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  
蒋廷瑜

    北海成名较晚，直到清康熙元年(1662年)设“北海镇标”，北海一名才见于史籍。①但北海所辖的合浦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已是郡县所在地，是中国南方海上贸易的大港，是汉代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北海丝绸之路实际上就是历史上的合浦海上丝绸之路。 

    一、北海地理环境和最初的开发 
    北海位于广西南端，北部湾的东北岸，西与钦州、防城港相连，南与海南岛隔海相望，北靠六万大山。境内东北高而西南低，东北、西北为丘陵，南部沿海为台地和平原。河道纵横，多独流入海。主干流南流江发源于北流市境内大容山南坡，向南流经玉林、博白、浦北而进入合浦，注入廉州湾。南流江水量丰沛，可以行船，20世纪五十年代以前，40吨重的盐船仍可从合浦通航到玉林福绵船埠。南流江下游形成冲积平原和三角洲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光热充足，灌溉便利，盛产稻谷和蚕桑，是高产稳产的农业基地。港湾水深、无礁，东有雷州半岛、海南岛及北海冠头岭阻挡风浪袭击，风平浪静，是古代天然良港。合浦位于北部湾的中心位置，又是南流江出海口，可进行江海联运，海陆兼备。溯南流江而上，过桂门关(鬼门关)，进入北流江，下浔江，溯桂江，上灵渠，通过湘江进入长江水系，北进中原；溯西江而上，通过浔江、黔江而达贵州，通过郁江、右江而进云南，可同大西南相连顺西江东下，又可从广州出海。海上交通，可缘海岸驶向东南亚、南亚，进而延伸到西亚，与欧非各国往来。在古代，北海是我国向东南亚、南亚最便捷的海上通道，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最理想的港口。正如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评述合浦地势时所说：廉州府“南滨大海，西距交趾，固两粤之藩篱，控蛮獠之襟要。珠官之富，盐池之饶，雄于南服。”这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 
    先秦时期北海地区是岭南骆越人聚居的地方。l957年在合浦修石康水库，挖到残石锛、石网坠；l978年在清水江南岸和清水江水库西岸采集到砺石、石锛和夹砂陶片；l959年在沙田对达村大坡岭发现石器和陶片。说明距今5000～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些地方已广有人居。1959年在北海咸田白虎头村北约500米的高高墩采集到夹砂陶片，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在福成白龙村牛屎环塘沙丘遗址发现过几何印纹硬陶；l972年在合浦龙门江遗址出土石戈一件在清水江遗址发现大石铲与残铜器共存。这些发现说明，距今4000～3500年前生活在北海海滨地区的人群开始步入文明社会。《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说 ：“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雒民。设雒王、雒侯主宰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广州记》也说：“交趾有雒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人，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这里的“雒”与“骆”同。当时的交趾是指整个岭南地区，包括北海在内。说明当时骆越人已能种植水稻，发展农业，并在开发海洋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二、北海地区曾作过流放地 
    在先秦时期，生活在北海的骆越人虽然已能种植水稻，随潮水上下，进行粗放的农耕，但由于气候炎热多雨，野生动植物生长繁茂，人们战胜自然的能力还显得相当薄弱；加上近海，多河湖，有渔盐之利，生活资源容易获取，阻碍了生产经济的发展，大部分地区仍保持着原始的采集和渔猎经济。在中原人士看来，秦统一之前，这里既是物产富足，易于生活，又是岚烟瘴雾弥漫，树木草莽丛生的蛮荒之地。 
    经济落后，地广人稀，却有开发的余地。秦始皇进兵岭南的目的之一就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虽然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不一定都是北海地区所产，但一定也是从海外经过北海上岸输入。秦始皇统一这个地区以后，就拿这块有开发空间的地区来流放罪人。从《史记》中可以看到，秦始皇至少有3次徙人来岭南。一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史记?秦始皇本纪》)北海属象郡。二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史记?秦始皇本纪》)三是秦末，南海尉赵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戍守岭南的)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秦始皇用这些人来充实新开辟的岭南边地。这些人从中原地区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和当地越人一起，加速了岭南地区的开发，为后来建立汉越杂处、半独立状态下的南越国奠定了基础。 
    经南越国赵佗等人将近一个世纪的经营，到西汉中期，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番禺(今广州)、布山(今贵港)等大都会。但是，北海地区比南海(广州)、郁林(贵港)、苍梧(梧州)还是要落后一些。合浦郡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后，在岭南地区重新调整郡县时所设的九郡之一，是新开辟的郡。据《汉书·地理志》载：“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开。莽日桓合。属交州。”合浦郡下辖五县：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根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汉岭南部分标示，合浦郡北与郁林、南海二郡为邻，南接交趾郡，东南面临南海。徐闻相当于今广东海康县，高凉相当于今广东茂名、电白一带，合浦相当于今广西钦州、北海及玉林市南部，临允相当于今广东新兴县，朱卢相当于今海南琼山县。西汉末，儋耳、珠崖两郡相继撤销，设珠崖县，“遥领”原儋耳、珠崖两郡事，也隶属合浦郡。因此，汉代合浦郡相当今之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及海南，西起中越边境的北仑河口，东到广东开平，北抵广西容县，南括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广阔地带。在合浦郡这样广阔的地方，西汉时期的居民仅有15298户，78980人。(《汉书·地理志》)农业仍不很发达，“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后汉书?孟尝传》)其问到处是“蛮夷”、“蛮里”，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还相当恶劣。 
    汉武帝在合浦设郡以后，继任者把它作为流放罪人集中的地区。从《汉书》和《后汉书》等文献记载看到，自西汉后期起，“徙合浦”的事件屡见不鲜。仅从汉成帝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到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的30年间，因罪“徙合浦”者就有10余起。②被“徙”的罪人大都是高官贵族、皇亲国戚及其家属。如孔乡侯傅晏、方阳侯孙宠、关内侯张由、南郡太守毋将隆、泰山太守丁玄、河内太守赵昌、颖川都尉右师谭、郎中令冷褒、黄门郎段犹、中太仆史立等等。他们都是曾在朝廷掌实权的人物，有的曾喧赫一时，势倾朝野，但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中，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或冤死狱中，或流徙远域。 
