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出来以前，谁也不知道郑钧在干吗。很多年里，郑钧是摇滚圈、音乐圈的异类。他埋头于自己的世界。除了音乐，他写过小说，出过漫画，现在用7年时间把漫画做成了电影。

郑钧

都说郑钧爱好广泛，从少年得志到现在，他一直游离在明星生活以外，但也恰到好处地把握时代的变化。郑钧说音乐是他对自己的抒发，电影却是拍给观众看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电影里一只追逐摇滚梦想的小狗，映照着郑钧的真实人生。

动画电影《摇滚藏獒》剧照。郑钧为编剧之一

郑钧不混圈子，却有真朋友。许巍说自己曾在严重抑郁症低潮期时，郑钧常给他打电话关心。对相识于微的故人，他直接问“有家了吗？孩子呢？”他大办婚礼，朋友廖一梅刻薄他“学小明星”，他也不急，说想学着从别人的角度思考。前两天在李亚鹏的照片里，大家发现他们夫妻参加了李嫣的生日小宴会。其实李亚鹏离婚后在丽江被拍到在酒吧唱歌，就是和郑钧在一起。而郑钧最早入行的缘由是：“‘黑豹’在找一个主唱，小窦走了。”

帮我联系采访的人犯难，“郑钧就没说过两小时以上的话”。郑钧说自己刚刚上了综艺节目，“显得特别……傻”。真人秀最火的时候请他，他和儿子都不爱说话。“这时代太神奇了，我跟儿子吃饭居然有人给我们钱。”郑钧用陕西人一贯的慢悠悠和抑扬顿挫说，“再多给点，上厕所也让拍。”他对上电视有一点疏离和旁观：“这时代就迎合大众取向，人人都没有隐私，你讲隐私有什么意义？”但跟我回忆他“当年也是在这么一个酒店的房间里，第一次见到老板”。那时他穿着“真穿破”的牛仔裤，“穿烂了”的球鞋，不能更落魄了。进了松鹤大酒店的套房，才看见屋子里已经乌压压站了一堆人，都期待得到香港老板陈健添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份合同，大家脸上都写着梦想，郑钧觉得自己是最蓬头垢面的人，“屋里还有蔡国庆”。

“老板”是郑钧命运的一个关键词，因此，从一开始，郑钧就不太被摇滚圈待见。他没过过混酒吧讨生活、看人脸色的苦日子；大学时乐队成员顺利分配工作，在他的环境里，除了他没人真把音乐当梦想。1992年的北京，崔健的《一块红布》《南泥湾》等名曲发行的时候，郑钧还有本科大学生的身份和一份赴美留学的签证。“我哥哥和嫂子当时在深圳，我把我写的歌给我哥听，他听了以后说给我两年时间，不行就让我去深圳开出租车，收入挺高，我说行。”

遇上贵人“四哥”郭传林，也不是传说中等签证排队的时候。1990年，郑钧已经在杭州工程电子学院上到“大四”，一夜之间，他受到了一个学生能受到的所有处分，“预备党员、学生会干部都没了”。他至今还能把这几个字说得清清楚楚，并不带有一丝玩世不恭。处分一直背着，郑钧没有拿到学位证和毕业证。去美国的手续整整办了两年，这样晃晃荡荡的时间里，郑钧已经写了七八首歌，包括《赤裸裸》。

“唱歌居然还能赚钱？！”“歌手”对郑钧来说本来就从没当成个“职业”，按照家里人“一家子都是工科生”的设定，大学毕业分配到工作就是理想。郑家是西安盐商，考入北京法政大学的祖父郑自毅，1926年经于右任介绍，进入黄埔军校，为第六期学员。后因维护孙中山三大政策演说在深圳被捕。1947年当选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胡宗南临走时派身边部队来寻郑自毅，“只允许他带长子一起走。但爷爷要是走了，郑家百余口人就全完了”。郑自毅跟省政府和胡宗南两边打马虎眼，声称已经“给接走了”，实际留在了大女儿的婆家。曾在西安市钟楼附近长安学巷的四个院子组成的郑家老宅，是郑钧童年每周末都要去的地方。“进门先给祖先磕头上香的规矩，即使‘文革’中都没有中断。”因为家中收藏文物众多，“有唐伯虎的画”，郑自毅解放后在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用其所长，专门鉴定文物。郑家满门男丁，“过年时，请西安饭庄的厨师来做菜，过事、摆席，满院子里滚大桌子”。郑钧在男性权威的大家族里是排行最末的，“我就是辈分大，哥多”。他记得祖父每天早上起来打太极拳整整一个小时，再写书法一个小时，光头却一直留着飘逸的美髯。“我小时候最讨厌写字，现在居然也开始写了。”

