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正在经历一场重大变革。在过去两到三年的时间里，先是欧洲以接连不断的“坏消息”长期盘踞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希腊公投拒绝欧盟的纾困计划、西欧各国成为恐怖袭击的多发地、英国“脱欧”公投意外通过、德国在难民问题上失去内部共识、极右翼政党赢得匈牙利大选、修宪失败的意大利面临破产危机。而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以民族主义者自居的莫迪总理在印度拉开了激进式改革的序幕，杜特尔特总统在菲律宾将“以暴抑暴”置于“法治规范”之上。正当人们对这些现象感到惊讶之时，被诸多主流媒体视为“政治丑角”的特朗普意外赢得美国大选，将这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全球大合唱”推向高潮。此次反建制主义在发达国家内部的盛行，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地区性差异，但大致可概括为：对国内和国际秩序不满的民众，利用民主投票的方式，支持以激进变革为纲领的非主流政治家，以寻求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变革的目标则以“逆全球化”和“反自由宽容”为基本特征。

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在意识形态舞台上占据中心地位的自由主义突然遭遇了挫折，更令人困惑的是，这一挫折主要来自自由主义的创造者与长期捍卫者——稳定、富庶的西方发达国家。全球政治风向急转直下，而观察家、学者和权威人士却没有做好系统性阐释这一变动的准备，面对迫切需要答案的国际社会，专家们急于从自己所了解的局部领域寻找线索：经济复苏乏力、福利体系难以为继、地区一体化推进过快、移民同化问题困难重重、传统政党故步自封、民主制度软弱无能……这些林林总总的答案比问题本身更令人眼花缭乱。换句话说，面对各式各样的反建制运动，人们既知道得太多，又知道得太少。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A.J.P.Taylor）曾说：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着一个笼统的根源，但与此同时又会有种种特定的原因。本文旨在为此次反建制运动的突然兴起寻找“笼统的根源”期望能够避开“还原主义”的陷阱，对上述现象做宏观和结构层面的剖析。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要超越单个反建制运动的本土性和特殊性，二是尽可能整合高度碎片化的多重变量，使得探讨“笼统的根源”这一艰巨任务具备基本的可操作性。

本文第一部分讨论深植于现代性内部的道德与伦理理困境，以及这种困境与当下各国普遍存在的政治失序之间的联系；第二部分讨论支撑现代性话语的自由主义何以会失败；第三部分具体剖析全球化如何导致了发达国家内部和外部共识的丧失；第四部分检讨进步主义作为全球化的伦理基础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政治和社会含义不应被反建制主义的保守面孔所遮蔽；最后一部分对反建制主义的成因进行总结，厘清这一全球性运动所蕴含的进步因素和保守因素。

20世纪以降的人类政治活动蕴含着截然相反的两股力量：一方面，人类社会固有的多样性积极寻求政治上的表达；另一方面，以普遍人性为着眼点的自由秩序不断向前推进。前一种力量的支持者在道德和政治上强调“群体独特性”（group particulars），他们认为“好”是一个相对概念，因此，没有全人类共同接受的“好”或“好的生活”，也不应当追求这种统一性。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千差万别的语言、传统、宗教、政治信仰和社会习俗，最好以彼此独立的社群作为承载单位，各自寻求发展。与之相反，普世主义的倡导者认为，在形形色色的人类群体背后存在着共同的人性基础。如果“好”的相对性是绝对的，那么跨文化的交流和理解以及族群之间的平等相待将变得不可能，而这不符合人类社会的现实情况。

“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分裂反映了现代世界的“道德困难”。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现代社会的阐释中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工具理性与实质价值之间越来越紧张的冲突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尽管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受到工具理性的影响，人类生活的道德和精神层面却不在“理性化”的范围之内。工具手段的不断丰富无法为判断行为目标的价值提供依据，也无法反映目标所承载的社会含义。工具理性关注的是如何完成一件事，而不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现代性将人们从神圣的、宗教性的以及等级压迫的旧世界中解脱出来，但却没有为如何在世俗化的新世界中进行价值判断提供可操作的标准。正因如此，在现代社会中讨论价值问题往往困难重重，严肃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躲避着普适性命题和全称判断，尽可能选择折中主义的道路。例如，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就特别强调，他所阐释的自由主义并非“全覆盖式”的学说，不是关于价值伦理和认识论问题的整体性理论。这样一来，对终极价值的定义和追求往往落在野心勃勃的政客革命主义的思想家、宗教狂热分子以及浪漫诗人的肩上。

西方哲学家试图以不同的方法来克服道德思辨所面对的两难局面。康德哲学认为存在着普世的道德和法律。在康德看来，“善”在任何条件下都表现为本质的“善”。道德的普遍性是可能的，因为在每一个理性行为体心中都对共同道德义务的根本性原则——通常被称为“定言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存在着固有的认知。韦伯则提出了与康德”世界主义”相反的观点。他对“道德贫瘠”这一根本困境的回应是，必须在非价值的工具理性面前保持对终极价值进行判断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或者以个人为单位，或者以群体——更更具体地说是国家——为单位来实现。如此一来，道德不再具有普世性，它成为具备独⽴立意志的道德单位——不论个体还是群体——进行自由考量的对象，而这些道德单位不一定拥有同样的理性和思考方式。沃克尔（R.B.J. Walker）对韦伯关于现代道德问题的分析有相当精彩的总结。世界在伦理层面的非理性被转化成不同价值区间的相互斗争。这些价值区间以国家——它垄断了对权力的合法使用——为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不管以哪种情况而论，自主性本身都蕴含着相对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多元主义”（pluralism）一直试图弥合“特殊主义”和“普世主义”之间的罅隙。如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所言，兼顾不同的价值目标极易导致冲突，例如，强调自由难免轻视公平，因此每个社群都可能在价值问题上有自己的偏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价值目标本身是主观的，多元主义不接受特殊主义完全基于历史传统和习俗来为“价值”辩护。例如，仅仅因为一个社会习惯于“男尊女卑”，并不能证明性别歧视是正当的。简言之，多元主义接受了自由主义对价值目标具有普世性的认定，但因为意识到不同价值目标之间存在着不不兼容性，所以否认存在唯一的、真理性的价值选择。多元主义的伦理立场在冷战之后被发达国家普遍采纳，逐步形成“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社会政策。多元文化主义拒绝以单一标准对事物进行有关优劣高下的评判，它试图在异质性越来越高的后现代社会中给予各个组成部分以平等的承认。

