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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篇：

大牛分享如何把握机遇

廖卉：在您求学和职业生涯中，出现过哪几个重要的转折点和契机呢？您是如何判断并抓住这些机遇的？

张磊：重要的转折点和契机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转折点，小学考初中，差点没考上，因为我当时学习成绩比较差。小学考初中的最低录取分是140分，我考了141分，刚好多1分。我大概从高中二年级才开始努力；这是我第一次开始感觉要努力，印象特别深。我就读的中学现在还挺有名的：尽管河南驻马店是这么一个小城市，却出了一个很牛的师兄叫施一公，现在担任清华生命科学院院长，是我这所中学校友。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步，知道要努力。

第二个转折点，我觉得是在人民大学读书。现在我交的很多很好的朋友还都是当年在人大读书的时候认识的；他们当中，现在有的是朋友，有的是关系很深的合作伙伴，有的还一起从事一些公益性事业。我们在人大创办的高礼研究院，就是很多当年人大经常在一起的校友参与办起来的，秘书长冯继勇和我是当时90级的同学。我很高兴当年在人大交到很多跨班、跨系、跨年级的好朋友，现在每次聚会都特别高兴；前段时间人大校友在香港中环召开论坛，我们几个人也还在一起。现在，人大纽约金融论坛的成立也让我觉得很高兴。

第三个转折点，是我在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工作，而不是单纯的学习。在找工作这个煎熬的过程使自己重新发现了自己，再加上第一份工作中跟什么样的人工作，我觉得这两件事对我影响比较大，其实刚进耶鲁基金实习工作是不得已而为之。找了好几个别的工作机会，都被拒绝了。比如波士顿一家管理咨询公司。面试时对方让我分析个案例，问我某公司在某一设定区域内应该建多少家加油站。我反问对方，为什么需要建加油站？想想看，加油站的作用是什么？能改作它用吗，比方说，这个地段是否更适合开杂物店？会过时吗，比方说由于电动汽车普及而不再需要加油站了？其实这些并非愚蠢的问题。但面试我的那位老兄同情地看着我说，“您可能缺少当咨询师的能力。”第一轮的面试我参加了不少，但很少收到复试邀请。就在所有的门似乎都对我关闭了的时候，我在耶鲁投资办公室找到了一份实习生工作。

第四个转折点，就是创业。在为公司打工还是创业两者之间，我选择创业。当时我的工作比较不错，而且和当时的纽约证券交易所CEO，John Thain,关系很好，所以他委派我担任中国地区第一任NYSE的代表。这是非常好的发展机会，我完全可以继续做下去；但后来我还是决定创业。2005年我创建了高瓴资本，发展到今天高瓴资本管理着160亿美元，是亚洲最大的基金，涵盖了从风险投资、PE（私募股权）到二级市场，可以说是多方位的，涵盖了整个产业链。

这些应该就是我的几个重要转折点和契机吧。

廖卉：您在面临各种各样选择的时候，譬如不同的投资机会、出国与否、创业与否等等，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否犹豫不决？您怎么看待一条道走到黑的做法？

张磊：不能说犹豫，我经常会反复考虑。我觉得我自己的特点是爱折腾，不满足现状，爱挑战自己。今天我们公司规模已经这么大了，但是我总在公司内部说二次创业，永远创业。这就像我喜欢具有冒险精神的运动一样，在事业方面我也是爱折腾。这是第一点，我从来不满足于现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你有近200亿美元的基金，收管理费就够了，不用那么折腾。我不愿意这样，要做就要做到最好，要么就不做。

第二点，我思考问题比较彻底全面，喜欢把很多事情反复地去推敲和琢磨。我很喜欢提早计划，其实创业之前我很早就开始计划，先到基金工作，然后到别的机构，这些机构经常派我回中国，给了我一个时间过渡区来考虑和安排我的事情，每一步走得比较扎实。

第三点，就是选择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做事情。我对这一点非常的挑剔，比如我最重要的合伙人，是Tracy Ma，她是北师大毕业的女生。当时我叫一个90级的人大同学做我的合伙人，他和我关系很好。这个同学觉得我各方面都很好，很厉害，但是要做的事不太靠谱，然后他就派他老婆来了，他老婆就是这个女孩子。Tracy刚来的时候都不懂投资，什么都不知道，从跟我做秘书开始，做过投研、风控、财务、基金运营等几乎公司的各种岗位，现在成长为整个公司的的COO。所以我喜欢找基于长期信任的、熟悉的人一起工作。我身边的核心同事，要么是当年人大的同学，要么就是以前的同事。我的事业最早就是这么一小撮朋友一起做起来的。