    “徙”是对罪犯的一种刑罚。汉代流徙合浦的人，到达合浦后，除了未经皇帝许可，不能返回原籍或京城之外，但对他们的生活，似无太多的限制。他们有充分的谋生手段，可以利用自己充裕的财力、物力，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有的甚至发家致富；有的招生授徒，从事讲学和著述，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掌握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技能，带有先进的生产工具(如铁器)，到这片经济、文化相对都比较落后的地区来，很快就显示出他们在生产、经营方面的优势。他们可以占住大片土地，甚至可以雇请当地廉价的劳动力，进行垦殖，种植水稻、林果，捕鱼、采珠、煮盐，同时进行贩运，积累资财。这些活动，对开发北海地区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 
    大批移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加速了北海地区的开发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由于汉越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自西汉中期以后，北海地区的经济走上快速发 
展轨道，到西汉晚期，就相当繁荣了。这些繁荣景象，由留存下来大批的汉墓得到充分反映。

 
    三、北海汉墓大观 
    汉代实行厚葬。当时儒家思想处于独尊地位，鼓吹孝道，即所谓¨慎终追远”，事死如生，凡生前所需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各种日常用品，包括田园宅院、俑人车马，通通随死者埋入坟墓，并在地面上垒起高大的坟堆。于是留下一大批汉代墓群。其中北海境内的合浦汉墓群，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处，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合浦汉墓群主要分布在合浦县城廉州镇境，往南延伸到北海福成镇。而以廉州镇东北郊金鸡岭、铜鼓岭，东南郊风门岭、望牛岭、凸鬼岭、九只岭，西南郊母猪岭、四方岭、宝塔山、狮子岭乃至禁山一带最为密集。整个墓群从东北往西南，把当今的廉州镇团团包围，高大的封土堆，往往像一座一座的山岭。据20世纪80年代合浦县博物馆调查登记，在地面上尚保存有明显封土可数的汉墓还有1000余座，从已经发掘的经验得知，封土已经淹没的将十倍于此，估计总数在10000座左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历年清理、发掘的汉墓已达500余座，出土文物数万件。其中年代早的是西汉中期，极少数可早到西汉前期，晚的到东汉时期，少数延续到晋至南朝，而以西汉晚期到东汉前期的最多，正好和汉设合浦郡的年代相吻合。 
    合浦汉墓的墓室分土坑和砖室两种。基本上都有墓道，墓道有斜坡式的，也有阶梯式的：墓室除放置棺具的主室外，有的还有耳室或侧室。其中还有同坟异穴夫妻合葬墓。随葬器物以陶器和铜器为大宗，还有金、银、玉石、玛瑙、水晶、琉璃、琥珀等大量的佩饰品，反映出当时经济发达，物产丰富，社会繁荣。 
    金鸡岭位于廉州镇东北约4公里，实际上是一座高达10米、直径90米的汉墓封土堆。它周围又有很多封土堆，形成一个墓群。金鸡岭墓群北自电站村，南至蛹口小学，长l000米；西起新村，东至金鸡岭坡脚，宽520米，在这个范围内有封土堆可数的汉墓至少还有59座。l975年秋广州中山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实习，在堂排至蛹口间发掘4座，规模都比较大，其中2号墓在同一封土堆下覆盖着两个并排墓穴的夫妻合葬墓。西为M2A，有斜坡墓道，墓坑填土是含水量大的粘土，棺室内外放置着大量的陶器、铜器、滑石器和玉石佩饰品，陶器有瓮、罐、双耳罐、四耳罐、壶、匏壶、盆；铜器有簋、盆、瓿、灯、镜；铁器有削；金器有镯、戒指；滑石器有鼎、炉；还有琉璃珠、琥珀狮、骨珠、玛瑙珠、肉红石髓珠、水晶珠。东为M2B，有斜坡形墓道，墓道左侧又辟一个带窄甬道的耳室。墓室内填五花土，层层夯实，底铺一层木炭，木炭层下铺一层细沙，有纵向枕木沟2条。棺椁已废，但痕迹可辨，随葬品大量摆置在棺的右侧与椁壁之间。计有陶器瓮、罐、壶铜器鼎、壶、长颈壶、簋、盒、钵、奁、鐎壶、熏炉、锅、镯、灶、灯、镜、带钩、剑、矛、车戟；铁器刀、锄；还有漆耳杯、黛砚、琉璃珠、琉璃管、水晶珠、琥珀珠、玛瑙珠、玛瑙鹅、肉红石髓珠、肉红石髓狮；泥质斧、泥质锄、泥质五铢。其中铜锅内装满荔枝和稻谷一件陶罐内盛满青蚶。玛瑙鹅、肉红石髓狮都是精致的雕刻艺术品。1号墓是一座长6.4米、宽4.4米的大墓，墓口覆盖一层厚约0.4米的小卵石，墓坑内填五花土，自中部以下积石积炭，底铺粗砂、木炭和砂石，可惜早年被盗，只出了残陶器ll件、残铜器5件、滑石器2件、琉璃珠400多颗、五铢钱数十枚。其中有一件“劳邑执刲”琥珀印，说明墓主人可能原是劳邑部族首领，曾被封为执刲，相当于郡守一级的地方官吏或屯戍该地的武官。③黄泥岗位于廉州镇东南，l990年发掘一座东汉初期的砖室木椁墓，随葬品异常丰富，计有铜器、陶器、玉石器，包括铜器壶、碗、釜、蒸酒器、灯、镜、剑和铜制明器仓、灶、井等；陶器有罐、壶、基和明器陶屋：玉器有出廓璧、母子带钩、蝉形琀、蟠螭纹佩；还有玻璃杯、玻璃串珠、水晶串珠、玛瑙串珠、琥珀串饰、金花球串饰、金带钩、“货泉”铜钱。有印章2枚，一枚龟纽铜印，阴文篆书“陈褒”；一枚滑石印，刻‘‘徐闻令印”4字。墓主是徐闻县令陈褒。④风门岭位于廉州镇东南约3公里，也是一个汉墓群。1985年6—7月发掘8座，出土的随葬品有陶器罐、壶、鼎、灯、屋、灶、井；铜器□（上面三个“田”，下面一个“缶”）、盆、碗、盒、釜、奁、提梁壶、鐎壶、杯、熏炉、杵、臼、灶、镜、环首刀、矛、戟、五铢钱；铁器三脚架、剑；滑石器鼎、罐、钫、灶、井。在一座西汉晚期的同坟异穴夫妻合葬墓中出土的一件铜鐎壶肩部刻划“西于”2字。l986年春又发掘10多座，其中10号墓是一座新莽时期的砖室墓，随葬大量的陶器、铜器和佩饰品。陶器有罐、坛、提桶、灶、井、屋、仓；铜器有鼎、壶、提梁壶、鐎壶、碗、盘、樽、熏炉、灯、镜等；装饰品有金戒指、金花球、银戒指、玛瑙珠、琉璃珠、水晶珠、玉琀、玉琪、玉塞、玉猪等。⑤2003年l l一l2月再发掘4座，其中26号墓是一座大型的土坑木椁墓，由墓道、椁室及外藏椁组成，椁室周围用白膏泥封护，棺位于墓室后部西侧，已腐朽，朽痕上散落着琉璃串珠、铜钱、玉璧、鼻塞、耳硝等物。棺前有头箱，置日常生活用品，以铜器为主，计有碗、钵、盘、杯、樽、盒、灯等；边箱与棺等长，置大量铜器和陶器，铜器有鼎、壶、钫、簋、盆、釜、鍪、提梁壶、长颈壶、鐎壶、熏炉、杵臼等日常生活用品和井、灶、狗、禽鸟、俑等模型明器，陶器有屋、仓、灶、瓮、壶、罐、五联罐等。部分器物内有植物种实及其它残留物，一鼎内有鱼骨，铜井内有提桶，铜灶上有锅。墓室前部有拉车铜马、铜仓，仓顶上有鸟、鹅、鸡、蛙、鱼等青铜小动物饰件。外藏椁位于墓道底部与墓室相连处，置铜牛一对和大陶瓮l件。也应是郡守官吏的墓葬。另一座墓出土的陶仓里盛着金黄色的稻谷。 
    望牛岭位于廉州镇东南郊约2公里处，与风门岭毗邻，也是一处汉墓封土堆集中的地方。1970年合浦县炮竹厂基建时发现一座大墓，1971年冬发掘，被称为望牛岭1号墓，是一座西汉晚期带耳室的木椁墓。这座墓地面有高达5米、底径40米的封土堆，墓坑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略呈“干”字形，全长25.8米，最宽处14米，分为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和主室等部分。这种带耳室的多室木椁墓，主室的中后部置有一棺，前部及漆棺两旁放置大量铜器和漆器；南耳室存放陶器、陶俑和小量铜器；北耳室埋藏车马器。随葬品有铜器、铁器、陶器、漆器、金饼、金珠和水晶、玛瑙、琉璃、琥珀饰品等共240余件。铜器的品种多，数量大，在随葬品中占主要地位。其中凤凰灯、提梁壶、长颈壶、三足承盘、魁、镇等，都是精美的錾刻花纹铜器，有两件陶提筒内壁有朱书文字，一件是“九真府”3字，一件是“九真府口器”5字。推知墓主人生前是九真郡太守。⑥l985年5、7月发掘5座，其中4座土坑墓，有3座是同坟异穴的夫妻合葬墓，随葬品以铜器和陶器为主，陶器有罐、壶、灯；铜器有提梁壶、□（上面三个“田”，下面一个“缶”）、承盘、釜、盆、杯、熏炉、鐎壶、灯、镜、五铢钱、井、杵、臼；铁器三脚架、剑。⑦凸鬼岭位于廉州镇南约2公里，东和望牛岭相连，封土堆连绵起伏，也是汉墓的主要分布区。l984年清理2座，都是同坟异穴夫妻合葬墓。出土随葬品有陶器瓮、鼎、壶、罐、甑、灶，铜器壶、钫、奁、釜、鐎壶、镜，铁器釜、锸、刀，玛瑙串饰、玻璃珠、黛砚等。属西汉晚期。⑧1999年清理17座，其中8座竖穴土坑墓、2座砖木合构墓、7座砖室墓。出土器物273件，包括陶器154件，铜器42件，铁器13件，滑石器12件，还有金戒指、玉管、石黛砚、铜钱以及水晶、玛瑙、琥珀、玻璃等珠饰。⑨四方岭位于廉州镇南郊2公里处，可见汉墓封土堆1 29座，其中最大一座封土直径60米、高约7米。