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定城池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东晋十六国时期，即前燕大将慕容恪为攻打冉闵时所建的安乐垒。此后唐代、明代均有大修。今天正定城池的格局呈『官帽』形，西北饱满，东南稍缺，取『天满西北，地缺东南』之意，据说可以保城内之人『为官长久，贵人多出』。

华北平原早春时节，寒意中已裹挟一丝燥热，沿着马道登上高踞于正定古城长乐门上的城楼，已是衣衫微湿。这座刚刚被修葺一新的城楼，位于正定古城南侧城垣的居中位置。登城远眺，城南的滹沱河静静流淌，对岸的石家庄市区依稀朦胧。

正定的立县，始于秦始皇时期，屈指一算，也有两千二百余年的历史，它一度成为河北地区的中心城市。而“石家庄”从一个小村庄崛起为小城镇，始于1907年，如今却已成为了河北省省会。历史似乎跟正定开了一个大玩笑。不过，当你走在正定古城里时，那些正定曾经荣耀的佐证，却会一个一个地冒出来。

正定可大书特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北方游牧民族白狄，在燕、赵、齐三强的包夹中建立的中山国，就在这里传承了百余年。后人贾谊在传世名篇《过秦论》中，甚至将其与燕、赵、韩、魏等相提并论为战国九雄之一。此后，秦始皇统一六国，于此设东垣县——为正定历史上设县立制的滥觞。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亲自率兵平息诸侯叛乱，激战数月才夺回东垣城。为盼政权稳固，希望天下政权从此真正安定，改东垣县为真定县，此后一直沿用至清代。

正定城南临滹沱河，西控太行山中地位最重要的井陉关口，是连接河北与山西的咽喉要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考察它的兴衰史会发现，正定的每一次兴，都与战争多少有些关系。

第一次的大兴，缘于唐代幽州节度使安禄山、史思明反唐的“安史之乱”。

这场标志着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哗变，不由分说地把真定卷入了历史的乱局，却也阴差阳错地成就了这座小城在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都说“乱世出英雄”，倘若把真定比作“英雄”，二者之间，究竟是谁成全了谁呢？当我试图探究其中因由时，却发现无论做何解答，都绕不开一个叫做李宝臣的关键人物。

在今天正定县城的解放街剧场北侧，有一通高大的唐代碑刻。碑额篆书“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政之颂碑”，当地俗称“风动碑”。所谓的“清河郡王”，正是唐肃宗李亨赐予李宝臣的封号。李宝臣何许人也？他的个人荣辱又与真定的命运有何关联？碑文现存的一千余字记载，将一段峥嵘往事重现眼前：所有的因缘际会，皆源自李宝臣在“安史之乱”中的一次正确站队……

当年安史叛军气焰正盛之时，安禄山的一个义子坐镇真定城，出任恒州刺史，掌控着周边十几处富饶城池。彼时，尚没有“李宝臣”，这位河北中部势力最强大的叛军首领，还叫张忠志——此名是他的干爹所赐，本意是盼他能忠心不二，熟料事与愿违。

当贼首安禄山和史思明先后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所杀，据守真定的张忠志自觉大势已去，迅即审时度势，率领恒（今正定）、赵、深、冀、易、定六州兵卒五万人“起义投诚”。不仅打开井陉口的土门关，迎接王师，还协助官军攻打负隅顽抗的莫州（今河北省任丘市州镇）。识时务者为俊杰。张忠志从叛臣贼子摇身变成了平乱功臣，获赐皇姓“李”，取名“宝臣”，受封赵国公、享免死权。真定作为李宝臣的一枚筹码，帮他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这是历史上正定与保定、北京的并称。一千四百多年来，正定一直是府、州、郡、县治所。这座城池南临滹沱河，西控太行山中地位最重要的井陉关口，是连接河北与山西的咽喉要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清代诗人朱佩莲经过正定时，曾赋诗叹曰：『九达京华路，真称北镇雄。波惊陡骇侧，云压太行东。』

