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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说起。有一天，夏王朝最后一位君主姒履癸（桀）亲临“炮烙”现场取乐，他问身边的大臣关龙逢好不好玩，开不开心。如果识趣，关龙逢当说：“好好玩我好开心好开心耶！”可这位人性至上的高级知识分子硬要说真话，说这种新刑罚太残酷了，不人道。
姒君主一听，大为不悦：我只准你等与君同乐，不准发表与君心情不合拍的言论。既如此，你就去“尝试”一下吧。于是，把关龙逢给“炮烙”了。这就是说真话者的开端，也是中国恪守良知之知识分子的开端。此后几千年，中国刚正不阿之知识分子的命运，几乎无不与灾难并存。
说到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地中海一带在本世纪还是混沌一片，自然乏善可陈。
公元前九世纪起（信史时代），中国开始有了准确纪年的历史。同期的西方诞生了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希腊诗人荷马。
公元前八世纪。周王朝在本世纪受到蛮族的毁灭性打击，国王的尊严和中央政府的权威迅速衰退，封国逐渐脱离中央，各行其是。在该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历史进入二百余年的“春秋时代”，即“中国式城邦时代”。这“真是中国史定型的关键时代”。遗憾的是，随后的战国，以灭杀为宗旨，中国走了一条有别于希腊式城邦政体的路——官僚体制之路。至汉朝，中国已完整地“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
官僚机构的过早发达（以郭沫若生前对西周金文的考证，庞大的官僚机构可追溯至殷商时代），严重制约了中国政体的多元发展思路。如果把“官僚机构”比作一种病的话，那么它是猛于一切不治之症的顽症。一个肌体得了不治之症，它十分干脆，不治即亡，基本没有多少纠缠。“官僚机构”这个顽症可就不同了，它存在于抽象的文化（即人的灵魂深处）“肌体”里，一旦定型，便会代代相传，逾千年，不仅不见衰败的迹象，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滚雪球似的无限庞大、臃肿乃至现代化。
从中国历代官与民的比例上可见一斑：西汉1∶7945；唐高宗1∶3927；元成宗1∶2613；清康熙1∶911。希腊式城邦政体（合议制），恰恰防止了官僚机构的形成。所以，周王朝的影响只能是中国的，而希腊的影响却是世界的。
公元前七世纪。不断升级的封国间战争，使本世纪国与国之间形成了弱肉强食的政治格局。超级封国，往往利用强大的兵力和威望，代替没落的周王朝中央政府行使职权，谓“挟天子以令诸侯”。
本世纪的西方出现一部“血法”（雅典执政官德勒可编撰），规定：偷一把蔬菜，即处以死刑，残酷之极。我想，此法的象征意义恐怕要大于实际意义。与其残酷，才为人所关注；与其残酷，才能增强人的法律意识。似之拙举，助长的不仅仅是贪污受贿，更是在灭绝人们头脑中本来就十分淡漠的法理。
公元前六世纪。春秋时代由本世纪进入它的后期，封国继续被吞并，国君继续被逐杀。
在西方，雅典执政官梭伦创立了公民议会和司法陪审制度（前594年）。雅典人的这两项开天辟地的伟大创举，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之一，其影响至今无二。几十年后，罗马王国改建为共和国，设执政官和元老院（前509年）。
罗马共和国建立的第三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伍子胥鞭尸事件。
公元前五世纪。本世纪迎来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大黄金时代。在文化史上，大黄金时代具有空前重要的地位，其学术思想，是中国最光荣、最长期的百花怒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首先，孔丘以六十三岁高龄，用他的观点对《易经》、《春秋》、《诗经》、《书经》、《礼经》（合称“五经”）五部古书加以编纂删订（“五经”从此支配华人学术思想达两千余年）。
其次是儒、道、墨、法这四种重要思想的形成，使大黄金时代的辉煌达到顶峰。同期的中国思想界，可谓名流云集（诸子百家），如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管子、韩非子、孙子等等，数不胜数。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科技发明，中国独居世界。《韩非子·外储篇》载，公输般用竹子、木材造一鸟鹊，放在空中飞三天掉不下来；南北朝时，有一和尚用木材造一飞鸟，在空着中飞翔几天，最后又回转原处降落。
“不幸的是，这些比发明飞机还早的发明，都被‘奇技淫巧，典礼所禁’这个观念所扼杀”。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精神，未能很好地沿续和影响世人，致使科技的走向，呈“断代式”发展。
此间的西方，明显逊于中国。可记述的有：一、希腊南部诸城邦组成“伯罗奔尼撒同盟”，推斯巴达为盟主（前500年）；二、490～480年间，波斯和希腊爆发两次战争，均以波斯大败告终；三、469年，苏格拉底诞生；四、450年，罗马公布十二铜牌法；五、427年，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诞生。
公元前四世纪。这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各封国纷纷宣布独立，国君改称国王，地位与从前管辖他们的周王朝的国王平等。独立后的秦国，在法家巨子公孙鞅主持下变法成功，一改其落后、偏僻的小国形象，令各封国惊骇失措。法律意义上的变革所带来的影响，一般而言是持久的，但以人治为框架的“法治”例外。
本世纪的西方有三位影响深远的哲学家在我们面前闪回：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政敌诬陷，在狱中服毒自杀（前399年）；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诞生（前384年）、逝世（前322年）；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逝世（前347年）。
在此，需多着些笔墨的是苏格拉底。史载，当苏格拉底面对古雅典不公平的法律审判时，舆论以及司法都为他打开了一道越狱之门，然他却选择了法律所判定的死刑。为此，他的学生克里同大声疾呼：对抗不公平的审判是你一生追求的正义，你为何不选择越狱的正义？！苏格拉底说，此时越狱确是一种正义，但遵守即使是不公正的法律，同样是一种正义的要求，否则人人都会以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破坏社会秩序。
在价值上，后一个正义也许要比前一个正义更为重要。这大概就是西方生机勃勃的法律文化的来处。
公元前三世纪。砍砍杀杀的二百六十年的战国时代，以秦国吞并各封国终结于本世纪，崭新的有别于周王朝国度的大一统局面出现，秦国由此建立起中国的第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中国人万世大一统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时候奠定的。
嬴政为推行他的治国策（即独裁专制），不惜焚书坑儒，用极为残酷的手段对付全国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专制主义者固执地认为，只要在灵魂深处紧紧地控制住知识分子就万事大吉了，政权和社会就稳定了。历史却证明，正相反，如柏杨所言：“专制政体最大的缺点之一是，统治阶级多半一代不如一代。”所以，看似庞大辉煌的秦王朝，仅存十六年就灭亡了。
同期的西方，除罗马共和国铸造出银币（银做为钱币进入流通领域自纪元前264年开始）外，一直在拼杀之中。这是西方史的特点：要么乏善可陈，要么影响甚巨。
