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刘协，字伯和（公元181-234年），东汉灵帝之子，九岁登基，

                   公元220年（建安25年）禅让与魏曹丕。

      大秦二十九年，海内升平。始皇帝第二次东巡至博望沙，忽有一刺客从路边跃起，投掷铁椎，正砸中始皇副车。始皇并未殒命，但大惊失色，匆匆结束东巡回京长安。博望沙古称阳武，当是现在的原阳县地界，也是北通塞外，东去齐鲁的怀川外缘。俗话说无风不起浪。这次袭击的主谋正是后来汉兴重臣张良，一砸不中，力士向西，张良往东逃亡丰沛，结识泗水亭长刘邦，从此400多年汉祚启始。

      经过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西汉东汉29帝，汉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汉献帝刘协逊位与曹魏后，又来到北拥南抱的怀川，封地山阳城，汉王朝自此勾始又就此寂灭。所以，汉朝的历史叙述起来，起自徐州，但落在覃怀。

      古怀川位于太行之南，黄河之北，也称覃怀、河内、山阳、野王，是华北东南通向西京长安、东都洛阳的要道，历来北达上党太原，禁带京畿，犹如中原明珠，又是兵家必争之地，自有许多历史不解之谜。

      献帝生于赵国，母亲为汉室王氏美人。后宫美人本来在贵人之下，可见地位之低。恰恰何皇后嫉妒成性，王美人怀胎数月，悄悄用帛带束腰，后来看隐瞒不住，只得服坠胎药，哪知此胎就是不曾下来。亏得侍女寻机报知灵帝，这个孩子才算保存下来，取名“协”。

      这里还要说刘协的父亲灵帝，自是一位奇葩皇帝，政令任由身边宦官当家，不知道冤死多少忠臣良将，只把汉朝的最后一点本钱（人才优势）输得精光。除了毫无主见，还好色好游，竟然在后宫自扮商贾，让宫女们相率采买，玩所谓“设市列肆，易服为商”的游戏。其实，灵帝最大的恶是纵容坐大外戚、宦官和外臣三股势力，终于从内部纷争，演变成外部巨变。先是巨鹿张角起义，黄巾军以一曲“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民谣，直指汉室。后有董卓犯上，废去只当了五个月皇帝的刘辩，立已是陈留王刘协为帝，这就是汉献帝。

      刘协登基时只有九岁，尚未弱冠，但哪里不是慌张、动荡？好在宦官势力已被倾轧，但刘协为董卓所立，先天不足的献帝早已从君权神授的神坛上跌落，哪里能昭令天下，能招致的只能是天下怨愤。各路坐拥兵马的群雄你来我往、讨伐兴兵，自此汉家天下进入风雨飘摇时代。

      先是董卓急于摆脱盘根错节的外戚，执意将都城从洛阳西迁长安，以便独据汉室。与纵情享乐、安于现状的灵帝不同，小小年纪的献帝并不甘于为董卓所制，拉开了与外官争斗的帷幕。他指派人员联系羁留的函谷关东诸军，号令他们推翻董卓。奈何关东军内分歧重重，首领袁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正在忙着扩张地盘、壮大力量，并不急于发兵西征。接着，献帝借王允策反吕布，导演出一番借刀杀人的美人计，不失为精彩一笔。但刺死董卓，其兵力却落入了部将李傕、郭汜等人的手里。汉献帝再一次被挟持，仍然禁锢在西京长安。

      好端端的东都洛阳被毁，西都长安被烧，再一次烧出了汉王朝体制之“痛”。其实东汉并非中央集权制，2500多平方公里疆域，朝廷的治理手段一是军事征剿，但它没有军队，而是通过发布号令，指挥调动军队；二是吏治，即对朝廷三公九卿和郡国官员的任免，地方管理则由这些官员自行决断。这就容易出现令行不止、拥兵自重的窘境。前有董卓、袁绍，后有曹操，莫不如此。