l987年发掘的36号墓保存完整，有斜坡墓道，墓室由前室、左右耳室和后室组成。前室是穹窿顶，耳室和后室是拱券顶。随葬器物40多件：前室有铜樽、提梁壶、铜鼎、礁壶、承盘、铜灯，滑石钫、滑石炉；后室有铜镜、铁环首刀和水晶珠、玛瑙串珠、五铢钱，以及陶仓、陶井、陶灶，壁龛内有陶屋一座，左右耳室内置陶罐、陶壶、陶提桶。文昌塔位于城西南约4公里处，l987年3月－l988年5月，清理27座，出土文物近1000件，主要是陶器和铜器，陶器有瓮、罐、瓿、鼎、壶、樽、盒、簋、四联罐、五联罐、耳杯、熏炉、屋、仓、井、灶；铜器有壶、鐎壶、奁、盆、盘、案、盒、杯、屋、仓、灶、剑、环首刀、带钩、镜；有大量滑石器、玉石、玛瑙、水晶、琥珀、琉璃佩饰品。⑩母猪岭位于廉州镇南2公里处，l991年7’8月发掘6座中小型的砖室墓，有3座单室墓、3座双室墓，其中1座是带甬道的双室墓。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水晶、玛瑙、琥珀和玻璃珠等佩饰品较多，铜器、金银器和滑石器较少。陶器有鼎、罐、壶、钵、盘、樽、瓮、盂、釜、提桶、鐎壶、熏炉、仓、屋、井、灶。铜器有酒樽、承盘、鐎壶、杯、盘、灯、镜和钱币。年代为东汉时期。（11）九只岭位于廉州镇城南约4公里处，原有九个汉墓封土堆，故名。2001年配合基建发掘5座，其中砖木合构墓1座、砖室墓4座，都是东汉墓。出土器物211件，其中陶器127件、铜器57件、铁器l4件、滑石器3件，还有金戒指、银戒指、银手镯、骨刀、玉璧、石砚、铜钱、水晶珠、玛瑙珠、琥珀珠、琉璃珠等。5号墓出土琥珀印章2枚，分别刻“黄昌私印”、“黄□□印”。 （12）禁山位于廉州镇西南约6公里处，l994年在小儿塘发掘汉墓38座：l996年在合浦火车站西南七星岭发掘l l座，都是东汉砖室墓。七星岭汉墓出土陶器33件、铜器l5件、铁器和滑石器各1件。（13）盘子岭在廉州镇东南约9公里处，位于北海福成镇中站的西部，是三合口农场的耕作区。l995年为配合农场兴建移民住宅小区，发掘38座，有砖木合构墓3座、砖室墓35座，都是东汉墓。出土随葬品100多件，计有陶器101件、铜器9件、铁器3件、银器l件、玻璃器1件、石黛砚2件，还有五铢钱、货泉、大泉五十等铜钱。（14）杨家山墓群，位于盘子岭西南。l957年发掘一座东汉砖室墓，出土陶罐、陶壶、银指环。（15）此外，在北插江盐堆、红岭头等地也零星发掘过汉墓，出土许多珍贵文物。如此集中的汉墓，充分反映出合浦作为当时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经济繁荣，人气旺盛。这些墓葬的构筑及丰富的陪葬品，全面反映了汉代合浦社会生活面貌，是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最真实、最直接的实物资料。 

    四、雄厚的农业基础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基础。到汉代，北海地区的农业已有很大发展。首先表现在工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进步。汉墓中出土很多农具，特别是铁农具，如铁锄、铁斧、铁刀。东汉时牛耕已由九真太守任延推广到合浦郡以南的九真郡，合浦郡处在这条技术推广道路的中转站，理应先于九真得到牛耕的推广。铁农具既已广泛使用，陪葬铁农具成为重要的葬仪内容，有的墓虽然不能用真农具陪葬，也要用象征铁农具的模型明器陪葬。堂排汉墓就出土过一大堆用粘土制成、稍加烘烧的铁锸、铁斧模型，锸有l0多件、斧有20多件。当时农作物已注意施肥。从一些汉墓出土的陶屋模型来看，当时的居室砌成干栏式，上面住人，居室内有厕所，下面关牲畜。将猪圈养，不但可以使猪易于肥大，而且可以搜集猪粪尿沤制厩肥。 
    当时的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堂排汉墓出土过稻谷。大量陶屋模型内都附有劳作俑，有的执杵舂米，有的端着簸箕簸米，说明当时的主要粮食是稻谷。 
    汉代农业还包括了畜禽的饲养。农民除了耕田种地，还大量饲养家畜家禽。猪、羊、牛、犬、鸡、鸭、鹅等畜禽模型明器在汉墓中屡见不鲜，成了当时人们拥有财富多寡的一个重要标志。猪的饲养尤为普遍，从陶屋模型看，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猪圈，圈栏内的猪有多有少，少则一二头，多则四五头；有肉猪，也有带仔的母猪；猪的姿态，有静卧的，也有吃食的，还有喂奶的，形象逼真。望牛岭一号汉墓陶屋，猪圈内就有肥猪5头。有的陶屋猪圈内的猪在进食，室内有人执盆向猪食槽内倾倒猪食。至于发现单个的猪、牛、羊、犬、鸡、鸭、鹅等模型数量就更多，论质料言，有陶的，也有铜的，猪还有滑石的，鹅则有玛瑙雕凿的，都是极佳的工艺美术品。 
    与农业有关的还有果圃园艺业。l975年在堂排汉墓出土一件铜锅，内装荔枝，果壳、内核完好，是目前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荔枝标本。岭南荔枝早已闻名于世，《西京杂记》记载：西汉初年，南越王赵佗曾将荔枝作为南方珍品奉献给汉高祖刘邦。大概因为如此，使得后来的皇亲国戚对荔枝大感兴趣。《三辅黄图》记载说：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lll年)平定南越，从岭南挖了一些荔枝树移栽到京城长安，为此专门修建了一座“扶荔宫”。可惜亚热带的果树适应不了北方的寒冷气候，“移植百株，无一生者”。后来仍连年移栽，偶有一株成活，但不开花结果。荔枝难以保鲜，要输送到中原京城，必须使用驿马，日夜兼程。《后汉书．和帝纪》载：“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阻险，死者继路。” 要想吃这种佳果还得到岭南来。宋代诗人苏东坡曾在合浦住过一些时曰，他对合浦的龙眼荔枝赞不绝口，作诗称：“廉州龙眼，质味殊绝，可敌荔枝。” 
    由于农业的发展，粮食自给有余，粮食储备受到重视。考古发现不但在西汉晚期墓中看到有用铜锅装着的稻谷陪葬，而且还出现大量粮仓、粮困模型明器。粮仓模型明器几乎每一座墓都有，反映当时粮食储备相当可观。这些粮仓平面都是长方形的，象一间平房，前面有一道或两道门，门槛很高，其他三面密闭，无窗无门，和住人的房屋有明显的区别。堂排汉墓一件陶仓长方形，一大问，前面有回廊：悬山式瓦项，瓦脊偏后，瓦面呈前宽后窄，使前檐覆过回廊。前墙并排开二道门，左、右、后三面封闭。母猪岭1号墓陶仓是干栏式悬山顶建筑，前有回廊，开门一道，面阔3间，进深2间，四面墙体刻划出柱枋结构，正脊和垂脊都有博古装饰。风门岭M4B出土陶仓盛金黄色的稻谷。有的粮仓高架起来，成为干栏建筑。如望牛岭l号墓出土的铜仓，一大间，置于平台上，平台下有8根立柱，将整座建筑平地托起。仓房前壁正中有门，门为双扇，各有门环，左右开启。门下有槛。悬山顶，前后各有l2道瓦垄，屋檐向前后伸出，盖过壁墙。仓前有避风雨的回廊，回廊前缘有栏杆，十分讲究。黄泥岗l号墓铜仓，也是一大间，正面开单扇门，其他三面板壁封闭，人字坡瓦顶，平底，下附四只高足将仓体顶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座仓房的门及左右板壁、两边山墙及后壁，都錾刻了精细的图案花纹，十分华丽。仓底用4条或6条立柱将仓体顶离地面，既能防潮，又能防鼠。汉代合浦人如此重视粮仓，说明当时粮食自给有余，已经有相当多的储备了。汉代很注重粮食储备，晁错在《论贵粟疏》一文中就提出过“广蓄积，以实仓廪”的主张。有了充足的粮食储备，为合浦周围聚集大量商人和手工业者创造了最根本的物资条件。出海的船舶也可以放心地在这里备足途中的食粮，航行到更远的地方。 

    五、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合浦是古代中国与东南亚、西亚和欧洲距离最近的中国海港。自秦始皇开凿灵渠，沟通湘漓二水之后，中原和长江流域，就通过合浦港与西方交通，贸易往来，形成了中国和西方距离最短的海上丝绸之路。其实这条丝绸之路老早就已开通，《逸周书·王会解》说：殷商时，朝廷就要求岭南越人以象齿、文犀、玳瑁、珠玑、翠羽“为献”。这些奇珍异宝不全是中国岭南所产，大都是越人通过海外贸易获得。而这种海外贸易很可能就是在合浦港完成的。因此民间往来的海上丝绸之路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诞生。秦始皇开凿灵渠之后，为获取犀角、象齿，官方在原有民间往来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带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西汉前期，南越国控制岭南之时，已派使节来管理这一方土地。到汉武帝在此设郡之前，这里已是海上交通枢纽和主要贸易口岸，成为一个商贾云集的经济中心。汉武帝选这里设郡也是因为有此基础。设郡之后，合浦又成了北部湾沿海的政治中心，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地位得以凸现。 
