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记党项曰：“党项，汉西羌别种也，魏、晋后微甚。周灭宕昌、邓至，而党项始强。其地古析支也，东距松州，西叶护，南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浑。处山谷崎岖，大抵三千里。”[1]《新唐书》也有党项的记载，说：“后吐蕃寝盛，拓跋畏偪，请内徙，始诏庆州置静边等州处之。地乃入吐蕃，其处者皆为吐蕃役属，更号弭药。”[2]从两唐书记载内容看，党项在古代汉人称作羌人种，在青海境内与吐谷浑毗邻而居，后融入吐蕃。

       党项羌人，藏史作“ldong”或“mi nyag”，古译作弭药，后建立西夏王国的那一部分，藏文史书则作“mi nyag gha”，蒙古族称为唐兀惕、合申(《元秘史》)、唐古特(《蒙古源流》)。唐兀惕与唐古特似即“stong bod”或“ldong bod”，即“兑蕃”（上部之蕃）或“党蕃”之译音。

       作为补充，这里需简单探讨以下有关“羌”的问题。笔者曾经探讨过“羌”字的藏语语音，猜测其为藏语“spyang”的音译。[3]但现今对古藏语读音进行分析可见，此论断也缺乏说服力。因为在古代藏语，各藏文字符的拼写时是分开读的，上加字和基字以及下加字应分开读出其音。从这个角度讲，藏语“spyang”显然不能成为“羌”的直接来源。据语言学角度分析，汉文史籍中“羌”应具有“部落”、“家族”、“氏族”、“部族”、“集团”之意，汉人把“羌”作为藏语“chang”的译音记载下来，含有族别之意。[4]在古藏语中，“cha”和“tsha”是可以替换用的，是相互通用的字母，在口语亦是如此。据早期文献记载，在多康藏区尤其是安多地区，“cha”后面加一个后置字“ang”，就表示“家族”或“氏族”，一个氏族部落就能称作一个“chang”或“tshang”。这一称法一直沿用下来，后期一般称作“tshang”，并作为藏族特有的基层组织形式之称谓具有深层的文化内涵。以古代藏人的社会，母系血亲和骨系（父系）血亲一方的称谓是不同的，骨系血亲相传的继嗣关系形成的氏族为“tshang”，一般家族或氏族都以“tshang”来称呼，如“rong ba tshang”、“gro bo tshang”。另外在古代藏族社会，代表某个氏族部落首领的家族被称作“dpon tshang”，意为“首领一家”，也反应了“tshang”的具体所指。从藏语语音演变的过程来看，藏语语音具有一种从繁到简和浊音清华的一种发展趋向，还具有从不送气声母向送气声母发展的一个过程，这个也可从8世纪左右的古藏文文献中充分能够印证。由于这个语音演变的缘故，出现古藏语“chang”的语音与“羌”一致的情况，并演变为“tshang”的语音。

       “党项”，似为“ldong tshang”之音译，“党”为“ldong”，“项”为“tshang”。上面已探讨安多董氏人中有“羌”的支系部族，四大种姓中也有个“羌”种姓，“羌”与“项”应为同音，是为藏语“tshang”音译而来。同时，我们还能发现藏文文献所见之“ldong tshang”与汉史中“党项羌”分布区域大致相当。从汉文史籍中有关党项的记载进行综合分析可知，党项在隋唐时期的活动范围大致包括今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四川西北部和西藏东北部的广大区域。但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地名的“党项”还很难确定其具体在什么方位，因为党项人活动区域较大，分布区域分散，内部往往各自为政，加上党项人活动区域也并非他们单一的生活区域，“党项”族人的居地有可能随他们的迁徙而发生变化。

       汉文文献所见之“白兰”，最早出现在《华阳国志》中。[5]后来，《宋书·吐谷浑传》载吐谷浑王吐延被昂城羌酋姜聪所刺，临终嘱咐部下速保白兰。此后，白兰便作为吐谷浑的巢穴屡屡出现。