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人被称为汉人、汉民族，中国字被称为汉字，中国语被称为汉语，自本世纪（西汉王朝）始。除开疆辟土大一统之外，还有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儒家学派借助政治的力量，贬损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使儒学成为中国人惟一法定的正统思想。从此，中国人永久地被这个单一而保守的思想给僵住，影响至今。
在一个国度，某种思想一旦成为“惟一”，而且“法定”，那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性了。所以，对中国人灵性的杀伤力，儒学思想甚于秦始皇的万世统一。但如果没有秦始皇这个万世统一的始作俑者，儒学思想又何以能大行其道呢？看来，集权才是万恶之源。
与西汉王朝比，本世纪的西方仍“不成体统”：希腊各城邦除斯巴达外，虽共组亚该亚同盟，但在组织上，不具西汉王朝那样的高度统一格局。纪元前的中西方世界，看似混沌一片，或者说都没有离开过打打杀杀这些血腥场面，但大致的走向仍各不相同，比如在学术上，西方就从没出现过类似中国的绝对高度统一的所谓思想体系；至于组织体系，也必然地受到各自所“背依”的思想体系的影响。
“希腊思想是贵族思想，然而不是王家思想”；中国思想不一定是贵族思想，但却是王家思想。故言，中西方世界的诸多不同，是从一开始（混沌世界）就注定了的。
公元前一世纪。中国与匈奴汗国的战争，从上个世纪一直延续到本世纪。此属对外战争。在国内，统治中国西汉王朝的皇族（刘邦后裔），在享受太久的富贵后，不可避免地步入腐败和堕落的轨道，政权遂转嫁到皇室女流之手，形成所谓的“外戚政治”。
为什么男系家族接班掌权就天经地义，而女系家族获得某个政治位置就叫“外戚政治”呢？在中国的史书上，“外戚政治”一词屡见不鲜，说明在史学家思想深处，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宗法思想。这种历史表述往往给人以错误的连贯认识：只有男根才有资格延续一党一族的香火，换换面孔就是“外戚政治”。
此间的西方，看来要比中国热闹些：(一)罗马共和国执政官美立阿斯改革内政，取消穷人四分之三的欠债。(二)罗马共和国发生持续三年的“奴隶战争”，最后奴隶军溃败，奴隶斗士斯巴达克斯和他的部属六千余人，全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悬尸数十公里（前71年）。(三)罗马共和国“前三雄时代”开始，执政官庞培、克拉苏、恺撒，三人结盟，轮流主持国政（前62年）。(四)罗马“前三雄时代”结束。执政官庞培嫉妒恺撒的成功，与元老院联合，下令免除恺撒高卢（法国）总督的职务。恺撒遂回军，攻陷罗马城，庞培逃亡。元老院遂推选恺撒为执政官（前49年）。(五)罗马元老院给渥大维（恺撒养子）一个“奥古斯都”（伟大）的尊号，虽名义上不是皇帝，但与皇帝无异。罗马共和国成为罗马帝国（前30年）。(六)耶稣诞生（前4年）。
一世纪。从本世纪开始，与纪元前的区别是：纪元后是从少到多计算数字，纪元前的时间却必须倒着数。言归正传。世纪初（00年），统治中华帝国的西汉王朝灭亡。中间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王莽时代，最后迎来东汉王朝（刘秀建立），中国再现大一统格局。而西方，仅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0年）一事可记。
二世纪。本世纪的中国有两件事可载：159年，中国第一个宦官时代（即当朝政权被宦官所控制）出现；大一统在一次农民大暴动后瓦解。西方则出现一位凶暴荒淫的罗马皇帝康摩达，他被元老院下毒后绞死（192年。同年，吕布刺杀董卓）。
三世纪。中国家喻户晓的“三国时代”（220～280年），便出自本世纪，其前身为东汉王朝。“三国”（曹魏帝国、蜀汉帝国、东吴帝国）共维持六十一年，后为新兴的晋王朝替代，中国重归统一。
在时间上与中国的“三国时代”大致相同的，是罗马的“三十暴君时代”，计五十三年，三十个罗马皇帝，仅一人善终，余者皆死于非命。相反，中国的“暴君”（暴乃恶也，君乃善也，恶而善，是个什么东西？在此引为警觉的不是“暴君”这个怪物，而是文化不分善恶的包容度）大多倒都能寿终正寝，此为中西独特之一别。
四世纪。从本世纪开始，中国进入长达二百八十六年的大分裂时代，残暴、荒淫、混战是其全部特征。比较来说，西方稍趋明朗：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辞职（305年）；罗马帝国驻不列颠军团司令君士坦提逝世，部将拥立他儿子君士坦丁称帝，回军进攻罗马城（306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有名的《米兰诏书》，宣布信教自由（313年）；君士坦丁大帝自罗马城迁都拜占庭（330年），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即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五世纪。中国仍处在混战、分裂时代。西方世界相对沉寂，惟值一提的是法兰克部落侵入高卢（法国），建立法兰克王国（486年）。
六世纪。本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长达二百八十六年的大分裂时代结束，隋帝国横空出世，中国再归统一。世纪初，正当中国混乱不堪的时候，西方人却完成了《查士丁尼法典》（529年），以及《罗马法典摘要》和《查士丁尼法制》（533年）。
法治的传统，始终是西方史的主线。民主的传统（合议制）亦然。早在城邦时代，希腊的执行官就已经由民选产生了，并轮流执政。希腊城邦制度的可持续运转，得益于其贵族阶级的内部民主。内部民主是普遍民主的前提，如果一个社会连最起码的内部民主都没有，普遍民主也就无从谈起。
中国“城邦时代”延续了人治，建立起“官僚机构”；希腊城邦时代选择了法治，建立起“宪政政体”。可以说，这是中西之别的根本。
七世纪。世纪初叶，刚刚恢复统一的中国，再历混战，使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死于刀锋和饥饿，其罪魁祸首为“暴君”杨广。隋王朝在杨广手中仅十余年，就被唐王朝取而代之。唐朝人在一片瓦砾中，收拾残灰余烬，上下一心，兢兢业业，迅速走向繁荣，使中国历史进入第二个黄金时代（长约130年）。
武则天在本世纪打破男人一统天下的格局，登上皇帝宝座，成为当时超级大国的第一位女元首（实际在公元674年，武则天就已经和她的第二任丈夫李治以“天皇天后”的名义同理国事了，并享受国家元首待遇）。
在中国，一涉及妇女话题，自然地就会联系到封建或解放不解放的问题上去。其实，无论从妇女参政，还是妇女的衣着，在唐朝就已经领先世界潮流了。至于盛唐时期的先进文化为什么不能成为影响世界的文化，仍不外“王家思想”作祟之故。
尽管中国女性实际执掌国家政权的个案早于西方国家，但那也不过是血腥斗争的结果，或曰“风水轮着转”罢了，并非制度使然。
与中国相比，本世纪的西方平静而沉寂。倒是邻国日本在盛唐时期实行的“大化改新”——全盘吸收中国文化，非常引人注目。我们必须注意：经过十二个世纪之后的1867年，当日本人发现中国文化已过时了的时候，即毫不犹豫地将其抛掉，又来了个全盘西化——只短短数年，日本就从荒陋落后状态中，一跃而成为一个全新的现代化年轻国家。
日本人虽有一边倒的“劣根性”，但从自省的角度看，这也不失为该民族的一大优点。
八世纪。本世纪一开始，武则天的周王朝即告灭亡，唐王朝复辟。五十年代后，中国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在唐玄宗李隆基手中结束，中国经一百三十年的超级强大，又开始走向下坡路。
西方的法兰克国王丕平，在五十年代把意大利中部地区献给了教皇（756年。同年，杨玉环缢死马嵬坡）。
九世纪。中国的第二个宦官时代与黑暗、混战并存。唐政府后期，与历朝后期一样，彻底腐败和彻底糜烂。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向官员哀告，好像向猪哀告”。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于是就有了黄巢起义。
而这时的西方再也不容我们忽视了：不列颠七小国中的西塞克斯王国，就在本世纪初，消灭了其他六国，建立起英格兰王国（829年。以中国的传统叙述方式而论，这一史诗很可能被书写为“西塞克斯王国统一了大不列颠”）。
谁都不会想到，这个西方小国，在后来几乎统治了整个世界，一度称为“日不落帝国”。由此向前推十二个世纪，即纪元前三世纪，秦国同样是以小国地位灭其他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
