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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年第2期。

转载时注释、引注有删减。以原文为准！

内容提要:本文第一节论述古代北方民族中,先秦时期的及秦汉以后的各族,如戎、狄、匈奴、铁勒、突厥、回纥、蒙古等,均曾普遍存在同化与被同化现象。第二节论述古代北方民族间同化与被同化的几种类型:一是没有入主中原的:二是入主中原的.三是辽、金、元王朝的契丹、女真、蒙古。第三节论述汉人被北方少数民族同化的事例:一是因投奔北方民族地区而被同化;二是因被俘掠而被同化.三是因在北方民族地区居官,世代相传,‘因习其俗”而被同化。

关键词:古代北方民族 汉化 北方民族化

在古代北方民族中,民族间同化的现象十分普遍.例如:春秋战国之前,在我国北方的辽阔土地上,原有不少少数民族(氏族或部落)在那里活动,有族名可考的,如夏代的荤粥(音勋育)、殷商的鬼方、西周的猃犹等。及至春秋战国之际,荤粥、鬼方、猃狁等各族的名称都不见了,继之在史书上出现的却是“戎”、“狄”.这些“戎”、“狄”有大有小,总计不下一百有余。这当然不是猃狁等族人种的突然灭绝,而这么多的“戎”、“狄”也不会凭空降生,其间必是猃狁等族(还有其它名称不见于史传的各族)的逐渐同化或被同化,因而以一个新的族名取代旧的族名.这种族名的变化,反映了各族之间关系的变化,包含着众多的氏族或部落的分、合、聚、散的历史内容.这时,这些“戎”、“狄”,有的分布于黄河流域,有的分布于大漠南北,有的散居于华夏各族之北,有的散居于华夏各族之间,他们与华夏各族接触频繁,有时和平相处,也不时发生战争.而他们自己各族之间也时战时和.因而在这种互相交往和互相战争中,不断趋于同化或被同化.在长期的互相同化过程中,有的“戎”、“狄”因为社会发展较快,力量较强,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吸收了他族),而其他的“戎”、“狄”则处于配角的地位(被他族吸收).到了战国时期,散居于黄河流域的“戎”、“狄”,除了在今河北省境内剩下一个建立“中山国”的鲜虞族(白狄的一支)以外,其余大部分都被华夏各族及其建立的各大诸侯国兼并;有的则迁至大漠南北,与原来居住在那里的“戎”、“狄”结合在一起.到了战国后期,随着历史的发展,原先活动在我国北方的许多互不统属的氏族和部落,逐渐局部地聚集起来,在一定地域的范围内形成各部族共同体,比较先进的则跨入文明的门槛,建立起本族的国家政权(如匈奴族),后进的或组成部落联盟(如与匈奴同时兴起的东胡族),或仍停留在氏族或部落的历史阶段.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了大漠南北的匈奴族,就是通过这种同化过程,于公元前4世纪渐露“头角”,至前3世纪前后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其族源应包括荤粥、鬼方、猃狁、“戎”、“狄”在内的所有原先活动于大漠南北的各族.很难说匈奴的族源来自单一的氏族或部落,不过在匈奴族形成的过程中,被称成为匈奴的那一部分由于社会生产力较之其他部分先进,力量较强，在部族形成的过程中主导地位，起着支配的作用。随着部族的形展和发展“匈奴,那一部分,遂以它本部的名称总括和代表部族。事实上,它自己族内的民族成份也不是一单一的·如休屠(屠各)、宇文、独孤、贺赖、羌渠及三木楼訾等部,都是匈奴族内的构成部分;而各部之下众多的氏族,如挛鞮氏(虚连题氏;挛音孪,鞮音低)、呼衍氏(呼延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气乔氏、当于氏、郎氏、栗籍氏、沮渠氏等丈何姓或异姓万及所谓“别种”、“别部”都尚一未计留。这样复杂的民族构成,正是匈奴族内由众多的氏族和部落聚集、结合和形成的有力证明,同时也反映出匈奴这一个部落同化了其他许多部落的结果。公元6-8世纪活映于大漠南北及西域、中亚的突厥,其内部的民族构成也十分复杂,可见它在兴起的过程中,也曾经与众多的部落互相同化。

