇恩浩荡，靡所不容，而于远人慕义之忱，亦稍伸于玩意耳。又臣先在本国忝预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倘蒙皇上不弃疏微，令臣得尽其愚，披露于至尊之前，斯又区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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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第59-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②这座教堂的旧址，后来在1870年由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重新建成一座天主教堂，即现在的南京石鼓路天主堂。

大愿。然而不敢必也。臣不胜感激待命之至。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具题。①

    神宗皇帝对利玛窦进贡的方物很满意，并派太监询问了利玛窦等的要求以及欧洲国家的情况。由于神宗皇帝已多不年上朝，不接见大臣，因此他也不愿意破例接见利玛窦。但他命令宫廷画师去画了利玛窦和庞迪我的画像给他看，以代替接见。

    方物进贡后，利玛窦被礼部安排在供外国贡使居住的会同馆内。礼部右侍郎朱国祚为如何处置利玛窦等人的事向神宗皇帝连上五疏，前面四疏都建议将利玛窦等送回广东或江西，不让他们在北京居住，但神宗皇帝一直不批复。直到上第五疏时，礼部才建议让利玛窦等在北京择地居住。礼部还让利玛窦向皇帝上一奏疏，表达想居留北京的愿望。结果神宗皇帝让太监口头传谕，同意让他们居住在北京城。礼部还按月给他们一定的供给。②

    利玛窦等到达北京后，尤其是获得神宗皇帝的批准合法居留北京后，便与北京的士大夫们开始了广泛的交游。“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③利玛窦与他们交游的目的，一是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为传教创造有利的条件；二是直接向他们及其亲属传教。

    在北京与利玛窦交游的官员和士大夫主要有：礼部尚书李戴，利玛窦于1608年撰成并刻印的著作《畸人十篇》的第一篇《人寿既过误犹为有》，就是利玛窦与李戴讨论宗教和伦理问题的记录；礼部尚书冯琦，他对天主教神学十分向往推崇，《畸人十篇》的第二篇《人于今世惟侨寓耳》记载了冯琦向利玛窦请教天主教神学思想的经过，文中说：“大宗伯大有志于天主正道，屡求吾所译圣教要诫，命速译其余。又数上疏，排空幻之说，期复事上帝之学于中国诸庠。”不过，李戴和冯琦虽然对天主教的思想很感兴趣，但并未入教。

    湖广佥事冯应京早就风闻利玛窦的名声，曾于1600年派弟子到南京向他请教，但当时利玛窦已离开了南京。后来，冯应京又派那位弟子到北京去向利玛窦请教，因而利玛窦对冯应京就有了一定的了解。1601年4月，冯应京因反对在湖广横征税赋的太监陈奉而触怒了神宗皇帝，被逮捕关押到北京，利玛窦与他多次见面，对他宣讲天主教教义。冯应京对天主教十分向往，他于1601年重刻了利玛窦写的《交友论》和《天主实义》，并作序。由于他被神宗皇帝下令关押在北京，因而不便入教。1604年冯应京出狱，原拟回故乡盱眙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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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熙朝崇正集》卷二〇。

  ②《明史》卷三二六：“已而帝嘉其远来，假馆授粲，给赐优厚。”

  ③《明史·意大里亚传》

再到南京去受洗入教，但他不久即因病去世，结果未能入教。①

    利玛窦等在北京起先一直是租房子居住，教堂也设在租来的房子里。1605年8月，利玛窦等在宣武门内购得一所房子，8月26日迁入了这所新购的房子，并在其中修缮设置了一个礼拜堂。1610年，利玛窦等在所购的房屋地皮上建筑了一座新的小教堂。②

    当利玛窦等在北京传教的时候，耶稣会士意大利人龙华民（NicoloLongobardo）等在韶州传教；耶稣会士葡萄牙人苏如望（Giovanni Soeiro）等在南昌传教；耶稣会士意大利人郭居静（LazzaroCattaneo）、王丰肃（Alphonsus Vagnoni）等在南京传教。17世纪初南京的天主教徒中有不少人是官员和士大夫，据《明史》记载：“西洋人利玛窦入贡，因居南京，与其徒王丰肃等倡天主教，士大夫多宗之”③ 1610年，由教徒捐资，在南京洪武冈建成一座西洋风格的教堂，教堂顶上树立一座汉白玉的十字架。

    利玛窦从1583年来中国传教，到1610年5月11日在北京去世，在中国28年，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利玛窦去世后，传教士们以庞迪我的名义向神宗皇帝上一奏疏，请求赐地安葬。在文渊阁大学士叶向高及李之藻等人的帮助下，神宗皇帝下旨同意赐地安葬利玛窦④。最后选定的地点是位于北京城西北阜成门外二里沟的一座寺院，原址为一位被判死刑的太监被没收的房屋，庞迪我等将其改建为利玛窦的墓地。利玛窦的安葬仪式于1611年11月1日（天主教的万圣节）举行，徐光启等许多教徒参加了葬礼。利玛窦墓地正门上挂有匾额，上书“钦赐”二字。1615年，大京兆王应麟作《钦敕大西洋陪臣葬地居舍碑记》。⑤利玛窦的墓地虽几经毁坏，但又几经修复，至今仍较完好地保存在北京车公庄大街。