威塞克斯王国与秦国都是小国灭强国的范例，甚至连战绩都一样，各灭六国，然其后世影响却大为不同：秦国留下的“文化遗产”是仅供一游的长城，以及让知识分子痛心疾首的焚书坑儒，更有危害广袤的专制传统。威塞克斯王国经演化为今之英国，它留下的文化遗产，除了全球化的英语和英国下的蛋——美国外，更重要的是它的制度文明。
十世纪。中国较上个世纪更为黑暗。本世纪零零年代，唐王朝灭亡后，再无一个政府能单独接替它遗留下来的广大而破碎的版图。各战区就在它们既有的领土上，公开宣布独立，于是中国又陷入分裂。好在时间不长，新兴的宋王朝取得天下，“不过已不能恢复永逝的黄金时代”，版图也大大缩水，“中国人千余年的经营扩张，全都丧失”。
本世纪末叶，西方的法兰克改国号为法兰西王国（987年）。
十一世纪。宋辽对抗在本世纪零零年代和解，两国之间保持一百余年的长期和平。由于宋帝国本身太衰弱的缘故，西北一隅的夏州自行建立了一个西夏帝国，当时的中国事实上是一个三国分立的局面：宋、辽、西夏。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十三世纪。
同期的西方第一次兴起十字军，由法国贵族统军东征（1096年），历时四年。
十二世纪。强大的辽帝国在本世纪发生内乱，其所属女真部落在东北独立，建金帝国，并以雷霆万钧之势，先后击败辽、宋两帝国。
本世纪的西方，又在法律建设上向前迈进一大步。1164年，英王亨利二世颁布《克拉林敦约章》，该条例使司法陪审员制度成为现实。从此，人权首先在不列颠获得法律上的具体保障。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对全人类文明影响巨大、贡献巨大的制度。
从纪元前六世纪雅典执政官梭伦创立司法陪审制度，经过了十八个世纪，司法陪审制度终得以正式确立和实际运用。即便是以二十一世纪的眼光来看，英王亨利二世颁布的《克拉林敦约章》也是超前的，划时代的。
十三世纪。在荒凉穷恶的浩瀚沙漠上崛起一个蒙古帝国，它的强大超过女真百倍。因此，它“一口”就吞并了中国版图上的四个帝国：辽、西夏、金、宋，汉民族第一次全部被异族统治。
而西方继续以其强势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英国在它的不列颠小岛上，颁布了《大宪章》，创立了国会。《大宪章》规定，未经法庭审讯，不得对人民逮捕监禁。
这是英国有宪法之始，也是全世界有宪法之始。然“自然”惯了的英王亨利三世，却屡次违反《大宪章》，蒙福尔伯爵不得不依法把亨利三世囚禁（拿国家元首开刀，在我们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在我们的古典律例中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学理念，但同时却又被“刑不上大夫”的王权思想抵消了，最终，法律还是成为“有权阶级”的统治工具），召集教士、贵族、武士、平民代表，成立议会——世界各国自此开始有国会（1265年）。至1295年，议会政治在英国走上正规。事实上，西方在为他们的助跑做准备了。
十四世纪。蒙古统治者在汉民族的不断反抗下，其统治于本世纪八十年代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以汉民族为主的明王朝，其寿命为二百九十四年，长达三个世纪。但这并不等于中国人恶运的结束，反而是一个更漫长黑暗的开始。就在本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国不幸成为恐怖世界：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无需审判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从此，每年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刑的，都有数万人。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家人诀别，到晚上能平安回来，那就是三生有幸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绷紧神经，真可谓生不如死。当时的首都南京如此，全国各地皆然。
柏杨说：“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本世纪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入侵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
这“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无与伦比的罪恶”。具体归纳下来有三大重要内容：(一)人性的蹂躏（“诏狱”和“廷杖”）；(二)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省部级高官直接由皇帝提拔使用）；(三)文化酱缸的加深（文字狱和八股文）。
英国于一百年前（十三世纪）即颁布《大宪章》，保障人性，非经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其时的中国明政府却出现了严重践踏人性的诏狱和廷杖；英国于一百年前即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使君权无限扩大。柏杨总结说：“我们曾一再提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缺乏人性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性的制度，则由朱元璋创始。”
在西方，除英法发生过两次战争外，再就是意大利诗人但丁的逝世（1321年），别无惊天大事发生。
十五世纪。本世纪的中国，可谓“奄奄一息，暗无天日”。（本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迎来第三个宦官时代）。暗到什么程度呢？朱元璋在位的时候，他的血腥政策本来就已使中国堕落成一个至少落后欧洲三百年的“白痴部落”，然其子朱棣新官上任“三把血”，他一即位就大行其父的血腥政策，首先把他看不顺眼的许多部级官员及其家人和亲友赶尽杀绝，甚至连这些人的同学和朋客也大都除尽了（一次性枉杀一万四千多人）。而此间飞速发展的西方，愈显朱棣政府“奄奄一息，暗无天日”的一面。
或有人以郑和七下西洋为例，举明朝政策积极的一面。然我们不得不说，郑和七下西洋的规模和技术虽说都远在同时代的哥伦布探险之上，但就其目的而言，完全是白痴般的狭隘举动。与欧洲航海探险家殖民和扩张姿态不同的是，“郑和舰队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不是去寻找黄金和宝石，不是去掠夺财富回运，而是一心把财富送出去，携金带玉大包小裹去热情拜会当地统治者，向他们宣扬中国皇帝的仁厚关怀，包括劝说他们承认大明中国的宗主权”。
郑和七下西洋，仅前两次就动用军舰一百一十艘，战士六万人。而如此兴师动众，无非“只是去拉拉人情关系而已”，这真让人哭笑不得，也使后人对前人的愚蠢感到无地自容。
相反，倒是西方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1453年，历时一百一十七年的英法百年战争，以英国大败而告终。之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进入高潮，西方人以无与伦比的蓬勃精神，投向海洋。世纪末叶，伟大的哥伦布船长发现新大陆（1492年）。两年后（即1494年），天主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颁布划界令，沿北美洲东海岸纵划一线，西归西班牙（包括北美洲与南美洲大部），东归葡萄牙（包括南美洲的巴西与非洲全部）。
十六世纪。东、西方文明的“分水线”，可从本世纪划起；东、西方的发展方向，亦从本世纪分道扬镳。本世纪的中国，仍处在大黑暗时代，诏狱的廷杖声和抗暴声，混杂着八股文的吟哦声，响彻中华。