然而，在严肃地对待现代性“道德贫瘠”这一困境的人们看来，多元主义的派生物依然是虚无论，而虚无论必然遭遇韦伯揭示的“诸神冲突”的问题，亦即各种不可调和的终极价值之间的冲突。多元主义只是缓解了作出价值判断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从而掩盖了冲突，或者延迟了冲突的来临，并不能为寻找终极价值给出有效指引。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上述矛盾在两位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希拉里在回答问题时严格遵从“不偏不倚”的折中原则，肯定各方价值，承认矛盾的存在，并口头承诺将尽快找到解决方法；特朗普则对任何问题的回答都是立场明确甚至简单粗暴，虽然掺杂着明显的个人好恶以及强烈甚至低级的偏见，但他热衷于给出直截了当的解决方案。

二者相比，希拉里落入了多元文化主义内嵌的伦理陷阱——越是回避价值判断，对问题的态度和认知就越是模棱两可，最终事实上导致了对问题本身的回避。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数量众多的“体面人”选择投票给特朗普的原因：不管特朗普给出的答案多么离谱，他至少直面了问题。早在2011年，英国时任首相卡梅伦就针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实践结果作出了反思：“我们鼓励不同文化各自为战，彼此孤立也孤立于主流社会。我们没有能够提供一个能使他们产生归属感的‘社会愿景’，我们甚至容忍这些处于隔离状态的社群以完全违背我们价值的方式运行。……结果是产生了一大堆双重标准。”简言之，多元文化主义本身没有解决韦伯和沃克尔所说的“不同价值区间的相互斗争”的问题，在政治实践中，它更多地是回避或延迟了这种斗争的爆发。

多元文化主义对价值判断的回避，在发达国家的社会深处酝酿着愤懑与困惑——既然怎样都是对的，那真理还有无存在的必要？选择还有无意义？理性还能否达成共识？为了实现多元共存的文明目标，人们不得不努力克制情感上的好恶，以避免沦为“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或“白人中心主义者”。从“施特劳斯主义”的视角来看，这种理念正在成批地制造“报废的人”，它鼓吹“权利优先于善”，即便权利的结果是“非善”，也要对其容忍；相反，对“善”的追求被系统性地忽视和贬低，某些情况下甚至被视为极端的，缺少教养的行为。

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著作反复论及西方世界的“危机”，其根源恰是自由主义的现代性。他在评论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政治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时，对书中的一个观点——自由主义治下的人类生活丧失了严肃性、紧张性和斗争性——深表赞同。施特劳斯本人在《古今自由主义》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这种堕落的自由主义宣扬人生存的唯一目的就是只要活得开心而不受管教，却全然忘了人要追求的是品质高贵、出类拔萃、德性完美。虽然施特劳斯抨击的直接对象是广义的自由主义，但在后来的施特劳斯主义者们看来，此番褒贬用在多元文化主义身上也合适。古典共和主义有两个核心原则，一是公共优先，一是公民美德。在施特劳斯主义者们看来，这两个原则在现代都经历了难以挽回的覆灭。近年来，在英国独立党、法国国民阵线以及支持特朗普的美国“白人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兴起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同族群对自身价值遭受侵蚀的严重担忧。这种担忧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反犹主义”浪潮中曾扮演过重要角色，犹太人被认定是丧尽天良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缔造者，他们必须为德意志的传统美德——诚实劳动、尊重权威和纪律性——的衰败承担责任。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出人意表地涌现出一批坚定支持特朗普的知识精英，他们多半是以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为中心的“西岸施特劳斯主义者”（West Coast Straussians）与活跃于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俱乐部、曾极力拥戴小布什总统的“东岸伙伴”们不同，“西岸施特劳斯派”较少参与高层权力斗争，他们扎根于基层社会运动，厌恶东岸精英主义、官僚主义的行事风格。“西岸派”的创始人——施特劳斯的门徒之一——哈利·雅法（Harry Jaffa）带有明显的激进主义倾向，曾高调反对同性恋群体。他认为国家生存所仰赖的是美国人民的优良品质与美德，而他的同门阿兰·布鲁姆（Alan Bloom）所代表的“东岸派”则强调美国宪法原则的延续对国家生存的重大意义。

简言之，“西岸派”的世界观更加偏向民族主义，他们所看到的现代性危机也更为深重。在他们眼中，美国已深陷虚无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泥潭，共和精神被“建制派”毁灭殆尽。沙蒂亚·B·德鲁里（Shadia B. Drury）在讨论美国右翼思潮时曾总结说，在施特劳斯主义者看来，民粹主义是治疗美国自由之病的药方，其思路是以民主的方式削弱美国对自由主义的依赖。这就是为什么施特劳斯主义者甘愿与民主制而不是自由主义相安无事，同时还可以解释，施特劳斯式的保守主张是如何将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按照查尔斯·凯斯勒（Charles Kesler）支持特朗普的先锋人物——的说法，特朗普将开启严肃政治，对成千上万堕落的美国人进行再教育。“西岸派”正期待一场彻底的政治变革，美国社会上一次经历的类似事件还是在南北战争时期。

多元文化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反弹早有预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洲不同区域多次发生驱赶罗姆人（吉普赛人）的事件。法国政府在2011年8月前后宣布解散罗姆人营地，迫使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2009年11月，瑞士全民公投决定禁止在国内建造伊斯兰教尖塔，推动此项法案的瑞士人民党认为，这些尖塔象征着伊斯兰文化中暴力的一面，与民主理念相违背。这些举措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论，由此导致的社会内部分裂一直延续至今。2016年，我们已经看到精英与草根、本国人与移民、青年人与老年人在重大政治议题——例如“英国脱欧”、意大利宪政改革、美国总统选举等——上的分歧，这样的分裂在接下来的5~10年中还将继续上演。