      很多人并没有真正认识汉献帝，认为他令不出宫门、政不出左右，甚至从未见他有真正的决策旨意。实际上他号令全国、勤于政事的手段并不在前任父辈之下，无奈缺乏共识和威权，朝小野大。刘协本有底蕴，想当初登基之时，“圣德伟茂，规矩貌然，丰下兑上，有尧图之表；有周成之懿。”也有奋发，面对李榷、郭汜初乱，也曾登宣平城楼大声喝止：“卿等放兵纵横，究怀何意？”更有长安城灾荒之年，赈济灾民，宫门前安置粥棚的忧民情怀。这时候的汉献帝更是只身出朝，历经艰难险阻，还都东京。

      虽然出了长安，却发现前无接引，后有追兵。直落得内臣流离，后宫被虐，所有御物国籍抛弃殆尽，单剩得帝后两车，辛有近臣伏完、董承保护，由孟津渡黄河逃至安邑（今山西运城夏县）。此时已无处栖身，没奈何露宿郊野。从金枝玉叶到丧家之犬，可伶见地，献帝自己住的是篱笆荆棘，门无关闭。群臣议事在茅草房内，甚至所授官印，也是用铁锥简单画出来，字迹模糊便及颁发。

      献帝刘协已经成人。一边是新婚的妻子伏后，一边是黄河北的旷野，虽然惊险，但犹如初出樊笼，在安邑呼吸到了自主的空气，也割除了外官牵制。河内太守张扬，河东太守王邑，听到献帝蒙尘的消息，驻守野王的张扬派人送来米面，王邑派人送来布帛。这时候的献帝手里只有空头支票，那就是封官许愿，他毫不犹豫地封张扬为安国将军，王邑位列侯爵。

      就是这个张扬，为献帝重返东京洛阳起到莫大作用，护驾、建宫，被献帝封为大司马、晋阳侯，献帝回洛阳第一个居所就命名杨安殿。张扬柄直威严，并不贪恋权位，功成身退，重返野王。野王是河内太守府邸，大抵今天的焦作沁阳市，也许献帝与焦作的缘分应从此始。他那里知道自己的归宿将来就在这里？

      焦作之重要得力于独特的地理形势，分布着太行八关中的三关以及黄河渡口。三关分别是位于济源的轵关、位于沁阳的太行关以及位于修武与辉县交界处的白陉关，这三关可以说是华北平原进入山西高原的通道。一个渡口，则是黄河上的孟津渡口。在仰韶文化时期，孟津渡口就已经成为人们来往于黄河南北的一个重要渡口。高祖刘邦在这里智夺韩信兵权，西晋司马氏在这里根深叶茂。

      一切在好转，命运也许就在自己手里。献帝由张扬、董成、杨奉护驾，从安邑重返洛阳，改元建安，这是汉献帝第五个年号。本来如果献帝抓住时机或许可以重整汉室，这是他离成功最近的时刻，大汉的命运应该改写。然而，面对已经坐大的地方势力，献帝并没有迎难而上。百官无处安身，暂就破壁颓垣，没有饭吃，向各州郡征求，竟十无一应。自尚书郎以下，只能亲自出城收割无主的糜谷，朝不保夕，或者饿死，或者被京城附近的游民打死。

      真正的生猛，那是要用血来祭祀的。有人说汉朝是一个盛世，在刘协为帝的时代，更不乏英才辈出，从三国的刘备、关羽、张飞，到孙坚、孙策，从董卓、袁绍，到曹魏诸将，哪一个没有手刃过对手？哪一个没有见过喷溅的鲜血？所以，后汉的天空是弥漫着血腥的天空。男有吕布，女有貂蝉，有血性的忠烈，也有血性的鬼魅。

      但是，刘协恰恰缺少了那么一种野性，他的手上没有血，他内心的忧和善，他的为君之道在这样的群雄乱世，恰恰是一种软弱，是豺狼登堂入室、兴师问罪的借口。

      返回东京的献帝为什么没有继续完成自己的使命？为什么没有招贤任能、开化思想，树立君威？为什么不在东京举起令旗，建立中央军事力量、平番削乱？为什么不减租惠民、充盈财政，依取民众民意？那样也许他就会崛起为一代雄主，或者在东汉末年群英谱中占得领先位置。谜团，这是真正的谜团，这是我们无法描绘的了。时也，机也，命也。