而此期的西方，其扩张的速度与进步可谓一日千里，诸如进入高峰期的文艺复兴运动；现代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葡萄牙商人从浑噩的明政府手中取得澳门作为殖民地；欧洲人灵性的复苏；麦哲伦航海环绕地球一周，证明地球是圆的（1520年）；西班牙人开始涌入新大陆，大量殖民，占领古巴（1508年）、墨西哥（1519年）、秘鲁，又在亚洲占领菲律宾群岛；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发表，揭示出宇宙中心不是地球，而是太阳（1543年）；伽利略在比萨斜塔试验物体落下速度，发现落体规律，后来又发现摆动规律，至钟表出现；西班牙无敌舰队进攻英国失败，自此西班牙没落，英国取而代之（1588年）等等。
本世纪中国虽有三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问世，但在总体上，已被西方远远甩在后面。
十七世纪。本世纪四十年代前，中国继续大倒退，政治之黑暗，为历史之最，这往往也预示了一个朝代的结束。四十年代后，满洲人爱新觉罗取代腐烂了的明王朝，汉民族第二次沦为亡国奴。八十年代，在大黑暗的浓雾中，中国竟奇迹般地迎来为时一百年之久的第三个黄金时代。只是这个黄金时代，比唐朝时期的那个黄金时代，更少了些人文精神。
而同期的西方各国，正在做起飞的最后准备。因而它们在领土、思想、学术、改革等方面，继续扩张和进步：英国设立东印度公司，积极向东方侵略（1600年）；荷兰征服东印度群岛（印尼）、中国台湾、澎湖；英国、荷兰分别殖民北美洲，英国又把荷兰人驱逐；英国征服印度；牛顿发明微积分，发现地心吸力；伽利略发现太阳大、地球小，地球环绕太阳运行。
而本世纪西方的焦点，主要是英国革命。最初，先是英国国会向国王查理一世提交《权力请愿书》，要求非经国会同意，不得拘捕人民，查理一世被迫签字（1628年）；接着，查理一世下令解散国会，继续实行独裁专制（1629年）；英国国会向查理一世提出《大抗议书》，指责他的种种不法行为（1641年）；英国革命爆发（1642年），四年后，英王查理一世兵败被擒（1646年），英国国会法庭判决查理一世死刑，斩于断头台，之后，英国宣布成立共和国（1649年）；三十九年后，英国发生不流血革命（1688年）；次年（1689年），英国国会通过《权利法案》（严禁非法逮捕，民主政治确立），英国专制政治从这一年起，完全消灭，这是英国对世界的又一伟大贡献。
十八世纪。可以说，本世纪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十六世纪以前，人类一直在缓慢地步行。但自十七世纪起，欧洲的步伐加快。进入十八世纪，欧洲开始跑步，科学上和意识形态上，均有重大突破，从而把人类带入一个崭新的世界。
科学方面有：约翰发明飞梭；哈格理夫斯发明纺纱机；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1769年），人类由此脱离手工业时代，进入机器时代（这一划时代的发明，使东、西方从此分歧为两个世界）。
意识形态方面有：法国学人孟德斯鸠出版《法律的精神》，提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理论（1748年）；卢梭创立“天赋人权学说”（它奠定了人权的尊严）；美国脱离英国独立（1776年），选举总统，实行三权分立（是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理论的伟大实践），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帝王而由人民选举国家元首的国家；法国大革命爆发（1789年），发表《人权宣言》（距十七世纪英国发表《权利法案》正好一百年），这是卢梭人权学说的伟大实践，民主思想从此开始传播，其势不可遏止；法国改建共和国，斩国王路易十六于断头台（1792年）……
同期的中国对西方发生的这一切皆茫然不知，也就更不会引起丝毫震动。不仅如此，到本世纪八十年代黄金时代一结束，大黑暗马上又卷土重来，中国的不幸重新恢复！
十九世纪。本世纪是西洋——包括欧洲和北美洲的黄金世纪。但在中国，却是最羞辱的痛苦世纪，大黑暗日增沉重。欧洲人以及由欧洲分支过去的美洲人，在人类接力竞赛的中途，由跑步而飞奔。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和从来没有过的思想，风起云涌般出现，西洋文明开始形成一种巨流。
欧美两大洲进入一个追求科学、追求人性尊严的伟大而崭新的时代，同时还以疯狂的“姿态”向外猛烈扩张。科学发明有：发明火车铁路、电灯、有线电报（美国人摩尔于1844年发明）、无线电报（意大利人马可尼于1897年发明）、电话、电车、电影、X光、留声机、轮船（美国人富尔敦于1803年发明）、打字机等等。
开发改进的有：发现石油、开创邮局、开凿苏伊士运河、提高妇女权利和地位（其中包括1854年确立的军中女护士制度）、厂矿企业林立、资本家兴起，以及国际劳工协会（第一国际）、国际社会主义者劳动联盟（第二国际）的先后建立等等。
同时，绝对专制政体和无限权力的君主制度开始在欧美没落，议会民主政府迅速普遍兴起；各种前所未闻的思潮，如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纷纷产生；不断发明和更新战争武器：如大炮、巨舰。
至本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的上述新生事物，仍一无所知。大黑暗如故，贫穷落后如故，科举八股文如故，愚昧无知如故，贪污腐败如故，男人作揖叩首如故，女人缠小脚如故。一切如故，且步步恶化。
本世纪九十年代的戊戌变法运动，好不容易给中国人一个觉醒、自新的机会，最终还是命运不济地被守旧的冥顽势力击败。说到这里，感情上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光绪这个以卵击石的清末改革者。在他身上，最大的不公不是来自慈禧势力对他的囚禁，而是史家对其历史地位的公然“囚禁”。以今为例，“人们看待历史，也还是以成败论英雄。在多到不可胜数的满清皇帝们的电视连续剧中，从来就没有光绪的戏，即便有，也大都是病病恹恹、低声下气地站在‘老佛爷’身边。……在中国，‘伟大人物’从来就没有失败者的份；‘伟大人物’从来都是权倾天下的‘英雄’。这个细节万万不可忽略。这是从统治者到平头百姓，从专家学者到各类艺术家们都愿意分享的审美期待”。
二十世纪。对中国而言，二十世纪是一个惊涛骇浪的大灾难世纪，自从纪元前二十七世纪黄帝王朝建立的那一天起，四千六百年来，所发生的事情的总和，都没有这一百年来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多、那么严重。
在本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发生短兵相接的总体对决，结果中国节节败退。中国人开始疯狂地寻找失败的原因。一百年内，至少发生了下列几件大事——推翻清王朝，中国人自己发明了三民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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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写透大明，也写透中国历史的《万历十五年》
文：张扬无忌（微信公号读史专栏作者）
一部《人民的名义》，捧红两本书，一是我们前面已刊载的《天局》，一部就是《万历十五年》，不但高育良夫妇和侯亮平等反复提到，甚至高育良落马都与此有关——赵瑞龙想开发吕州月牙湖，通过老爹将李达康调走之后，高育良依然没有批。于是赵瑞龙通过观察，发现高育良桌子上摆着本《万历十五年》，便费尽心机，将渔家女高小凤训练成一个“明史专家”，最终通过这个人造美女，将高育良拉下水。
那么，这到底是一本什么书？简而言之，确实算是一本奇书，达到了“生平不读十五年，就称明粉也枉然”的地步，是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成名作。黄仁宇先生通过截取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这个历史横断面，然后用显微镜仔细观察那个时代的病理，按黄仁宇的说法就是“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
黄仁宇是我们中国人，原来是一个国民党小军官，曾经打过抗战，后来到了美国重念的书。换句话说，他是半路出家，军人转去搞学术。
他在1970年代就写出了这本书，但是经过很多年才找到出版的机会，一出版就很震撼。