2016年是自由秩序的重要转折点。许多人感叹，自由主义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挫败。如果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确实代表了自由主义的某种衰退，那我们必须检讨自由主义在当代政治的实际运行中出现了哪些问题，为什么这一次自由主义没能战胜它的老对手们——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

（一）自由主义的两重含义

自由主义者几乎都强调宽容，但自由主义的宽容实际上有两重含义：一方面，宽容是对理想生活形态和绝对真理的追寻；另一方面，宽容是在不同生活方式之间寻求和平共存。就前者而言，自由制度意味着坚持普世性原则，其代表人物有洛克（John Locke）、康德（Immanuel Kant）、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后者看来，自由制度是和平共存的手段，代表人物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休谟（David Hume）、柏林（Isaiah Berlin）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一个好的自由主义概念往往能兼容这两种路径，例如，“公民权”这个现代政治生活中最为普及的概念，其在“本体论”和概念层面就是与自由主义紧密相连的，反映了自由主义的普世精神。公民权包含着个体自主性、众生平等、权利观念、社会正义等核心价值，这些价值不因为公民的其他属性而产生差异。

令人遗憾的是，当代西方政治的实际运作没有很好地捏合“普世”与“共存”这两种价值理念。强调多元共存的制度难以在终极价值和集体目标层面给出清晰的说法，极易导致某一方的自我隔离或整个社会的离心。接下来将试图以英国、法国为例，从经验层面说明这一问题。

英国对建立在第二种“宽容”基础之上的多元共存理念相当执着，英国的政策对社会各个群体的约束相对较少：尊重少数群体的权益（例如“同性恋平权”）；对个体不良行为导致的后果（例如“少女妈妈”现象）给予尽可能的宽容和救助；对外来移民实施间接管理，划分聚居区，自行遴选代表与当地政府交涉，不强制同化，等等。然而，英国的多元主义却带来了层出不穷的内部分歧和碎片化问题：未成年人酗酒成风，整体离婚率攀升，精神类疾病患病率居高不下，移民受困于由官方认定的族群标签而难以实现身份转换，等等。在本土居民看来，“英国”的形象正分崩离析，不同群体在“共存”的屋顶下对彼此的存在怀有漠视甚至厌恶之情，人们平等地疏离着，社会成为原子化个体的聚集之所，没有共同的目标，人们也没有高下之分。这种碎片化的社会也是前首相卡梅伦对多元价值表示深切担忧的主要现实原因。

拥有500万北非移民的法国在20世纪70~80年代也曾长期坚持多元文化主义，直到2005年“城郊骚乱”的爆发才出现重大转变。此次骚乱波及法国全境，持续半个多月，30多个市镇实行宵禁，近2800名嫌犯被捕入狱。法国政府意识到族群严重的矛盾冲突，转而放弃多元文化主义，推行同化政策。但是，同英国一样，在重新确立法兰西价值和法国民族认同的问题上，法国政府莫衷一是，事实上导致了穆斯林文化被树立成法兰西价值的对立面，以此来拯救难以言明、难以整合的“法国性”（Frenchness）。巴黎警察重申，“法国认同”的方式就是避开穆斯林聚居的社区，任由暴力犯罪和毒品交易在其中滋生蔓延。

心怀善意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普世”和“共存”两个目标上都遭到了失败，然而这种失败并非不可避免。换句话说，如果多元主义能够较好地实现其中一个目标，其合理性也将得到很大提升。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鲍威尔·米留科夫（Pavel Milyukov）原本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后来转向自 由主义。他认为，与社会主义相比，自由主义的优越性体现为它不强调遥远的目标，而是着眼于政治现实性，亦即改善目前的境遇。令人遗憾的是，多元文化主义在“改善目前境遇”的有限目标上也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卷，政治家乐意享受“共存”带来的方便——不必费心创造一个能够持续容纳移民和外来事物的新文化，只需将有差异的群体区别对待即可。

换句话说，政策制定者们对自由主义的两种“宽容”都缺少深刻理解。就法律层面而言，移民从首次进入一个欧盟国家到取得公民身份，只需要1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但是，移民从政治上和文化上被接纳为共同体成员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为了顺应移民的到来，欧洲各国政府一度大力推动多元文化主义，但就结果而言，多元文化主义实际上造成了文化隔离和文化漠视基础之上的“伪包容”，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在精神上往往无家可归。因此，近年来欧洲大陆的历次恐怖袭击并非“国外敌对势力”作祟，而绝大部分是欧洲公民自己制造的“本土恐怖主义”。

（二）“政治正确”因何成为问题？ 

尽管多元文化主义在政治实践中的表现乏善可陈，但它所努力彰显的价值仍然是可欲的。经历过犹太人大屠杀的恐怖，人类社会已经深刻意识到包容的绝对必要性。多元文化主义在实践中遭受的阻挠和困难愈多，为宽容辩护愈困难，宽容的“绝对必要性”就愈显得珍贵，这往往会导致“政治正确”的出现。在“政治正确”统辖的社会语境下，以族群、肤色、性别、国籍和财富水平为出发点来讨论公共问题是极其“不体面”的行为，这些行为之所以被认为不体面，是因为它很容易易导致有害的“类型思维”（stereotypical thinking），触犯自由平等的原则，伤及无辜。换句话说，“政治正确”的背后有一套基于多元价值论的复杂论说，体现了对平等的不懈追求、对世事无常的理解、对弱者的同情和对失败者的原宥。这一套论说包含了近现代自由主义哲学思想的主体曾对法国大革命以降的历次进步浪潮发挥过无可比拟的激励作用，是人类政治和社会生活不断趋于文明的思想动力。

