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周刊》

不止一个论者说过，看胡适的照片，比看胡适的文章还有意思，因为胡适的长相，“完全是君子相，完全是学者相”（陈丹青语）。

学者张中行曾描述胡适的相貌：“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总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个风流潇洒的本土人物。”其实胡适并非“永远穿长袍”，他也穿西装，不过，无论长袍还是西装，他都穿得熨帖自如，透出骨子里的斯文通脱。

世人多半会比较鲁迅和胡适，认为鲁迅是真文豪，但性子失于尖刻；胡适是真雅士，性子亲切平易，令人如沐春风。当年林语堂曾在杂志《论语》上宣布，给本刊撰稿的作者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这都是因为胡适的朋友、或者是自称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

“我还不曾见过如此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抱热忱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觉到一种奋发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在《师门五年记》中，罗尔纲这样回忆在胡适门下五年的感受。罗尔纲家境贫寒，最初到胡适家是担任抄写员。每次有客人来拜访，胡适总不忘向客人介绍罗尔纲，“随口便把我夸奖一两句，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的青年人，我也不至于太自惭渺小。”胡适对学生的体贴之心，让罗尔纲每念及此都“感激到流起热泪来”。

不仅如此，胡适跟贩夫走卒也能做朋友。一个卖芝麻饼的小贩，写信向胡适请教君主制和民主制的优劣，胡适不仅回了信，还跟这个小贩成为朋友。这个小贩经常到胡适办公室去看他。就如同胡适在北大任校长时，学生随时可以到办公室找他——他办公室大门对所有人开放。（文/谭山山）

《约翰·克利斯朵夫》等译著以及《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中所呈现的傅雷，是一个喝咖啡、抽雪茄的西方绅士；而《傅雷家书》所呈现的傅雷，则是一个深受东方文化熏陶的君子。

他这样写道：“我的东方人的根真是深，好像越是对西方文化钻得深，越发现蕴藏在我内心里的东方气质。西方的物质文明尽管惊人，上流社会尽管空谈文化，谈得天花乱坠，我宁可在东方的街头听嘈杂的人声，看人们的笑容，感受到一股亲切的人情味，心里就化了，因为东方自有一种harmony，人和人的harmony，人和nature的harmony。”

harmony有和谐、圆融之意，而和谐，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里所讲的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这三种关系处理得当，人就幸福愉快，否则就会痛苦。所以傅雷说，“西方人的整个人生观是对抗性的，人和自然对抗，人和人对抗，艺术家和听众也对抗”；而东方人的观点完全相反，“我们是要化的，因为化了所以能忘我，因为忘我所以能合一”。

傅聪7岁学琴，傅雷“把他从小学撤回”，英文、数学、几何这几门课请家教来教，语文课则由他亲自来教：“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等上选材料，以富有伦理观念与哲理气息、兼有趣味的故事、寓言、史实为主，以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熏陶结合在一起。”

而在对中国画家的臧否中，可见傅雷为人的率直，比如他评张大千：“大千是另一路投机分子，他自己创作时，充其量只能窃取道济的一鳞半爪，或者从白阳、青藤、八大那儿搬一些花卉来迷人唬人，往往俗不可耐，趣味低级……”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风，激浊扬清、正义直指。（文/谭山山）

这是一位特别令人尊敬和钦佩的老人，2015年1月13日，他刚刚度过109岁生日。周老这一辈子，相当于别人的几辈子：50岁以前他是个银行家；50岁到85岁，他是语言文字学家，是“汉语拼音之父”（其实他不希望别人这么称呼他）；85岁以后直至现在，他是启蒙思想家，笔耕不辍，《百岁新稿》、《朝闻道集》、《拾贝集》分别在他100、104、105岁时面世。

“85岁时，我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工作和思考是我生活中的最大乐趣：我比以往更关心中国的发展和走向；关心整个世界不断出现的变化。我一直关心中国，我希望中国会变得更好、更有前途。虽然许多事还不尽如人意，但我还是相信人类发

展具有某种客观规律。当然，我希望人们保持耐心和信心。”在《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的《尾声》篇中，周有光这样评价自己。