突厥是铁勒族的一支.《隋书》卷八四《铁勒传》载,铁勒在隋代已发展为一个庞太的部族,内中包含许多分支.计在独洛河(今土拉河)以北的有韦纥(回纥)等10部;在伊吾戈今新疆哈密市)以西、焉普(今新疆焉香县)以北、傍白山(即天山,在今新疆吐鲁番市北)的有契弊等9部;在金山(今河尔泰山)西南的有薛延陀等4部;在康国(今中亚撒马尔罕)北、傍阿得水（今伏尔加河)的有诃咥等8部;在得嶷水(今里海北的乌拉尔河)东西的有苏路揭等4部;在拂菻(东罗马)东的有阿兰等4部;在北海(前苏联唐努乌梁海东的库苏古泊)南的有都波等2部:共41部,“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而突厥一支,《隋书》未予列入。其所以未被列入,当为唐代撰修《隋书》时,突厥业已兴起并建立了强大的突厥政权(突厥汗国).、铁勒各部全被征服,“分属东‘西两突厥”:沦为东、西两突厥汗国的附庸。故《隋书》的作者对于突厥在兴起过程中汲收、同化了其他各部的情况及突厥与铁勒的关系,已不甚清楚,因而在同书的《突厥传》中,竟把突厥的祖先误认为出于平凉(今甘肃平凉市)杂胡。及至19世纪末在漠北鄂尔浑河畔发现了古突厥文《阙特勤碑》和《苾伽可汗碑》,两碑俱说:“九姓回纥者,吾之同族也’,。这是突厥人自己的说法,当是最可靠的说法。据新、旧《唐书·回绝传》载,回绝(即《隋书》的韦绝)为铁勒族的主要构成部分。突厥既与回纥同族,可见突厥是属于铁勒的族系,是铁勒族的一支。

到了唐代,原先铁勒中的各部,有许多部名已经消失,另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部名。例如回纥“外九部”的拔悉密和葛逻禄等,都是《隋书·铁勒传》所未见,而是后来见于新、旧《唐书》的《回纥传》的。从这里可知,在公元6世纪前后,大漠南北的各游牧部落,彼此之间的分化和同化的现象十分剧烈。最后,突厥这一部落因日益强大而征服、吞并了其他各部,并以‘突厥”之名概括和代表其他被征服、被吞并的各部.而其他被征服、被吞并的各部便逐渐被同化.名称也逐渐在历史上消失了。

西突厥内部复杂的民族构成,也表明突厥在兴起的过程中曾经汲收、同化西域和中亚各部落的情况。据新、旧《唐书·突厥传》载,西突厥共有10个部落,即以碎叶川(今中亚楚河)为界,左厢(碎叶川以东)五咄陆部落的5部(咄音多),及右厢(碎叶川以西)五弩失毕部落的5部(通称“十箭”)。其实西突厥不止有10个部落,经我考订,共有21个部落.其具体部名及分布地区,已详见拙著《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28页以下,此处不赘。

14世纪伊儿汗国的史学家拉施特,在他的名著《史集》一书(卷一)中有如下的一段话,对于了解古代北方游牧各族的同化和形成,颇有参考价值和借镜作用.拉施特说::“由于搭塔儿人非常‘伟大’和受人尊敬,其它非塔塔儿人各氏族也以塔塔儿人的名字为世所知,尽管种族的名称不同,现今都被称为塔塔儿人.这些非塔塔儿人由于把自己列入塔塔儿人之中,并以塔塔儿人的名字见称于世,因而自己也觉得居于‘伟大’和可敬的地位.正象现今的塔塔儿人、札刺亦儿人、斡亦刺人、客列亦人、汪古人、唐古特人等各种非蒙古部的部落,均仰赖成吉思汗及其氏族的‘洪福’才成了蒙古人,尽管他们原先并不承认‘蒙古’这个名字.这样,他们现今的后裔便以为他们自古以来就是属于‘蒙古人’的名下,并以‘蒙古’之名见称。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古时的蒙古人只不过是许多草原部落中的一个部落而已。

(二)古代北方民族的同化与汉化的几种类型

公元91年漠北匈奴政权覆亡之后,匈奴部族瓦解,各部失去了统领的中心,许多部众无所隶属,因此各自离散,分裂为许多部分。这时匈奴与它族的同化,正与兴起时吸收它族的情况相反,而是被它族吸收,同化到它族去了。当时匈奴分裂为四个部分,除北单于之弟於除鞬率领的部分,后来展转逃亡,最终被汉兵击灭不计外,其余三部分:

一是北单于率领的主力部分,向西迁徙,先到达乌孙地区(在今伊犁河上游一带),后转移至康居(在今中亚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当时迫随他西逃的人,为数不知多少。这一部分北匈奴人在中亚停留了约200年,在公元4世纪中叶,与居于今南俄罗斯草原顿河以东一带的阿兰聊人发生战争,并于公元374年击灭了阿兰聊国,吸收了、也就是同化了不少阿兰聊人.以后这部分匈奴人分三期进入欧洲:约自374年开始为第一期;400一415年为第二期;5世纪中叶由首领阿提拉率领的为第三期。这些进人欧洲的匈奴人,后来有很多也被当地的民族同化。

二是加人鲜卑的部分.公元91年前后,鲜卑族逐渐强大起来,乘着北单于战败西走、漠北混乱的时机,遂向西迁移,占据了原先属于北匈奴的地区,有一部分残留在漠北(没有西迁)的北匈奴人因此加入了鲜卑族。《后汉书》卷九十《鲜卑传》记其事曰:和帝永元中,汉兵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占领其地;匈奴余部留下来的尚有十余万落(落即户),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感.《三国志·魏志》卷三十《鲜卑传》裴松之注引《魏书》亦曰:北单于逃遁后,余部十余万落,至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姑以每落五口计之,当时加入鲜卑的就不下五、六十万人.鲜卑后来在公元3世纪中叶分化为许多部,其中最强大的有3部—宇文部、慕容部、段部。而宇文部就是由这些加入鲜卑的匈奴部落中的宇文部落演变而来的.宇文部原先驻牧于阴山(今内蒙古阴山)东部,在公元2世纪时,宇文部的大人东迁,统治了辽西外西拉木伦河上游的鲜卑人,加人了鲜卑首领檀石槐所建立的部落军事大联盟,以后逐渐鲜卑化,遂演变为字文鲜卑.其余加入鲜卑的匈奴人,后来都全部鲜卑化,同化到鲜卑族中,而且使用了鲜卑的族名(皆自号“鲜卑”),这部分匈奴人从此便在史书上消失。

在加入鲜卑的匈奴人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后来因与鲜卑人通婚,因此出现了一个新的族名—“铁弗”(一般称为“铁弗匈奴”)。《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载:“铁弗刘虎,……北部刘猛之从子。··一北人(北方人)谓胡父(匈奴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据此得知,铁弗是由匈奴男子与鲜卑女子婚配的结果而产生的。但只有匈奴父鲜卑母的子孙才得称为铁弗;反之,如果是鲜卑父匈奴母的子孙,如何称谓,史乏记载,或称之为“拓跋”,似嫌无据.

三是始终留在漠北西北角的部分。这部分匈奴人究有多少,不得而知,但他们始终留在漠北,没有移动,一直生活到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力量还相当强大,后来柔然族一兴起,才被吞并。《魏书》卷一O三《蠕蠕传》(蠕音软)记其事曰:西北有匈奴余种,族仍富强,部帅拔也稽举兵击社仑(柔然首领),社仑迎战于领根河(今鄂尔浑河),大破之,后尽为社仑所并。

由此可见,匈奴政权覆亡后,匈奴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已不复存在。其在漠北的各个部分,有的被鲜卑吸收,有的被柔然吞并,除西迁欧洲者外,可说都已被它族同化了。

上述北匈奴与它族的同化,可作为没有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被它族同化的这种类型的一个典型事例。

以上讲的是北匈奴。至于南匈奴,在东汉初(公元一世纪中期)南下入塞居住之后,至“五胡十六国”(4一5世纪)期间.与族内分化出来的屠各、卢水胡、铁弗等部(匈奴的别支。在中原活跃一时,分别建立了“汉一前赵”(南匈奴与屠各共建)、“北凉”(卢水胡所建)、“大夏”(铁弗所建)等政权。但这些政权存在的时间都不长(三、五十年不等),及至5世纪中期便先后覆灭。随后部众也就同化到汉族、鲜卑族或它族中去了.从公元4世纪后期至5世纪末,北魏的统治者拓跋硅鲜卑的封建化,特别是孝文帝(拓跋宏)的主动、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则是民族间因受经济文化的剧烈影响而趋向同化的另一种类型的一个典型事例(北方民族入主中原被同化的典型事例)。

拓跋鲜卑原先是一个游牧部落,但在入塞之后,随着逐渐接近和深入中原地区,就愈来愈多地受到汉族封建经济文化的影响,因而农业在拓跋部内,首先是在拓跋部的统治地区发展起来。农业地区的日益辽阔,农业人口的日益众多,自然不能不增加农业在北魏社会经济中的比重,逐渐成为北魏统治的重要社会经济基础。

