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建国之后，国家对东北地区进行重点扶持，作为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哈尔滨成为国家重要工业基地，一些大的工厂企业拔地而起，人们享受着体制内带来的特有福利，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与国企改革的到来，之前的铁饭碗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下岗失业，犯罪率、离婚率的飙升。

就像作家贾行家在一席演讲《纸工厂》里说的那样，“我们东北，失落的人、绝望的人太多了。”似乎每个人的内心都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

其实，哈尔滨这座城市在影视作品中被作为“罪恶之城”并非第一次了，2014年摘得柏林金熊奖的《白日焰火》就干过一回。同样的连环杀人案，同样的罪恶在哈尔滨不断上演。如果将故事背景换一座城市，那么整个故事便很难成立，即使成立，作品的质感也会大打折扣。

《嫌疑人X的献身》，将故事背景虚置于“江北市”，一座有大河、河中岛，混杂着现代化公寓和老工业区平楼的大城市。即便没漫天大雪的场面，游历多广或身在该城的观众，肯定能一眼就识破其原型——哈尔滨。

2015年有一部不起眼的小成本电影《东北偏北》，也是在一个危机四伏的北方夜晚，发生的案件。

哈尔滨这座城市独特的气质正好契合了该剧社会派推理的风格，甚至让这个犯罪悬疑片带上了浓浓的文艺范儿。经历过转折时代的哈尔滨，虽然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但总还是透着一股颓废荒凉的气质，那些重工业时代老旧的工厂、房屋似乎还在隐约诉说着当年的辉煌。

其实只要以真实案件数量论事，就会发现东北是犯罪的土壤这样的猜测是空穴来风。无论是查阅新闻还是搜索各种来源不明的“各省犯罪率排名”，都会发现东三省的排名“非常落后”。

可为什么东北会给人犯罪分子多的错觉呢？这一方面或许因为东北人性格张扬，又相对容易冲动，不过打架归打架，远远不可能动手成犯罪、冲动挨惩罚。另一方面，也因为性格张扬、轮廓分明，东三省明星几乎包揽了全国演艺圈，让银幕上或多或少增添了大碴子味，具体到罪案题材里，也就不可避免的匀过来一些。

其实说到犯罪电影取景拍摄，西南也是一个不得不说的地方，不同于东北的犯罪电影，西南尤其是云南的罪案片数量之所以巨大，应该是出于扫毒题材的需要，毕竟黄赌毒三大恶中，最令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就是贩毒分子和吸毒明星。于是乎，身处反毒战线前沿的云南，也就成了大场面级罪案电影青睐的地区。其余现实中的重特大案件，要想获得改编拍摄许可，则非常难过公安部这一关。

从2003年许鞍华的《玉观音》开始，到程耳的《边境风云》，再经去年口碑票房皆爆棚的《湄公河行动》，直至当下热映的《非凡任务》，商业化的缉毒题材电影，在擅长类型化处理的香港导演介入后，越来越能借着强大的国家主义，从银幕上让观众去消费“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民族情绪。

《玉观音》虚构的云南边境小镇，叫南德，可能借鉴于临沧州最没名气的永德县。缉毒女警身边出现过的4个男人中，尤以肤色黝黑一些的毛杰最似骑在摩托车背上、终日游手好闲的小镇青年。有意思的是，毛杰这一角色由普通话古怪的谢霆锋扮演，相较字正腔圆的陈建斌、柳云龙和孙海英，反倒更像土洋结合的边境混混。

《边境风云》是几部缉毒题材电影中，故事最完整、脉络最清晰、正反角人物都最立体的，但众多大牌明星的参与，也从语言到样貌上都损失了地方化特色，电影中孙红雷饰演的十恶不赦毒枭，还被赋予了反腐品质。校舍塌方，他问罪包工头，“盖学校我给你多少钱？”工头：“十万。”“花了多少？”“都花了。”拿出枪后，孙又问：“花了多少？”“八万。”子弹上膛后，接着问：“到底多少？”“五万。”“究竟多少？”“不到三万。”

《湄公河行动》，以2011年10月泰国腐败军队合谋毒贩团伙谋杀我国船员的“湄公河惨案”为故事蓝本，丰富却夸大的改编，让银幕上的我国军警，替10多亿人民实现了出国缉匪的伟大民族梦想。当然，基于东盟关系考量，影片牺牲了追责罪大恶极的泰国腐败军警这一大块内容，而将元凶彻底聚拢在毒枭糯康身上。燃爆的情绪让电影非常成功，也让香港导演林超贤几乎成为了迈克尔·贝式的商业“军旅导演”。

《非凡任务》继续跨境作战。不过，刀枪不入的邦德化形象，以及对东南亚坏人的割草机式能力，早就是香港导演们1990年代初就百试不爽的法宝（想象《霸王花》和《天使行动》系列），挪到有民族主义情绪可供消费市场买单的当下，也就显得更管用了。片中设定了一个边境小镇——云来市，不过却并未在边境水流湍急的临沧取景，而是让风景更为秀丽的广东韶关去“冒充”。

（部分图文源于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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