学者张森根认为，周有光的第三段人生，甚至比第二段人生还了不起。张森根用三句话来概括周有光：第一句，他是说真话的大师。说真话不容易，但中国现在奇怪的是，老一代人比年轻人更敢讲真话。第二句，他不讲主义，只讲规律，是研究规律的大师。第三句，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批评精神。他提倡“不怕错主义”，认为一个人只有接受批评才能进步。他自己正是这么做的：他把自己写的文章称为“狗屁文章”，顶多算杂文，看完就可以扔了。而且他就喜欢看别人骂他的话，其子周晓平回忆说，“骂人话夹在好话中间，有时候我嫌烦，就都给他打印出来，已经打坏三台打印机了”。

正如刘再复先生所说，“周老最让我惊奇的不是他的高龄，而是他在一百岁之后却拥有两样最难得的生命奇景：一是质朴的内心；二是清醒的头脑。” （文/谭山山）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是杨绛先生早年翻译的兰德的诗，也可以说是她对自己这漫长一生的自况。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和钱钟书同时供职于中国社科院（被戏称为“翰林院”）开始，杨绛就一直以低姿态处世。她在“翰林院”的后辈柳鸣九回忆道：“在公众场合，季康先生从来是低姿态的，她脸上总是挂着一丝谦逊的微笑，像是在每一秒钟对每一个人都表示着她尊重对方，与人无争、谦虚礼让的善意，她对人不仅是彬彬有礼、和霭可亲，而且有时近乎谦恭。”

但杨绛并非一味低姿态。“文革”中，钱钟书被人写大字报污蔑，夫妇俩当天晚上打着手电贴出反驳的小字报，而在批斗会上，杨绛揽下了所有责任：“聪明的夫妇彼此间总留些空隙，以便划清界线，免得互相牵累。我却一口担保，钱钟书的事我都知道。”她的学生董衡巽评价她：“杨先生这个人，没事，绝不去惹事；有事，也绝不怕事。”

女儿和丈夫相继去世，当时杨绛已87岁。“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她本来大可以什么都不做，但她却开始了整理钱钟书30年代到90年代所写的中外文笔记的工作，使《钱锺书手稿集》得以出版；同时笔耕不辍，不仅写出《我们仨》、《洗澡之后》等作品，还选了非常难译的柏拉图的《斐多篇》来翻译，“我就想把精力全部投入进去，忘了我自己”。

她最大的困扰就是，打扰太多，尤其是电话，“我真担心自己的时间是不是就这样被消耗掉”。她说谢谢大家的关心，但“千万不要过来看我”。她是我们时代的隐士。（文/谭山山）

他是中国抗击非典的“大功臣”，是敢“放炮”的人大代表，是一心呵护公众健康的守护神。

2003年非典，一句“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的豪言，和两度对科学和真相的坚守，让中国人记住了钟南山这个名字。

他葆有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胆识，坚持真理，敢于质疑，敢于追问，发出不同的声音，提出不同的判断。在“非典”初期，他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以非凡的勇气质疑权威机构发布的不实消息，维护了科学尊严，赢得了国人敬重。抗击SARS疫情时，他有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带领团队率先投入战斗，主动要求收治危重SARS患者，积极倡导国际大协作，创建“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无创通气，合理治疗并发症”的方法治疗危重SARS患者，获得了96.2%的国际最高存活率。

他说：“我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权，只唯实。如果说非典成就了我钟南山，我宁愿没发生那场灾难……”

他做人大代表和委员，敢讲真话，敢放炮，敢为民作主，他既是医疗界的“深喉”，又是议政界的“人民代表”。他敢炮轰“歌德式”的开会现象：“我们开会，前面8分钟是在歌功颂德，对报告歌功颂德，对自己歌功颂德，剩下的没有时间了。”敢于当面质问国家药监局局长一年批一万多种新药的弊病。敢于公开联名呼吁禁烟。敢于质疑H1N1甲型流感瞒报……从医疗乱相到食品安全，他都能刚正不阿地直陈厉害，屡屡“高调问政”，频频出头当“炮王”，有人说他爱作秀，其实他是真言敢言的公共利益的“发言人”。（文/何驰）

如果把李安的故事比喻成一部电影，片名应该叫什么？有人说，叫“纯真的力量”；有人则说，叫“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其实都对。李安曾表示，成长的痛苦即是纯真的丧失，对纯真的怀念是一种不能丧失的情怀。《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男主角苏拉·沙玛在拍摄期间过18岁生日时，李安这样教导他：“人生有好就有坏，但你只要做自己就好。不要被任何事影响，也不要让自己变。”这也是李安一直坚守的信条：不管生存在何种环境和背景下，一定要保有纯真，这样就能保持内心的平衡。因此有台湾媒体认为，“他的奇特，就是他的纯真”。