此时的唐王朝，被内乱耗竭了气力，早已经败絮其中，根本无力重整山河。好吧，索性做个顺水人情，让你李宝臣继续出任节度使，盘踞河北，统领“成德军”，管辖相当于今天石家庄市、保定市、衡水市全境和邢台市北部。河北平原最富庶肥沃的土地都给了你，你这个不省油的灯总该不会天天怀着异心了吧？

但是李唐王朝打错了算盘。重兵在握的李宝臣胃口大得很，在政治权力上也要攫取一杯羹。他圈地为国、自署官吏，拒不缴纳赋税，甚至擅自指令自己的子孙世袭节度使之职。成德军长达百余年的藩镇割据史就此展开。

藩镇割据对中央政权而言是蚕食鲸吞，对真定却未必是件坏事。作为成德军节度使治所的所在，这里成为了河北地区的核心城市，在藩镇割据的小王国中，享受着“国都”的待遇，经济、文化在世事纷乱中得以独立、稳定的发展。

如今的正定城中，隆兴寺、开元寺、临济寺……处处古刹，举步即是，俯仰可见。这些佛教遗迹得以保存至今，就有节度使的一份功劳。

唐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李炎为了削弱佛教势力，曾诏令清查天下寺院、僧侣，令各州郡仅留一寺，其余全部限期拆毁。拆下来的寺院材料用来修缮政府廨驿，金银佛像上交国库，铁像用来铸造农器，铜像及钟、磬用来铸钱。一纸圣谕，使短短一月之内，全国近五千多座寺院遭遇灭顶之灾，无数僧尼还俗。一时间，普天之下“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圣迹陵迟，刹宇颓废。

今天正定古城的基本形制规模，由唐代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修筑于应宝元年（762年）。此后历代皆在此设治所，成为了河北地区的一座中心城市。时至今日，在古城内仍保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4处。我们从中挑选了保存现状较好的若干处，绘制了这张地图。希望可以窥一斑以见全豹，展现正定古城的风貌。

藩镇割据对中央政权而言是蚕食鲸吞对真定却未必是件坏事。作为成德军节度使治所的所在，这里成为了河北地区的核心城市在藩镇割据的小王国中，享受着“国都”的待遇。

清朝末年至解放初期，随着国力的衰败和战争的频繁，正定城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浩劫。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城垣仅存8106米。2001年，全县百姓捐献旧城砖，耗资近399万元，修复了南城门城楼及两边各50米城墙。图为南城门附近的明代老城墙。

唐代的正定城在东、西、南、北，四面设城门，每座城门设里城、瓮城和月城三道城垣这种形制除北京、南京等帝王之都以外极为少见。

然而就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灭佛”运动时，真定城内却依旧是一片梵音古刹，伽蓝鼎盛的景象。原来，当时的节度使王元逵信佛宠道，依然故我，压根儿没搭理武宗的圣谕。还公然对朝廷派来督查的御史叫嚣道：“天子如果愿意，请他亲自来毁寺灭佛吧，反正我们不干这事儿。”于是，在成德军控制的真定、赵县、冀州、深州等地，佛教寺院得到保护，各地高僧纷纷前来投奔。佛家的根脉与香火，得以在大断代之中得以保留，也算是“割据”的一桩功德吧。

表面上看，朝廷对地方势力一再忍让姑息，节度使们也按兵不动，但双方心知肚明，不过是时候未到。忧患之中，唯有步步为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一旦战争爆发，作为成德军最后一道防线的真定城池，必须进可攻，退可守，固若金汤。修城，是当务之急。

唐应宝元年（762年），一场滹沱河水灾来得正是时候。倒灌的河水冲垮了北周时修建的老石城，李宝臣趁机将原来的城垣统统拆除，扩建出了一个呈“凹”字形，周长达到20里的新城，正定城今天的格局由此奠定。

从正定城四周残存的城垣推测，当时的正定城在东、西、南、北，四面设城门。每座城门设里城、瓮城和月城三道城垣。其中月城是加筑在瓮城外的一段弯月形城墙。也就是说，出入城内，要经历三座城门。这种形制除北京、南京等帝王之都以外，极为少见。而其中北侧、东侧的这三道城门又不在一条直线上，从而形成了曲折回旋的防御体系。内墙的四周还筑有暗门——从城外看，秘而不见，从城内看，即为墙洞。倘若城池受困，便可派遣士卒由此突围出城。

