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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单中的“差序格局”

——基于一个农户礼单账册的调查

作者：

刘小峰

作者单位：

江西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乡村治理与发展研究中心

原文刊发：

《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5期

一、问题与理论

“尽管礼物交换存在于所有的地方，但它在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中却显得尤为重要”（阎云翔，2016）。显见的是，中国本土学者对礼物交换、随礼行为的研究主要是在社会关系范式的语境之中。根据赠送者与接受者关系的不同，可以对随礼行为作出不同划分，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等。同时，本土学者引入了人情、伦理、面子、报答、恩情、权力等中国情理社会特有的概念，通过更加广度和深度的个案研究，丰富了“礼物”及“随礼”行为的经验研究。

在理论视角上，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赖特·米尔斯，2005），就很容易发现青年费孝通“天才式”构造的经典概念“差序格局”在中国社会关系结构研究领域的深刻洞察力和基础性作用。本文拟通过对一户农村寻常家庭历时近十年的两次红事礼单账册的田野素材进行比较研究，分析礼单账册所折射的“差序格局”，以此观察与传统费氏“差序格局”的同与不同。同时，本文希望可以在理论、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尝试管窥经典理论的变与不变。 

二、方法与案例

本文个案研究的田野点为江西省乌村，经验资料的获得方式主要有访谈、口述史以及查看账册等。乌村是一个宗族性自然村落，村民聚族而居。随礼是中国农村的普遍习俗，农民随礼是有目的性的关系行为。一般而言，人们的关系网络可以简要划分为初级关系和次级关系。为了比较的需要，本文中初级关系泛指血缘、姻亲、村庄邻里等亲密关系，是指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最初接触的社会关系；次级关系泛指后天的正式组织关系、业缘关系、学缘关系等，它是个人社会化过程中渐次发生的人际关系。

三、传承：父辈初级关系的

礼单账册

乌村农民工刘遵丁（1963年出生）夫妇有二子，长子刘庭荣（1987年出生）现为高校教师，次子刘庭华（1989年出生）现为三甲医院医生。遵丁从2007年至今共举办过两场喜宴，一是2007年夏天庭华的升学宴，二是2016年春节庭华的婚礼，相隔近十年。

观察以遵丁夫妇为主体的两份礼单，结合访谈内容，研究发现如下：

第一，亲属距离与血缘远近是随礼价码的主要标准。礼单表对比发现“血浓于水”，是否随礼以及随礼的多少基本依照随礼者同当事人的血缘关系的远近来确定。根据当地风俗习惯，亲戚关系由近及远依次是：兄弟姐妹；叔伯、姑姑等父系近亲；舅、姨等母系近亲；族中关系较近者。但是，亲属距离并不是决定随礼金额的唯一因素，当亲属之间出现矛盾时，亲属距离或血缘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

第二，姻亲关系成为礼金流入量最大的亲缘关系网络。广义的姻亲关系，泛指一切以婚嫁纽带缔结的关系网络。在农村，姻亲是婚礼等仪式的随礼主体，无论是随礼数还是随礼金额都占较大比例甚至居于首位。女方姻亲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合作与互助当中。当遭遇生活困境之时，村民更倾向于求助妻方姻亲或姐妹姻亲。

第三，宗族村庄的地缘关系是随礼捧场的主角。很多村民感慨，现在的村庄邻里随礼基本上就是凑个份子，图个热闹，并不会挣钱。“吃一顿饭，随个礼，不亏不赚”；“酒席一般是赚最亲的亲戚兄弟舅舅的钱。”

第四，互惠原则与关系维系历史是主要影响因素。村民喜欢“礼尚往来”。即便是在亲缘关系网络中，血缘关系也不能保证长期的人情交往，长期的随礼往来必须建立在感情互动和互惠的基础上。长期来看，双方礼金往来会达到一种动态的整体平衡，这并不仅仅是巧合，而是贯穿于随礼行为始终的感情互动和互惠原则在起作用。 

第五，当事人个人境遇的改变是礼单变迁的关键因素。随礼的亲属网络或朋友圈并非一成不变，礼金也并非一成不变。家庭境遇改变以及当事人是否努力经营人际关系是礼单账册变迁的关键因素，谓之“人情世故”。