为什么震撼？他打破了之前很多条条框框，比如用散文的手法写史，再比如他的叙事风格及所要展现的历史思维。
比如，在黄仁宇之前，都认为明朝的万历十五年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可黄仁宇不这样认为。他选取了这最平淡的一年，去除了一切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帝国的运作面貌，从而归纳出传统中国是一个依靠道德而不是技术在运转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缺陷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崩溃。
是的，黄仁宇通过这本书告诉世人一个重要历史观点：和道德相比，可靠的数字、优秀的制度、高明的“手腕”应当更令人期待。——中国旧王朝一直重道德轻技术，但到了大明朝万历年间，世界技术已浩浩荡荡，包括中国，这时，道德明显束缚了社会的发展。
所以，表面上看，这一年大明王朝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在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细小事，却如青萍之末成为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比如海瑞死了、戚继光死了、皇帝罢工了。与此同时，大明王朝之外的景象却是——时年29岁的努尔哈赤在东北崛起了：布教令，禁暴乱，戢盗窃，立法制……然而朝廷却未予注意；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出征英吉利，揭开世界历史新的一页……
总之，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是平静无事的一年，但其实能够从这一年的切片里面看到整个中国历史的问题。所以黄仁宇就说这本书虽然讲的是一年的故事，但其实他要讲的是中国失败总记录。
一句话，用大历史观的角度重新审视万历十五年，它是极其重要的，这一年，力挽狂澜进行改革的首辅张居正去世五年，他生前的改革成果正摇摇欲坠；同样在这一年，作为官员道德楷模的海瑞，以及作为武官杰出的代表戚继光死去了，大明王朝只剩下生闷气的万历皇帝，和一群敢于皇帝死磕的文官集团，及一个疲于在皇帝和群臣之间斡旋的首辅申时行。
对头，《万历十五年》主要就是通过讲述万历年间的几个重量级人物，包括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张居正的接班人申时行、清官海瑞、武将戚继光，以及乡绅李贽等，来展现大明王朝已经病入膏肓的。
章节也以这几个人为主，一目了然：
第一章 万历皇帝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黄仁宇透过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这六个典型的人物、七篇文章，深刻的得出了一个结论：在一个制度极其腐化的政治环境下，任何人的努力都是无济于事，无论是锐意改革的张居正，还是正直无私的海瑞，都无法改变现实。
黄仁宇说，道德不是解决问题的先头兵，而应该充当社会的最后防线。当技术，比如行政手段、法律能够解决时，我们不要动用道德。
因为法律诚可贵，道德价更高。
接下来，我们就按照黄仁宇所写的章节，对《万历十五年》来一个简析，权当对这本书的一种简读吧，有不同观点者，欢迎在下面留言区展开讨论。
第一章：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登基时还是个孩子，所以他的母亲给他选了一个国家主管兼老师——首辅张居正，一个内廷主管兼“保姆”——大太监冯保，一个外廷，一个内廷，小皇帝受到严格管控。
整个大明朝，由于顶层设计就是让内廷外廷互斗牵制，所以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斗得不亦热乎。这样的局面，皇帝能力强还好，正好牵制，可惜，大明的皇帝一个个都是爱玩而又能力有限的主，所以到了万历年间，整个王朝已摇摇欲坠。
天佑大明。这个时候，张居正出现了，为了顺利改革，拯救王朝，他打破内廷外廷相斗的格局，主动低头和冯保交好。冯保也是明白人，力挺张居正。大明王朝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除了皇帝。
随着万历皇帝的年龄增长，对张居正，对冯宝，甚至对母亲，都充满恨意。但此时，后宫、宦官，以及整个官僚集团都在张居正的掌控下——可以说，张居正时代，基本做到了“相实君虚，君主立宪”的程度——万历皇帝毫无办法。
但张居正会死啊。所以，张居正一死，年轻的万历皇帝就认为到了自己大展抱负，毫无羁绊的时候了。
所以，张居正前脚死，万历就开始借打倒张居正，宣告自己的权力与权威。这个时候，文官集团基本都是配合皇帝的——毕竟，他们也都受够了张居正。
然而，万历皇帝很快懵圈了，因为他发现，想要权的不仅仅是他，还有整个官僚集团——所以，万历很快发现，打倒张居正之后，他面对的是更为庞大的官宦集团。以前这个集团以张居正为目标，现在张居正倒了，只好把火力集中在万历身上。可以说，打倒了一个张居正，无数个张居正站了起来。
所以，对万历皇帝，黄仁宇的定语是活着的祖宗，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摆设，一个事事不能自己做主的皇帝，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群臣在立储问题上和他针锋相对。
原本希望大干一场的万历无奈地发现发现，自己只是一辆老旧车子上的零件，做着早已经规定好的动作，一旦想自己设计两个动作，这辆车子的其它部件就会集体抗议。
比如，黄仁宇就介绍了万历皇帝一个特殊的情况：他的婚姻生活。万历和淑妃很相爱，天天黏在一起，并试图册立淑妃所生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因为这件事情，万历成为众人攻击的目标，文官集体发文章批判万历宠爱淑妃冷落王皇后及王皇后所生的儿子。
无休止的礼仪，无休止的争论，无休止的指责，万历终于烦了。所以，从万历十五年起，这位受制于人的皇帝终于向百官诠释了沉默是最大的反抗，开始了长达32年的罢工而没有把自己的创造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大明王朝的国运在这32年里消耗殆尽。
第二章：首辅申时行
皇帝不玩了，群臣炸毛了，谁来调和呢？这就轮到张居正的接班人申时行了。
在这一篇里，黄仁宇细致地描写了申时行的工作，非常的繁杂，非常的沉闷，让人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
这些细致的描述，无一不在提醒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机构，它的主要目标已经不在于完成什么工作，制定什么计划，而主要变成一些繁文缛节的仪式。这就是黄仁宇所说的，明朝失去了国家管理的关键：技术。
但黄仁宇依然认为，申时行有他的价值，他的价值就是和事佬，起着调和剂的作用。明朝的官员技术上不先进，但吵架个个都是先进标兵。所以申时行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怎么调和各级官员的争议。他成了调解员，而不是帝国CEO。
申时行能在首辅的位置而不倒，和他的道德洁癖及处事技巧有很大关系。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申时行的清廉及处事方式：在明代，许多退休回家的官员都要买田扩宅，采取的方式多是强取豪夺，所以民愤极大。申时行也想扩展一下房宅，他的邻居是一个做梳子生意的木匠。申时行先同这个邻居商量，但这邻居不买他的帐。有人提议通过官府强买，但申时行不同意。
他想到一个办法：让管家到这家梳子店买了很多梳子，每当有客人来时就赠送一把，并称颂这梳子如何如何好。逐渐这家梳子店的生意越来越红火，特地来买梳子的人络绎不绝。但生意好带来的问题是店面太小，必须另找一块地方扩大经营规模。于是店主主动找到申时行，请求他买下店面。这样申时行在两三年时间用他惯用的方法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申时行的的清廉，也说明了他处事方式：用温和的方法达到双赢的目的。