       对“白兰”的渊源、族属、地望等内容的探讨学界多有研究，②各自观点也并不一致。

       有人认为白兰在今柴达木盆地布尔汗布达山一带，其根据是有些记载明确说明白兰在吐谷浑西南，而吐谷浑牙帐则设在青海湖畔，两相参照，即得出此结论。[6]然而历史上吐谷浑属地有不断伸缩的过程，其牙帐也设在不同的地点，光从某一时期吐谷浑牙帐的位置断定其他方位是笼统的做法，不够确信。李开珠经研究断定白兰地处阿坝一带，并认同山口瑞凤先生的结论，进一步论证白兰是由郎氏部落组成，白兰意为藩域的郎氏的观点。[7]陈宗祥在《试论格萨尔与不弄（白兰）部落的关系》一文中把“昨弥不弄羌、党项交构二国”一句标点成“多弥、不弄、羌、党项交构二国”，[8]指出“不弄”即“白兰”，认为“不弄”或“白兰”的藏文对应词是《格萨尔王传》中多次出现的“khrom”。③杨铭将《岱噶玉园会盟寺愿文》中的藏文“vbrom khong”一词比定为唐代汉文文献中的“弥不弄羌”或“白兰羌”的对音。认为“vbrom”可对“弥不弄”即“白兰”，“khong”对“羌”，“vbrom”是一个专有名词，而“khong”是一种表示族属或地区的后缀。[9]

       至于白兰的地望，汉文文献有诸多记载。如《释迦方志·遗迹篇》第四载：“（青）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又西南至国界，名白兰羌，北界至积鱼城，西北至多弥国。又西南至苏毗国，又西南至敢国。又南少东至吐蕃国。”[10]此记载较为清晰，从前后记载推断，当在今青海西南部，今青海海南同德、果洛玛多一带恰巧在其地理位置上。《唐会要》也云：“自中国出鄯城五百里，过乌海，入吐谷浑部多弥，苏毗及白兰等国，至吐蕃界。”[11]与上述《释迦方志》基本相同。由此可知，白兰一地大致在今青海南部至四川西北部之间，初为古代藏（古羌人）系部落政权，后在吐蕃统一青藏原时被征服，完全融合于吐蕃。

       笔者疑为“白兰”与今日散居在藏区各地的“巴-里”（vbav li或vbav li）两大部落有较大的历史渊源关系。在藏文文献，“巴”和“里”通常不分开使用，作为古代藏族较大的氏族部落名称多次出现在藏文族谱文献中。“巴-里”在语音上也与“白兰”几乎一致，今青海省同德在藏语仍然被称作“巴”（vbav或vbal）。笔者的看法是，白兰部在吐蕃王朝未建立时期主要集中在青南一带驻牧，后分部迁徙到不同的地方，加上吐蕃时期本身就有本土部落军政组织派往新的征服地的做法，白兰各部也极有可能曾远赴四川等地作战，未归留居的部众逐渐形成今“巴塘”、“理塘”藏族。

       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境内有许多以“巴”字命名的地名，如“巴塘”（vbav thang）、“巴勒哈滩”（vbav lag ga thang）、“巴基冈”（vbav dkyil sgang）、“巴多”（vbav mdo）、“巴麦”（vbav smad）、“巴沟”（vbav khug）、“巴水”（vbav chu）、“巴茫拉”（vbav mang ra）、“巴地十三座高山”（vbav yi mthon po bcu gsum）等，传统意义上的“茫巴夏三地”（mang vbav bya gsum）地域概念就是指今同德、贵南等地藏族部落地区。“巴”是藏族远古氏族“董氏人”一支系，“巴氏人”长期游牧于同德、贵南及泽库等部分地区，使此地逐渐得其族名而统称“巴域”（vbav yul）。据《海南州地名文化释义》，说“因自古以来，现今巴域这个地方，是与以绵羊为图腾的古藏族穆氏和苳（董）氏部落相连的一个区域，后来羊的‘咩咩’叫声，即汉文的音译转写字‘巴’一词成了该氏族之名，‘巴’这一地名即由此而来”。[12]此说也不无道理，绵羊之“咩咩”叫声在藏文常写为“vbav”或“vbal”字，与汉文“巴”字发音完全一致。

       吐蕃时期古藏文文献中，多次出现冠以“vbal”姓氏的人名，如赤德祖赞时期大论白·董咋布（vbal ldong tsab）、赤德松赞时期内大臣白·论卓麻（vbal blon vbro ma）、赤祖德赞时期白·论鲁桑杰玛（vbal blon klu bzang skyes rma）等。这些大臣家族大多与多麦地区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曾带领军队举家迁至多麦，长期驻扎在边疆地区，屯田驻守，久而久之，这些大家族的姓氏“白”（ vbav或vbal）逐渐变为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名，“巴-里”地名由此形成。