但是，随着多元价值和自由平等获得了多数人的接纳与承认，成为建制的一部分，它也面临日趋僵化和教条化的危险。当自由主义丰富的情感和价值诉求塌缩为或者呆板或者神经质的“政治正确”时，实际上是变相地掩盖了业已存在的社会矛盾，在更坏的情况下甚至沦为“道德大棒”，结果是导致阵营的分化，制造更多的敌对与仇恨。根据对特朗普竞选语言的分析，他惯于频繁使用“你们”“我们”和“他们”这一类词汇，制造出“我者”（the self）和“他者”（the other）之间的对立和分裂。“他者”往往是受到“政治正确”保护的群体，例如墨西哥非法移民、中东难民和穆斯林。特朗普的演讲释放了大量选民心中被“政治正确”长期限制和压抑的不满情绪，尽管这些情绪有很大的比例来自于谣言和偏见，但经验证据的匮乏并不妨碍怀有此类情绪的选民对特朗普产生强烈的好感。

特朗普在多个场合一再表示：“我们就顾着政治正确了，我们连自己在干什么都不知道！”民主党的支持者们对这种讽刺论调深恶痛绝，但特朗普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几年前，罗杰斯大学想邀请前国务卿赖斯去演讲，却遭到了学生的激烈烈抗议，理由是赖斯纵容中情局虐囚，学校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时任总统奥巴马对此评论道：“虽然我并不赞同赖斯和上届政府的诸多做法，但一个大学或一个国家，因此就在一位前国务卿面前闭目塞听，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如果“政治正确”成为绝对的道德律令，不可讨论、不可争辩、排斥异己，那么怀有良好初衷的“政治正确”就会沦为一种闭目塞听的暴政。

在诸多左翼人士看来，“政治正确”是必不可少的，它维持着美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底线，并确保希特勒这样的人物不会入主白宫。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曾有言，社会不是自然撮合物，而是一个人造结构，它有一套专横规则来调节自己的内部关系，以免文明的薄壳遭到挤压和破坏。在这一结构之内，社会从上到下、从左翼到右翼，分享着一种保持现有规则的默契，以便它所有的成员都能采取相应立场，穿越时局变化。在左派人士看来“政治正确”恰恰是保护美国政治文明的“薄壳”免受挤压的一套“专横规则”。事实的确如此。然而对“政治正确”自由民主的恶意中伤之所以能够奏效，甚至深得人心，主要原因不在于“政治正确”的“刻板”与“荒谬”，而是当今的政治精英不懂如何在思想和伦理层面为自由平等价值张目。

（三）技术官僚的过错

20世纪70年代之后，厌恶平等主张的右翼激进分子接管了共和党，与民主党人形成鲜明对立，两党共识日渐丧失。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人作为事实上的保守派，开始充当罗斯福“新政遗产”的保卫者。守成政党的通病是关注细节、思维僵化，民主党人在细节和技术问题上的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实际上拖了自己的后腿。一般而言，人们在“用什么办法才会奏效”的问题上往往很难达成一致。虽然有些专家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证明了，就长期趋势而言，民主比专制表现更更为优秀，宽容比偏狭更有利于社会发展，但是，没有多少民众具备足够的耐心等待自由、民主、平等的长期后果。某种程度上，选民都是短视的，民主的常态即如此。人们很难责备一个无力购买医疗保险的父亲对非法移民的子女教育问题漠不关心。然而，自由民主值得珍视、捍卫的理由并不局限于其实用层面，以短期效益来衡量自由民主的社会价值是相当狭隘的。作为一套信仰体系，自由主义从原则上关切绝大多数人的福祉并以社会整体的开放、进步为目标，这才是自由主义能够深刻影响18、19世纪以降人类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因。然而，以希拉里为代表的当代职业政治家往往陷入实用主义的窠臼，而疏于为自由民主的精神价值布道。

希拉里在阐述其施政理念时表现得像一个娴熟的官僚，严重缺乏超越意识和感召力，这使得民主政治变成一项枯燥乏味的程序性活动。在有关自由平等的公共辩论中，充斥着财政数据、专业术语和冗长空洞的措辞，昔日代表进步和伟大的社会理想日益沦为科层体制流水线上的冗长文件。例如，希拉里的竞选网站上列有41个亟待解决的、可量化的重大社会问题，每个大问题下面又包含着多个次级问题和更为细致的次级方案，事无巨细，甚至包括如何保护猫、狗、马匹的权益。即便能耐心地读完所有这41项社会改革方案所包含的海量信息，人们也很容易产生一种消极情绪：即便所有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尽管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那又如何？美国社会将达成一个怎样的集体目标仍然晦暗不明。

希拉里全心全意地向选民兜售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但极少深究某一项社会目标为什么是可欲的，而有利于促进政治共识形成的恰恰是后者，前者往往会招致操作层面和细节上的反对而加剧分裂。在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当中，信仰的力量最为惊人，信仰能让理性的个体接受自己梦想的“奴役”。彻底世俗和理性的生活对多愁善感的人类头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而最不明确、最虚幻的词语，有时却具有最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正如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所言：尽管存在着理性因素，但文明的动力无法排除情感——譬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而坚信自由平等的美国左派却阉割了自由主义作为信仰的角色，将其降格为技术官僚的政策意见书。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希拉里在演讲中更多地使用“good”，而特朗普更倾向于使用“great”。

回顾特朗普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崛起的过程，政治观察家们十分惊讶于事实的松动和真相的消解。希拉里的政策主张、施政纲领无疑有更为翔实的经验事实作支撑，但这并没有让选民更愿意倾听她的意见。与之相反，特朗普擅长“制造”事实，即便事后证明他的言辞与真实情况之间存在重大偏差，也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他据此阐述的观点，因为他并不在乎听众是否认可每一个事件的细节，他只在乎听众有没有接受他想要传达的意向，例如，墨西哥非法移民扰乱了社会秩序，中美经贸关系榨干了美国的钱袋子。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评论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中曾举电影《第一滴血》的例子来说明事实是怎样被操纵和建构的，以及不曾发生过的事情如何能成为被广泛接纳的“政治现实”。这种带有“阴谋论”和“反智主义”倾向的社会力量，导致了民主政治中“真相”地位的下降。支持特朗普的知识分子指责奥巴马以“愿望”治国，罔顾社会现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实情况恰恰相反，力图保卫“新政遗产”的民主党人被事无巨细的社会现实束缚住了，既无想象力又缺乏执行力。罗斯福“新政”所仰仗的自由平等价值在当代民主党人的看护下沦为对技术性问题的讨论，它不再是一种社会理想，因而丧失了应有的感召力。