所以黄仁宇在书中对他颇多肯定，“申时行用恕道待人”，“有阳刚有阴柔，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文官集团与皇帝之间的矛盾”，这是说他的平衡术。
申时行是道德楷模，却对帝国无能为力；张居正不是道德楷模，却很好地治理了帝国。这里能说明黄仁宇的另一个重要观点：道德很重要，但道德不是万能的。在治理社会方面，道德只是底线，而不能是手段，技术才是重要手段。
所以，黄仁宇给申时行的定位是官僚，张居正的定位是政治家。当然，官僚和政治家基本是同一品种，大家都在官场混，先装孙子最后当爷爷，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政治家首先是有良知和理想的官僚，混出来后就要干事，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官僚是实用主义者，首先要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混。总之一句话，政治家要能干再能混，官僚要能混再能干。
申时行是顶级的官僚，他老成，做和事佬和稀泥的艺术已达登峰造极的境界——可以说，如果没有申时行的和稀泥，在张居正死后的十年内，张居正的政令会被彻底废除，已经形成的有利于大明帝国的游戏规则会被彻底改变，大明王朝会提前迎接下一个朝代的到来；没有申时行的和稀泥，北方边境（山西河北北部）不会有十年的和平，和稀泥不仅仅是调和皇帝和大臣，更是和到了外邦人头上，把大仇人蒙古忽悠成生意伙伴；没有申时行的和稀泥艺术，群臣会激烈反对启用张居正提拔的潘大人去治理黄河（当然也是群臣揣摩上意的结果），也就没有万历年间成功地治理黄河的记录，这让万民受益。
一句话，申时行这一章很枯燥沉闷，但又不得不承认，申时行和万历的对话实录、申时行的奏折及申时行和百官讲话实录值得认真学习，可以从中学习到说话的艺术。
还有，因为申时行很是洁身自好，所以没谁能抓住他的把柄，否则，张居正倒掉后，作为张居正的得力副手，他不可能登上首辅之位。
换句话说，申时行是传统的好官：有能力，又没道德瑕疵。但一味地强调从道德上处理问题，也是传统中国的一大弊病。申时行就是重要的代表人物。申时行强调以德服人，亦以德量人。评判一个官员的最高标准，是道德是否完备，而不是技术是否先进。调解的标准，也不是谁的论点更合理，而是论者的道德是否高尚。
这就是黄仁宇说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很不好的问题就是过于关注道德，而忽视技术。
于是，这位万历十五年的内阁首辅，最终陷入道德的泥潭，才57岁，就被迫上疏辞官归乡。
套用一句经典的话来说，申时行或许是最好的内阁首辅，同样也是最坏的内阁首辅。
那有没有人试图提高过大明帝国的技术管理手段？有的，那就是张居正。
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
张居正的去世，是大明帝国的重大损失，也是不可避免的损失。但有意思的是，我们以为黄仁宇要正式介绍张居正了，黄仁宇却不，而是继续讲起了万历皇帝的消极不上班，甚至还把正德皇帝翻出来说了一通。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正德皇帝也是典型的反叛者，只是与万历消极对抗文官集团不同的是，正德皇帝的对抗是积极的，他屡屡跳出文官给他划的圈圈。他放着坐班制度不执行，翘班到蒙古打仗，放着五星级的办公室皇宫不要，另修了一座豹房，与既定的制度斗得不亦乐乎，却也没占到什么便宜，而且早早身亡。
讲了这么多，黄仁宇就是没有讲张居正。一个以张居正为章名的章节，没有张居正，这合适吗？太合适了。这正告诉大家，没有张居正，朝中就是这样的混乱，也正好点了题：世间再无张居正。
那么张居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前面已说，一个超级的大政治家，一个远大理想与良知并存的救民于水火的改革家。黄仁宇给张居正的修饰词为“世间已无张居正”，这可是一个空前的评语，当然张居正也尽可当得。
世人之所以把张居正称为政治家而非官僚，主要就是因为他的政绩远大于其混功，且其死后名节不保。就连看不起张居正的大清官海瑞，也不得不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凭张居正的混功，完全可以做到生前荣耀无比，死后功在千秋的。张居正的混功，可以称为惊天地、泣鬼神。从万历的爷爷嘉靖二十七年到万历初年几十年的岁月里，中华大地上演了中国厚黑学史上最为精彩的一幕一幕。自嘉靖二十七年（1548）起，在嘉靖的英明怠工下（万历的罢工可谓是家传渊源），大明王朝最为优秀的几位天才进行了一番又一番的角逐。政客严嵩、严世蕃父子整死夏言；接着明代第一官僚徐阶除掉严世蕃，顺利倒严，把持朝政，却被高拱斗翻，惨淡收场；之后高拱高调上台，风光无限美好；然而胜利最终属于一直低调的张居正，他等到最后，在暗处用一记黑枪结果了高拱，成为游戏终结者。
夏言输给严氏父子，不是夏言笨，是严嵩更无耻；严嵩父子输给徐阶，不是正义最终战胜邪恶，而是他们不如徐阶狡猾；徐阶输给高拱，不是高拱更正直，而是因为他更精明。最后，张居正收拾了高拱，证明自己才是这个帝国最狡诈、最杰出、最厚、最黑的人才。
高拱走后，内阁就剩下张居正，但凡有事都由他批示（外廷），然后找大太监冯保盖章（内廷），而且得到皇太后的极力支持（后宫），于是，整个大明帝国，张居正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总之，从高拱走后，大明王朝就差改姓为张了。
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张居正没有只顾作威作福，没有不顾百姓死活，他能成为历史名臣就是因为他干了一件很多人想做但不敢做的事——不是造反，而是改革。
改革就是要向既得利益团体宣战，历史上从来都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可是，张居正还是干了。
翻看张居正的履历，他出生于普通老百姓家，靠成绩非常优秀而成为庶吉士，在少年的时候，家乡的辽王曾经整死张的祖父，少年张居正见过腐败庸碌的王爷、见过饿死的饥民，领略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惨。也见过无耻中饱私囊的官吏，以及边境百姓流离生活的不易。在经历了这些，又经历了将近30年的宦海沉浮后，张居正走到了权力的顶峰，想要什么都可以垂手可得，但是他没有选择维持现状，因为他心里还有一样东西——良知与理想。
然而，张居正也不是蛮干的人，他认得清形势，会注意用技巧。他知道，自己权力再大，即便是皇帝，也很难与庞大的利益集团相抗衡——所以选择的是“改而不革”，也可以说是慢慢改革，由易到难的改革——他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先改掉一些落后的规则，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又不至于让官吏没有便宜可占。总之，我也不彻底夺你饭碗，你也别造我的反，我改革，你少贪点，大家都退一步，留下可斡旋的余地。
一句话，张居正很务实，且很讲究技巧，可以说是很具有“技术性”，比王莽、王安石好了不知道多少倍——王莽励精图治，想干点事情，可惜过于理想主义，结果从改革变成了革命；王安石的改革也失败于其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
就这样，到万历十年时，早已空瘪的大明国库居然又一次充盈，百姓又一次富足，边境又一次安宁，军备又一次振兴，这真是一个奇迹。
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
但是世间已无张居正。万历皇帝不理解张居正，申时行理解，但却没有张的本事及机遇，所以，皇帝只能继续和官僚集团空耗，从而就有了更加古怪的第四章。
第四章：活着的祖宗
岳飞名言“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是朝廷之幸，可大明倒好，文官虽然不贪财，可也不怕死了。不怕死也是好事啊，但是要命的是，众多大明朝言官只热衷于不停的表现自己的政治正确，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那些有利于国家社稷建设的行为也是大加贬斥。当然，他们不怕得罪同僚，也不怕得罪皇帝。因为在明朝，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极了，最多也只是“廷杖”——狠狠地打一顿屁股而已。