城内像唐代所有城市一样，实行商业区和居住区分开的里坊制。从一些史料的零星记载中可知，城内曾设有敬爱坊、安业坊、楼井坊等。节度使的衙署设在今天县政府所在之处，并筑有城墙，与外界隔开，史称“牙城”，驻有牙兵牙将。镇守真定的节度使们哪里是在营建一座城，分明是在筑建一座与王权分庭抗礼的堡垒。

开成二年（837年），唐文宗皇帝把堂妹寿安公主，嫁给当时扼控真定的节度使王元逵，封他为驸马都尉。著名诗人李商隐听闻，即作诗一首，名为《寿安公主出降》，出降就是“下嫁”的意思：“昔忧迷帝力，今分送王姬。事等和强虏，恩殊睦本枝。四郊多垒在，此礼恐无时。”连一介文人都看出，易守难攻的城池内，包裹的是蠢蠢欲动的野心，唐王朝的统治者又怎会不知？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听之任之。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令人玩味。节度使处心积虑修筑的坚固城池，却也为自己敲起了丧钟。

公元921年，刀光火影映红了真定城的夜晚。原来，时任节度使的王之子—王昭祚滥杀牙兵，挑起了兵变。牙城王府付之一炬，王当场殒命，真定城改旗易主。王的干儿子，也是这次兵变的幕后主使——张文礼成了它的新主人。

在外征战的成德军大将苻习，听闻主将遭人谋害，立刻回师镇州，讨伐张文礼。苻习的军马，连克数城，终于兵临真定城下。怎奈由于城垣坚固难攻，苻习众部围攻了一年零八个月，先后损失三员大将，也没能攻克。几经周折，苻习虽替旧主报仇雪恨，此后成德却也不复成军，分合不一。

乱世中趁势而起的真定，又在乱世中归于平静。直到有一天，在它的北端，一座乌托邦式的“大汗之城”拔地而起，历史的聚光灯再次照耀这座小城。

公元1286年，大元王朝立国的第15个年头，高鼻深目的马可·波罗，在元朝史官的陪伴下，开始了对全国的游历考察。途中太行山山麓的一座城市，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生动记述沿途见闻的笔记中，他不吝赞美地唤它作“贵城”。这座惊艳了他的小城，就是真定。

马可·波罗17岁开始游历世界，来到中国后久居大都，见多识广。在真定城，他究竟看到了什么，以至念念不忘？

实际上，离开大都南行仅四日，在去往真定的路上，马可·波罗就已经有了“惊喜”——目之所及嘉谷满野，千里桑麻，进入真定路地界，道路两旁树木林立，“自远处可以眺望，昼夜不致失路。”

步入城内，街道规划整齐，“两个大十字，纵横几条街”。城南有阳和楼一座，形制奇特，跨街而建，门上有楼，楼中据说是存储着真定府巨额财富的金库。楼之左右各有瓦市，戏台、妓院、酒家、茶馆、商铺林立。豪商大贾、市井百姓往来其中，繁华景象竟不输大都。

马可·波罗运气不错，他赶上了真定的好时候。如果马可·波罗早个几十年来到真定，看到的定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当时正值13世纪初，蒙古军与金朝的战火燃至河北地区，两军交锋所经之处，生灵涂炭，十室九空，真定首当其冲。直至1218年，蒙古人彻底从金人手中争夺到了对河北一代的统治权，真定才得以在相对安稳的环境中得到喘息。这时距马可·波罗来到真定，仅隔六十几年。短短几十年间，真定是如何从百业凋敝的废墟蜕变为一座“贵城”的呢？

应该说真定也遇上了一个好时候。蒙古大军攻占下河北一带后，旋即展开南伐。真定由此从前沿阵地变成了大后方，承担起了前方部队的给养重任。为了尽快恢复后方经济，蒙古王朝大力推广“薄赋敛，役有时”、“放民归田”等休养生息的政策措施。一时间，百姓“大乐”，“归者四集”，真定的田地生产很快得以恢复，兵甲户口远超他郡。