       另据藏文文献及有关传说，白兰也有可能为藏语“be ri”的音译，即汉文文献出现之“白利”。白利位于今青海西宁至贵德一带的藏族古老部族，后一度兴盛，并在吐蕃帝国王朝崩溃后分裂割据时期建立自己的政权。萨迦政权时期，萨班受邀前往凉州与阔端会晤时，曾在宗喀地区与白利王共商对策，并携他一同会晤了阔端。[13]但需要指出的是，此白利王与公元17世纪出现之康区白利王不同，是为另一白利。

       有关女国的记载，最早见于《隋书·裴矩传》，该书转引《西域图记》序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 …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14]《隋书》还有专门介绍女国的《女国传》，载：

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山上为城，方五六里，人有万家。王居九层之楼，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朝。复有小女王，共知国政。其俗贵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女百忌。男女皆以彩色涂面，一日之中，或数度变改之。人皆被发，以皮为鞋，课税无常。气候多寒，以射猎为业。出鍮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 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亦数与天竺及党项战争。其女王死，国中则厚敛金钱，求死者族中之贤女二人，一为女王，次为小王。贵人死，剥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于瓶内而埋之。经一年，又以其皮内于铁器埋之。俗事阿修罗神，又有树神，岁初以人祭，或用猕猴。祭毕，入山祝之，有一鸟如雌雉，来集掌上，破其腹而视之，有粟则年丰，沙石则有灾，谓之鸟卜。[15]

       《北史·女国传》记载与《隋书》基本相同。

       《唐书》载：女国“东与吐蕃、党项、茂州接，西属三波河，北距于阗，东南属雅州罗女蛮、百蛮夷。东西行尽九日，南北行尽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为君，居康延川，巖险四缭，有弱水南流，缝革为船。户四万，胜兵万人。”[16]

       据周伟洲先生研究，汉史中有关女国的记载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1）《隋书》及《大唐西域记》、《释迦方志》、《北史》、《往五天竺传》、《通典》等史书称女国位于“葱岭之南”；（2）《旧唐书·女国传》将女国不列入西域传，而列入西南蛮传，并记女国在吐蕃东，与西山八国相邻，称“东女国”；（3）《唐会要》、《册府元龟》两部史书同时分别记载西域之女国与西南蛮之东女国；（4）《新唐书·东女国传》同时杂以两女国为一传记载。[17]从以上史书记载的内容看，不难发现汉族史家基本统一认为吐蕃帝国未建立之前却有一“女国”者，但对其具体的表述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把两者看做同一政权，而有的则认为两者为不同的概念。

       对吐蕃前期东、西两个女国的情况，因汉文史料记载本身颇多错乱谬误，致使女国问题长期众说不一，纠葛不清，一直难以破解。这种对女国的不同观点和看法加上史料对女国记载的容易混淆之内容，给人们正确认识两个女国地理位置及社会面貌带来极大麻烦和困惑，致使女国研究长期处于各执其是、众说纷纭之迷茫状态，对此中外学者讨论也颇多。④

       要弄清女国地望及族属等情况，首先必须梳理清楚有关记载女国之史料文献。石硕先生认为女国的记载存在两个不同的史料系统，一个系统是《隋书》、《北史》，另一个系统为《大唐西域记》、《释迦方志》和《往五天竺传》等。[18]对两类史料系统作分析可知，前者显然是转述记载，获取材料方式较为间接和遥远，出现误载的可能性较大；而后者记载较为直接和可靠。两个史料系统的主要差别是：《隋书》等记载女国王姓为“苏毗”，《大唐西域记》等则没有此类内容。以前有研究者依据《隋书》的记载认为女国为苏毗，但据上述史料的梳理发现，“王姓苏毗”系为误载，可能是将“苏伐”误写为“苏毗”所致，故女国即苏毗的论点是不可取的。

      目前史学界一般认为，关于吐蕃前期东女国情况，当以《旧唐书·东女国传》的记载为可信，而《新唐书·东女国传》及《隋书》等因“揉两说而为一”，错乱与谬误甚多而不足凭信。

       《唐会要》中同时记载了东、西两个女国的情况。关于葱岭之南女国，其记载如下：

        女国，在葱岭之西。以女为王。每居层楼，侍女数百。五日一听政。其王若死，无女嗣位，国人乃调敛金钱，还于死王之族，买女而立之。其俗贵女子、贱丈夫。妇人为吏，男子为军士。女子贵者，则多有侍男。男子贵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犹有数夫焉。生子皆从母姓。男子披发，以青绿涂面。妇人辫发而萦之。土宜六畜，多骏马。