郑钧是放养大的孩子，母亲第一次看到他的歌，纳闷儿他从来没有学过乐器，甚至不爱唱歌，怎么写歌了。郑钧7岁丧父，自打记事起他就只记得总有打不完的架，和母亲奔波求医的艰辛。虽然瘦弱，他也学了一身街头的本事，只是在学校不受老师的待见。“其实老师没错，他就是用他的教育方式，让我们逐步放弃勇气和个性。”郑钧的父亲是西北农学院（现西北农业科技大学）教师，母亲是西安公路学院（现长安大学）教师。“父亲疑心自己是在考察防护林时误入了核试验基地而得了白血病，但那时候也说不清楚。他去世时我妈一个月挣58块，要还父亲看病借的国家的债，还要养活两个儿子。”欠债直到他考上大学那年才还完。哥哥郑明从小接受最好的教育，在西安的音乐小学拉小提琴，初高中学业成绩优异，考上中国刑警学院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现在已经是一家有2万多员工的企业的创始人。到他这儿，他说：“我从小没上什么好学校，大学也不好。只是我哥说了，要是我考不上本科，先人的脸都要丢光，我们家从爷爷奶奶到外公外婆，全是大学毕业！”他在哥哥面前一直唯唯诺诺，直到如今仍然对哥哥一心崇拜，小时候考80多分就会得到两个耳光，“那简直侮辱得叫一个狠”。

10年前郑钧出版漫画，有人被他吓一跳。“我从小就喜欢画，只是那时候我妈给我请的美院老师启蒙，一节课要10块钱，有时候她不得不去借钱让我学画。”他说自己心疼钱。父亲生病已经造成了家庭困难，美术教育太奢侈。“我表姐有些画画的朋友，当时是最时髦的西安文艺青年。”郑钧自幼看过不少好画，感觉对文艺青年们创作的东西“没产生共鸣”，“比要饭的还穷，还自以为特前卫”。他坚决说服了母亲和哥哥放弃自己走专业美术的路。“当一不靠谱的画家？我妈太可怜！”

那应该培养成什么样呢？初中毕业时他“良心发现”向母亲开口要求：“送我去一个好高中吧！”也谈不上放弃美术梦，他只是觉得哥哥上大学了，自己对母亲有责任。“我考大学完全是为了我妈。”那时大学包分配工作，郑钧不知道如果自己没有出路母亲该怎么办。“我妈去求一位校长叔叔，我爸的发小。我那时学习基础一塌糊涂，也没有任何门路，学校离家非常远，叔叔让我住在他校长办公室午睡的床上，每天他下班走了我就去，早上很早起来，等他来之前收拾妥当。”到现在郑钧依然感念人的善良。1987年他以高于重点线的成绩被杭州电子工程学院外贸班录取。“就想逃离西安，走得远远的。”

与祖父一家的尚武之风传统不同，外公温君伟从日本留学归来，是化工工程师，在家里接通了西安市第一根民用电线，家里还买了国产的手摇黑胶唱机。“我妈那时候太忙了，没顾上我。平时我在外婆家，周末去祖父家。”虽然日子艰难，外公家却保持着浪漫的生活习惯。“满院子紫藤花开的季节，外婆把花瓣摘下来，和面粉调和，做陕西最有季节性的饮食麦饭。”

解放前青年路是西安市非富即贵的所在。唐代政治中枢太极殿就在此处，到明代成郡王府，后为庙宇“十方院”。民国初年地方政府将官产卖给地方军阀，军阀又转卖给了温君伟。“地被杨虎城看上，提出要买。外公很有头脑，将院子送给了杨虎城，杨加上另外十几亩土地，就建成今天西安的止园，杨虎城也回赠了一些谢金。”止园是张学良与杨虎城秘密碰头并策划“西安事变”之地，离郑钧外公家几步之遥。院子一解放就住进来不少老百姓，所以郑钧儿时的记忆中，已经是大杂院。“小姨在电影院工作，就把放映机搬回来，给我们在自家院子里放电影。”一到夏天挂块白布，满院子都是看电影的人。“自家甜水井的水里泡个西瓜，那日子甭提多美了。”外婆一家笃信基督教，“外婆第一个月工资就买了一架风琴，现在这琴还在”。

这也难怪，即使郑钧在绝望中写歌，他的曲调依然有温和婉转之处。传闻早先他出道时找吉他手，一个标准是要不吸毒。曾有人觉得作为摇滚歌手，他的形象被包装得过于英俊，往木村拓哉的方向去了。除了女人缘，他更像个西北汉子，把粗糙当成得意。“有口吃的就不错了，再是碗面就更好了。”他当着我，呼噜噜吃了两碗面。即使如此，对于摇滚圈，他还是显得有些“乖”和另类。

