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人  万年

1961年，临近8月，

北京空军军乐队的功勋小号演奏员崔雄济既兴奋又紧张。

兴奋是因为他第一个孩子的预产期就要到了。

紧张是因为有着浓厚的军人情节，

他担心孩子不能在建军节这天诞生。

可“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直到8月2日凌晨5点，

才听到孩子的第一声啼哭。

5斤8两，像个小瘦猴，

嗓门在清晨的静隘里却格外嘹亮和清脆。

这个“迟到”的孩子，就是崔健。

为了弥补遗憾，

崔雄济最开始为其命名崔建军，

只是到了后来觉得没有个性，

才又改名为崔健。

但崔健的生日还是被改为了8月1日。

于是，就有了两个崔健，

一个生在明天，一个活在昨天。

犹如一张白纸，

那时的崔健只能任由他人涂抹。

▲ 崔健导演电影《蓝色骨头》剧照

父亲是乐手，母亲是舞蹈演员，演出繁忙，

可以说崔健的幼年基本是在空军的全托幼儿园度过的。

大部分时间，他就像“孤儿”一样独自坐在幼儿园的长凳上发呆。

小脑袋里藏着的无数个为什么，

没人告诉他是怎样，应该怎样，

他只能独自探索。

1965年，一个寒冷的冬天。

老崔带着小崔去东四人民商场。

走着走着，崔健突然停下脚步，

双眉紧锁，看上去满腹疑虑。

没等老崔反应过来，崔健挣脱了老崔的手，

直愣愣朝一位老头走了过去：

“大爷，这么冷的天，你怎么在吃冰棒？”

老头吓了一跳，转过身定睛一看，

笑了，没理他。

“崔健从小就这样，他对很多自己不明白的事物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

并且常常独自观察和思考。”崔雄济说。

好奇，人这个与生俱来的本能。

往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渐渐衰减，见怪不怪，

不愿再问“我不明白”，

不敢再让“不明白的我”展现出来。

尽管还是一张白纸，可崔健将注定带着“我不明白”的勇气，书写下自己的答案。

那个时代，还不允许个人有个人的答案。

譬如崔健长大，几乎必定要去下乡当知青。

不约而同，全国兴起了空前的学乐器风潮。

原因很简单，这样以后可能进入一个文艺团体，进而名正言顺地留在城里，逃避上山下乡的命运。

正是由于这个“黑色幽默”般的机缘，

14岁时，崔健在父亲的安排下拿起了乐器。

第一个接触的乐器，

不是父亲拿手的小号，而是手风琴。

因为崔雄济无法想象打小体弱多病的崔健能吹响小号。

相对来说，手风琴更容易学。

未料，崔健把手风琴朝父亲鼻子底下一扔，

丢下一句：我不喜欢那玩意，没劲。

无奈，父亲又跑到别人家里借来一支双簧管，然后气喘吁吁跑回来：吹吹这个试试。

没几天，崔健又把它扔回给父亲：

这玩意儿，也没劲。

得，父亲祭出了自己的小号。

崔健迅速抓起：“叭……叭叭……”

几分钟后，崔健脸红脖子粗，上气不接下气：真带劲，就是它了。

可选择的路不多，

崔健要自己选择；

虽然还是一条“逃亡”的路，

崔健不想逃得狼狈。

崔健很快彻底爱上这带劲的感觉。

语文老师珍惜他文字上的天赋，

曾力劝他不要放弃学业，

被他断然拒绝。

黑色幽默再一次上演，待他中学毕业时，

上山下乡运动已偃旗息鼓，这让崔雄济哭笑不得。

崔健无所谓，他已有了方向。

1981年，崔健考进了北京歌舞团，

宏大的主旋律中有了他嘹亮小号的一席之地。

其时，港台和欧美流行音乐逐渐进入大陆，

宏大的主旋律之外，一个个鲜活又个性的声音挠动着他的嗓子。

冰封许久的水面，刚被春风吹裂了一个小口子，崔健就迫不接待地想把头伸出来——

我也要表达自己的力量。

于是崔健白天在团里吹小号，晚上就自己练吉他、练歌。

1983年，团里去邯郸演出。

条件有限，崔健等无名之辈只能住在剧场。

一个晚上，演出之后无事，

崔健抱起了一把吉他，

简单弹了几个和弦，在大家猝不及防中开嗓：

Mama，do you remember

the old straw hat you gave to me?