所以，我们前面已说，万历皇帝好不容易熬走了一个张居正，结果发现起来了无数个张居正，他与他们斗的筋疲力尽，变得无所作为，最终成为活着的祖宗，是一个可以上香、可以祷告的活着的对象，但绝不是走下神台，亲自过问具体事务的一个对象。
就这样，从万历十五年起，一直勤政的万历突然在这一年开始了长达32年的怠政罢工。32年中，因为前5年有申时行撑着，大明的国力还不至于江河日下，申时行被迫退休后可以说朝廷中再没明白人，从此大明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在这里要替万历说一句话，虽然他恨极了张居正，但张居正的严格要求，还是把他培养成一个有能力的皇帝，万历三大征就是典型，面对内叛外侵，他极具战略眼光，坚决出兵，一举确定华夏西北、西南边疆和东北朝鲜的安宁。（万历三大征，分别为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这三场大战巩固了中华疆土，维护了明朝在东亚的主导地位。）
设想，如果万历帝锐意进取，而非消极怠工，大明会是怎样一个局面？但是没有如果。
朝廷就这样了，地方官场呢？于是著名的海瑞就登场了，但黄仁宇却说，海瑞是古怪的。
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前面数章，都是从皇帝、从内阁等高层管理机构去解读明朝运作机制的，而海瑞是一个地方官僚。他代表着明朝朝廷所希望的地方官样板：廉洁自律、公平公正。
海瑞全然无视官场的潜规矩，他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有着道德上的洁癖。这样的人，就是古代社会最推崇的道德样板。
但就是这样的海瑞依然无法挽救大明朝。原因不是海瑞无用，而是不能有一个能够孵化更多海瑞式官员的制度出现。固执的海瑞终其一生都在同僚的怪异眼神里度过，成为了一个古怪的模范官僚。所以黄仁宇用海瑞道德完备与备受指责两个看似矛盾又合理的现象相互交叉叙述来完成了这一篇，再一次论证了道德于政府管理上的无力。
毫无疑问，海瑞是作为“道德模范官员”被提拔起来的。海瑞从童年起一直专心考到36岁才中举人，终生没有中进士，在明代和平时期非进士出身而能身居二品的估计仅海瑞一人而已。
海瑞41岁才第一次得到朝廷任命，做一个县的教育局长。他没有什么欲望。在他看来，自己拿朝廷的钱，就应该拼命给朝廷办事，升官发财与他毫无关系。
一般人认为，在大明那么腐败的官场，海瑞这样的人，要想升迁简直是天方夜谭——实际上大家都错了，对于这样的廉洁官员，朝廷还是有渠道知道的。事实上，自古以来，以道德治天下的朝廷都很重视并有渠道挖掘真正的“道德模范”——所以很快海瑞就接到吏部公文，连升六级成了七品知县。这年他45岁。三年后，吏部考评为优，升任嘉兴通判，不到两年又升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成了京官。
海瑞当县令时就敢和省一把手总督对着干，到了京城，就和皇上干，最有名的一句应该是“嘉靖嘉靖，家家干净”，气的嘉靖要弄死他，在一旁的首辅徐阶说了一句话，保下了海瑞，他说：“皇上如果杀了海瑞那就上了他的当了。此人只求激怒皇帝，然后以死求名而已。”
后来徐阶退休后回到老家，海瑞正好是徐阶的父母官，按道理海瑞应该好好报答一番，但海瑞不但把徐的两个儿子充军，还几乎把这个大明顶级官僚弄个身败名裂——谁让你儿子不法了呢。
张居正主政时期，海瑞被罢官不用。他曾写信给张居正，希望能够出来做事，但张居正回复说：“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 翻译一下：“那些开国时制定的国家大法现在早不适用啦，你突然用这些法律行事来严打，恐怕不成啊，造您谣的开了锅啦，听众也被搞迷糊了。”一句话，你继续休息吧。
但细细品味，两人性格迥然，处世方法迥然，但所做的事，却殊途同归。
大清官海瑞，带头拒收“陋规”和“常例”，使得官员没有了额外收入。
改革派张居正，则逼着各级官吏加班付出，又不提供额外收入。
只是不同的是，一个道德完备，认死理遵循既定律法，不知变通；一个虽道德不高尚，但知道利用技术先导，循序除旧纳新。
张居正死后，万历启用道德完备的海瑞整治官场，结果海瑞那一套更加玩不通。当时，70多岁的海瑞一上任就建议，所有贪官，一律按太祖朱元璋的律法，该杀的杀，且杀了之后剥皮下来，皮里面再装草，肯定能根治腐败。
这个小故事说明了什么？黄仁宇要说的就是，帝国有法律，但是问题是一个百分百要遵守律法的官却被人认为是迂腐的，这说明什么呢？不是说大家都没有法治精神，而是说那个律法远远的脱离现实了。你怎么可能说一个官贪了一点钱，然后就要把他处以那么残酷的刑罚呢？但这是朱元璋制定的，后世的皇帝又不敢动。这就造成了一种悖论。
所以，海瑞的坚持让万历这个皇帝也很是心烦，便把海瑞升为二品闲职，到南京养老，直至去世。
黄仁宇写道：“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事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安排了。”
高拱的评价则是：“如果说海瑞做的事情全是错的，那是不对的；如果说全是对的，那也是不对的。可以说，海瑞是一个不太会做事情的人。”
但没有人否认，海瑞是一个一板一眼，任何事都要遵循道德、礼法规矩，而且是严格遵守律法，非常有法治精神的一个人。可是在有明一朝，这种精神就行不通，所以连皇帝都说他迂腐。于是海瑞活的就很显古怪，死的也很寂寥。
总之，万历十五年，海瑞死了。一个人民的偶像，中华民族的门神走了，虽然他不是一个会办事能办事的官员，但谁也不能够否认，海瑞的存在是一种象征，象征吏治的清廉，象征百姓的福音，然而他去了，并且终大明王朝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高级官员。
皇帝、中央机构、地方官员代表都有了，接下来就是重要的武官了，黄仁宇选的代表是戚继光，但又给了他一个定语：孤独的将领。
第六章：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戚继光孤独在哪里？
他首先孤独在明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
黄仁宇仔细分析了明朝的军事制度，提出了他的见解。就是明朝的军事制度不足以应对一场大的对外战争，尤其是后勤保障。其次，明朝的将领选拔制度几乎是世荫制，这让明朝中后期的名将尤其难得。
明朝只需要打赢一场战斗的勇将，而不需要戚继光这样具有运筹帷幄能力的统帅，这是戚继光孤独的第二个原因。
这一章大篇幅介绍了戚继光的戚家军是怎么练成的，他所有的努力，亦证明了他的成功在他的时代，是个孤例。尤其是他的成功依附着文官的成功。当谭伦、张居正这些支持他的文臣一个个离开后，戚继光的辉煌也就结束了。
可以说，戚继光的辉煌是异常值得国人骄傲的。在中国和日本所有的战斗中——从明朝抗击倭寇，在朝鲜和日本人交手，一直到二十世纪抗战结束——只有戚继光打日本打得最痛快，让国人感到最爽。
为什么感到爽呢？因为戚继光每次和日本人打仗，只有一个原则：全歼！——就是对小鬼子要统统干掉，一个不留，统统死啦死啦地。
有人说，戚继光是世界军事史上唯一一个每次都以歼灭战为目的的军事将领。
戚继光为什么能打那么多大胜仗呢？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务实。而这也造成了他孤独的存在。
我们知道，除了练好兵，将领还需要有当局的支持才能打好仗。但在明朝是啥样的呢？不但司令部有个不懂军事的文官乱指挥，而且朝堂上还被无知的御史们参来参去。
黄仁宇写道：“也许是有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洪武皇帝从取得天下开始就实行重文轻武的原则，大约过了100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最低点，这种畸形的出现，原因在于本朝的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如果让军队保持独立的、严格的组织，和文官集团分庭抗礼，这一元化的统治就不可能如所预期地成长、发展，以至于登峰造极。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