价值观：

如何在纷繁的世界中找到自我

廖卉：您最欣赏什么样的人和品质？您最敬佩的人是谁？他们这些人身上是哪些闪光点令您仰慕呢？

张磊：我最佩服的人有两个，可能也不是奇怪，一个是Warren Buffett，一个是David Swensen。这两个人我都有机会比较近距离的接触。我最佩服Warren的首先是他的投资能力。另外我也十分佩服他是一个具有强烈同理心的人，英文就是empathy。我很喜欢这种有同理心的人；同理心能使他更好地去了解年轻人，了解和他不一样的人，了解管理层。所以今天我经常和我的管理人员说需要有同理心，这点我从他身上学到的。

廖卉：对，同理心是情商的一个方面。您怎么看出来Warren Buffett有同理心的呢？请举一个小例子。

张磊：他总是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想问题。打个比方，假设从严格的角度来讲，有个管理层不是做到最优秀的；但他总能站在别人的角度，假设自己处在那个环境下，分析这个情况是由于这些或者那些原因造成的。他不是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只站在投资者的角度。我觉得站在别人的角度想很不容易，因为每个人都习惯从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我觉得这个同理心对于投资，人生，甚至家庭、人际关系，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品质。我也经常和小孩子交流，让他们想想，如果你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想，是什么样的？同理心非常重要，可以帮助更好地与人产生共鸣。

说到David Swensen，我最佩服他的一点就是，他有非常强烈的道德感、责任感。可以这么说，他是我见过的把fiduciary duty 和intellectual honesty结合得最好的一个人。这两个人永远都是是我的楷模，是我最佩服的人。

廖卉：您一直热衷慈善事业，我很喜欢您说过的一段话，“社会应该提供宽松的环境，让每个人都找到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让他们感受到给予的快乐，愿意与社会分享自己的爱心或财富”。那现在您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是什么呢？

张磊：我觉得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就是希望能够更好地connect with people。比如最早设奖学金，是因为想到当年我出国读书没有钱。后来我在人大建高礼研究院，也是这个道理，因为我觉得自己当年上学的时候知识面太窄了，没有机会接受像liberalarts这样的通识教育。中学的时候我很多同学学习成绩很好，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上很好的大学，所以我也在中学设奖学金。所以此前设立中学的、大学的、研究生的奖学金，我都是根据自己走过的路，从自己的经历开始。

但今天我把自己柔软的地方稍微扩张了一点，有同理心了，看到了更多和自己不一样的方面。比如我们现在赞助的百年职校，有十几所了。去年，我们在非洲也开办了类似的学校。我希望能从更多的角度帮助更多的人。再比如最近我与朋友一起设立了一个社会企业家奖，支持社会企业。我们的方式是通过捐助100万，再加上我们自己辅助的时间，来支持这些大家投票选出的最喜欢的社会型企业项目。此外，我现在自己还有一个家族慈善基金；我本来打算把这个钱全部都捐出去的，但与其直接捐出本金，我觉得更持久的方式是把资金都投给各种各样的风险投资项目，希望以后能产生像百度、腾讯、阿里、京东这样的伟大企业，让这个慈善基金继续增值。这是一个双循环系统，这边钱不断捐出去，那边又不断有钱赚进来，形成非常良性的循环。虽然这个基金设起来很简单，而且第一期是只有5000万美元，但我希望通过一期一期的循环，像做社会资本一样把它做大。

投资理念：

且看大牛如何投资

廖卉：刚才您提到David Swensen，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首席投资官。您曾说过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很好的投资技巧。您还把他的着作Pioneering Portfolio Management翻译成了中文。根据您的经历，您认为他的投资方法，哪些在中国适用，哪些需要修改呢？

张磊：我觉得有很多适用的地方。比如长期价值投资，机构投资，资产配置，对风险的理解等等，有很多不错的概念和方法。中国很多公司，比如社保，中投，都把他的书当做必读物。我认为这些方法能推动投资在中国的机构化；对机构化地思考问题，体系的搭建都是有帮助的。但比如说有效边界（efficient frontier），怎么把它运用过来，在中国是有很多限制条件的。所以若要更好地跟中国状况相结合，还需要做好很多事情。

廖卉：您成功投资的项目中，很多都是基于互联网企业的，比如说腾讯、京东；另外您还促成了腾讯和京东的合作。您觉得中国互联网领域，包括新的移动互联网的机遇在哪里呢？

张磊：我觉得机遇很多。把整个产业链整合是很重要的一块。但我更看好互联网金融，利用互联网把整个金融产业链、金融的产品，从保险、抵押贷款、到消费金融都结合在一起。很多结合的东西我觉得只是刚刚开始，还有很多机会在后面。

廖卉：未来5年，您看好什么样的行业呢？

张磊：第一我还是看好创新，创新带来的机会还照样很多。第二我看好中产阶级带来的巨大消费机会。第三我看好金融和资产管理行业，这个行业很大，在中国的需求是远远没有被满足的；尤其是资产管理，我觉得会有很多好的商业模式出来。