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李安，总是那么谦和。受到称颂时，他脸上总是挂着羞涩腼腆的微笑，似乎不知所措。比如被问到创作电影的深意时，他的反应是这样的：不自觉摸着头，回一句：“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也难怪美国一个电影专栏将李安称为“世界上最不酷的伟大导演”。

而“谦谦君子”，是家人（如弟弟李岗）、合作者（如周润发）、观众对李安的共识。李岗说李安做电影如做人，是典型的中国君子。“他很真诚，对自己的电影非常诚恳。替电影公司拍摄电影，基本态度是一定要尽其所能做到最好，不胡乱用投资人的钱，而现在的一些导演只管自己拍摄开心，不管别人死活。”

李安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非常讲诚信，现在台湾很多女明星说哪怕露点也愿意上他的电影，那是因为大家对他的作品与做人做事的信任。”所以李岗用《论语》里这句话来概括兄长的君子之风：“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一方面纯真好奇，一方面通达世事，李安的身体里住着一个纯真的少年和一个从容的智者。（文/谭山山）

他是演员也是一名心灵行者。

2011年，陈坤和他发起的“行走的力量”公益活动，获得《新周刊》2011中国年度新锐榜“推委会特别大奖”，评语是：“出道12年，因外形被认知，凭演技被认可，以绯闻绝缘体姿态跻身一线；名满天下，依旧拥有赤子之心，爱演戏，更爱公益，以‘行走的力量’开辟人生新篇。他给喧嚣的娱乐圈带来清新之气，让偶像概念更具深度，自己也成为明星公益的新标杆。”

“行走的力量”是陈坤创立的心灵建设类的公益项目。旨在号召人们通过最简单和最本能的方式，在行走中安静下来，与自己的内心对话，获取正面的内心能量。

从2011年至今，陈坤行走四年，从西藏、青海、喜马拉雅，到敦煌，历时1465天，参与454人，徒步565公里，最高海拔5349米，温差－18℃—43℃，他发现人们最大的困难是保持初心。

对于陈坤来说，每一次艰难的行走，都是一次短暂的修行，回到城市，他发现“很多东西比以前更有勇气去尝试，成跟败、顺利不顺利在我心中的界限和框架越来越少。心打开后，你会发现世界没那么大，情绪没那么大，烦恼没那么大，人也没有那么大”。

起初，陈坤给自己的处女作《突然就走到了西藏》取名《丑陋的陈坤》，他把曾经受过的痛苦屈辱秘密以及羞愧都告诉别人，“真实的丑陋远比打扮的反要美丽一千万倍”。（文/何驰）

他是令人心生敬仰的伟大演员，是男人中的男人。

他死于83岁，但死讯延迟一周才发布，等葬礼和周忌都结束后，才告诉大家：他走了。张艺谋钦佩他的那种“士”的精神，即便在他去世时也有体现，那就是不给人添麻烦。

高仓健曾一度是中国人眼中的男神，你能在他的身上想起所有形容男性美的词：伟岸、坚毅、冷峻、隐忍、敏捷、沉着、寡言、勇敢、善良、责任、柔情、有礼。

张艺谋回忆高仓健时评价：他是一位古代的谦谦君子，“我们在文学上描写的士的情怀，全在他身上体现……默默为你奉献，默默承受，不让你知道。我很景仰他。”士的精神表现在拍《千里走单骑》时，他收工看到导演和工作人员还在工作，便在山地拐角处默默站了3个小时，等人都走时，远远鞠躬。一位民工给他打了3天伞，他为表感谢直接摘下几万元的手表送给他。

张艺谋执导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高仓健一人冒雪驱车数小时去东京郊区寺庙祈福，还专程飞到北京送来一把宝刀。高仓健大孝，几十年来，他无论去哪儿都带着母亲的照片供起来。“很多事他不想让你知道，不是做给你看。”

高仓健看上去是硬汉，却充满柔情，凡是与高仓健一起共事过的人，说起高仓健时，人人都怀念他的周到有礼、体贴细腻。“尽管是电影界毫无疑问的权威，但不管对谁都是彬彬有礼，诚挚的态度充满魅力。”影评人川内天子说。