    关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地理志》，其文曰：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八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洲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至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德威，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曰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段文字是关于中国海外交通史最早的、最确切具体的记录。它记载了两千多年前汉朝使节走出国门的航程及相关情况：第一，汉使是从日南、徐闻、合浦乘船出海的，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同为始发港；第二，汉使先后到达了都元、邑卢没、谌离、夫甘都卢、黄支、已程不等国，历时一年有余。然后返航，途经皮宗，回到日南郡象林县，又历时10个月；所到之处，得到各国友好相助，同时也历尽艰难险阻；第三，汉使携带中国的“黄金杂缯”出海，从海外换回“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 
    黄门是汉代皇室的内务官，译长是通晓外国语言的翻译官，应募者是受招募参加运洋贸易船队的人。这些人应有丰富的航海经验和同南海诸国打交道的经历。 
    汉使航船所过的地方，经过有关专家反复考证，一般认为都元国在今马来西亚西南海岸和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邑卢没国在今缅甸南海岸，谌离国在今缅甸西南海岸，夫甘都卢国在今缅甸蒲甘城，黄支国在今印度半岛东南部海岸建志补罗，已不程国在今斯里兰卡，皮宗国在今马来西亚东海岸。（16）考古发现也证实，中国汉代商人的足迹已遍及南洋各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沙胜越河口发现一批汉代五铢钱，在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等岛屿发现有中国汉代陶明器，特别珍贵的是，在苏门答腊出土的一件陶鼎的底部还有西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的纪年铭文，在加里曼丹岛出土公元l世纪的薄绿釉陶魁，与合浦望牛岭汉墓出土的陶魁极为相似。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同印度尼西亚等国有了经济、文化联系，而且很可能有一部分居民通过海路从中国大陆移居到了这些海岛上。 
    在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中国从西域去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经常受阻，大批陆运商人被迫转向南方海路，以合浦为出发港的海外贸易更为频繁，并进一步延伸到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就是《后汉书》中提到的“大秦”，它是以今意大利为中心，包括北非、西亚和欧洲南部的大帝国。《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土多有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开、朱丹、青碧。……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由此可见，罗马帝国与汉王朝的丝绸贸易，以前是间接贸易，受到安息国官府和商人的从中盘剥，到延熹九年(166年)罗马帝国国王安敦所派使者沿着西汉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来，从日南郡经合浦郡往北到达洛阳，从此两大帝国才开始了直接贸易。相当于东汉时代的罗马作家大普林尼的《博物志》、希腊作家托勒米的《地理志》、波尼金亚斯的《希腊指南》等书，都有关于中国同南洋交通的记载，不少外国使节也从海路经过合浦到达长安和洛阳。 
    当时远洋航行的船只主要是木帆船，航海技术较低，抗风浪能力有限，又没有指南针指示方向，只能缘海岸而行。北部湾是季风气候区，冬季多行东北风，夏季多行西南风，顺风扬帆，比较方便。缘海岸而行也容易取得粮食和淡水的补给，不断向前推进。汉代译使从中国出发的3个海港中，合浦港居于环北部湾沿海中心位置，又因有南流江交通之便，附有广阔腹地，成为最重要的港口。东汉初马援征交趾，“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就是从合浦出发，缘海岸而行的；西晋时交趾采访使石崇出使安南，走的也是这条路。博白县城西南的绿珠镇处南流江畔，那里有一座绿珠庙，流传着石崇途经博白，花三斛珍珠购买美女绿珠的故事。汉代交趾刺使按察岭南各郡，东晋卢循从广州率军撤走，也是走这条海路。直到南朝，航海技术发展到可以由海南岛东边飘洋过海后，广州的扶胥港才代替合浦港。 
    汉代船队航行到异国他乡，往往人生地疏，需要请当地的人帮忙，“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有时会遇到“剽杀人”的情况，“又苦逢风波溺死”，困难重重。航行到更加遥远的大秦等国，风险更大。但是他们冲破了重重风浪，前仆后继，开辟了这条沟通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北非和欧洲的万里航线，为中西文化交流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六、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主要反映在人流、物流等方面。 
    (一)首先是人员交流 
    1．通过合浦派出官员到周边郡县任职 
    汉代的郡守都是由中央直接委派的，边郡长官除了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就地选用以外，多数也由内地派往。据《水经注·交州外域记》所载：南越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后来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征讨南越，军到合浦，“越王令二使者赍牛百头，酒千钟，及(交趾、九真)二郡民户口簿诣路将军。(路)乃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诸骆将主民如故。”由此可见，交趾、九真二郡最初的太守都是南越王国的“使者”，归汉以后是由伏波将军路博德委派的。西汉末年的九真太守任延是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后汉书·任延传》)，东汉交趾太守锡光是汉中(今陕西汉中)人(《后汉书·岑彭传》)，日南太守李善也是南阳人(《后汉书·李善传》)。他们从中原内地到九真、日南任职，肯定也是从合浦乘船而去的。 
    望牛岭一号墓出土两件陶提筒，腹部内壁都有朱书隶体文字。一件完整，有盖，腹内壁书“九真府”3字，一件盖已失，器身亦残，在腹内壁尚保存有朱书“九真府口器”5字。九真和合浦一样，也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南越后在岭南所设九郡之一，其地理位置在今越南的清化、义安、河静一带。“九真府”就是九真郡府。书写“九真府”的陶器是九真太守的官署用器。墓主人应当是九真郡太守。汉代合浦郡与九真郡相距五、六百公里。这些官吏既被从合浦派出，死后又归葬合浦，说明当时来往极为方便。 
    1957年在湖北省当阳县发现一座东汉时代的砖室墓，墓砖有“日南太守冢”和“日南太守”的铭文，是一位日南太守的墓葬。（17）日南也是汉武帝在岭南设置的九郡中的一郡。汉代日南郡在今越南中部北起横山南至大岭地区。从日南到湖北当阳也一定走海路经合浦，溯南流江，过桂门关，进入珠江流域，再溯桂江，过灵渠，下湘江，进入长江水系。 
    在风门岭一座西汉晚期同坟异穴夫妻合葬墓中出土的铜鐎壶肩部刻划“西于”2字。《汉书·地理志》载，交趾郡下有西于县。又《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记载：下鹿侯左将黄同，以故瓯骆左将斩西于王功侯，七百户，元封元年封。《后汉书·马援传》又说：马援在平定二征之后，“奏言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许之。”可见西于是汉置县，属交趾郡，地当今越南北部，故城在龙编县东。这件有“西于”铭文的铜鐎壶可能是西于侯或西于县令之物。在广东肇庆大辽山东汉墓曾出土两件有“西于”铭文的铜器，一件铜洗刻隶书“元初五年七月中，西于造，谢著胨”13字；一件铜壶刻隶书“元初五年七月中，西于李文山治，谢著有”l6字。此墓还出土有铜剑、铜镜、带钩，錾刻龙风鱼虫纹铜案，马蹄金、银指环、玛瑙珠、松香珠、金星石雕狮等。元初是汉安帝刘祜的年号，五年是118年。谢著应是墓主，铜器的铸造地应是西于县，工匠是李文山。（18）在此之前容庚《秦汉金文录》著录过一件传世铜釜有“汉安二年十月十三目交趾西于作”铭文。汉安二年即公元l43年。西于王或西于县令，也是通过海路与合浦和肇庆沟通的。 