廖卉：作为高瓴资本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与CEO，您不但是成功的投资者，也是优秀的领导者。您觉得这两个角色对人的素质有什么不一样的要求？您的领导风格是什么？是什么经历影响了您的领导风格？

张磊：我觉得这两个角色是不一样的，经常有矛盾的。一个好的投资者要有强烈地质疑的能力，一个好的管理者要有更强的亲和力和管理能力，这两个角色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我的领导风格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老庄哲学；二是互联网思维、互联网精神。从中国哲学的角度来讲，比较像是老子的“无为而治”的。而从真正的组织行为学来讲，我相信的是互联网模式带来的一种颠覆，我称之为去中心化的管理模式。像在前线打仗，我觉得像任正非而言，应该是听到炮声的人去做决策，而不是听到炮声的人要打电话给连长、再打给营长、营长再打给团长再做决策。去中心化决策模式能大幅度地提升在前线的班长和战士的作战能力。第二就是大幅度减少公司的层级。我们公司的层级非常少：我是一层，六个合伙人是一层，所有的员工是一层。每个员工和我之间只有合伙人一层。这样的话就大幅度地消减层级。同时，精挑细选每一个员工。一旦来了新员工，我们就大幅度地对其进行培训，使他作战、全副武装起来。我们主要集中于投资判断方面，这样的话使得我们以很少人就能管理160亿美元规模的基金。我们专注做投资的其实就十几个人，还有十几个人做投后管理和运营，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精干的投资团队。这就是我的理念，“去中心化”加“消减层级”，争取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战斗。

管理理念：

弱水三千，但取一瓢

廖卉：您在领导高瓴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张磊：我觉得挑战很多。第一个是有很多诱惑。中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怎么在诱惑中选取适合自己的，“弱水三千，但取一瓢”。第二个挑战是人才的培养--这个过程比我想象的要漫长，但我们现在摸到了好的途径。人要花精力挑选，挑进来之后也要花很多的时间按照高瓴的文化和价值观来雕琢。

廖卉：您如何概括高瓴的企业文化？

张磊：可以归纳为三点：好奇（intellectual curiosity），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独立（intellectual independence）。

廖卉：您捐建的中国人民大学高礼研究院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女性领导力特色培养项目，“SHero -她力量中国汇”，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SHero正在成长为中国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青年女性领导力培养的顶端平台。这种项目非常前沿，在美国高校里也很少见。能谈谈您对SHero--她力量的感想吗？

张磊：我觉得是一个核心的想法是还是回到创办高礼研究院的初衷，就是把liberal arts（通识教育）打宽。因为人大的特点是专业分得很细，其实整个人大就是一个经济学，所以第一步我就是想把通识教育理念引入高礼，强调跨专业。第二强调实践性，把业界的实践经验引进来。她力量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它不是强调某个专业，而是给学生很高很宽的exposure，各种各样的exposure，包括让她们接触很多业界的人。我觉得中国的女性是很伟大的，很难得的既有温柔的美，又有强劲的力量，这是在世界各国都很少见的；你可以说（这是）受的影响，妇女解放做得很彻底。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女性虽然就业很充分，但领导力不充分，在领导岗位上很少。我们希望高礼研究院能够打造在女性上有领导力的人。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一些人大校友，像88级国金班的单丽红，她结合自己的经验，与大家分享，并组织了不少她力量的活动。我们欢迎更多校友来分享。

廖卉：美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位居管理中层的女性并不缺少，几乎一半是女性。所以这个pipeline是有的，但是能够上升到高层的女性就不到高层的百分之十几了。而金融行业，女性就更少了。在美国，据说传统共同基金里的基金经理中女性只占10%，对冲基金的基金经理中女性只占3%。咱们人大是以经济、金融为主，有很多女校友有志于在金融行业发展。以您的经历、观察，您对她们有什么建议呢？

张磊：我觉得空间非常大。能够保持亲和力、柔美的一面，又在其他方面接受非常严格系统的训练。不要不自信。我对她们最大的建议就是不要往后退，一定要把自己摆在位子上；机会很多都是向他们敞开的，但女孩子太谦和了（就容易后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的首席运营官Tracy，她就是从秘书做起，做到了公司的二把手，现在她管理的人比我还多。

廖卉：Tracy是怎么做到的？

张磊：我觉得有几点很重要。第一点，她从来都不觉得这个东西是学不会的。其实很多知识她都没有学过，但她愿意去学习，愿意去尝试。她读了芝加哥的EMBA，也读了中欧的EMBA，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学习，给自己更多的exposure；她不是说做得差不多就好了。第二点，她非常会做管理，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调动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只要是她管理的团队，种子都种得特别好，每个人都能感到像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这就是女性的亲和力。不像男性粗枝大叶。

荐稿：熊浩，北大纵横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