      强敌环伺，最近的那群狼正迂回逼近，就要撕扯并咬断猎物的喉舌，但被捕食者并不自知。最先认识到献帝尚有价值，尚可借用以图谋大业的是冀州袁绍的谋士沮授，沮授为袁绍进言道:“今朝廷播越，宗庙残毁，为将军计，正应西迎帝驾，安宫邺中，挟天子足以令诸侯。”

      然而，一代枭雄袁绍并没有听进去。

      后有谋士荀彧，向曹操进说:“昔晋文公纳周襄王，终成霸业；高祖为义帝缟素，天下归心。此时上奉帝驾，下从物望，便是大顺，内秉至公，外服雄杰，便是大略，手持仁义，旁招英俊，便是大德。若一失此机，让人占先，将来恐无此机会呢！”

曹操大喜道:“文若所言，正合我意。”

     逃得禁锢的汉献帝竟然迷失方向，自废手脚，身边的亲近大臣伏完、董承等被交出权力，成为散官。宦官早已扑灭，外戚自动放权，朝廷转而依赖强势诸侯扶持，与曹操的逢迎一拍即合，这才有了“狭天子以令诸侯”，以至葬送江山。抓住机遇，做得登峰造极并且成功的是曹操。

     自此，建安时期的汉献帝演变成和曹氏家族开始的爱恨情仇，恩怨与计算，终可谓成也曹氏，败也曹氏。但缺乏战略的进攻，犹如刀架在脖子上，仅仅是一种就事论事的不甘和挣扎罢了。           

      面对曹操的眼线安插，步步紧逼，刘协寄人篱下之际，所能回应的，只能暗下衣带诏，嘱国舅救驾，董承接诏联合众臣，不料事陷败露。曹操带剑进宮，喝令卫士缉拿董贵人，献帝看着董贵人的惨容，已是万箭穿心，哭着对曹操说:“董女方怀孕数月，等生下孩子，治罪未迟啊。”曹说:“怎么能留下种子，将来为他的母亲报仇吗？”当着刘协的面，将她拖出宫，令人勒死，车骑将军董承等诸臣一并诛杀，并夷三族。
      十四年后，伏皇后因为与父亲伏完书信中流露对曹不满。曹操大怒，踏入宫中，是故意的挑剔，还是早有预谋。伏后凄惨地说:“我们就不能在一起活着吗？”献帝又一次面对生离死别，痛不欲生，哭着说:“我也不知命在何时！”转而喊道:“天下能有这样的事吗？”伏后披发跣足，牵入暴室，与刘协所生的两个皇子也一同被毒杀。伏氏宗族百余人被处死。

      好一派杀戮，控制与被控制，一方处心积虑，一方一退再退，屈从克己。终于是曹操将三女送入刘协宫中，刘协迎娶曹操次女曹节为皇后，曹操成了刘协的岳丈。再由刘协女儿下嫁曹操儿子曹丕，曹丕成为后汉的宫中驸马，几次三番，一出乱伦的宫廷连姻大戏。这血腥的温柔，只有曹操演得严丝合缝。抽梁换柱，甚至嫁祸伏氏，接入魏种，这还不够，又迎娶公主嫁魏王，权利与婚姻的捆绑，是以下犯上的忤逆，还是既无韬略，又无威权的软弱？作为命中的一国君主，此时的献帝已经无可抵抗了。

      应该指出，也许正是没有集权的禁锢，宫廷之外，早已众星璀璨，波澜壮阔。除了政治上的三国鼎立、群雄割据，文学上以建安七子为主流的“建安文学”，军事上一些著名战役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渭南之战，科技民生上建安三神医华佗、张仲景和董奉都在这一时期。刘协个人在这样的时代，最后以禅让谢幕，让人唏嘘无能，还是让人礼赞文化开明？我想，可能两者兼而有之。但这又有什么，岂不都是在汉家舞台上演的吗？而这个舞台的主人正是汉献帝刘协。