    黄泥岗一号墓是徐闻县令陈褒的墓。徐闻是合浦郡的属县，位于雷州半岛南端，扼琼州海峡咽喉，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一个重要海港。徐闻县令当从合浦郡治派出，然后回到合浦或死后归葬合浦。从合浦到徐闻，缘海岸而进更是方便。 
    苍梧郡广信人士燮，汉末任交趾太守时，其弟士壹、士有、士武分别为合浦、九真、南海太守，兄弟四人“并为列郡，雄长一州”(《三国志·士燮传》)，他们之间的往来也必以海路为便。 
    2．海外各国通过合浦前来贡献 
    海外各国纷纷经由此路向中国贡献。《后汉书》对此有许多记载：如《南蛮西南夷列传》： 
元始二年(公元2年)，日南之南黄支国来献犀牛。建武十二年(36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明年(37年)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白菟。章帝元和元年(84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豪献生犀、白雉。永元六年(94年)，永昌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97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属，献象牙、水牛、封牛；延光元年(122年)，九真徼外蛮贡献内属；三年(124年)，日南徼外蛮复来内属；顺帝永建六年(131年)日南徼外叶调王遣使贡献；熹平二年(173年)日南徼外国重译贡献；光和六年(183年)日南徼外国复来贡献。 
    《后汉书·西域传》说：天竺国(今印度)“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四年(161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大秦国(即罗马帝国)于桓帝延熹九年(166年)遣使自目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 九真、日南以外的南海诸国和部落首领与汉朝政府往来，和汉朝使节往返一样，仍以徐闻、合浦、日南障塞海港登岸，因此，自汉武以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这些贡献都经过海路从合浦入境，转往中原内地。每次贡献，汉政府都有回赠，而回赠最多的是“彩缯”。这种贡赠关系实际上是以异国的“珍宝”换取中国的“丝绸”的一种变相的官方贸易。 
    3．通过合浦港输入人口 
    在合浦、贵港、梧州、兴安等地的东汉墓中出土过“胡人”陶俑。如堂排号墓出土的舞俑，竖目，小眼，络腮胡须，应是胡人；1982年贵县(今贵港)铁路新村3号墓出土的人俑活动流陶壶，高鼻深目，络腮胡须，全身体毛发达，头戴圆顶帽，完全是胡人形象。（19）梧州汉墓出土的持灯俑也是胡人形象；兴安石马坪汉墓出土的陶俑，左腿向内横屈，右腿屈膝垂立，高鼻，深目，大耳，刻划有须，胸有双乳突，胸背多毛，也应是胡人。据《广州汉墓》一书考证，从体形特征来看，他们有可能来自西亚或非洲东岸。这种陶俑大概即杨孚《异物志》所称的“瓮人”。公元前2世纪前后，已有不少印度人移至印尼，他们与当地部族首领结合，在沿海一些地方建立起奴隶制王国，有些土著居民被奴隶主当作商品往外贩卖。中国南海船队回程航线由黄支经皮宗回国，这些胡人，一种可能是中国船队带回，另一种可能是由印度商人贩运而来。（20） 
    4．佛教南传之路 
    东汉时期，佛教从陆路传入中国。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和繁荣，往返于中国、印度之间的高僧同时使用海路。自晋以来，不少佛教僧人从合浦港登陆，经此扬帆北去中原，丝绸之路也成了佛教南传之路。（21）在贵港出土过三国吴黄龙元年(229年)铭文的神兽纹铜镜，镜背内区主纹有高浮雕的佛像。《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载：汉末董督岭南七郡的士燮兄弟“出入鸣钟磬，各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这些焚烧香的“胡人”应当包括南亚来的佛教徒。中国最早的佛教著作《理惑论》，其作者牟子是广西苍梧的儒生，携母由合浦海道入交趾(今越南河内附近)读经书，攻佛学，再回到苍梧撰写是书。三国时一些印度僧人途经交趾北上，到吴国都城传教。第一个在中国南方设像布教的康僧会，其祖先是康居人，世居天竺(印度)，其父亲因经商移居交趾，他本人随父母长住交趾，十多岁出家，明解三藏，博览六经，赤乌十年(247年)到建业(今南京)，吴主孙权为之盖建初寺。康僧会从交趾到建业，必以北海合浦为通道。 
    西晋惠帝末年，天竺僧人耆域“自发天竺，至于扶南，经诸海滨，是涉交、广”，后来北上湖北襄阳，当也途经合浦。《梁书·诸夷列传》和《南史·扶南国列传》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天竺国阿育王曾为其第4女造了一尊佛像。这尊佛像被送到邺下(今南京)时，正值战乱，临时埋在河边，到晋咸和(326年--334年)间，这尊佛像被人发现于水中，但已缺趺。发现者当即将这尊佛像送往长干寺供奉。一年以后，有人在海口打捞出铜花趺，拿到长干寺一对，正好与佛像相合。到简文帝咸安元年(371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下海采珠，得佛光焰，送到长干寺以施佛像，又同这尊佛像相合。“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得佛光焰，历三十余年，光趺始具”。这个故事的某些情节过于离奇，不可信。但它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东晋时期，天竺国的佛像有从海路经过合浦传入中国内地的可能。苏东坡《菩萨泉铭并序》说到，晋人陶侃在任广州刺史时，在海上得到阿育王铸造的有款识的文殊师利像，后来转送到武昌寒溪寺了。《南齐书·祥瑞志》载，永明七年(489年)越州(今属合浦)人采到一颗象思维佛像的白珠，也献给皇帝，齐武帝为此盖了一一座禅灵寺把它作为佛像供奉。这些又为天竺佛像经合浦传入中国内地增加了旁证。 
    东晋时期，罽宾(今克什米尔)僧人昙摩耶舍“喻历名邦，履践郡国”，于隆安(397—401年)问，初达广州，在王园寺(今光孝寺)传教，至义熙(405—418年)问“来入长安”。南朝时期，罽宾僧人求那跋摩随商人船至广州，宋文帝于元嘉元年(424年)派人迎至建康(今南京)。中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由师子国“随舶泛海”，元嘉十二年(435年)至广州，宋太祖遣使迎至京师；天竺僧人拘那罗陀(亦名真谛)于梁大同十二年(546年)从扶南至南海(今广州)，后北至建业(今南京)，等等。晋、南朝时期的“广州”，辖区包括今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这些外国僧人到所谓广州，其中也应包括在广西合浦登岸者。 
    据唐僧义净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唐初的道宏、贞固、智弘等高僧都曾到过广西桂林，并由桂林前往印度。智弘是洛阳王玄策之侄，初入道就想西游，“济湘川，跨衡岭，入桂林而托想，遁幽泉而息心，”颇经年载，后与无行禅师为伴，“至合浦升舶，长泛沧溟”。 
    唐中叶以后，由于中国西部丝路断绝，南海丝路相对繁荣起来，中外僧侣往返途经广西的更多。博白县顿谷宴石山隋唐时期寺院和摩崖佛造像，就是佛教南传路上的记录。 
    (二)其次是物资交流 
    1．外流物品 
    从《汉书·地理志》记载来看，官方贸易带出去的主要是“黄金、杂缯”。 