1264年，在汗位争夺战中取得胜利的忽必烈，成为了中原的霸主。他，要建一座新城。

相较于前几位统治者，忽必烈对汉文化更加“亲善”，也前所未有地重视对中原腹地的治理。为此，他力排众议，把都城由上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迁至中原。地点就选在了真定以北的燕京地区。

随着新的都城——元大都的落成，真定成为了大都以南的重要门户。真定地处要道，汇集了西汉开凿的太白渠、唐代开凿的大唐渠、礼教渠。元代哈珊疏浚了栾城冶河以后，更是河网密布，运河如织，宛若江南。特别是与真定城擦城而过的滹沱河，与大都河川相连，北上可由大运河直达大都城内积水潭，南下则连通江淮。

从真定通往各地的陆路交通更是四通八达。当年马可·波罗从大都出发，一路发现从真定府“有甚多道路分向各省，路名即以所趋向之省为名”，盛赞“此诚为极聪明之计划”。为方便商旅，道路沿途设有驿站。当时真定路邮驿每年的开支达到了1800锭白银，这在《元史》中记载的各路邮传开支中，位居首位，可见商客往来如梭，也因此被时人誉为“天下之剧郡，四方之都会。”

此图为正定历史文化街，它南起长乐门，北至开元寺北，全长1500米，两侧仿明清式建筑内，共有商家一百五十余户，是真定最繁华的的街区之一。明代时，这附近已经建成了以大十字街为中心的商业区。

万历初年，真定县户口1856户，其中军户369户占到了总户数的20％如此数量庞大的驻军，既保卫了京畿的安全也成为了真定最重要的建设力量

真定便利的交通和紧临大都的绝佳地理优势，吸引了各路权贵商旅。其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西商”。所谓“西商”特指来自西域或欧洲的商客。当时西商手持皇家颁发的制书和驿券，便可享受优渥的经商条件，这使他们乐此不疲地往来于各个城市之间。而真定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它很快成为了“西商”们主要的货品集散地之一。富庶的真定城一定让大批的西商赚得盆满钵满，因为在元代官修政书《经世大典》中，频繁出现这一带西商给蒙古军队提供马匹和给养的记录。

西商在真定从事的大宗买卖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丝织品。早在中统三年（1262年）忽必烈就曾下诏，劝诱百姓开垦荒田、种植桑枣。元代统治者对于农桑的重视，使真定如鱼得水。

真定的丝织业有着悠久的传统。根据《元和郡县志》的记载，唐代时“恒州（今正定）贡罗、赋绵和绢”以及“孔雀罗、瓜子罗、春罗”等，已被列为了上等贡品。元代时，为了便于管理和货品流通，索性就把织染局、绫锦局以及管领诸路促办交纳绵丝的提领所，都设在了紧邻大都的真定。据一位名为纳新的元代学者在《河朔访古记》中的记述，元代的“真定丝织厂”——绣女局，就位于城中开元寺北。不仅如此，真定的绵课税还供养着大都附近16位皇亲贵族。官营手工业的发达为真定的经济注入了无穷的活力。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这样写道：“恃工商为生，饶有丝，能织金锦丝罗，其额甚巨。”

真定到底有多富？看看这组《元史·食货志》中的数据：真定路每年收乳牛课税银二百零八锭三十两、酒税银两万余锭，醋税银两千余锭……到了元朝中期的1329年，真定商税收入已接近六万锭，财富总额比六十年前竟增长近300倍。

之所以称元代是真定的“全盛时代”，是因为除了经济的繁荣，它的文化艺术也达到了从未企及的高度，展现出空前的多元化。当时的真定富庶安定，吸引了大批金、宋遗民迁居于此，汇集了文学家元好问、元曲四大家白朴、数学家李冶、教育家张德辉等一批文化大家，颇具“故都之遗风焉”。多元的人群带来了多元的宗教，真定一城之内，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数教并举，“塔殿栉比”。其中的道教宫殿玉华宫，是元世祖忽必烈为祭祀太祖父母所设影堂，“重门綮戟，广殿修庑，金碧辉映，宏壮华丽，拟与宫掖”。每到忌日，各路中央使臣官员，函香致礼前来，行三献之礼，真定便真正成了权贵云集的“贵城”。