这就是明朝军队逐渐走向衰落的原因。戚将光当然不能改变这一现实，张居正也是有心无力，然而戚继光足够务实，更幸运的是，他遇到一个同样务实的张居正，所以张在任的十年间，张戚二人的关系逐渐升温，以至于戚担任蓟州总兵期间，同僚不听话——换；下属不听话——换；上司不听话——换。当然，也换来了京城十年的和平。
戚继光有多务实？兵部有领导下来，他请客；他到兵部去，还是他请客；酒桌上拜把子拉兄弟更是其长项，久而久之，他在兵部扎根，上级领导对他也十分重视。和戚关系很好的大才子王世贞在批判张居正的同时也把戚带了进去，说戚大量地送给张居正美女以及高级礼品。这些我们都无从考证了，但是这就是另一面的真实戚继光。也许有些见不得人，也许不得体，也许该被谴责，但从历史纪录里我们看到，他镇守东南时，“百姓欢悦，倭寇丧胆”，他离职后“领将军印三十余年，家无余田，惟集书数千卷而已”，他的收入，不管合法还是不合法的，都用于交际了，而他自己，是清白的。他的交际纯粹为了实现他的远大理想。
用黄仁宇的话说：“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深知一个将领只能在社会情况的允许下才能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他接受这样的事实，以尽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办好，同时也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自己得到享受。至于合法或不合法，以他的政治眼光看来已无关宏旨。”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世出之才，至少一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人物，却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最终在贫病交加中，郁郁而终。
黄仁宇评价说：“将星西陨之际，我们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这是一个高的不能再高的评价，但戚继光当之无愧。戚死后几个月，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军备的张弛，正在影响一国国运的盛衰。32年后，大明的军队与努尔哈赤所部交锋，没有戚将军所强调的纪律及苦心拟定的战术的明军众不敌寡，一举丧失了明金对峙时期大明的优势，而后八旗军作为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最终取代大明王朝，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戚继光，注定是一个孤独的存在。
最后一篇，黄仁宇旨在说中国的乡村社会也已病入膏肓。在传统旧中国，自治的乡野和官僚的庙堂一样，是旧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一部分有什么问题？黄仁宇选择了大思想家李贽作为代表。
第七章：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如果说，万历是高居庙堂的皇帝，那么李贽则是乡野的皇帝，但这位乡野的皇帝，同样陷入了道德的困境。
自诩知识分子的李贽希望自己是离群的，自我的，偏偏中国的社会又是一个宗族的社会，他置身其中，难免矛盾。
他称赞妻子“慈心能割有，约已善持家”，但又埋怨妻子无法理解他的“丈夫志四海”。
他渴望清净，却不得不面对整个宗族的复杂社会关系。
他越想摆脱这个社会，社会就越要抓住他。
他出家当和尚，以为四大皆空，结果族人写信告诉他：我们已经指定你的一个侄子当你的接班人。
他跑到庙里，但无法不做学问，他要跟朱熹、跟王阳明隔着时空争论。他还要跟世俗争，有意思的是，他猛烈地抨击着世人，却往往还要依靠被抨击者的接济而生活。
可以说，李贽是乡绅的代表，他的困惑，也就是明朝基础社会乡绅自治模式的困惑。
在黄仁宇看来，李贽就是生活在一个又一个的矛盾里。作为个人，他尚且无法摆脱社会固有模式和思想给他的枷锁。可想而知，整个社会要做出改变是多么困难。而那些寄希望的廉洁与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到了最后，通过这么多的不同的这一年发生的琐碎的事情、案例，上推下衍，总结出来的就是，明朝的衰亡从万历这时候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大明王朝覆灭是必然的。
而这个衰亡为什么又是中国失败的总记录呢？中国自古以来，就承袭了孔子的理想，儒家的理想，治国的方案。但只是把它硬压在社会现实上面，完全不去考虑社会现实是不是能够配合这么一个理想的秩序。而现实，往往是变动的。当不变的理想与变动的现实矛盾不可调和时，这个王朝就会崩溃。崩溃之后就会开始另一个王朝，往复循环。所以《万历十五年》就让我们看到了整个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兴衰的问题了。
再多说几句
如果说，万历十五年（1587）的变化，让中华文明失去了继续保持领先世界的重要机会，那在历史上，还有一年和1587年类似，就是公元755年。
这一年发生了安史之乱，自此大唐王朝和中华民族走向衰落，繁荣的经济、璀璨的文化、强盛的国力都一去不复返，期间经历了晚唐的惨淡；五代十国军阀割据的混乱；辽、金、北宋、西夏的并立与混战，直到蒙古族灭南宋统一中原建立元朝，中华民族才又一次融合，但元朝仅仅以一个扩张土地为己任的姿态统治华夏，加之其不善治国，经济文化始终也没有达到两宋时期的高度，更不用说比肩唐朝；直到朱元璋驱除鞑虏，汉人重新统治九州后，华夏才逐渐恢复元气，明朝成为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外交方面有郑和下西洋，有万国朝拜，经济方面有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出现，文化方面有我们耳熟能详的《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和其他数不清的灿烂艺术及其《永乐大典》等，军事方面更有永乐帝远征蒙古、万历年间屡次打败日本的记录，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全盛的时期，在1587年偏偏悄然改变了——最终，华夏大地再次沦落在少数民族手里。
不用疑问，历史上只要是异族统治汉族，统治者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民族矛盾，这是非常棘手的，所以统治者不会有多余的精力很好的发展经济为百姓造福。参考大元及大清的历史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明被清取代后，满人和大元时期的蒙人一样，丝毫没有把自己当作主人翁，他们从内心深处惧怕汉人、嫉妒汉人从而排挤优秀的汉人、迫害汉人，直到金田起义、鸦片战争开始才不得不用汉人，但用汉人也不是掏心窝放心的用，上下级心里的隔阂始终有，且越用隔阂越大。这就是造成终满清一朝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没有继续发展反而完全退缩到封建小农经济，最终造成落后挨打的局面。用教科书中的说法，就是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古老的中国终于没有能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终于落后了，终于挨打了。
所以，读罢《万历十五年》，我们完全可以做这样几个假想：假如张居正的改革思维能够持续下去，假如海瑞现象不再是古怪地存在，假如戚继光这样的将军能够不孤独地存在，假如万历年间中华大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假如取代明朝的不是满人而是另一个汉人政权……中国依旧会是世界第一强国！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有很多缺憾，没有假如。所以说，自755年繁荣的中华谢幕后，1587年昌盛的中华又一次凋谢！这一年是万历十五年！
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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