      然而现实的宫墙内外，安有净地？直至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已死，献帝仍有三分窃喜，渴望可以亲政，因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那里想到此时曹丕继位，更胜乃父，竟逼令献帝让国，要他禅让江山。可伶刘协泪湿龙袍，只能祈求曹丕的妹妹、皇后曹节:“你哥想夺我的帝位呢。”曹后听罢对那些人斥责说:“你们这些人贪图富贵倒也罢了，敢造逆谋，我父亲功盖天下，尚且事汉。上天不会保佑你们！”可伶此时国天下等于家天下，而汉朝天子早已是一层纸糊，一戳而透。

     从深宫后院到布衣草民，谁也没有汉献帝的落差大，谁也没有汉献帝的感触深，谁也没有汉献帝的含辛茹苦，从单骑东归到后来宁愿被挟持，落得安定和体面，以江山换平安，蒙上了一层失败的人生灰色，而他的澹泊宁静回归平凡，又为山阳国的乌托邦奠定了亲民的亮色。

     曹丕哪里知道，曹魏江山不过五世，47年后，曹奂为司马炎所逼退位，匆匆落下历史的帷幕呢？同样源自怀川的古温家族司马氏重演了一遍魏退晋室、帝制自为的史剧，演绎出一番晋朝帝事。正应了此下流行的熟语: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故唐尧不私于厥子，而名播于无穷。”

      延康元年十月乙卯日，献帝禅诏退位，封山阳公。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都山阳之浊鹿城。俨然国中之国。曹丕还同时给刘协留了句客气话：“天下的好东西，我跟你可以一起享受”。

      终于，那个体制终于轰然倒地。他不需要再在这个体制中苦苦挣扎，他不需要在自觉和现实之间无可奈何在他的山阳国，已没有前世的劫持禁锢，也没有后来的抗争与无奈。山阳国是他的理想国。他在这里生活十四年。在这里，他可以亲力亲为，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高高树立起来，落到这一小片地下，按照自己的禀性生活。在这里他决定赋税减半，垦荒种植者，免交三年赋税。闲暇无事，利用自己在宫中学得的医术为病人解除痛苦。行医之余则入山采药，所采之药，无偿施与，针灸、艾炙、拔罐、刮痧皆为免费，外购之药，酌收成本。焦作一带有“中药不还价，针灸不要钱”之俗，此即刘协传下的千年老规矩。

      闲暇，刘协喜欢到浊鹿城北的覆釜堆登高远眺。盛夏季节，他常到南太行的百家岩游玩，一边纳凉，一边观赏吼声如雷、喷珠溅玉的天门瀑布，在那里他依然喜欢远眺。他念念不舍，时常去看，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现时的魏都来来回回匆匆忙忙的人影，还是过去的旧都洛阳？他在那里出生，在那里继位。他看见自己一路筚路蓝缕的人生吗？他看到了自己的生母王氏，看到了原配伏皇后、董贵妃吗？这种不甘，也许就是他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原因。也许此时的他什么也没有想过，只是走走，只是在太行山上、茱萸峰前留下了平平常常的“避暑台”遗迹。

      山阳国啊，好一个国中之国。好一个献帝呵护的乌托邦。他的政通人和，他的爱民忧民，他的谦和刚正都在这里。即使晋朝初立，山阳国依旧无人擅动，他影响了这片土地近百年，至今当地仍有许多传说和民俗，和献帝有关。汉晋也是怀川大地少有的稳定盛世。

      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年）三月，五十四岁的刘协善终，也葬于他的山阳国。遵帝制，仍用汉天子礼乐，墓号禅陵，追溢为孝献皇帝。下葬之日，由河南尹亲引丧车，三百校尉护卫，太祝进献祭品后，司空校尉覆土成陵。陵墓高二丈，周围二百步。这一天，明帝在许昌都城衰服素冠，亲率群臣百官致祭，盛赞汉献帝“冠德百王，表功嵩岳”。其后，刘协孙刘康祠为山阳公，到晋怀帝永嘉年间，五胡乱华，时山阳公刘秋被杀，祚绝国亡。汉献帝的后代刘阿知见混乱之世，在289年率领儿子刘都贺等两千余人东渡日本。