…………

（草帽歌）

那苍凉凝重的歌声一下子把大家给震住了。

良久，听众中一个姑娘竟哭出声来。

开嗓没多久，崔健就被迫闭上了嘴。

首先是生活所迫。

1985年6月，崔健私下参与组建的七合板乐队被迫解散，

乐队成员都是北京歌舞团乐队成员。

解散时，它刚活动了不到一年，出版了一张以翻唱美国民谣歌曲为主的磁带。

团里的女书记找他们谈话：

“你们要么在团里老老实实干，

要么退团，把乐器交回来。

这乐器都是国家的。”

那还是一个离开“单位”很难谋生的年代。

无奈，崔健等人只能被迫解散乐队。

身子回去了，崔健的心却走得更远。

后来有摇滚传教士之称的曹平，

那时不过是一个懂英文的导游，

经常到崔健家蹭饭。

一日崔健阴着脸说：“今天我们俩不在家吃了，出去吃。”

两人站在河堤上，崔健开口了：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1985年底，崔健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摇滚作品《不是我不明白》，

里面正有这两句话。

这也成了崔健在当时中国地下音乐圈内独一无二的特性：他做原创。

他不满足于简单地翻唱英文歌；

也没有跟随西方的吉他英雄，苦练吉他——这是当时最时髦的；

更不想做一个鼓手——每一支乐队都要争抢的稀缺人才。

他只是默默蹬着自行车，去中央音乐学院旁听音乐理论，

和坚持自学似乎没有什么用处的英语。

积蓄力量，崔健要站起来做自己。

1986年初，孔雀杯全国民歌、通俗歌曲大奖赛在北京举办，

崔健带着自己的歌前去参赛。

一登台，劲爆的吉他，和嘶吼出来的歌词，

就把评委席上李双江、王昆等老前辈吓了一跳，纷纷问：“这什么唱法？这一群人，头发都是那样的。”

“这是摇滚。”有知道的人回答。

“摇滚是什么？”

毫不意外，第一轮，崔健就被刷了下来。

不过也并不是一无所获。

数月后，一场以纪念“国际和平年”的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上，王昆破例点头同意名不见经传的崔健登台演出。

“那次是大合唱为主，独唱的只有20人，

我有幸是其中的一个。”崔健说。

1986年5月9日，轮到崔健上台了。

不想穿统一的黄色马甲，崔健从乐手王迪那里借了一件不合身的黄军装，

激动加紧张，也没注意到裤脚一高一低，

如同当年问那个老大爷一样，

直愣愣登上了舞台。

“上台激动极了，就跟杀头似的，

也不知道能不能被人理解。”王迪说。

一上台，台下猛的安静了下来，

然后是一阵骚动。

“这小子他妈的是谁？

痞里痞气的，是来唱歌的么？”

强作镇定正经了一下，

崔健扯开嗓子轰出了一句歌词：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

台下先是又一阵静默，

然后就是雷鸣般的掌声与吼叫声。

为什么这首歌激起了那么大的共鸣？

“《一无所有》第一次提出了‘我’这个概念。

在这之前，中国的歌曲里只有‘我们’，即使有‘我’，

也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是一个兵’这类。

而崔健的第一张专辑里，一共有150多个‘我’。”