北魏从登国元年至天兴元年(公元386一398年)实行“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政策.拓跋部在“代”政权存在期间(338一376年),曾领导过一个部落联盟。由于游牧经济的分散性,反映在联盟内部便是组织十分松懈和涣散,因此当“代”政权一旦搜亡,联盟也就随着瓦解了.拓跋珪东山再起(386年)时,收集旧部,重新建立起一个部落联盟。这时,由于农业地区不断扩大,农业和畜牧业繁盛,部落联盟的组织已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的需要;又由于拓跋部的经济、政治力量强大,对于联盟各部以前出现过的那种拥众自雄、时附时叛(如铁弗、高车等部)、难于控制的情况不能容忍,这是拓跋部与其它各族各部统治者之间的一种矛盾,而各族各部统治者的拥众自雄,也是易于进行分裂的一种潜在因素。因此在北魏建国之初,特别是在占领了愈来愈多的中原农业地区和人口之后,拓跋部的统治者采取了“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的政策,即解散原来参加联盟的“四方诸部”(包括“内入诸姓”)各个部落的组织,强迫各部落大人和他的部民(牧民)脱离关系,使各部牧民不再成为各部大人的私属,而变成北魏国家的编民,由北魏政府把各部牧民转移到一定的地区(在平城京畿周围)定居下来,分给他们土地,使他们从事农耕或进行定居放牧,不准他们随便迁徙。而各部大人中,反抗的被处死,抵制的被驱逐,拥护的给予官职,保留统治者的身份和地位,态度消极的则与部民同被列为编民,参加生产劳动。这样,不仅消除了分裂的潜在因素,巩固了北魏政权的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对各族各部部民的统治,还从各部大人手中夺取了大量的劳力,用以开辟财源和兵源。本来部落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组织.对于以地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来说,是不相容的。在“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之后,拓跋鲜卑及其所建立的北魏王朝,从此完全做到经济农业化,组织地域化、行政统一,部落消灭。这在实质上也就是对各个非拓跋鲜卑部落的一种强迫同化。在这个政策的实施中,拓跋部本身的部落组织也随同解散。这时除拓跋部的统治者已上升为北魏政权的统治阶级,他们的宗室已变成皇族、属于最高统治集团的优越地位之外,其余一般的氏族成员也分土定居、从事农业或定居放牧。从此,这些分土定居的牧民被迫脱离游牧生活,转向定居。这也是拓跋统治者迫使拓跋部民随同他们一起加速封建化和汉化过程的措施。

拓跋鲜卑贵族从建立北魏王朝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一系列的严重问题,陷入了复杂的社会矛盾之中。其中最突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就是北魏王朝的统治民族是处于早期奴隶制阶段的、以游牧生活为主的拓跋鲜卑,这个王朝的统治者是奴隶主贵族,而他们所统治的主要地区却是早已处于封建制高度发展阶段的农业地区。历史车轮总是在前进,业已高度发展的封建制绝不可能倒退、回复到落后的奴隶制。鲜卑统治者深知,如果不改变原先那一套统治方式,他们的政权是难以维持长久的.不仅如此,北魏王朝是拓跋鲜卑奴隶主贵族依靠武力征伐建立起来的,这个王朝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对被征服的汉族、柔然、救勒等族的残酷的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的过程,也是对包括鲜卑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的残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过程.故在北魏王朝所统治的地区,充满了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随时都有爆发民族反抗斗争和人民起义的可能性.拓跋鲜卑贵族为了避免使自己在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烈火中毁灭,不得不被迫把自己溶化于中原汉族地主阶级的行列,与中原地区的豪门士族结合,依靠和利用豪门士族的权势和统治农民的经验,来加强和维系北魏王朝对各族人民的专政。

因此,从太祖拓跋硅登国元年(公元386年)至孝文帝太和年间(477一499年)先后采取的“计口授田”,“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建立“宗主督护制”,实行吏治改革和“三长制”,颂布推行“均田令”和新的“租调制”,以及孝文帝使鲜卑汉化的措施等等。,都是为了解决上述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而制定出来的。但其结果却进一步促使鲜卑奴隶主贵族本身的封建化、北魏王朝统治制度的封建化、及使鲜卑族统治阶级与汉族地主阶级更加紧密的结合,以便强化北魏王朝的封建国家机器,加强对各族人民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然而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拓跋鲜卑统治阶级正是一个这样的典型历史事例。