综上所述，西方世界曾经推崇的自由主义信仰在许多方面退化为刻板、僵化的“政治正确”，自由主义的“看门人”也从18、19世纪伟大的思想家转变为20、21世纪平庸的技术官僚。自由主义的萎缩为其反对意见留下了繁荣的空间，2016年的美国大选便是这一长期趋势的政治后果。换句话说，不是特朗普破坏了自由秩序，而是自由秩序的困顿催生了特朗普。

民主制度的成功存在一个隐晦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必须是“假的”。换言之，选民及其政治代表在重大问题上的看法应当存在较高的一致性，而民主制度的基本功能只是解决优先顺序或操作层面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程序主要用来决定由哪一派掌权，而不是就根本性问题进行对抗式的辩论。这是因为，在与权力分配密切相关的情况下，争论价值问题往往无法促进共识，反而会招致更激烈的反对和更严重的分裂。根据政治学家西摩·马丁·立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观察，“20世纪中期稳定的西方民主国家的典型特征是，它们处于‘后政治’阶段，亦即民主的左右两翼之间相对没有多少分歧，社会主义者是温和的，保守派承认福利国家概念。”令人担忧的是，在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中，发达国家内部逐渐形成一种新型社会，这种社会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不可通约的矛盾和基本共识的丧失。

（一）欧美社会的分化及其政治后果

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在《断裂》一书的序言中提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访问法国时，他曾向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Alain Touraine）提过一个问题：法国近些年来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图海纳的回答是：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比赛。过去的法国社会相当于“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人们的地位高低不同，但都处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今天的法国像一场马拉松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这些人甚至已经不是堕入底层，而是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了。图海纳认为，能坚持跑下去的是那些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就业者，人数只有400万~500万。这种颠覆性的结构变化突出表现于主张开放、竞争的精英阶层和主张公平、保护的普通劳动阶层之间的矛盾之上。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也曾预言，全球范围内将会出现一个由2000万人构成的国际超级阶层，其利益偏离普通大众越来越远。这个超文化群体正在把全球经济的成果逼入绝境，而且在不断获得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他写道：“他们对国家忠诚的需求甚低，把国界视为幸好已经开始消失的障碍，将民族国家的政府看作旧时代的残余，其唯一的效用就是促进精英的全球运作。”

深度参与国际分工的“金领”群体主要依靠卓越的智力资源和资本网络生存，因此，他们普遍要求开放市场、开放投资，反对国家以政治力量保护“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他们追求流动性，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价格最低的货物、劳动力、资本和服务，并利用市场之间的价格差异来获利。正如亨廷顿所预言的那样，对彻底国际化了的精英来说，祖国和外国的区别很小，不管身在香港还是纽约，他们的工作内容、社交方式和消费习惯都相差无几。与之相反，被“甩出社会结构”的人群在就业问题上往往陷入困顿，他们（例如传统的产业工人）通常只掌握专门性的简单技能，自动化的推广和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使他们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因为语言、文化和知识水平的限制，大部分劳动者很难离开赖以生存的经济体向外迁移。越来越多的行业面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持续淘汰，再明智的个人决策都无法抵御市场的剧烈波动。格拉斯哥的众多造船厂在鼎盛时期雇用了7万多名工人，而现在英国造船业的集体衰落在彼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开放的经济秩序中，技术含量低的岗位最容易受到结构调整、外来竞争的冲击。不少专家预言，没有大学文凭的求职者将遭受越来越多的就业歧视。热衷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精英所推行的社会经济政策，往往不能及时有效地缓解全球竞争所带来的社会痛苦，他们对于底层人民的“无能”总带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真实情况是，底层人民的“失败”并非纯粹的个体性事件。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数字，至2012年，OECD国家25~34岁的人群中拥有高等教育毕业证书的只占39%，欧洲成绩最好的法国也不过占43%。当前的局面无疑是社会问题、制度问题甚至结构问题必须通过集体方式来寻求解决，这要求国家、政府和公民社会在其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换句话说，欧美国家目前遭遇的两极分化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归咎于内部制度。许多经济学家曾认为，美国社会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贫富分化日益扩大的主要原因是科技变革——科技创新增加了对受教育程度高的工人的需求，减少了对受教育程度较低工人的需求。但是，经验数据显示，即使受教育程度高的美国人，其大部分人的工资收入也未出现明显上涨。经济发展的真正受益者是为数极少的一小撮精英，他们仅占总人口的1%。这无疑暴露了美国贫富分化加剧的根源在于政治层面而非经济层面。

不管追究哪一方的原因——政府的或者市场的，社会分裂已成既定事实。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对美国社会阶层变动进行长期跟踪调查的结果显示，美国社会的阶层差异从量变走向了令人震惊的质变，新的富人阶层和新的穷人阶层之间毫无交集，他们生活在近乎隔绝的两个世界当中。默里的分析调查结果显示，1960~2010年，处于社会顶层的、占人口总数5%的精英群体，其离婚率仅从1%上升到了6%，而白人劳工阶级的离婚率则从4%飙升至35%；虽然医疗技术发生了飞跃式的进步，但美国官方统计的残疾人数量却不断上升，1960年接受政府补贴的残疾人占人口总数的0.7%，2010年已增加至5.3%，这实际上反映了下层群体劳动意愿的显著下降；更为突出的是，美国下层社会犯罪率大幅攀升，18~65岁的监狱人口从1974年的213人/10万人增长至2004年的957/10万人。精英社会与草根社会之间的差异已经不仅仅是财富多寡的问题，上层和下层从根本价值观到日常生活都发生了显著分离，不同阶层之间正变得不可通约。