郑钧的大学生活就是他的音乐启蒙时段。李健曾经对我说，他觉得郑钧的西安口音正是他迷人的一部分。那种懒洋洋的调子，歌词又不是小情小爱，很多歌曲的第一个字第一句话，就像是西安话的念白。这一点同为陕西人的许巍也有。我以为郑钧是在西安摸索出了自己的音乐风格，没想到他的启蒙还是在杭州。“我们班是电子工业部第一次在大学里的实验班，班里都是学霸，入学英语平均分九十几分。有一个学生英语入学时就已经达到毕业水平，另一个背过最厚的那本《英汉大词典》。”在每学期末都要淘汰人去其他专业的压力下，郑钧被老师约谈过两次。

“好在我脸皮比较厚。”他的音乐历程一点也不愤怒批判，而是像个校园歌手，后来也跟高晓松玩在一起。刚一进学校就和学姐主持了迎新晚会，“火了”。“耍起来了”，几千人的场面，他有舞台缘，不害怕，随随便便就开始拉着同学组乐队唱歌，也有女孩来敲宿舍门，班干部也当选了。外教们来自欧洲和美国，有一节美国文化课，就是放摇滚音乐。那是郑钧第一次听到西方摇滚。尤其是一位美国老师，将自己的唱片全都借给了郑钧，两人此后成了多年好友，一直姐弟相称。郑钧在学校受到了处分，他感慨：“全世界都在看我笑话，本来喜欢我的女孩露出了虚假关心的笑。”只有这位美国老师伸出援手，开始帮郑钧申请赴美留学。没有乐谱，没有老师，郑钧把新华书店里所有关于作曲、吉他的书都买了，从《如何识简谱》开始的。“我第一本吉他谱，是秦起翻译日本的，其实我连最简单的都不会，结果启蒙是‘重金属’，生抠。”当他后来看见吉他手秦起本人时，“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跑校园唱歌，在对方学校学生会干部的邀请下，演出完在食堂吃个饭，就又回来了。郑钧从来没把音乐和前途挂上钩，更别提挣钱了。他乐队里的乐器都是他一点点赚钱买的，野马音箱、仿的吉普森吉他——“我去帮杭州美院的学生卖画！”

郑钧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以音乐为生。他在杭州的那些年，歌厅里流行的是香港音乐，特别是粤语歌。“啪”，他手势很潇洒有力地往下一指：“玩范儿的，我也弄不了。”休学在西安的两年里，他曾经跟着一个草台班子在陕西省一个县一个镇地演出过一个月。和他有一样经历的黄渤后来告诉我，遭了不少罪以后，黄渤把这些都变成了自己的养分。郑钧倒没有这么一个消化升华的过程，他挺兴奋：“像个真正的吉卜赛人，坐着大篷车流浪。”他一点不觉得自卑和痛苦，睡在舞台上，像个流浪汉，要把卡车上的道具组装完才能演出，演完还要拆舞台道具，装好车才能吃饭。但底层的生活虽然只有一个来月，却让他骨子里感到“兴致盎然”，正因为他自己生长的环境与真正的底层相距甚远，才使他后来对于“落魄”还能充满兴味、高潮迭起地讲述。

先认识“四哥”郭传林的，是郑钧在“二外”念书的表弟。“那阵子我来北京办签证，表弟也在玩乐队，跟我说，‘黑豹’正找主唱呢。他把我的样带——就是抱个吉他对着录音机录的——给了四哥。”四哥没有让郑钧当主唱，但是对郑钧说，让他等几天，“要给我介绍一个大老板”。这个大老板，就是已经发掘过Beyond、王菲和“黑豹”的陈健添。

这是第一次有人以音乐为名向郑钧抛出了橄榄枝。“四哥是我在这个圈子认识的第一个人。”但郑钧连想都没想，就把自己奔波两年的赴美之路给断了。“当时联系得挺好的，正好赶上姐姐参加一个非政府组织，准备安顿好我以后就去非洲，我觉得没准这是天意。”他此前到北京身上一共只带了800元，先到表弟那儿买了100元菜票，保证不饿死，然后就在北京几乎流落了三个月。他借宿过不知名的人家，被要求两小时搬走；住过表弟的宿舍，爬墙时生怕被校卫队看见；最后到了四哥家在西单的钉子户小房子里。周围都拆了，有天醒来发现门被人从外头砌死了。不过他欢天喜地地发现屋里还有一部电话。蚊子太多，“四哥给我两盘蚊香，我把门关上出去，回来一看床单是黑色的，全是蚊子尸体”。800元第一个月就所剩无几，那边“老板”却成了遥远未知的希望。