    三、利玛窦顺应中国文化的传教方法

   利玛窦是明末天主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主要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天主教这一外来的宗教，终于在中国被初步接受。

    利玛窦等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十分注意顺应中国的文化。利玛窦等16世纪末、17世纪初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要真正进入中国社会，要使天主教在中国——————————

  ①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第305-30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②这座教堂即中国现存历史最久的天主教堂──北京的南堂的前身。

  ③《明史·沈  传》

  ④《明实录·神宗实录》卷四七〇：“万历三十八年四月壬寅，赐西洋国故陪臣利玛窦空闲地亩埋葬。”

  ⑤该碑记见《增订徐文定公集》卷首十五至十六页，1933年铅印本。

被接受，就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顺应中国的文化。因此，利玛窦等来到中国后，认真地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学习儒家的经典著作，改穿中国儒生的服装，努力与儒生和儒生出身的官吏交游。为了能得到皇帝的批准在中国传教，他们按照中外文化交流中传统的做法，向中国皇帝进贡方物。

    利玛窦注意顺应中国文化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待儒家思想的态度上。利玛窦认为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教义没有相任何冲突的地方：

    儒教不是一个正式的宗教，只是一种学派，是为了齐家治国而设立的。因此，他们可以属于这种学派，又成为基督教徒。因为在原则上，没有违反天主教之基本道理的地方，而天主教之信仰，对儒家书中所关切的社会安宁与和平之实现，不但无害，反而大有帮助。①

    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以事上帝也。朱注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窃意仲尼明一之以不为二，何独省文乎。《周颂》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又曰：“於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颂》云：“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乎。《礼》云：“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又云：“天子亲耕，以事上帝。”《汤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金滕。”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则不以苍天为上帝。可知，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②

利玛窦在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中对孔子的祭祀以及对祖先的祭祀以后，他认为这与天主教的信条并不矛盾，因此，他对天主教的教规作适当的调整，允许中国的信徒参加祭孔和祭祖的仪式。利玛窦还将弥撒书、祷告文等翻译成中文，以便利信徒们在举行弥撒时及日常使用。利玛窦去世后，在耶稣会士比利时人金尼阁（NicolasTrigault）的请求下，经罗马教皇保罗五世批准，由教廷礼仪部于1615年3月20日颁布命令，准许以中文举行弥撒，颂念日课，任用当地人士担任神职，并准许翻译《圣经》，举行弥撒时不必脱帽。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行礼仪时要戴冠。在获得罗马教皇的批准以后，中国的天主教会特别制定了一种举行弥撒时戴的“祭巾”，沿用至清末，民国以后才逐渐废除。

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还在于他第一个全面、系统地把基督教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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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利玛窦全集》第1卷第86页，光启出版社，1986年。

  ②利玛窦：《天主实义》第二篇。见《天学初函》。

思想和基督教伦理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利玛窦注意到，在中国，宗教学说的传播主要靠文字写成的书籍，而不是靠口头。利玛窦甚至还注意到，日本人、朝鲜人、交趾支那的居民都能阅读中文，如果用中文写成基督教的教理书籍，则基督教的思想还能以文字的形式传播到这些国家去。①因此，利玛窦十分注重用中文撰写教理著作以传播基督教。

    利玛窦撰写的基督教神学著作主要是《天主实义》和《畸人十篇》（1608年初刻于北京）。《天主实义》共分八章，直接阐发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畸人十篇》则以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冯应京等）讨论问题的形式阐发基督教教理。利玛窦在这两本教理著作中阐述了上帝的存在、创世说、原罪说、三位一体、灵魂不灭、天堂地狱、善恶报应、禁欲修身等基督教的基本思想。

    利玛窦传播的基督教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写的《交友论》（初刻于1595年）和《二十五言》（撰写于1599年）这两本书中。《交友论》收集了西方从古罗马的西塞罗到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的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关于交接朋友的格言共100条，论述了交接朋友的重要性及若干原则，宣传了交朋友不分贵贱的思想。《二十五言》包括25段关于道德修养的箴言，其基本思想在于宣扬谦恭、忍让和杜绝邪念等。

    利玛窦在去世前的几年中，将自己所了解的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情况，以及自1582年沙勿略到达上川岛以来30多年间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情况，用意大利文写成一本几百页的长篇报告。利玛窦去世后，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于1613年从中国去罗马向教廷及耶稣会会长报告教务，他把这份报告带回罗马，并将其加以整理和译成拉丁文于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书名为《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的基督教远征史》②，这本书很快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在欧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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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事实上，用中文写成的基督教教理书籍确实起过这样的作用，如朝鲜的使臣许筠曾在北京参观了利玛窦新建的天主堂，并带回世界地图和一些基督教的教理书籍。稍后的朝鲜使臣李啐光，从北京带回利玛窦著的《天主实义》和《交友论》，后来在他写的《芝峰类说》中介绍了基督教的教义。参见韩国金得惶著《韩国宗教史》第232—23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

 ②这本书的中译本名叫《利玛窦中国札记》，　中华书局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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