四、发展：子代次级关系的

礼单账册

2016年庭华婚喜，庭华夫妇作为主体的礼单经整理，与父辈遵丁夫妇进行对比，研究发现：

第一，代际差异。庭华夫妇收到的礼金总金额远遵丁夫妇收到的礼金总金额，前者恰是后者的2倍。其中，庭华夫妇收到的次级关系礼金总额是24032元，占2016年礼单总金额的57%。比较而言，遵丁夫妇没有次级关系随礼。这是最大的代际差异。

第二，城乡差异。2016年庭华结婚总礼单账册中，以遵丁夫妇为主体的随礼基本是农村面向的，随礼总金额13940元，均值194元，占比33%。同时，以庭华夫妇为主体的随礼基本是城市面向的，随礼总金额28042元，均值384元，占比67%。尽管随礼人次几乎没有差别，但是，在随礼的均值、总金额上，城市面向的后者恰好是农村面向的前者的2倍。 

第三，阶层差异。庭华与遵丁进行比较，造成礼单账册代际差异或是城乡差异的根本原因是阶层差异。遵丁夫妇常年在外务工，遵丁是建筑小工，凤子长期是厂房普通工人。虽然他们脱离了祖辈从泥土里讨生活的小农命运，但是，他们的生活圈还根系在养育过他们的乡土社会及其传统习俗上的亲属婚姻圈。庭华出身寒门，较之于父辈三十年如一日的沿海城市建筑小工，他通过现代教育晋升渠道完成了社会分层的向上流动，是当前中国社会“寒门出贵子”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五、在传承中发展：礼单中的

“差序格局”

通过礼单账册的代际比较，研究表明农户随礼行为反映出传统“差序格局”模型的“同心圆波纹”形式没有变，内容在变化。

经典文本中，费孝通对“差序格局”概念的精彩呈现是众所周知的“水波纹（同心圆）”比喻修辞。它始终强调公私、群己关系的相对性，血缘纽带的重要性，以及“自我主义”的伦理价值观。这种“水波纹（同心圆）”在后来学者的持续解读中成长为中国社会关系结构研究中的一个经典比喻，也成为观察中国社会关系结构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扇窗口。即，由内到外、推己及人的社会关系“同心圆”模型世代延续，根植在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父辈还是子代，他们的社会圈子都并非一成不变，但就其实践结果或最终目标来说，都导向于区分内外之别，辨明亲疏远近。

如果社会加速地变动，费孝通（2007）预见到会导致“名实的分离”。比较而言，时代巨变下以市场经济主导的中国，普通农户的个人关系结构日益突出实践性的次级关系的重要性——这种实践性的次级关系不仅是私人性的，更是市场实用主义倾向的。对于20世纪70年代之前出生的群体，传统的初级关系仍然存在并且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极其重要。但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青年来说，未来基于主观性经营构建的私人朋友圈、业缘关系、组织关系等次级关系将会日益凸显。

六、拓展讨论

典型性个案研究，它可用于归纳型研究，总结出某种“一般”结论；也可用于修正理论假说，或检验理论的外部效度。本文能从典型案例解剖中捕捉到的研究发现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是在理论层面，通过对一个农户历时十年两次红事礼单账册的代际关系比较，有望拓展费孝通传统“差序格局”概念的解释内容。研究表明，在对现实社会变迁的历史比较中“同心圆”关系模型经历了“变”与“不变”。一言以蔽之，以己为中心似“水波纹”一样一层层外推反映的人际关系“同心圆”模型没有变，但是，当代中国社会人际关系交往的内容、边界一直在变化着。

二是在经验层面，本文认为普通农户的随礼往来和礼物流动具有能动性、变化性以及区别性，是传承传统和个体发展的统一体。比较而言，传承主要体现在父辈村民初级关系范围的随礼网络之中，他们的血缘关联、地缘纽带、姻亲伦理可以世代延续。发展主要体现为“80后”年轻一代群体，以己为中心个体努力经营的次级关系日渐重要，由于中国社会日益“少子化”的样态，这将成为今后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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