“有天四哥说庾澄庆来开演唱会了，给你两张票吧。”那是他第一次看演唱会，“演唱会就是这样啊！”看完演出虽然兴奋，然而到“二外”的公交车却没有了，他在公主坟附近的一个凳子上睡着，醒来一看周围都是乞丐。“摸摸索索的，吓得我们使劲跑。”多年以后，他与庾澄庆各自为《流星花园》唱了主题曲，两首歌使他们的受众面普及到了更广大更年轻的人群。

“圈里就这文化，都没钱！”他在“二外”演出，也有小姑娘欢呼；去看窦唯，演一半警察来了，“自己觉得挺开心”。他当时熬了几个月，跟谁也不熟，骑着一辆警察兼早期歌迷送他的自行车。“车胎爆了，咬咬牙打一‘面的’，刚一上车‘面的’的车胎爆了。”他跟讲段子似的哈哈笑，一点没觉得惨。快三个月时，女友想带他回老家，四哥说“再等三天”。

和老板签完约那天晚上，在四哥的善意提示下，“哥们儿实在穷得没辙了”，陈健添拿出了3000港币，预付给郑钧工资。老板请郑钧在中国大饭店最豪华的餐厅吃饭，然后走到楼上的爵士酒吧，忽明忽暗之中，他看到“唐朝乐队”几位成员都在那喝酒。有了郑钧，陈健添创立了“红星”，田震、韩红等歌手加入都是后话。郑钧在六本合约上签了字。“老板在那讲合约是关于什么的，我一句也听不进去。”没有一跃龙门的激动和喜悦，他脑子一片空白。拿着3000块钱，“先找到自己的自行车，再快速奔回西单那个钉子户房”。一进门放下合同，郑钧再也绷不住了。“我女朋友一直在那等着我，我俩哗哗痛哭。”

此后四哥和老板谈崩，带黑豹乐队出走，但让郑钧留下，“他有实力”。1994年《赤裸裸》发行，郑钧把自己对爱情和人生的希望和失落都唱进了这张专辑。《回到拉萨》甚至掀起了很长时间的拉萨热，而他本人创作时还根本没去过拉萨，也是在前途未卜之际的创作。这股势头保持到了他发行《第三只眼》，他成了第一个登上Billboard音乐排行榜的中国歌手。

5月9日，“中国乐势力———摇滚30年巡回演唱会”于北京工人体育馆圆满落幕。图为郑钧（左一）登台献唱

大概有10年时间，郑钧每天下午两三点起床就有朋友在家守着，夜晚在酒吧过，把三里屯从不繁华喝繁华了，喝到脑袋垂到地上，不知怎么回的家。《菜刀温暖》是他自己写的带自传性质的小说，里面的生活看得出来并不快乐。前妻带着女儿远赴美国。郑钧曾经为妻子刘芸写过一篇文章《刘芸不是小三是天使》，澄清了骂名。他在博客里一向有什么说什么，说选秀选出来的女选手像男的，男选手像女的，跟韩寒对着骂，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形象或者名声的包袱。“博客时代我还比较矫情。”

动画电影《摇滚藏獒》剧照

“博客、朋友圈是个误会。一开始吸引你的是把它当一日记，你老年痴呆了还能看，结果大家全来看了。”演出、写歌、录音变成了重复的生活，郑钧却没有原地踏步。我们聊起从唱片到数字音乐的老话题，彩铃曾经带来的繁荣。“当时互联网还在PC端，不是移动端。”郑钧很早就有了商人的眼光，他跟人谈起要做音乐创作的“共享平台”，让演唱者、创作者资源共享分配收益。“2009年我谈这个东西，大家都像看‘天方夜谭’一样看我。”今年初他已经带着自己的APP出任“太合”的首席架构官。他为自己的漫画作品成立了改编团队，早在2009到2012年的动漫大会上，郑钧已经以创作者和投资人的眼光去寻找机会了。他到美国去找迪士尼的电影手册来仔细研究，研究怎么把形象变成故事。他去掉了原来漫画中安乐死、暂住证一类批判现实的灰色内容。“自我创作与自我实现，和以大众取向为目的，这完全是两回事。”主题曲的任务布置下来，他已经很久没写歌了，写《热爱》倒是一蹴而就。

“一直走，到欢声驱散愁容，到心中郁郁葱葱，你会以自己为荣，没有虚度一生。”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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