北魏建国之初,鲜卑拓跋部人仍操鲜卑语。据《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的记载:“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夷语就是鲜卑语。可见当时鲜卑语非但流行,而且还作为一种官方语言而贯彻于“号令”之中.因此鲜卑族的文武官员固然都能说鲜卑语,就是汉人之在魏朝为官者,亦多精通鲜卑语言。如《魏书》卷九一《术艺·晃崇传》载:道武帝拓跋硅时,崇弟晃鼓,“以善北人(鲜卑人)语,内侍左右,为黄门侍郎”。随着鲜卑的逐渐汉化,鲜卑语也日趋冷落,及至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正月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之后,更有了很大的转变。因为孝文帝锐意改革,积极采取汉化措施,严令禁止鲜卑人说鲜卑语,故鲜卑语更易为一般人所遗忘。《隋书·经籍志》一记其事日:魏初军容号令虽皆用鲜卑语,及迁都洛阳,“后染华风,多不能通(多不通鲜卑语)。”

北魏王朝的改革,推动了鲜卑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同时,北魏王朝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客观上使北魏王朝的上层建筑与封建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至于孝文帝所强制推行的汉化政策,目的在于使鲜卑贵族完全溶化于汉地主阶级之中,并想从表面上抹煞民族差别,妄图消灭被统治的汉族、柔然、救勒等族的民族意识,缓和民族矛盾,历史证明这是徒劳的。但是在北魏王朝的统治下,众多的不同民族的人民,共处于一个统一的北方政权之下,长期劳动、生息和斗争在一起,却有利于各族人民之间的互相帮助和互相学习,这对于加强各民族的团结、消除民族隔阂,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实际上,北魏统治时期,是一个北方各民族大同化、大融合的时期,其中主要的是鲜卑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如匈奴、乌桓等同化于汉族。宋辽金元时期的契丹、女真、蒙古各族在中原建立政权之后,为了适应中原地区的“经济情况’,及确保政权的长期存在,也曾接受中原汉族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思想,不过具体措施与北魏略有不同而已。

例如契丹建立的辽王朝,因它统治的对象,除了“渔猎以食、车马为家’的从事游牧的契丹、女真、回鹊、蒙古之外,还有“耕稼以食、城廓以居”的从事农耕的大量汉人,因此分别采取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两套不同的统治办法;而官僚制度也分设“北面官”(掌游牧之政)和“南面官”(掌农耕之政)两个系统,.对于文化思想,早在太祖阿保机建国之初,就确定了尊崇儒家学说的政策,建孔子庙,诏令皇太子每年春秋二季向孔庙祭祀。。阿保机死后,太宗耶律德光继续执行这个政策,在攻灭后晋(汉人石氏所建)、进入汁京(后晋都城,今河南开封市)之后,尽取后晋的图书、礼器北去,于是文教制度逐渐建立。至景宗、圣宗之时,则科举肇兴,儒士有由低级官吏攫升高位,渐渐有“崇儒之美。汉族的许多重要文化典籍,如《五经疏义》、《史记》、《汉书》等都被朝廷刊印颁行。兴宗重熙年问(公元1032一1054年),朝廷更诏令翻译群书,诸如《贞观政要》、《五代史》及白居易的《讽谏集》等汉文名著也都被译成契丹文字,在契丹人中广泛传诵。这样,汉族文化遂普及到契丹社会的各个阶层。因此契丹上层人物中精通汉文及善长诗、画者甚多,并留下了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这在《辽史·文学传》及有关传记中都有记载。至于一般民众,据宋人洪迈的《夷坚志》“丙”部说:“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汉文)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把它读成“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池澹里树上老鸦坐”之类。可见契丹人在各方面都受到汉族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强烈影响,以致出现“华夷同风”的现象。这自然会促使契丹族向汉族同化,所以到了元代,很多契丹人都改用了汉姓。

女真在建立金王朝之后,也大量汲取汉族传统的典章文物制度和文化思想。金太祖阿骨打在早期发布的诏令中,就曾特别嘱咐群臣,在攻入中原之后,必先把中原的礼乐、仪仗、图书、文籍搜寻运往京都。,其后并以暴力手段迫使宋朝很多士大夫归附于金”。熙宗于皇统二年(公元1142年)亲祭礼庙,称“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金朝统治者还以汉族的传统制度为依据,“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这不能不使女真文化和女真民族日趋汉化。但金朝统治者一方面为了确保政权,不得不摹仿汉族的政制和吸收汉族的文化,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女真民族的汉化,又采取一些阻止汉族文化蔓延的措施。史载金世宗对臣下说:自入中原,女真人渐忘旧裕,今之讌饮、音乐,皆习汉风,仅以备礼,非朕心所好兮。因此,他制定了各种阻止女真人汉化的办法;