    黄金是一种贵重金属。色泽艳丽，不生锈，不变质，是人类最早开发和利用的金属之一。《管子·地数篇》说：“黄金为中币”，可见从春秋时期开始，中国已把黄金作货币使用。到战国时期，以楚国为首，黄金在市面上流通量很大，出现了扁圆状的金饼和板块状的金版等多种形式的黄金货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货币法定为二等制，黄金为上币，以镒(合20或24两)为单位，主要用于皇帝赏赐和大宗支付及储藏；铜钱为下币，以半两(1两=12铢)为单位，主要用于日常交易。汉承秦制，继承实行货币制度二等制，但黄金的计算单位由镒改为斤，铜钱开始仍铸“半两”，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起改铸“五铢”钱，通行全国。汉代的黄金具有价值尺度、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等多种职能，使用的数量相当惊人。作为货币储藏手段和大宗支付手段，也用于给死者陪葬。在合浦、贵港、梧州、兴安，乃至广州的汉墓中确实有黄金发现。合浦望牛岭l号墓出过2枚金饼，正面凹陷，刻有铭文，背面稍隆起，比较粗糙。一枚直径6.3厘米，重249克，刻一“大”字，“大”字下方再细刻“太史”二字；一枚直径6.5厘米，重247克，刻一“阮”字，“阮”字上方再细刻一个“位”字。这两枚金饼的大小、轻重都比较接近，与全国各地出土的汉代金饼规格相近。汉代规定“一黄金一斤”，这2枚金饼的实际重量都接近汉代标准重量一斤，也与文献记载相合。金饼是溶铸的，铸成后再在上面刻字，“大”、“阮”字可能是物主姓氏，金饼在合浦发现，也是海上贸易用作大宗支付手段或国际货币的反映。 
    合浦汉墓出土许多金串珠、金戒指、金手镯、金耳珰、金带钩等，这些金器有的是当地官僚贵族的佩饰品，有的可能是原来准备出海的商品，后来转为“内销”，成了陪葬品。 
    杂缯，也叫綵缯，就是各种丝绸。古代称丝织品为缯，海上丝绸之路因此而得名。缯这种有机物品，在北海地区这种含酸性土壤中难以保存，所以在汉墓中很难发现。贵港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一方记载该墓随葬品清单的《从器志》木牍，就写到有“缯六十三，匹三丈”，表明该墓用了63匹丝绸陪葬，可见数量之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很多丝织品，其中一号墓出土6大箱丝绸；三号墓出土l0箱丝绸，其中2箱是丝绸衣服，8箱是成匹的丝绸。这些箱子上挂着的木牌上分别写着：“锦缯笥”、“绣缯笥”、“素缯笥”、“帛缯笥”等。汉代长沙国首府临湘(今长沙)是一个向海外输出丝绸的集中地，各地生产的丝绸，通过长江运到这里集中，再通过湘江、灵渠、漓江、北流江、南流江运到合浦港出口。(22) 
    合浦及其所属朱崖“男子耕农，种禾稻纶麻，女子桑蚕织绩”，即男子种植水稻、纻麻，女子种桑、养蚕，纺织、绩麻。由葛织成的葛布，薄爽凉快，宜为南方夏衣，其中的广幅布，既是进贡朝廷的稀世品，又是出口的畅销品。 
    2．流入物品 
    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从海外购入的是“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 
    “璧琉璃”当是指古玻璃。合浦汉墓随葬的玻璃器，包括珠、管、璧、环等佩饰品和杯、盘、碗等饮食器皿。其中以珠最多，据不完全统计，总数上万枚，一般每座墓少则l枚，多则千余枚。如2001年发掘的九只岭6号A墓出土3869枚、5号墓出土l331枚，是目前所知广西汉墓出土玻璃珠最多的两例。堂排3号墓出土l080多枚，1号墓出土437枚，2号墓出土l33枚；望牛岭1号墓出土825枚，2号墓出土826枚；廉州灯炮厂1号墓出土800多枚；母猪岭1号墓出土450多枚，6号墓出土410多枚；风门岭4号墓出土530枚，l0号墓出土l45枚等等。玻璃珠有透明的、半透明的和不透明的。颜色以蓝色占绝大多数，次有青、绿、褐、棕、红、紫、黑色等多种。蓝色又分深蓝、天蓝、湖水蓝等。形状有圆算珠形、球形、圆柱形、橄榄形、扁圆形、五棱柱形、网坠形，还有管状的，风门岭西汉墓出土的玻璃珠还有鱼形、瓜形和花篮形的，五彩缤纷。玻璃珠一般作为佩戴饰物，出现在死者头部或胸腰之间，但作为财富的象征又与其它值钱的东西放在一起。如1985年清理廉州炮竹厂一号西汉墓，发现有800枚玻璃珠与数百枚五铢钱一起存放在一个漆盒内，下层是五铢钱，上层是玻璃珠。 
    玻璃除了珠饰外，还在凸鬼岭西汉墓出土过玻璃环、望牛岭西汉墓出土过玻璃璧、母猪岭西汉墓出土过玻璃盘、堂排汉墓出土过玻璃碗，文昌塔、红岭头、黄泥岗汉墓出土过玻璃圜底杯、文昌塔西汉墓出土过玻璃龟形器。在同一交通线上的贵港、梧州、昭平、平乐、兴安的汉墓中也有玻璃饰物和玻璃器皿出土。 
    这些明珠、流离(玻璃)在合浦登陆后，再运到郁林(今贵县)、苍梧(今梧州)，由内河转运到全国各地。合浦、贵港、梧州出土大量的玻璃制品，与当年这种远洋贸易不无关系。 
    世界上生产玻璃最早的地区在西亚和地中海东部沿岸国家，其最早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2700年，中国则到公元前1100年左右才开始烧造玻璃。西方的玻璃是钠钙玻璃，中国古代的玻璃是铅钡玻璃。两地玻璃所含元素不同。 
    汉代，由于上层统治者对玻璃制品的刻意追求，国产玻璃似乎已不敷需要，便从国外大量进口。在《汉书》、《后汉书》上都有关于进口玻璃的记载。当时从西方进口玻璃制品有陆海两路，陆路是从西亚翻越葱岭，经西域各国到达长安(今西安)，这是陆上丝绸之路，海路是从印度洋西海岸穿过马六甲海峡，经南洋各国进入中国东南沿海，是所谓海上“丝绸之路”，合浦正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中最重要的出入境海港。 
    “明珠”，“奇石异物”当是指各种矿物质制作的佩饰品。包括宝玉石、玛瑙、琥珀、水晶等各种珠饰，五花八门。(23) 
    玉是中国一种带有神秘色彩和享有崇高地位的物品。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说：“玉，石之美，有五德者。”古人把质地坚硬，颜色晶莹，细腻透明的美石统称为玉，包括水晶、玛瑙、宝石、孔雀石、琥珀、青金石、绿松石等。但从狭义来说，玉是指矿物学上的闪角石、辉石之类，俗称软玉和硬玉。软玉即闪角石类，主要成分是硅酸钙的纤维矿物，硬度为6-6.5度。硬玉是指羊脂白玉、黄玉、青玉、碧玉、墨玉，属辉石类，又称翡翠，主要成分是硅酸钠和硅酸铝，质地硬(硬度为6.75-7度)，密度高，具有玻璃光泽。 
    合浦汉墓出土的玉器主要有璧、带钩、珠和各种葬玉。1975年秋发掘堂排西汉晚期墓，出土一些葬玉和用玛瑙、水晶制作的佩饰品；l986年发掘风门岭l0号墓，出土一套较完整的葬玉，即猪形玉握、蝉形玉!、杏形眼盖、六棱柱形鼻塞和肛门塞、圆柱形耳塞。在黄泥岗、母猪岭、凸鬼岭、北插江等处西汉晚期至东汉的墓葬中也有玉器出土。璧是汉代常见的礼仪用玉，有谷纹玉璧、出廓六字玉璧，是典型的中国礼器；蟠螭纹玉佩、子母带钩，鸠首、鹅头、和龙头形带钩，也是中国的传统饰品。 
    玛瑙。合浦汉墓出土的玛瑙佩饰主要有玛瑙珠、戒指、耳塞、耳珰和圆雕小动物等。 
    堂排、北插江盐堆、九只岭、望牛岭、风门岭、凸鬼岭、母猪岭的汉墓都出土过玛瑙珠。玛瑙珠都在中问穿孔，颜色有红色、紫色、金黄色、褐色、橘红色，及各种颜色相间的缠丝玛瑙和苔丝玛瑙珠，形状有橄榄形、算珠形、球形、柱形(包括六棱、椭圆、长圆)、瓜子形、扁棱形、扁圆形、圆壶形、鸟形，真称得上“五光十色”。还有玛瑙戒指、玛瑙耳塞、玛瑙耳珰等佩饰品。圆雕小动物有玛瑙狮、玛瑙鹅，刻工精致，形象生动。 
    世界各地产玛瑙的地方很多，中国云南保山县玛瑙山出产的玛瑙也很出名。但在汉晋时期，都以为玛瑙出自西域，或谓大秦多玛瑙。合浦汉墓出土这样多的玛瑙不能否认有从海外输入的成分。 
    水晶。合浦汉墓出土的水晶饰品形状多样，掘不完全统计，合浦汉墓出土水晶珠已达400余颗。有白色、黄色、蓝色、紫色、棕色、红色等各种颜色；形状有算珠形、不规则形、六棱不等边形、六棱橄榄形、六棱柱形、球形、网坠形，扁壶形、扁圆形、菱形等。还有水晶管饰。 
    琥珀。合浦汉墓出土的琥珀有佩饰品珠、管饰，琥珀圆雕狮、蛙和印章。琥珀珠的颜色有褐红、深褐、深红、棕黄、棕红等色；形状有算珠形、半球形、扇形，腰鼓形、扁圆形、橄榄形、圆形、钮扣形和不规则形等。管饰有橄榄形和扁圆形。圆雕小动物有一件形状似狮，另一件形状如蛙。印章5枚。堂排出土2枚，一枚是“劳邑执刲”印，另一枚棕红色，半球形，刻“王以明印”4字。望牛岭出土一枚，刻阴文篆书“庸毋印”3字。九只岭东汉墓出土2枚，一枚龟钮方印，篆刻“黄昌私印”4字；另一枚为钮扣形圆印，刻“黄口口印”4字。除“劳邑执刲”是官印外，其余4枚都是私印。 
    琥珀的产地，在欧洲主要是波罗的海沿岸，西西里岛和罗马尼亚也有出产。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当时永昌牢夷(今云南西部)、缅甸的北部和海外的大秦国都产琥珀，中国文献到汉代才提到琥珀。但在欧洲很早就把琥珀作为商品进行贸易。大秦国(即罗马)通过腓尼基人购得波罗的海产的琥珀，制成各种成品投入市场。当时琥珀的价值十分昂贵，用琥珀雕成的小动物雕像更加值钱。合浦堂排汉墓有用琥珀雕成的小狮，也有用肉红石髓雕成狮和鹅。中国原来没有狮子，狮子只产于印度、欧洲东南部、非洲及叙利亚，至汉代，西域各国常以狮子来献，狮子才开始输入中国。狮子雕像出于合浦汉墓，也是琥珀、玛瑙从海上输入的例证。云南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汉墓都没有琥珀出土（备注：有出土），推想合浦、贵港汉墓的琥珀不会来自云南。 