真定城的富贵安宁，一直维系到了元朝末年。此后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几乎使真定变为人间地狱，却又给它带来了重生。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享年71岁的朱元璋病逝于应天府（今南京），庙号太祖。燕王朱棣闻讯南下奔丧，将至淮安，却收到了新帝朱允的一道圣旨——太祖遗命，诸王不必进京奔丧。

打道回府的朱棣明白，这不过是一场前奏。几个月后，包括朱棣的同母兄弟——周王朱在内的五位亲王先后被废为庶人。建文帝的削藩举动，激怒了众藩王，实力最强的燕王成为了众藩之首，以“清君侧，靖国难”的名义在北京起兵夺权，随即挥师南下，将屠刀对准了侄儿建文帝，史称“靖难之役”。

两军交战，河北平原是最惨烈的战场之一。建文帝先后派出了耿炳文的十三万大军和李景隆的五十万大军驻守真定，迎战燕王。鏖战多年后，真定一带备受摧残，十室九空，以至陷入“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无人烟”的境地。

1402年，朱棣成为了明成祖。转年，皇位尚未坐热，朱棣就收到了北京行部的上奏，“顺天八府所属，见在人口十八万九千三百有奇，未复业八万五千有奇”。这比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这一地区三十三万四千多人口，减少了近40％。

作为新帝的“龙兴之地”，北京河北一带的战后重建，受到了格外的关注。1404年，明成祖效仿秦始皇迁六国富商的举措，从南直隶（今江苏省、安徽省、上海市）“迁大姓实畿辅”。

令人不解的是，如果单单是为了充实人口，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从南直隶抽调资源呢？

一年前，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辛卯，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人曾奏称：“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龙兴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师。”李志刚的这次关于迁都的提议，被认为是首发之论。李志刚的为人，《明史》中有评述：“为人敏洽，能治繁剧，善傅会。”因此有人称，他的奏折，十有八九是授意于明成祖本人。

朱棣从南直隶派遣大批移民北上，或许是早有计划的迁都前奏。除了希望可以借移民促进北京周遭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也意在削弱南京地区的势力。即使在迁都北京既成事实以后，为了培植根本，恢复畿辅经济，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也没有停止。永乐年间，官方组织共向河北移民多达十五次。

政府组织的官方移民很快引发了连锁反应。随着河北地区人口的恢复，和畿辅之地地位的确立，真定吸引了不少逐利的商人和寻梦的旅者，一些金元时期南逃的北方人，也纷纷返回故里。

一时间，“四方豪杰来居，敷教宣化”，真定这座几乎毁于战火的小城，趁势屡得人才。民风也因此得到了改善，“士以学问相当，以礼仪相尚”，崇尚学问和礼仪蔚然成风。

今天的正定城内，有一座古朴精致的三进四合院。它曾经的主人马氏一族，就是明代移民大潮中，在正定落地生根的山西人。马氏家族第十七代马知辉，根据已经遗失的族谱回忆说，正定马氏乃三国名将马援之后裔，明代自山西洪洞县迁居真定府（今正定），世代以务农经商为业，到明末已是富甲一方的大户，历代居住于正定城中心四牌坊一带。当时这附近已经建成了以大十字街为中心的商业区，街旁店铺各家相连，在街道两旁形成了长长的走廊。

正定自古崇学尚礼蔚然成风。早在东汉时期，常山太守伏恭就在此，『敦修学校，教授不辍』。此后历代，官学、私学皆繁盛。图中的文庙，建置之始已无从稽考，宋代复建，元代时归由有钱人家经营料理，每年取其利息供府学师生费用，也是正定文教兴盛的历史见证。