但是民族的同化是一种自然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一一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一文中所说:“民族大迁移后的时期中,到处都可见到，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者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故女真族后来的日益汉化,并不因金朝统治的阻止而减弱。

蒙古族建立元朝之后,世祖忽必烈也在大力推行“汉法”。不过由于蒙古族在统一中原前后,业已征服了中亚和东欧的广大地区,而西域各地的色目人在元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也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故自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开始,中经窝阔台汗,直至蒙哥汗(元朝建立前),汗国的政治重心始终偏向西方,故在先对于征服了的中原地区,仍用“西域法”或“蒙古法”加以抬理,即所谓“以马上得天下,仍以马上治之”。及至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收罗了一大批中原的汉族士大夫,他们力主实行“汉法”,并多次向忽必烈进言。如徐世隆说:“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事即法)。”。许衡也上书言《时事五事》,总结历代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中原的经验,认为北方少数民族据有中原,必行汉法,才能长治久安,故北魏、辽、金各朝都能维持一二百年,其它王朝因不实行汉法,大多乱亡相继。因此他得出结论:“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

由于忽必烈大力推行汉法,激起了反对派的攻击。史载“西北藩王”派遣使者入朝责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廓,(仿汉族)仪文制度,其故如何?’后来“西北藩王”与忽必烈展开了长期的战争,虽原因不止一端,但“西域法”或“蒙古法”与“汉法”的矛盾,自属原因之一。正是由于“汉法’,反对派的存在,“西域法”或“蒙古法”在元朝的强烈影响,故元朝把汉人、南人列在蒙古人、色目人之下,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均居第三、四等;加以元朝存在不到一百年便被推翻,大部分蒙古人退回漠北,所以汉化的进程和结果均与契丹、女真不大相同。

元朝覆亡(公元1368年)之后,除了大部分蒙古人退回漠北以外,还有不少蒙古人留居内地:这些蒙古人包括原来的蒙古军官兵;北徙漠北后,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重返中原内地的蒙古民众;还有在战争中被明军俘获的大量蒙古官兵和蒙古人民。明朝把这些蒙古人分别加以安置,而大部分则散居各地,耕种自食。明朝对于这些蒙古人采取强迫同化的政策,不准他们与本族人自相婚配,迫令他们改用汉姓,改穿汉服。在长期杂居和被迫同化的过程中,他们很快就同化到汉族及其它民族中去了.只有极少数例外,仍能保持蒙古人自己的民族特点,如聚居在今天云南省通海县的4,200余蒙古人,即其一例。.

(三)汉人被北方民族同化的各种事例

当今有些人讳言同化,尤其对于少数民族的汉化,更多顾忌和慎言.这是不必要的。其实,历史上不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同化于汉族,同样也有不少汉人同化于少数民族。单从汉人被古代北方民族同化而论,就可举出下面众多的事例。

(1)因奔往北方少数民族地区而被同化。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载汉大臣侯应上元帝书,书中提到边郡有很多汉人偷越边塞,私自逃往匈奴地区居住。又载:王莽执政时期,西域戊己校尉属官陈良、终带二人背叛,胁逼戊己校尉所属吏士及男女二千余人往投匈奴;陈良、终带自往单于庭,匈奴把那数千汉人置于零吾水上田居.《匈奴传》上又载:汉初燕王卢给因反对朝廷,率领他的部众一万余人往投匈奴。武帝时,汉将李陵、李广利亦曾因兵败带领一部分汉族士兵投往匈奴。《后汉书》卷九十《乌桓传》载:东汉末,幽、冀二州(今河北省一带)的汉族官吏和人民投奔乌桓族的计有十余万户,姑以每户五口计之,当不下五、六十万人。

《晋书》卷一O八《慕容廆载记》载:因西晋末年中原战乱,汉族人民大量逃亡,其时据地辽西(郡治在今辽宁义县西)的鲜卑首领慕容廆(音危)。刑政修明”,很多汉人遂奔往他的辖区, 廆设置了冀阳郡”等郡县以安置这些流人。

《隋书》卷八四《突厥传》载:隋末乱离,中原汉人逃往漠北突厥地区的不计其数。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一载:辽初,幽、琢(今河北省北部)汉人多逃入契丹地区,辽太祖阿保机乘机依汉制设置县城给他们居住,“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廓、邑屋、厘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