    输入品还有《汉书·地理志》记载之外的犀角、象齿和香料。 
    犀角、象齿是传统的输入品。犀牛产自东南亚、印度和非洲。印度的犀牛运到中国，见诸记载最早是西汉元帝时期。《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汉书·王莽传》又说：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后汉书·西域传》载大秦国(罗马)于延熹九年派使者来献象牙、犀角、瑇瑁。虽然在合浦汉墓中还没有发现与犀牛有关的遗物，但在丝绸之路上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却出土很多这方面的遗物。如马王堆一号墓遣册简中记载：“木文犀角、象齿一笥”，西边箱的竹笥上挂着“文犀角、象齿笥”木牌，笥内装满木文犀角和木象齿。在贵港罗泊湾汉墓出土的《从器志》木牍也记载随葬品中有“象齿四”，确实也出土过木制“象齿”明器。 
    香料是从燃香所用的熏炉推知。合浦汉墓所出燃香之器熏炉有铜质和陶质两种。熏炉的盖镂空，作重叠云雾山峰纹饰，顶有活环钮，系活链，与腹部环钮连接，圆盘身，喇叭形座，有的下有承盘。望牛岭、堂排、风门岭、九只岭汉墓都出过铜熏炉，风门岭、文昌塔、母猪岭、凸鬼岭汉墓出过陶熏炉。堂排2号墓铜熏炉盖有镂孔，有活链与器身相连，出土时内有少量香料和灰烬；九只岭5号墓铜熏炉，由盖、身、底三部分组成，盖呈圆锥形，顶有展翅的天鸡形钮，钮下有四个气孔，盖面作重山形，盖与身用子母扣合。风门岭l0号墓铜熏炉盖上也有镂孔，盖与身有活链相连，底下有盘。风门岭48号墓出土的陶熏炉内盛有炭化的香料；凸鬼岭20号墓陶熏炉盖面镂长方形气孔，顶有背向卷云状钮。贵港、梧州、兴安汉墓也有铜熏炉和陶熏炉出土。说明当时燃熏香料已成为社会上层人士奢糜生活的时尚。中国不产香料，这些香料主要从东南亚等海外舶来。 

    七、汉代合浦的产业 
    水陆交通运输的发展，带动了其它手工业，汉代合浦的采珠业有长足的发展，新兴青铜冶铸业和玻璃制造业也特别引人注目。 
    (一)采珠业 
    合浦珍珠的珠母主要是马氏珍珠贝，俗称珍珠螺。据《旧唐书·地理志》载：合浦县有珠母海，是当地人采珠的地方。这珠母海又称为“珠池”，主要散布在白龙珍珠城附近的海里。自白龙海湾起，有杨梅、珠砂、青婴、乌泥、平江、断望等6大珠池。这6大珠池，一池挨一池，连绵不断，一直延续到北海市区附近的海岸，总面积达60多万亩。这一带海底层是砂质，海水比重在1.014-1.024之间，咸淡适中；水温平均为22-25℃之间，温度适宜；加上水质肥沃，硅藻类浮游生物繁多，饵料丰富。这些条件都有利于珠贝的繁殖生长。这里产的珍珠浑圆凝重，莹润皎洁，俗称“南珠”，是世界上最名贵的珍珠。也是古代向朝廷进贡的稀世珍宝。 
    合浦采珠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但至迟在秦统一岭南之前就已有了。到汉代，合浦的采珠业已很兴盛。皇室拥有大量珍珠，有时赐给重臣。武帝时，宫人“簪瑇瑁，垂珠玑”。(《汉书·东方朔传》)西汉成帝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京兆尹王章得罪大将军王凤，遭陷冤死，其妻子被流放到合浦，“以采珠为业”；发了大财，七八年间，“致产数万”(《汉书·王章传》)由于合浦珍珠久负盛名，汉朝的历代皇帝都不断派官前来搜采。所派之官，多数贪污腐败，采取杀鸡取卵办法，无限制地驱民搜采，很快采绝，还误以为珍珠跑到国外的海域去了，以致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到汉桓帝时(147-167年)，孟尝来做合浦大守，革除前弊，为政清廉，与民休息，有所节制的采集，珍珠得以自然繁殖。迁到别处的珍珠随之又回到合浦珠池来。这就是合浦“去珠复还”的故事。(《后汉书·孟尝传》)合浦珍珠也因此闻名天下，百姓返其业，商货流通。孟尝为恢复和发展合浦采珠业作出过重大贡献，深受人民的爱戴和怀念。 
    合浦采珠业的发展也为商贸注入了活力。 
    (二)青铜冶铸业 
    中国古代青铜工艺在经过商至春秋时期的繁荣阶段以后，到秦汉时期已走向衰落。汉代青铜器已从先秦那种庄严、厚重、古朴的风格中变得轻便、灵巧，纹饰也崇尚简朴。但在中国南方，特别是岭南地区，以合浦为中心却兴起了一种錾刻花纹工艺，在薄胎青铜器上用坚硬而精细的金属工具，錾凿和镂刻出繁缛精致的几何纹样和动植物图案，使该器显得特别精美华丽。錾刻花纹工艺开创了中国南方青铜器发展史的新局面。 
    合浦汉墓群中比较大的墓葬都盛行随葬青铜器，其中錾刻花纹铜器特别引人注目。这类铜器包括盛食器、饮食器、熏炉和灯具，即承盘、酒樽、鐎壶、食盒、魁、卮、杯、长颈壶、提梁壶、扁壶、熏炉、豆形灯、凤凰灯、席镇等等，都是居室的日用器，有的动物塑像如鸡、鸭，甚至仓、灶模型明器上也錾刻精细花纹。仅望牛岭l号墓出土的就有承盘、魁、长颈壶、提梁壶、熏炉、凤凰灯、席镇等20件；堂排2号墓有酒樽、长颈壶、食盒等l0件；北插江盐堆1号墓有承盘、酒樽、食盒、熏炉、豆形灯各l件 ；九只岭东汉墓有承盘、酒樽、熏炉、猴形座灯；风门岭汉墓有食盒、熏炉；母猪岭汉墓有承盘；文昌塔汉墓有扁壶等等。 
    錾刻花纹内容丰富，但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抽象性的几何形图案，二是写实性的动植物图案。 
    几何形图案最常见的是锯齿纹、菱形回纹、勾连s纹、网纹、叶脉纹、四叶纹、羽状锦纹、菱形锦纹等。锯齿纹，一般多重边，二方连续，构成纹带，常作主纹的边饰。菱形回纹，单个菱形有二重边、三重边的，有的留出中心方格为阳纹，每个菱形外对角相连，构成二方连续的纹带作为主体花纹的边饰；也有二个或三个菱形块拼成一个单元，然后错相连续，构成较宽的主体纹带。叶脉纹，又称羽状纹。正中一条直线，向两边分出对称的斜排短线，既象飞禽的单片羽毛，又象某些植物的长叶。羽状锦纹，呈鱼鳞状，层层覆盖，每块鳞片内又刻划一个伞状图案，鳞片内侧錾刻细如毫发的短毛纹，是一些华丽铜器的主体纹样。南方多孔鸟，孔雀开屏时，展开的翅膀和尾羽就是这种色彩斑烂的图案，这种图案很可能就是孔雀羽毛的模写。菱形锦纹，单个图案是菱形方块，呈四方连续展开成片，其间用椭圆形锁扣相连，每个菱形方块中又填以一个垂直的双层菱形图案，周边錾刻细线纹，从而构成绚丽的织锦。 
    植物纹，仅见花树，中心一条主干，从两边分出若干枝条，枝条弯弯下垂，又似垂柳。有的枝条上翘，枝头有圆球形物，又象是灯台。这类纹样多作间隔物出现。食案、承盘、仓上见之。动物纹样，以风、龙、鹿最普遍，而且常共存于一器。此外还有猴、虎，其他禽、兽和水中的鱼。写实图案还有日常器皿，如鼎、耳杯，刻划在食案上；九枝灯，刻划在仓壁上。 
    合浦錾刻花纹铜器制作精细，纹饰繁缛而工整，是工艺水平很高的艺术品。这些铜器都是合模铸造的，铜器表面的花纹除部分与该器同时铸出外，前面提到的那几种反复出现的纹饰都是在铜器铸成以后，再用坚硬的钢刀錾凿和镂刻上去的。弦纹、网纹等成线状的纹饰，大多是用钢刀直接镂刻的。刻划弦纹时，似应将器物放在由慢轮带动的工作台上，均匀旋转，将刻刀固定在一个位置，接触需刻划的地方，使其自然划出，因而使这些弧线柔和规整。菱形回纹中的几道平行直线，都是一刀一刀刻划出来的，由于用力不匀，线条也有深有浅，个别的在封口处划过了头。锯齿纹等短直线，则选择刃口长短不同的钢凿，一道一道錾凿上去。錾凿菱形锦纹的四条长边的凿刃较厚，凿出的线条粗而平，而其锁扣则用半个椭圆形凿刃錾凿，锁扣纹道也显得规整对称。说这些花纹是錾凿所出，是因为其线条底平而且光洁，表明对器壁起了冲压作用，如果是镂刻的其线条必然是内窄外宽，纵剖面会呈楔形，而錾凿纹的纵剖面则呈矩形。用錾凿来制造花纹，在其他青铜器上还未见到。 
    在中原地区，有一种萌芽于春秋晚期，成熟并流行于战国早期和中期的刻纹铜器，和合浦这种錾刻花纹铜器有些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如施纹的铜器都是胎壁很薄的铜器，施纹的方式都有錾凿和镂刻，有的纹样，如树木纹、鱼纹、兽纹等，也有近似之处。但从总体来看，两者不是同一系统，首先是器类的不同，前者主要是匜、盘等舆洗器，后者则主要是食案、承盘、酒樽、食盒、壶等饮食器，其次是纹样的不同，前者的几何纹主要是三角纹、綯纹、蟠螭纹，后者的几何纹主要是锯齿纹、菱形回纹、勾连S纹和菱形锦纹、羽状锦纹；前者的写实图案主要是人物、禽兽、台榭、楼阁、苑囿、树木、车马，后者的写实图案主要是龙、凤、鹿、虎、猴、鱼、虫、花树；前者花纹线条粗疏、硬直、简略，后者花纹线条细密、柔和、繁缛。由于时代和地域都有间隔，二者之间找不到必然联系。因此它是合浦地区自己的创造。 
    合浦錾刻花纹铜器的流行时间，上起西汉中期，下至东汉晚期，前后约历300年左右，最繁盛的时期是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即新莽时期前后。 