（二）日本社会的分化及其政治后果

社会阶层的快速分化并不只限于欧美国家。曾经以“一亿总中流”为傲的日本，正在拥抱20世纪的红色经典。20世纪初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著名小说《蟹工船》，在时隔80年之后再度席卷日本，仅2008年销量就超过50万册，一度位居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分析人士指出：这部小说突然畅销的深层原因，在于它唤起了社会底层“新穷人”的共鸣。此外，《蟹工船》的再度流行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日本共产党近年来党员数量快速上升的社会原因。在2015年的地方选举中，日共已晋升为地方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

另一本销量冠军书籍《下流社会》对日本的阶层变化给出了更为系统的分析。作者指出，今天的日本正在从“中流社会”向“下流社会”转变。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前，日本社会素来以中产阶级数量庞大、贫富差距较小著称。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半期，日本出现了被称为“新中间层”的社会阶层，人数逐年增多，主要由工薪阶层组成，他们虽然没有太多的个人财产，收入却年年增加，使得他们拥有一种生活水平能够不断向上提升的期待。然而，为纾解泡沫经济遗留下来的1000兆日元财政赤字，小泉纯一郎、竹中平藏采取了以扩大阶层差距为前提的经济政策，采用自由开放的小政府管理模式，这样一来，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10%便成了家常便饭。

日本社会日益分化成两大类人群：少数人对将来收入增多仍怀有希望，而大多数人却对将来的收入增长感到渺茫。他们曾经都对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社会阶层上升抱有期望，这种期望如今只为社会一小部分人专有。换句话说，日本社会正在分化成为两大群体，即拥有希望的人群和没有希望的人群，并且这种阶层分化呈现出固定化的趋势，也就是丧失未来期望的人群将永远不会拥有期望。“下流社会”的最大特征并不仅仅是收入低下，更在于其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全面下降。在中产阶级的庞大结构出现松动之后，日本社会各阶层之间已变得越来越难以相互理解和沟通。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出身于精英阶层的政治家越来越难以把握中下层社会的实际运行状况。与以往出身底层、习惯站在木箱上公开演讲的老派政客们不同，新生代政治精英与现实生活的接触极少。英国前首相卡梅伦以个人政治前途为赌注推动英国“脱欧”公投的本意，是想借助公投阻止“脱欧派”进一步分裂基层社会。令人遗憾的是，他对真实民意缺少直观的了解，盲目信任民调专家和技术官僚呈递的统计数据。从精英的视角来看，英国“脱欧”是再愚蠢不过的选择，这导致了他坚信全民公投会帮助英国继续稳定地留在欧盟之内。不管是“出局者”的具体境遇，还是共识丧失的普遍事实，都可能招致比误判民意更为严重的政治后果。底层人民往往倾向于把政治看作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底层人民更热衷于极端主义运动，因为极端主义容易迅速地对社会问题给出答案，并持有一贯不变的观点。此外，不安全感会影响个人的政见和态度。高度紧张状态需要迅速缓和，这常常表现为对“替罪羊”发泄敌意，或者通过支持极端主义组织寻求短期解决办法。研究显示，在对待少数族裔的态度上，失业人群比就业人群更为苛刻；如果失业者是中产阶级，他们就有可能成为法西斯分子。

（三）国际秩序层⾯面的共识丧失

发达国家另一个共识丧失的重灾区是自由国际秩序。不管是英国的“退欧”公投，还是特朗普发布限制移民、加固边境的行政命令，都反映了了二战之后长期存在的自由国际秩序正在遭受剧烈的冲击。2017年1月14日，在达沃斯论坛举办之际，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评论文章称，对达沃斯人而言，最大的震荡在于美国自身正在摒弃（或者扬言要摒弃）它一手打造并维护了60年之久的战后体系，美国这样做确系事出有因。

现行国际体系的基础性原则既诉诸自由主义又诉诸民族主义，前者表现为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联合体和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首的国际贸易秩序，后者则以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原则为代表。自由主义试图挣脱国家边界的束缚，民族主义则致力于巩固主权国家的堡垒，这在国际政治生活中造成了持续、反复的紧张与矛盾。英国学派代表人物詹姆斯·梅奥尔（James Mayall）的研究指出，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不兼容在国际层面只存在两种解决方案：要么各成员国接受统一的内部纪律（例如，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划分明确的界限，经济行为被严格视为私人领域的行为），要么由一个领导者国家为自由秩序背书。即便其他国家不愿意接受自由宪政的内部纪律，也会在领导者国家的强制下加入相关的国际机制，从权力政治的角度来说，这样做也符合它们自身的利益。

很少有人相信国际关系可以仿照18世纪那种理想的、大同式的商业社会来运行，二战后国际体系依然选择将自由秩序建立在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和领导者地位之上，此前，英国也曾以类似的方式领导世界殖民体系。然而，这种解决方法需要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维持开放秩序的目标必须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家利益高度吻合。开放秩序无法在违反后者自身利益的情况下长期维持下去，因为不能为本国获取利益的政策会很快失去国内的政治支持。此外，如果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不认同领导者国家获取垄断利益（monopoly rents）的权利，而是要求公平分配日益增长的全球财富，霸权国家也将无法长期独力维持自由秩序的有效运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自由国际秩序的反对者主要来自领导者及其盟友以外的成员，尤其是落后经济体。它们因为不认同美国获取“垄断利益”而拒绝深入展开国际合作，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就属于这一类别。然而，在最近的危机中，谴责自由国际秩序的恰恰是领导者国家。中国、越南等新兴市场的廉价劳动力吸引了美国的大量资本和半数制造业企业，美国的贸易逆差数额巨大，政府负债也有增无减，美国国内出现了“工作的穷人”（the working poor），并且以白人蓝领阶层为主，这让许多人认定美国并没有从自由国际秩序中受益，或者美国的获益与它所承担的义务严重不匹配（尽管有数量相等的民众对此持有异议）。英国“脱欧”的争议也围绕着同样的逻辑展开：欧盟到底有没有促进英国的利益？这样一个看似客观的问题，争论双方却无法达成最基本的共识，究其原因，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全球化经济秩序中的收益和损失存在高度差异。