以上这些汉人,在他们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之后,虽然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不比中原地区先进,但这些汉人既长期在那些地区生活,自然会受到各该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语言、习俗等方面的强烈影响,因而不可能不与当地少数民族逐渐同化,加上互相通婚,那么同化的进程更会加速。《昭明文选》卷四一有《李陵答苏武书》,书云:“自从初降,以至今日。……终日无睹,但见异类(异族的匈奴人)。韦韝毳幙(住毡制帐幕, 韝音勾, 毳音脆),以御风雨。擅肉酪浆(食肉饮奶汁),以充饥渴。……胡地玄冰,边土惨烈(天寒地冻),但闻悲风萧条之声(朔风凛冽)。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天气冷得早)。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茄互动(匈奴人吹动胡茄乐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

李陵答苏武书虽为南北朝人民作,但上引的那一段话,却可反映作者所描绘的汉人生活在塞外的游牧地区,住帐幕,食畜肉,饮奶汁,天天与牧民交往接触,被牧民包围,被畜群包围,夜听边声(即风声、胡茄声、牧马悲鸣声),如此耳濡目染,天长日久,纵令不与少数民族人民通婚,也不能不逐渐被同化。

(2)被少数民族俘掠而被同化.

例如西汉时,匈奴奴隶主贵族经常把边郡汉族人口俘掠至匈奴地区充当奴隶,据史书所载,有数字可考的,从汉初至诏帝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中,就不下十万人以上。。由于匈奴人的习惯是“得人以为奴蟀”,即掠得人口归自己所有,故被俘的汉人大多分隶各户,与主人同居并被主人奴役,因此异族的社会环境和异族的日常生活,迫使他们不得不同化,因而学会了匈奴的语言,习惯于住弯庐(毡制的帐幕,弯音穷),食畜肉,骑马、放牧等等。又如唐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一载,他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行抵中亚但逻斯河畔南十余里时,见有一小孤城,内有三百余户(约1500一2000人),本为中原汉人,以前被西突厥汗国奴隶主贵族俘掠,后来不知基于什么原因得以摆脱奴隶的命运,纠集在一起,共保此城,在此居住。他们的“衣服去就”遂同突厥(生活已经突厥化),言辞仪范犹存中国(仅语言、体态仍保存汉人本色)”。此外,东突厥汗国的奴隶主贵族掠去的汉人也不少。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于击灭东突厥汗国之后,一次便从突厥奴隶主贵族手中赎回被俘、沦为奴隶的汉人八万口。.直至武则夭帝时,后突厥汗国的奴隶主贵族仍继续俘掠汉人为奴隶,仅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一次就掠去男女八、九万口.。这些汉人长期在突厥地区生活和被奴役,自然会日趋突厥化,其被同化的程度,当会超过在但逻斯河畔的汉人(因这些汉人后来已单独在一起生活,与突厥人分开)。

《辽史》卷二《太祖纪》载:唐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契丹首领阿保机率领大军,侵入河东、河北九郡(今山西、河北二省一带),虏掠了汉人九万五千口.阿保机虏掠时,将“所得汉人,以长绳连头系之于木’心.可见这些被掠的汉人也是沦为契丹的奴隶。不过这些汉人奴隶, 他们的契丹化可能会进行得缓慢一些,因为阿保机把俘来的汉人集中在一起,并叫这些汉人建筑城廓,在城内生产手工业品,在城外生产粮食。因此他们的身份地位虽已改变(由自由民变为奴隶),但生产劳动的种类却没有变(仍从事农业和手工业)。且因阿保机后来建立的辽王朝,其疆城相当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辖境,与中原地区紧密毗邻,有一部分原来就是中原地区.加以辽王朝后来在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方面也在汉化,社会制度也日益封建化,故不仅辽王朝辖境内的汉人契丹化受到契丹人汉化的缓解,而且契丹人的汉化进程反而加剧了。