       《唐会要》的这一记载后来被《旧唐书》作者抄袭，并误把葱岭之南之女国情况移动和添加到了东女国上，未再记述葱岭之南女国，从而出现篡乱的情况。在隋末唐初，葱岭之南女国被普遍称做“东女国。[19]而到唐德宗朝苏冕所撰《唐会要》中始将“东女国”一名移用于川西高原女国。此转换亦为记载川西高原女国事迹的《旧唐书·东女国传》所承袭。因此，这里要明确的是，女国与东女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理单元或政权，女国在葱岭之南，于阗南，吐蕃西，其位置紧邻婆罗吸摩补罗国（今尼泊尔）和大雪山（今喜马拉雅山山脉）并处在喜马拉雅山呈东西走向之地段，按现代地理划分，当在西藏西部地区。

       虽然从各类史书记载看此国地理位置较为明确，然又与藏汉史籍所云“羊同”或“象雄”位置相重合。尤其《释迦方志》曰：此女国“非印度摄，又即名大羊同国。”[20]当大羊同国为女国。王小甫、山口瑞凤曾撰文同意《释迦方志》所载之内容，认为东女国（即女国）、大羊同或杨同三者勘同。[21]然而据大多数汉文文献记载来看，大羊同与女国视为两国，至少在唐人眼里此乃两国也。

       从汉文文献分析，确有女国一地，地理位置也在西藏西部地区，但为什么藏文文献没出现女国的记载？笔者认为可能是女国在当时吐蕃人被看做羊同的一部分，故未载于史册。

       有关川西北东女国的情况，《旧唐书·西南蛮传·东女国》中曰：

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余城。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户四万余众，胜兵万余人，散在山谷间。

        从中可知东女国在川西高原，大致地望可推测在川滇藏交界处。文中“康延川”为今昌都，[22]“弱水”为澜沧江，东女国在澜沧江流域一带以昌都为中心的区域。据日本藏学家山口瑞凤和李敬洵研究，东女国即四川嘉绒藏区，嘉绒或嘉莫绒在藏语称为“rgyal mo rong”，意为“女王谷”，也即是唐代嘉良夷所在地，位置大致在今大金川一带。[23]

       约在唐贞观十二年（638年）前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借唐朝不与之和亲由，率大军攻松州，松州与东女国处在同一区域内，东女国必定与吐蕃发生直接关系。由于史料贫乏，东女国具体于何时臣服吐蕃不得而知，但最迟也会是唐安史之乱后不久。

        但遗憾的是，两“女国”在藏文文献几乎找不到相应的记载，或可能与另一种称谓出现在藏文文献。要完全弄清女国的所有情况，只能等待发掘新的文献资料。但能够断定的是，东女国位于后被称为多康藏区的范围内，而且与多康藏区先民有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也为古代羌人一部，实为远古藏族董氏人的一支。

       长期以来，“附国”的地望及族属问题争论不休，并引发了“附国是否为吐蕃”展开了热烈的讨论。⑤从目前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看，多数学者持附国并非为吐蕃，但仍然有主张附国为早期吐蕃别名观点的人。⑥

       有关附国的记载见于《隋书》、《北史》。

       《隋书》载：

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馀里，即汉之西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东部，所居种姓自相率领，土俗与附国同，言语少殊，不相统一。其人并无姓氏。附国王子宜缯。其国南北八百里，东西千五百里，无城栅，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礫而居，以避其患。… …国有二万余家，号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系之酋帅，重罪者死，轻刑罚牛。… …妻其群母及嫂，儿弟死，父兄亦纳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长笛。… …死后时年而大葬，其葬必集亲宾，杀马动至数十匹。… …土宜出小麦、青稞。… …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用皮为舟而济。… …附国南有薄缘夷，风俗亦同。西有女国。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硖、白兰、叱利摸徙，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24]

      《北史》曰：

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东部，所居种姓自相率领，土俗与附国同，言语少殊。不统一，其人并无姓氏。

附国王子宜缯。其国南北八百里，东西千五百里。无城栅，近川谷，傍山险。… …其土高，气候凉，多风少雨，宜小麦、青稞。山出金、银、铜、多白雉。附国南有薄缘夷，风俗亦同。西有女国。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25]