音乐制作人梁和平说。

崔健唱出了“我”，人们也认识了崔健，

中国摇滚的生日，就定格在这一天。

崔健火了，也直接站在了主流的对立面。

几天后，崔健同其他歌星到北大演出。

首先登场的是崔健，开口就是几天前引起巨大反响的《一无所有》。

按理说，这所汇聚顶尖学子的的著名学府更能与这首歌共鸣。

未料，唱完老半天，

台下才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

“这应该是北大人的耻辱。”

当时一位曾经在场的学生后来说。

1987年初，已经从北京歌舞团独立出来的北京交响乐团贴出一张海报将崔健劝退，

理由是他不务正业，耽误团里的工作。

当年年底，曹平盘算办一场崔健的演出。

他找了北京一所大学提供场地，又自作主张定了崔健和每个乐手的演出报酬。

那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听说了，

问：给崔健多少？

他说：一百元。

书记顿时勃然：怎么，他刚唱完《一无所有》就想应有尽有啊？

这场演出就此夭折。

无奈，崔健只能在主流不屑的角落里，

寻找着演出机会。

再一次登上大舞台，已是3年后。

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平生第一场个人大型演唱会上，

中场休息时，一位著名笑星扔下一句话走掉：这不就是一帮小流氓么？

崔健听到了，拿起话筒面对现场两千余名观众：“刚才有人说我们是一帮小流氓。

如果这个人不感到可耻的话，

那么我们觉得非常的光荣！”

全场欢声雷动。

1989年2月份，崔健的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终于录制完毕。

这盒磁带的编辑郑晓题和华宝龙长出了一口气：“总算折腾完了。”

屈指一算，这盒磁带竟然录制快1年了。

在当时，这种速度慢得“骇人听闻”。

按常理，一盒录音带一般一到两周就能录完，

快得甚至两三天就搞定，

而崔健愣是把录音棚搞成了排练场。

有时候今天录完明明感觉很好，

回家一听感觉不好，第二天又要重新录。

谁都知道，在录音棚里多呆一天，

就要多付一天钱，

一度投资方威胁崔健中止合作。

执拗如崔健，只有一个理由：我不满意。

而在录制完毕后，事还没完。

崔健看到投资方设计的封面，连连摇头：

“必须重新设计印制。”

这一句话，可是10万元钱。

“还让不让人活了？

要重新做，你自己掏钱。”

华宝龙他们火了。

崔健哪有那么多钱，得亏后来有香港公司追加投资，这盘盒带最终未因封面问题，

被崔健锁进抽屉。

“男人最光彩的一面，在于他冒险之后的成功。”崔健说。

崔健的冒险，成功了。

这盘当时售卖近10元的盒带，

仅在四川省，就订出40万盘，

还只是正版的数量。

一个人在一生会做很多事，

到头来让自己满意的不会太多，

往往是因为太多时候是在问别人是否满意，

而不是问自己。

盒带的出版，让崔健彻底红了。

在那个缺少偶像的年代，

崔健成为最耀眼的偶像，

从普通人到明星大腕，都在谈论崔健。

“中国摇滚第一人”“东方列侬”等偶像标签纷纷被贴在崔健身上。

有很多人来联系他做采访，

但几乎所有的采访都被回绝掉。

1980年代末，一群北大学生直闯家门要朝圣，他就硬是不见；

杨澜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个同班同学找到崔健家门，

和他父母相谈甚欢，他却冷眼相对：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与外面人接触，

包括所有的人。”

这种风格激烈到会引发冲突。

1993年，崔健去石家庄演出，差一点和歌迷打起来，

因为他拒绝签名。

一个女歌迷哭着指责他：“你怎么那么不够意思？”

他并非只对普通歌迷如此，

甚至是对待明星歌迷也不遑多让。

有一天晚上，几个朋友在崔健家玩，突然电话响起。

一接，是齐秦托人问到了崔健电话打了过来。

"崔健，好喜欢你的歌，

你太牛了，我觉得你是最牛的歌手和音乐人。"