居官于少数民族地区,世代相承,子孙繁衍,“因习其俗”,遂被同化。例如《北齐书》卷一《神武帝纪》上载:北齐神武帝高欢,其先原为渤海郡(今河北沧州市及南皮县一带)汉人.六世祖高隐,曾任晋朝玄冤太守。传三世至高湖,仕于慕容鲜卑建立的后燕(公元384一409年存在).及后燕主慕容宝败灭,高湖率众投归北魏,为右将军。高湖生四子,第三子高谧(音密)仍仕北魏,官至侍御史。因犯法滴徙怀朔镇(北魏防卫北边的六个军镇之一,在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高谧生高树生,迁居白道(今呼和浩特市西北).树生生高欢,欢落生而丧母,由他的姐姐抚养.他姐夫尉景为北魏军镇狱吏。高欢一家“既累世(仕于)北边,故习其俗(习染鲜卑人的习俗),遂同鲜卑”。也就是说被鲜卑人同化,成了鲜卑人了。故北齐皇族虽名为鲜卑,实即鲜卑化了的汉族.魏晋以后西域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的胡人,其祖先也是胡化了的汉人。《北史》卷九七《高昌传》载:高昌乃汉代车师前王之地,汉武帝时派兵西征,因师旅劳困,有很多士兵遂留其地;后来的两汉西域长史及戊己校尉也都曾驻节于此。“五胡十六国”时,匈奴的别支卢水胡首领沮渠蒙逊建立北凉政权后,曾派太守统治高昌。高昌“国有八城,皆有华人(汉人)”。北魏太武帝时,有一个名叫阐爽的人自立为高昌太守.公元443年蒙逊之子沮渠无讳进据高昌,不久(46年)柔然族攻并高昌,立阐伯周为高昌王。公元481年,高车(铁勒)族首领阿伏至罗在西域立国,杀伯周后裔,改立敦煌人(汉人)张孟明为王。不久国人杀孟明,改立马儒为王.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年)马儒请求内附,孝文帝派军队前往迎接,但“高昌旧人(汉人)情恋本土,不愿东迁,相与杀儒而立麹嘉为王。麹嘉也是汉人(金城郡榆中县人),既立,因迫于外部的压力,初臣于柔然,及柔然主被高车王所杀,麹嘉又臣于高车.永平元年(508年)仍求内徙。延昌(512一515年)中,北魏册封麹嘉为“开国伯”,王如故。熙平初(516年)孝明帝元翎立,诏赐麹嘉日

“卿地隔关山,境接荒漠,频请内迁,虽来诚可嘉,(但)于理未贴。何者?彼之甿庶(高昌国中的黎民百姓)是汉、魏遗黎(是两汉、曹魏时期的汉族遗民)。……成家立国,世积已久,恶徙重迁,人怀恋旧。今若动之,恐异同之变,爱在肘腋(恐内部会发生变乱)”

直至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突厥攻破高昌四城时,仍有二千当地汉人逃回中原。但高昌地区经过数百年的政治变化,当地汉人先后被卢水胡、鲜卑、柔然、高车、突厥等族直接或间接的统治,并与各该族人民接触交往,互相错居杂处,民族混杂,因而受到各族的种种影响,自然会或深或浅的被各族同化。加以魏晋以后,东西交通大开,佛教东来,而安息(在今伊朗高原北部)、大月氏(在今阿富汗北部兴都库什山以北一带,氏音支)的僧侣及康居(在今中亚哈萨克斯坦东南部)、罗马的商人亦有前来高昌贸易者,故高昌的汉人,除杂有上述卢水胡等各族人民外,后来还杂有中亚胡人.因此到了隋朝之后,政令方面虽仍保留很多中原色彩,但“服饰,丈夫(已)从胡法,妇人裙孺,头上作髻(也是胡装)。……文字亦……兼用胡书”。汉字仍旧通行;对于《毛诗》、《论语》、《孝经》等汉文古籍,“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用胡语习读)”。尤其是突厥的统治者有时还采取强制的办法,迫使高昌人按照他们的风俗习惯行事,更不能不大大加快高昌人胡化的进程。例如麴嘉后裔麴伯雅,其大母(其父麴坚之妻,伯雅异母)本突厥可汗女, 麴坚死,突厥统治者令伯雅依突厥婚俗“妻其大母”。伯雅不从,突厥统治者逼之,不得已,乃从。又,高昌人早已“被发左枉”(胡化)。后来伯雅因随军征战有功,得尚(娶)隋朝宗室女华容公主,因上书请求“庶人以上,皆宜解辩削枉”(即恢复中原服饰)。隋扬帝虽复诏嘉奖,并赐衣冠和颁发制造衣冠的样式。但结果因突厥统怡者派有“重臣”在高昌国监视,伯雅终不敢改。

上引《北史·高昌传》所载高昌汉人同化于少数民族的事例,清楚地反映了被同化的过程颇有典型意义。唐朝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漠北回鹊汗国覆亡后,有很多回鹊人迁到高昌,建立了高昌回鹊政权,以后高昌汉人胡化的程度更日益加深了。

此外,还有因军队驻防,戍卒守边,平民屯垦,或其它原因迁往或留居少数民族地区而被同化的,历代多有,不过史书记载,或详或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