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肖瑶 人物:张亚飞
非授权严禁转载
近日,凯杰(苏州)转化医学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杰(苏州)”)宣布完成1.75亿人民币A轮融资,一时引起了多方关注,记者随后对凯杰(苏州)董事长兼总裁张亚飞博士进行了采访。对凯杰(苏州)的商业模式和发展运作进行了细致的剖析。
按定义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 Science/Medicine) 不是单一的学科或是技术,更多地是一种转化的状态,即指从实验室到临床(bench to bedside)、从临床到实验室(bedside to bench)。
转化医学具有丰富的内涵,它通过现代分子生物技术等各种方法将实验室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应用的产品与技术,同时通过临床的结果与分析帮助实验室更好的认识人体与疾病、进行更优化的实验设计来促进基础研究,从而最终实现整体医疗水平的提高、帮助患者解决健康问题。目前的新药研发、医疗器械、医疗APP、分子诊断中的许多内容都属于转化医学的范畴。
凯杰(苏州)转化医学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亚飞
2015年园区科技领军人才
江苏省“创新创业双创人才”
拥有二十年医药研发经验的张亚飞对转化医学这一新兴领域十分看好。“转化医学在新药研发中是重要的一环,在精准医疗的大的框架下,转化医学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在中国,转化医学的发展不像新药研发,它的起步跟国际水平的差距并不像药物研发那么大, 而且转化医学的研究必须跟人种的差异化紧密相连。正是基于这一点,在张亚飞博士的带领下,凯杰(苏州)组建起了一支专业的团队,是为精准医疗提供从生物标记物研发到临床诊断试验以及精准医疗的商业应用的一体化服务的提供者。
张亚飞博士继续介绍道:“从平台上来说,凯杰(苏州)的特色在于,我们把所有跟生物标记物相关的技术平台整合在一起,只为转化医学服务,我们除了有类似于华大的二代测序技术,还有很好的生物制备的技术。在这方面凯杰是全球首位,除此之外,在分子诊断技术上凯杰也是名列前茅,同时,在第二代测序技术上也是top5。为了支持全方位的生物标记物的开发,我们建立了非常完整的技术平台,包括荧光定量PCR、焦磷酸测序、二代测序、电化学发光酶联免疫检测MSD、病理学技术等等。基于不同的生物标记物的属性,凯杰(苏州)把所有的平台都建立起来。”
“从客户源来看,由于我们的管理团队有制药背景和诊断背景出身的人才,所以我们的客户主要也是为药企服务,为他们的药物提供伴随诊断方案。最近我们和阿斯利康、CST和罗氏诊断公司等建立了中国伴随诊断行业协会,为行业建立标准提供建议,也为今后CFDA的指南提供来自工业界的反馈。”
所以说,凯杰(苏州)是国内非常独特的按照这样的全平台的商业模式运作的公司,我们的定位不止是提供检测和诊断,我们是完整方案的提供者,是与药企手牵手齐头并进的公司。
成立以来,凯杰(苏州)已经成功完成了许多协同合作项目,凯杰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和比尔盖茨基金会合作的关于结核病项目。肺结核是一个全球的问题,而且肺结核病有扩大的趋势,死亡率也在增长,和盖茨基金会的合作就是基于这个问题,研发适用于偏远地区的肺结核快速检测项目。后来和大药厂像赛诺菲、阿斯利康等跨国公司,先声药业、扬子江,东阳光等国内大公司达成合作项目。
与此同时,落户在园区biobay的凯杰(苏州)也跟园区的几家公司信达、Beigene、再鼎等开展了多项的服务合作。张亚飞指出:
选择在苏州落地,是因为苏州BioBay不仅有地理上的优势,而且园区的生物医药行业环境(ecosystem)非常好,Biobay的服务意识很高,会对企业进行全方位的服务,企业和企业之间会互相影响合作,而且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有新药研发、体外诊断及医疗器械等。
关于此次融资,张亚飞博士介绍道:在2015年底公司决定股权调整时,不到一个月我们便拿到了七个投资意向,后来我们选择先声作为战略投资人,上海安捷作为财务投资人,2016年初我们完成了这次股权的改变。同年底公司决定增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多家投资机构的意向。
最终完成了由启明创投,泉创资本,博越致远资本及上海安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原股东)共同投资的A轮融资。本轮融资的资金用于公司GMP厂房的建设,分子诊断产品的生产和注册,团队规模及团队研发能力/平台的提升,和产品落地及销售渠道的建立及拓展。
完成本轮融资后,未来凯杰(苏州)一方面基于转化医学和药企合作的团队会持续进行进一步扩大,帮助药企加快药物研发进程,提高药物临床成功率;同时会积极促进产品立项及转化,成立产品生产部门和注册销售部门,用于继续扩大平台和产品商业化。
此外,他在谈起国内转化医学发展的现状时说:
转化医学的市场非常大,在全球范围来说,因为人种的差别,国外的转化医学成果对于中国来说是可以借鉴,每个市场有各自的特征,一定要根据中国人的特点来对待,个体化差异很大,要意识到不同人种有不同的差别,同一人种也有个体化的差别。在中国,真正做好精准医疗,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国情,才能做最前沿最适合的转化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