墓地管理人说，高仓健每年都会给他前妻扫墓。高仓健沉静寡言，但言行中透露的谦虚、温和、善良比剧中任何一个形象都更有魅力，让人钦服。

有观众问：我们怎样才能成为像你那样的男人？他说：能遇到一些好人就可以。再问：什么是人生的幸福？他答：当触摸到人的善意和温情的时候。（文/何驰）

他是哈佛大学最成功的辍学生，是世界首富兼最大慈善家，更是这个世界上“最受钦佩的人”。

他凭借将微软打造成软件帝国而成为世界首富，他对计算机和软件的理念，改变了整个世界，如今，他从一个商人化身慈善家，成为拯救世界的“蝙蝠侠”。

他的父母都是热心肠的慈善家，他和妻子也将余生精力用于2000年成立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致力解决全球极度贫困问题，与各种疾病根源做斗争：疟疾，轮状病毒，艾滋病。他还积极投身于科技进步，凭借自身的财富、影响力和智慧，推动农业、银行业、教育、卫生设施、非碳能源以及可以扭转全球变暖趋势的地球工程学等相当宽泛的一系列领域加速创新步伐。

他奔走世界各地激情演讲，从政界和商界那里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到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并为贫困地区提供实用发明：新型马桶、手动曲柄牛奶巴氏消毒器、储存冰冻疫苗的超高效瓶，激光灭蚊器、水凝胶超薄避孕套、能将粪便净化为直饮水的净水装置……

他和沃伦·巴菲特签订“巴比捐款誓言”，承诺将把至少一半的个人财富用于慈善事业，并说服更多的亿万富豪放弃个人财富，投身慈善事业。截至2012年，他已捐献资产净值的48%，约合280亿美元用于慈善事业，其中最大的慈善之举是致力于消除疟疾和治愈小儿麻痹症，挽救了超过500万人的生命。

他在最新的一封公开信中宣称还要再做20年慈善。他不喜欢招摇过市，最大的爱好就是打打桥牌，“我有漂亮的办公室，还有漂亮的家……我并不排斥好东西，我只是恰巧没有奢侈的爱好。”“消除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目标。世界上最衣食无忧的人是否应该了解那些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人们的生活？”（文/何驰）

网球选手柳比西奇曾感概：“我们要做的，就是勇敢地杀入决赛，然后输给一个叫罗杰·费德勒的人。”

罗杰·费德勒，瑞士人，网球运动员，现世界排名第二。有人说，上帝一定是费德勒的球迷。在给予他金钱、冠军、爱情的同时，甚至连双胞胎都赐给他两对。

虽已缓慢走下巅峰，但33岁的他依然令每一个对手恐惧、折服与敬仰。他拥有史上最好的正手，最潇洒华丽的单反，最经济实用的脚步以及最无人匹敌的职业生涯。费德勒拥有ATP史上最长连续单打世界第一周数（237周），17座大满贯男子单打冠军，男单决赛连胜最长纪录（24场），都被认为是空前绝后的记录。

早在盛年，他就已经被认为是网球史上之GOAT（Greatest Of All Times），甚至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运动员的有力竞争者。就像篮球界的迈克尔·乔丹，高尔夫界的泰格·伍兹一样，他是个活着的传奇。

或许，将来他的一系列记录将会被后来者超越，但难以超越的，却是他优雅精湛、赏心悦目的君子球风。费德勒是全面型球员的代表，被公认为能适应任何场地、任何比赛、任何节奏、任何类型对手的球员。他的身体状态好得惊人；球艺就是新版教科书，纯净到一尘不染；精神状态也处在巅峰。在超越桑普拉斯成为网坛第一人之后，费德勒开始享受网球，进入到了艺术创作的境界，有人称他为“网坛达芬奇”。

网球之外，费德勒生活中也是谦谦君子，他精通三种语言（德、法、英），性格随和，和几乎所有对手都是好朋友。他的家庭生活更是人生赢家的典范，同样曾做过职业网球运动员的贤妻米尔卡，是事业好拍档与生活好伴侣。

更难得的是，米尔卡更接连为费家诞下两对双胞胎。在感叹上天如此厚爱这个男人的同时，有人不禁开始畅想若干年后的某届大满贯上：“男单、男双、女单、女双、混双冠军全部被费家摘走的奇景。四位长相酷似的男女选手先后捧起了五尊奖杯，他们全部都叫费德勒！” （文/朱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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