综上所述，西方社会在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两个层面上都存在严重分裂，内部分裂的根源是不同阶层的不可通约，外部分裂的根源是自由国际秩序存在的前提条件受到了威胁（不管真相究竟如何，至少许多人持此类观点）。在双重分裂的压力下，人们迫切需要改变现状，但主流精英给出的解决方案要么无济于事，要么脱离实际，这样的政治局面特别容易酝酿民粹主义和激进主义。

在深入探讨现象的根源之后，我们似乎有必要对当下这一轮反建制运动给出规范层面的分析：它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关乎着如何制定策略应对这一紧迫的现实问题。在知识精英们（这其中的大部分人既反对英国“脱欧”，又反对特朗普当政）看来，反建制主义的兴起无疑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倒退，特朗普上任之后的武断鲁莽似乎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正如霍金（Stephen Hawking）所说，这一次民众决意不听从精英的劝告，必然事出有因。只有深入了解反建制主义者所遭受的压力，才能避免掩耳盗铃式的将错就错，而这一切要从“进步伦理”说起。

西欧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启蒙运动强调的“进步”观念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进步主义崇尚持续不断的变化，倡导科学和理性，支持对物质进步的无限追求，认为一切不能与时俱进的因素都将遭到淘汰，这其中也包括人的因素。1900年，英国数学家兼思想家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在他一度享有盛名的著作《从科学立场看国民生活》（National Lif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cience）一书中，毫不掩饰地阐述了进化理论的无情和残酷。他说：

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到处可见灭亡民族的残骸断骨，到处可见劣等种族的荒冢坟墓，到处可见牺牲者的尸首遗体，他们无法找到通往更加完美境界的崎岖小路。然而，正是这些倒下的尸体，成为人类前进的铺路石，使人类走进了今天更加崇高的精神生活和更加丰富的感情天地。

因为进步主义的强势推进，“新事物”在伦理理层面取得了始终优于“旧事物”的地位。依据进步主义的标准，世界被划分成两个部分：成功的进步地区和失败的落后地区。“进步地区”依据强大实力所展开的对外扩张使得“落后地区”的人们很快意识到，人类历史进入了弱肉强食和残酷竞争的时代，而自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此外，进步主义颠覆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在古典时代，旧的、传统的事物因为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而被认为是更具价值的存在，前现代社会珍视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这决定了它们对新事物的态度往往很不友好。进步主义的出现打破了人们对传统的因循，人类社会开启了高速变革和视变革为理所当然的时代。在工业革命的大潮中，农业经济遭到瓦解，手工业者逐次破产，稳定的人际社会网络、宗教等级、乡村的传统秩序以及人们千百年来所习惯的生活方式被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重新定义。因此，进步观念制造了传统与变革之间的激烈对立，尤其是对落后地区而言。

在这些落后地区，传统的生活、生产方式与正在兴起的工业主义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甚至不消灭前者就无法推动后者的到来。因为过去与当下的难以妥协，传统的捍卫者往往倾向于采取极端手段来抵抗社会变革，这被进步主义视为不折不扣的“反动”，对于“反动”势力的血腥和不择手段，进步力量也以相应的激进和暴力予以回应，这导致了19-20世纪早期欧洲政治光谱两侧的社会力量都成为激进主义者。这一过程中诞生了各类激进思想，例如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所有这些“主义”背后都隐含着对暴力的鼓励和怂恿。

对保守激进主义的习惯性谴责对21世纪的国际政治思维造成了深刻的影响。面对新的激进主义，国际社会的主要国家往往作出“正义对抗邪恶”的政治判断，并选择强硬手段——包括大规模使用武力——来根除其弊病，实际效果近乎灾难。这种无效战略的背后是两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激进主义——尤其是保守激进主义或者“反动”激进主义——的错误认知。要厘清这种错误认知，我们有必要回顾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对工业革命之社会代价的系统性分析。

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波兰尼回顾了英国工业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圈地运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前期均通过王权来减缓圈地的进程，这一政策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广为资产阶级改革家和历史学家所诟病。波兰尼对此有不同的解读。他认为，“国王和他的枢密院、内阁大臣以及主教们都在为保护公共福利，以及实际上是社会的人与自然的本质主旨而与这些暴行作斗争”。当时纺织业的增长明显依赖于国内羊毛供给量的提高，公平地讲，变耕地为牧地的圈地运动的确符合经济进步的趋势。然而，对于都铎王朝和早期的斯图亚特王朝而言，这种进步的速度或许已经具有毁灭性，使这一过程本身变为一种退化的而非建设性的事件。社会变迁的速度是否适当，主要取决于被剥夺者能否在其人性与生计、物质与道德等本质方面不遭受致命损伤的情况下，使自己适应于变化了的条件；取决于他们能否在与这种变迁相联系的机会领域找到新的工作，那些因经济变迁而失业的人们能否获得维持生计的新资源。

因为王权的持续干预，英国在工业化早期由经济进步所导致的种种后果基本维持在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英国社会经历了圈地的漫长痛苦，却没有遭受严重的毁坏。因为“反动”势力的拖延，英国成功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革命。然而，英国的渐进式社会变革在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并没有被成功复制，新旧世界的交替在英国以外的地区导致了激进主义运动的频繁发生。经济进步开始与暴力行为密不可分。对内表现为左右两翼的血腥残杀，对外表现为长期的帝国主义战争。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近代以来人类创造力的急速提升都造成了进步的巨大压力，就连铅笔的问世，都曾让一部分人感到知识和信息的流动太快了。如果以铅笔作为进步压力的基准，那么，当代人几乎生活在失控的进步恐慌之中。在传统社会，一方面人的平均寿命较短，另一方面，社会变化率很低。这两个因素导致了社会变化周期远远长于人的生命周期。换句话说，人在青年时代做出的职业、生活选择，在晚年看起来依然合理。然而，人类社会的整体变化率随着科技革命和全球化而逐年提高，一个行业的盛衰周期从几百年压缩至几十年甚至十几年，作为劳动力的个体越来越难以避免遭遇突然的淘汰。个人的无辜和经济规律的残酷，导致了白人蓝领阶层的普遍愤懑，新自由主义又将失去工作机会的他们从国家福利制度的保护中逐步剥离出去，这一切在底层人民看来，犹如“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再度泛滥。