    拥有錾刻花纹铜器的人都是当时的官僚贵族。如合浦望牛岭l号墓、合浦堂排2号墓等，墓主人当是西汉晚期郡守一级的高级官吏。贵族、官吏竞尚奢华，刺激着这种新兴工艺的蓬勃发展，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盛极一时。 
    这种錾刻花纹铜器，在与之相关的内河航运线上的贵港、梧州也有大量出土，北至兴安、湖南永州，以至汉代首都长安(今西安)都有发现。既是高官贵族奢侈生活的时尚显示，也是对外贸易需求的反映。 
    (三)玻璃制造业 
    前面我们说到，由于上层统治者对玻璃制品的刻意追求，在汉代从海外大量输入玻璃用品。在我们没有认真研究合浦等地汉墓出土的玻璃之前，以为这些玻璃制品都是舶来品。但当我们仔细观察过后，发现有些玻璃制品可能是中国自己烧制的。象玻璃璧、玻璃耳珰、玻璃鼻塞等，与中国传统玉制的璧、耳珰、鼻塞相似，应是中国自制的产品。在经过测试之后，发现这些玻璃制品成分复杂。经过能谱分析和密度测定发现，广西出土的汉代玻璃器分属3个不同的系统。测试17件，其中13件属钾硅(K20一Si02)玻璃，3件属铅钡(Pb0一Ba0一Si02)玻璃，1件属钾钙(K20—Ca0—Si02)玻璃，没有西方古代的钠钙玻璃。属于铅钡玻璃的耳珰、鼻塞和璧，其形制与中国传统玉制的同类器相似，是中国的传统产品已无疑义。属钾玻璃的是各种珠饰、环、龟形器，盘、圜底杯、高足杯、托盏高足杯。各种玻璃珠饰与中国传统的玛瑙、水晶、琥珀珠饰无异，也应是中国传统风格，玻璃圜底杯、高足杯，其实也会找到中国自身的渊源。同类型的陶杯、铜杯，甚至玉杯在汉代也是有的，玻璃杯腹部那种凸弦纹也是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陶器、铜器上的一种常见纹饰，应该也是中国制造的。而烧制这些钾玻璃选用了铁、钴、锰、铜作主要着色剂，颜色特别鲜艳。 
    晋代葛洪《抱朴子·论仙》记载：“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这里所说的“水精碗”实际上是玻璃碗，“交广”地区，即今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这条文献说明，在晋代或晋代以前，两广地区的人已掌握了烧制玻璃的技术。又据《南州异物志》记载，“琉璃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状如黄灰，生南海滨，亦可浣衣，用之不须淋，但投之水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则不可释。”生于南海之滨的自然灰，应是一种自然纯碱或草木灰，是制造玻璃的一种助溶剂。两广地区出土含钾量较高的玻璃制品，有可能是利用这种自然灰作助溶剂的，因而，可以把两广这种汉代钾玻璃称之为“南海玻璃”。 
    中国通过合浦与海外的贸易除了成品商品的交易外，也不排除还有原料的输入和技术的引进。如玛瑙、琥珀的输入，中国工匠利用这些原料加工成中国传统的用品，如玛瑙戒指、玛瑙耳珰、玛瑙耳塞和琥珀印章。有些则是技术的引进，如烧造玻璃，当地工匠吸收西方传来的技术，利用当地的原料进行生产。 
    由此可以推断，由于海外交通的便利，合浦人在汉代已向西方学到了烧制玻璃的技术，利用当地的原材料，烧制出大量既不同于西方的钠钙玻璃，又有别于中原内地传统的铅钡玻璃，而是含镁元素极低的钾玻璃，投放中外贸易市场，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冲击了进口玻璃市场。这种玻璃克服了中国传统的铅钡玻璃不耐高温的缺陷，可以用来制造饮食器皿，因而有盘、碗、圜底杯、高足杯、托盏高足杯等新型器形，从而开启了汉代玻璃生产的新局面。 
    北海丝绸之路开始于民间贸易，在海边交换奇珍异宝，互通有无，进行物物交易，在中原和岭南以及中国和南洋间的贸易中发挥过重大作用。合浦设郡以后，官方正式开通这条航线，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南海诸国也从此道向汉朝贡纳方物，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官私人员和货物往来更为频繁。海外奇珍经过合浦北上中原，中国内地丝绸南下合浦驶出海外，奇石异物、珍禽异兽，互相交织，构成海上丝路航线的亮丽风景。海上丝绸之路是东南亚、南亚各国乃至欧洲的罗马与中国通好的最佳途径。这种往来已经超出了一般的经济范围，而成为国家间在政治上敦睦邦交的手段。海上丝绸之路也就成了“使节之路”，“友谊之路”。 

    注 释： 
    ①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海市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下引资料同，恕不一一另注。 
    ②蒋廷瑜：《略论汉“徒合浦”，桂林《社会科学家》l998年第l期。 
    ③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4，1981年；蒋廷瑜：《“劳邑执刲”琥珀印考》，《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4期。 
    ④蒋廷瑜、王伟昭：《黄泥岗一号墓和“徐闻令印”考》，北海“合浦一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2004年12月。 
    ⑤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丰门岭l0号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3期。 
    ⑥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l972年第5期。 
    ⑦黄启善：《合浦县风门岭、望牛岭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年。 
    ⑧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凸鬼岭清理两座汉墓》，《考古》1 986年第6期。 
    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合浦县凸鬼岭汉墓发掘简报》，《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⑩梁旭达：《合浦县文昌塔汉墓群》，《中国考古学年鉴》l989年。 
    (11)广西文物工作队等：《广西合浦县母猪岭东汉墓》，《考古》l998年第5期。 
    (12)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九只岭东汉墓》，《考古》2003年第l0期。 
    (13)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禁山七星岭东汉墓》，《考古》2004年第4期。 
    (14)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北海市盘子岭东汉墓》，《考古》l998年第ll期。 
    (15)杨豪：《广东合浦发现东汉砖室墓》，《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 
    (16)参看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第177页，人民出版社，l963年。 
    (17)《当阳县发现日南太守墓》，《文物参考资料》l958年第2期。 
    (18)广东省博物馆：《广东肇庆大辽山发现东汉文物》，《考古》1981年第4期。 
    (19)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广西文物珍品》图集，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年。 
    (20)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21)蒋廷瑜：《广西唐宋时期佛教遗迹述略》，《广西文史》2001年第 3期。 
    (22)傅举有：《从考古资料看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发展》，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2004年12月。 
    (23)彭书琳：《合浦汉墓出土的佩饰品》，北海“合浦一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2004年12月。 
    (本文作者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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