在相去不远的正定古城南门内大街上，一座不起眼的小院，也同样是明代移民后裔的故所——曾经显赫于世的蕉林书屋旧址。书屋主人名叫梁清标，祖上来自山西蔚县（今属河北省），是清初著名的收藏家。举世闻名的《兰亭序》，阎立本的《步辇图》以及宋徵宗的《柳鸦芦雁图》等，都曾经是蕉林书屋的旧藏。据说当年乾隆爷几次来到真定，居住在隆兴寺旁的行宫中，除了巡行礼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痒痒梁清标收藏的书画珍品。梁氏一族，高官富贾倍出，至今在古城内保有祠堂一座。

然而，对于朱棣而言，无论是经济还是文教的发展，都不过是中央集权的副产品。他对真定的真正期冀，是希望它可以控关扼渡，成为保卫京师的屏障。

早在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加强各地边防军事力量，罢黜了各路统军元帅，废除野战军，全部改为地方驻屯军。规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创立了全国统一的卫所兵制。当时真定、保定府的驻军皆属“真定卫”，扼控紫荆、龙泉、倒马等7处关口。指挥使司卫衙门，就在隆兴寺南侧一带。

或许争夺王位的残酷斗争，仍让朱棣心有余悸。登基后，他频繁向河北调兵，扩充军力。此后，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南扰，边事日紧，明宣宗时，又把神武右卫也拨调到了真定府。

万历初年，真定县户口1856户，其中军户369户，占到了总户数的20％。如此数量庞大的驻军，既保卫了京畿的安全，也成为了真定最重要的建设力量。

原来，明代规定，“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耕种”，以此法解决官军俸粮。也就是说驻军中的大部分士卒，是要参加耕种劳作的，不但自给自足，还要交“粮食税”。而真定府，由于水土肥美，军屯田赋税的金额，相当于一般百姓缴纳的四倍，成了名符其实的“纳税大户”。

光纳税还不够，当时的军队卫所，就犹如今天的“生产建设兵团”，还肩负着参与地方建设的职责。在真定滹沱河的数次水灾之中，真定卫的官兵都参与了修筑护城河堤，开凿新河的工作。今天我们看到的正定古城，也是由明代的屯垦戍卒在唐城的基础上重新修葺而成的，仅仅在夯土墙外包筑青砖一项工程，就用了六年，耗资数万两白银。

如今在石家庄附近依然存有很多以“营”或“屯”为通名的村落，如“东营”、“西营”、“杨家营”、“柳林屯”……这些村落，几乎都曾是明代军户们聚族而居的营房和村屯。根据1985年地名普查统计，在正定县当时的212个村落中，至少有13个是军队营所或军屯。

学者陈正祥先生在其著作《中国文化地理》中曾提到：中国古代所有重要城市的兴起，都不可能脱离政治的影响。反之亦然。时至清代，河北平原南部不再是抗敌防贼的守御要地，加强中央王权对地方的掌控成为新的着眼点。康熙八年（1669年），为了加强地方与中央的联系，统管河北的直隶巡抚撤离居留了九年的真定，移治更靠近京城的保定府，曾经的军政重镇真定城开始为政治所冷落。

1903年，此前由于避讳雍正帝名讳，而改名为“正定”的这座千年古城，原有再度“逆袭”的机会，但这一次它却与机缘擦身而过。

当时清政府准备兴修正太铁路（今石太铁路）。按最初的计划，东西两端的起止点分别为正定府和山西太原府。但提供借款的华俄道胜银行为了避免在滹沱河上架桥，徒增费用，最终把正太铁路的东起点从正定移到了滹沱河南岸的石家庄。

如今，小村庄石家庄由于铁路的机缘，已发展成了一座枢纽城市。滹沱河的另一岸，正定在坐看沧桑中，等待着新的机遇……

之所以称为『旧影』，是因为就在这张照片拍摄不久后的2001年，由于烟火引发的一场火灾，燃及了刚刚重修的南城门，烧毁了两层木质阁楼。今天我们看到的南城门是经过第二次补修的结果，门前的土路也变成了青砖地面。历史上的正定也是这样，经历了一次次劫难，终又在劫难中重获新生，说不清是福是祸。只希望今日之正定也能像这座城门，在历经沧桑归于平寂后，能再次涅槃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