综上所述，一旦变革的速度超出个体的承受极限或者新生力量的吸纳能力，新旧势力之间的极端对立便无法避免，市场的疯狂扩张长期伴随着试图驾驭或者抑制这种扩张的反方向运动，这一“双向运动”在波兰尼看来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令人困惑的是，现代经济进入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之后，波兰尼所指出的“双向运动”被许多政策制定者所遗忘。在新自由主义的反复教导之下，开放经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整个全球化——的社会代价被轻描淡写，国家干预被看成是进一步发展全球市场的阻碍因素。波兰尼曾担忧地说：“如果我们认为速度是不可改变的——或者，更糟糕的是，我们认为干涉变迁的速度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那样的话，当然也就没有可以干涉的余地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干涉的余地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正在变得越来越小，进步压力的上升不断凸显出“人的局限”。当下的反建制运动正是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它从政治上提醒人们重新考虑波兰尼所提出的“双向运动”。无论进步本身多么令人向往，政治都必须严肃对待进步的社会代价。

反建制运动在发达国家的兴起同自由主义的困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一，现代性本身存在内嵌的“道德贫瘠”问题，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多元包容只是延缓了“诸神冲突”的到来，压抑了价值判断的需求，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类脱离传统社会之后所长期面对的“道德贫瘠”。自由主义本身包含两种“宽容”，发达国家践行的多元文化主义虽然实现了表面上的互不干涉，却没有通过“宽容”达成真正的社会融合、塑造可共享的价值体系。当下的反建制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此相关的现代性危机的又一次爆发。面对社会内部的隐性隔离，一部分人试图通过与建制的对抗来为自己所坚持的价值判断张目。

其二，自由主义思想的教条化和技术官僚化，使得精英主导的舆论越来越无法切入真实的社会问题，“权利优先于善”缓解了大众政治对少数群体的集体性迫害，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的接纳问题和少数群体自身的认同（同化）问题。“政治正确”本来应当是自由主义理念在现实政治中的诸多实践工具之一，其初衷是在资源和能力严重不对称的社会条件下保护可能受到侵害的弱者，其目的本身体现了正义精神。令人遗憾的是，“政治正确”在许多政治实践中日益成为碾压不同意见的道德武器和部分精英显示自身道德优越感的工具。“政治正确”的教条主义倾向实际上屏蔽了合理的争论，掩盖了潜在的意见冲突，加剧了矛盾的尖锐化。在深层意义上，“政治正确”伤害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道德感召力，这种趋势是令人担忧的，一个可供类比的例子是中世纪教会统治时期，民众不是因为热爱上帝而信仰他，而是因为惧怕堕落和惩罚而敬畏他，这导致了宗教迫害的盛行。同理，依靠禁忌和教条来树立“政治正确”，最终会导致自由主义的暴政。

虽然受到反建制运动直接威胁的是现存制度，但发达国家必须先从社会层面入手，解决共识丧失的问题。这就要求民选政府正视全球化的社会代价，限制进步主义在政策制定中的主导性影响，在对市场——不论国内还是国际——的粗暴干预与放任自流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鉴于共识丧失的社会现实业已存在，想要在短期内弥合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各个层面的矛盾与分歧恐非易事。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在国际体系中长期占据制度优势，发达经济体的内部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制度性红利所掩盖，因此，对于这些经济体而言，全球化的社会代价尚处于逐步显现的过程中，内外矛盾的动力还远没有释放殆尽。在欧洲，处于政治光谱远端的非主流政党引领、塑造政治议题的能力已经增长到不容忽视的地步；政治的失序直接威胁到多民族国家的主权完整，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将成为分离主义的压力点。鉴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反建制运动——无论挑战的是具体政策还是根本构架——的进程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逆转。

但是，反建制运动本身并没有为现代性危机提出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法，它更多地是暴露和批判自由民主秩序在当前政治经济条件下的弱点与不足，其带有强烈“思乡病”色彩的观点主张无法成为现行秩序的有力补充，更不可能代替现行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反建制浪潮只能是一场缺少深思熟虑的改良运动，而不可能成为重塑国家政治经济形态的革命运动，这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建制、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反建制和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建制存在根本差异。如果发达国家的主流精英能够正视反建制派的关切，深刻认识导致社会分裂的结构性因素，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进行调整，那么反建制运动的中长期影响将会处于基本可控的状态。

反建制运动的兴起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对待此类事件，人们必须保持开放的头脑和多角度的视野，以避免系统性的误判。美国社会学家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曾敏锐地指出：民粹主义常常被视为反常现象，不被视为对大规模资本主义和集中化国家权力的一种基本的、频发的反应。这一判断的启示是深刻的。当前全球范围内的反建制运动是现代性危机的又一次爆发，反映了资本主义向更高级形式——全球资本主义——推进过程中所积累的重重矛盾。自由主义的实践在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两个层面都遭遇了挫折，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信条本身已行将就木。面对反建制运动所裹挟的保守思想、极端思潮和仇恨情绪，重视自由平等的人们难免过度悲观。事实上，特朗普主义并非史无前例，更不是民粹主义最坏的形态。虽然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打击，但相比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欧洲和美国社会的肌体尚且强壮，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至为温饱忧虑。发达国家可能经历局部的崩溃，但自由主义秩序并不会陷入完全的动荡之中。

我们必须看到，人们对公共生活的参与不可避免地带有基于政治、社会和文化身份的偏好以及倾向性。如果个体注定要在某一特定的文化环境下成长，并成为该文化的一部分，那么，群体性的偏好或倾向性就应当被看成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想要通过政治手段来消除基于差异性和独特性的政治文化身份，只能刺激这种身份的发展，进而导致种族中心主义、排外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的隐性传播。国际社会不应当因为共识的暂时丧失而相互指责，在缺少共同声⾳的时刻，基本的谅解和团结就成为国际社会中最紧缺也是最必不可少的“公共物品”。

文章来源：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 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