崔健就听着，说了一声："谢谢。"

挂了电话后，照样跟朋友一起玩，

并且从此以后，

再没跟任何人主动提过这件事情。

本能的，崔健抗拒被偶像化、标签化。

“现在别人给我戴的头衔，

不过是对过去我做的事的盖棺定论，

这些对我来说，是麻木，是不痛不痒。

我更愿意给你展示的，是我明天要做的事，

是对未来的设计和将要完成的计划。 ”崔健说。 

1990年2月1日，北京外交人员大酒家。

北京工人体育馆演出后的第三天，崔健与乐队成员复盘演出得失。

赵健伟在日记中这样记录：

演出对于外界来说是成功的，但崔健对此并不满意。

乐队的基本意思是，缺少与崔健的交流，

不知道崔健究竟想什么，而且变化很快，很难适应……

马禾：崔健做事随意性太大，没什么计划性，很难适应和交流。

崔健：我最讨厌什么计划性和日程表之类的的事，这让我很不舒服……

…………

很快，乐队分崩离析。

也正是由于崔健经常会在演出中，

随意加进去一些“不正确”“煽动性强”的话语，

没多久，启蒙中国摇滚的崔健，被封杀了。

尽管不断有专辑发行，小型演出也未曾断，

但在缺少网络的上世纪九十年代，

崔健近乎绝缘大众。

直到进入新世纪，

对崔健的封杀才渐渐松动。

市场不再封杀他，崔健却开始封杀市场。

“2000年前后，崔健推掉的演出约占全年演出数量的四分之一。”前经纪人陈戈说。

原因在于，电视台或演出商提供的灯光、音响设备总是不尽如人意，

呈现效果达不到崔健的要求。

既然不能呈现最好的自己，那就绝不凑合。

2002年8月7日，北京CD酒吧。

能容纳300人的CD酒吧，来了400多人。

众目睽睽下，传言与崔健不合的罗大佑，

给崔健敬了一个军礼。

这天的意义，某种程度上，

意义不亚于崔健吼出《一无所有》的那一天——

中国摇滚第一人打响了消灭假唱的第一枪。

犹如叫破皇帝新衣的那个小孩，

崔健成为一些圈内人的公敌。

“崔健老了，想炒作自己。”

一时间，圈内和媒体上充斥着这种声音。

但是，倔劲十足的崔健并没有退缩，而是迎着风向前，

通过他的全国巡演，一站一站地宣传真唱。

那时杨乐是签名支持真唱运动的一员。

后来在崔健力邀下登上《中国之星》的他说，

崔健此举一是看不惯假唱欺骗观众，

二是觉得乐手太可怜了。

“专辑录完音一次性给1000元，

以后所有的演出跟他一点关系没有。”

“这孩子从小就撒不了谎。”崔雄济曾接受采访说道。

不但自己不能撒谎，

崔健还天真地要人们都跟他一样不能撒谎。

2005年，国家也对假唱颁布处罚法规。

春节联欢晚会也在2009年实现了真唱。

2004年，崔健的北京歌迷韦志华组织了一批崔健歌迷，与云南当地政府取得联系，出资帮扶了一些远征军老兵。

他们使用的集体名字一度是“北京摇滚乐爱好者”，但在跟当地政府和老兵沟通时，

变成了“崔健歌迷”。

当时崔健正在国外演出，不知此事。

众人觉得：“老兵这么清贫，这么令人同情，这么好的事情，

他知道以后可能会特别高兴。”

崔健回国后知道了这件事。

很快，韦志华接到崔健公司一位工作人员的电话，很委婉地对她说：“这是好事儿，应该支持。但请你们不要用崔健的名字。”

他拒绝当偶像，也拒绝被绑架。

哪怕这种绑架的动机无比义正词严，能为他增添更多的赞美光环。

韦志华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用心练习一件事：说不。
这是崔健给她最大的影响。
“我们从小的教育都是：做好事。