      刘协的山阳国封地其境域应包括今河南焦作市区和修武县西部、北部，国都浊鹿城，应在今天的焦作修武五里塬。除城址台地外，还残存有高五六米、长数百米的西城墙，现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境内的刘协墓北依云台，地处山前洪积平原。东南数百米处有一突兀小山，这就是郦道元在《水经注》所说的覆釜堆，因刘协葬于此，此山被改名为古汉山，村子也称古汉村。其后的一千多年，虽经朝代更迭，仍相继建有山阳公祠，并由历代县令遥祭。

      夕阳西下，如今的禅陵已然没有了以前的规模，陵高约七米，周长一百多米，上面杂生着杨榆枸桃等乔灌木，有的已经很高大。陵前有享堂，汉代建筑风格，上世纪九十年代复建。陵墓与享堂之间留有碑刻三通，一通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的各村会首祈求平安碑，一通是雍正九年（1731年）汉献帝陵墓址碑，一通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河北镇总兵王普所立的汉献帝陵寝碑。在禅陵的东北和东南一百多米处，各有一小冢，墓主不详，有人推断可能是刘协之孙刘康、玄孙刘瑾之墓。

      汉献帝禅陵是东汉十二帝陵中惟一不在洛阳附近的帝陵，也是豫北地区惟一一座保护完好的帝陵。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作家马伯庸说:“刘协本人资质并不差，也曾试着奋力反抗，重振汉室荣光。奈何天不佑汉。从史书上对他有限的记载中，我们能感受到一位末代帝王聪慧、倔强、痛苦和不甘心。倘若他生在治世，未尝不是个文、景、明、章那样的明君。可惜他生不逢时，陷于乱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汉室沦亡。曹魏给他议定的谥号是献，聪明睿哲曰献，知质有圣曰献，算是个公允的评价。”

      查《谥法解》正云：博闻多能曰献，慧而内德曰献，智哲有圣曰献，聪明睿智曰献。      

     刘协和他的那个时代在怀川大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留下必须反复思考、证明的诸多问题，需要我们正面回答。

     问题一：汉王朝在刘协手里是怎么断送的？我们写来道来，一路铺陈，献帝既有皇位先天不足，也有汉王朝体制的不足，但是外官是推到它的直接根源。这些藩镇诸侯不但拥有财政、人事、地方发展权，甚至拥有军事指挥权。拥兵自重，甚至以下犯上就不失为汉民族朝代更迭的一大宿命。在中国，适度的强权、集权未必是一件坏事。
      问题二：汉献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刘协无疑并不昏庸无能，这是许多史学家的基本共识，相反，他是一个勤明贤能的皇帝，甚至是开明君主。但他的不足和局限在于：一是没有接过改革的大旗，快速削弱外官，相反延续前朝体例，毁于外官势力。二是他的和平新政，绥靖软弱，他的手段和个性更像当代的戈尔巴乔夫，因为一场轻率的改革断送了前苏联帝国，也断送了自己。所以，因时因事，在正确的时候干正确的事何等重要。
     问题三：汉献帝东汉，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汉献帝九岁即位，在位三十二年，与他个人的平凡、悲戚相对，汉末尤其是建安25年，是中国历史流光溢彩的时代。不论是有心为之，还是无心插柳，我们要肯定建安辉煌，也要肯定汉献帝的丰功厥伟，这才是对历史人物的正确定位。
      问题四：怎么看待中国历史朝代的禅让？在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暴力摧毁，另一种就是和平递让。禅让也是一种痛苦，但避免了生灵涂炭、种族灭绝、百姓遭殃，也避免了对国家机器的破坏。所以，禅让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历史一种成功的权力特征，值得肯定、研究，对现当代中国特色顶层权力架构，值得借鉴。在中国历史上，一种是尧、舜、禹的禅让，历史是颂扬和肯定的，一种是晋末、明末为外夷挟持的降让，后者事实上是被骂名的。我们且不说这种历史评价的对错，只说刘协的禅让，一方面保证了汉民族的嬗变传承，另一方面从这次禅让的时代影响看，我们说它是积极的，应该是值得肯定的褒益，值得总结。
      在汉献帝陵，透过一蓬蒿草和残树，我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一个灵魂，看见一位历史上隐隐绰绰、模糊不清的东汉末代皇帝，一半成功一半失败、客观成功自我失败的清晰身影。一个活的灵魂，与我们一起共舞，也引起我们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