只要是好的东西我们都会去歌颂和追随。

可能有的时候超出我们的认识，

超出我们的能力，但我们依然会去追随。”韦志华说。

她现在更加理解，崔健对这样一件“人人都认为应该的”事情说不，

足以说明内心的强大。

“现在，再有类似的事如果我认识没到，

或者说我没有精力做，我就说不。

我不会攀附。”

▲ 图／薛方明

在解冻之后，崔健说不的时候越来越多，

尤其是对商业代言。

早在陈戈担任经纪人时，

崔健就拒绝过一款汽车代言，

陈戈为此和他吵了很久。

“他觉得这种商业合作的模式太低级。”

崔健还会抱怨，给自己安排的商业演出太多了，他情愿去拍了一个注定不会卖座的电影《蓝色骨头》。

这种状态延续到尤尤做经纪人。

一款品牌价值很高的洋酒也想找崔健代言，出价500万。

尤尤觉得机会不错，谈判了足足两个月，

包括演出时要在音箱上放一瓶该品牌的酒之类诸多细节全都谈妥，

崔健还是在最后一刻拒绝签字。

“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头像出现在商品上。”

坚持是很难的一件事，

改变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你的坚持，可能会失去一些主流的机会……”有记者问。

“我不想要的机会就不是机会，

我不想要的名利，也不是名利。”
2008年汶川地震后，北京摇滚音乐圈曾组织过一次赈灾义演。

一位大牌歌手在看到演出次序表之后，

提出自己要在崔健之后压轴演出，

否则不参演。

崔健听了之后，什么话都没说，同意了。

不在乎物质，是不想丧失艺术上的主动性，

不在乎名利，是不想丧失艺术上的想象力。

“人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我绑架，

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作家刘瑜说。

在他2015年的最新专辑《光冻》中，

崔健在《死不回头》中宣告了“自己”的态度：

南墙突然张开个口

要吃掉我的头

它是否已经害怕我

知道我死不回头

…………

崔健有一次去做讲座，有个女孩上来就说：

“你怎么现在是小白脸啊，细皮嫩肉油头粉面的，我不喜欢你。”

“我一直就这样。”

“你现在话这么多。”

“我是被你们学校请来的呀，我是来交流的。”

“你就应该多唱歌、少说话。”

“这是你想象的。”

这样的状况不止一次地出现。

“大批的人发现我开始做他们接受不了的事儿，就开始不喜欢我了。”

甚至有人看到了现在的崔健，

会当着他的面说：

“有些明星就应该被人打死，在最美好的时候死去。”

也有人在媒体上评论，

崔健明明已经变成知识分子了，

甚至还有人说他过的简直就是中产阶级的生活，向电视妥协，竟然还上了选秀节目。

崔健听到了这些说法，觉得好笑，也不多解释：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和选择一种思想方式，是两回事。”

接受别人评头论足的叫生活，

能与自己对话的叫生命。

在中国之星录制中，杨乐一曲《无糖的咖啡》唱毕，

崔健动情落泪，二人台上台下四目相对，

往昔风华正茂的青春记忆似追击而来。

崔健哽咽着闷声问：

“乐儿，这个party可以不结束吗？”

杨乐眼泛泪光，笃定答道：

“这个party早晚会结束。”

展示给别人的party，早晚会结束，

而属于崔健自己的party，还必将继续。　

一个优秀的时代，必然是选优的时代，

但大多数时代都是平庸的，

一如我们现在的时代。

在这个平庸的时代，

是跟着时代潮流走，还是自己走？

崔健给了我们一个选择：

一无所有也要自己走，而且死不回头。

崔健当年在北京歌舞团的一位同事说：

我们一直表演的都是别人的作品，

崔健却写了一辈子自己的歌；

我们循规蹈矩等到退休，

他大概会自由自在地过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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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总有一束光

足以穿透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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