       两部史书对“附国”的记载基本雷同，《北史》略晚于《隋书》，应是李延寿把《隋书》作为蓝本抄引资料。李延寿于贞观初年参与《隋书》编撰工作，抄引《隋书》中附国的相关记载在所难免。从记载内容看，两部史书对附国的地理人文特征做了简要介绍外，对其具体地望及来龙去脉未作任何记载。

       除了上述重要的两部史书外，唐代《广川画跋》及《西域图》也提及了“附国”。《广川画跋》记阎立本所画《王会图》时曰：“鸿胪导客，次序而列，凡囯之异，各依其方。东首三韩… …西首以吐蕃… …其南首以交趾… …而板楯、尾濮、西僰、附国、笮等次… …”[26]《王会图》画于唐贞观年间，可见贞观时仍然有附国。《西域图》中也列有附国的有关情况。[27]但我们从新旧《唐书》无法找到附国的相应记载。

       从各类文献记载分析，附国的地域当在西南无疑，但具体未明确记载。有关记载“附国”与早期“吐蕃”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附国”与“吐蕃”确不能等同起来，同时也与吐蕃相关。即：“附国”非雅隆悉补野“吐蕃”政权，但在族属上属于同源异流，都源自“蕃”。

       目前学术界对附国的地理位置有下面几种说法：任乃强认为附国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德格县一带；[28]汤开建认为附国在今青海东南部至四川西北部之地；[29]《辞书》“附国”条称附国在四川西部和西藏昌都地区；[30]法国藏学家石泰安认为附国位置大致在打箭炉和玉树之间的地方；[31]杨嘉铭认为附国的中心区域在今川西道孚一带。[32]虽然具体看法不一，但综合起来总体上倾向于认为附国位置大致在今川、青、藏交界处一带。

      要确定附国的地理位置，《隋书》及《北史》所载之“嘉良夷”是非常重要的参照地。对于嘉良夷的地望，学术界观点基本一致，即认为在今大渡河上游大、小金川地区。汉史所载的“嘉良夷”应为藏文史书中出现的“rgyal rong”（嘉绒）地区，“嘉良”是藏语“rgyal rong”的音译，虽然不能与今嘉绒地区完全等同起来，但大概位置应在其地。嘉良夷在大渡河上游流域，那么附国东部疆界应到达大小金川之西的道孚一带。“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应指甘孜一带的雅砻江。

      石硕认为“由道孚、炉霍、甘孜乃至延伸到德格及金沙江边的东西向的平原河谷带正应是附国的主要疆域”。[33]笔者基本同意此观点。

       “附国”之“附”为藏语“bod”的音译，这一点学术界无大的争议，既然“附”是“bod”的对音，“国”肯定系汉人追加之词，应理解为“蕃之国家”或“蕃之地”。这样一来问题又被复杂化了。藏文文献对吐蕃王朝建立前后西藏境内的部落政权有较为清晰的记载，但对周边地区尤其对川西北地区的记载相当模糊甚至没有多少记载，6世纪以前藏区史地的记载中无法找到与“附国”有关的内容。按照藏文史书叙述，吐蕃王朝建立之前藏区确实有大大小小的地方政权，互不统属，也无多少往来关系，但明确记载了这些部落邦国均属“蕃”，为“猕猴与岩罗刹女”之后裔。

       “附国”具体族属及地理位置史书缺载，不过从上述《隋书》及《北史》的记载来看与西藏本土诸小国同属“蕃”是肯定的。有人说“附国”作为属于吐蕃族群的部落政权，其汉文地名的对音藏文地名推测为“rtsang bod”（藏蕃）[34]和“rtsang chen”。[35]这显然不够成立，因“rtsang bod”和“rtsang chen”的地理位置基本能确定为西藏后藏地区，与“附国”在川西高原的说法相去甚远。

       据笔者推测，汉史中的“附国”与古藏文文献或后期藏文史籍出现之“spu bo”似有关系。“spu bo”又作“spo bo”，是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出生地。成书于13世纪的《弟吴宗教源流》载：“波沃之境，有一波人称莫莫赞者，怀里生有九小鬼，幼者称玛聂乌皮热，其舌可盖面之中央，手指间生蹼相连，凶狠至极，具大法力，因见过蛊，故曰逐之。波沃境具法力之苯教诸僧，举仪送小鬼，逐往‘蕃’方，恰逢‘蕃’之寻请其王者。”[36]《雍布拉康目录》也有相同的记载。此处波沃（spo bo）在西藏东南部，大致为今波密一带，与川西北地区相距不远。目前因资料匮乏，我们无法断定聂赤赞普时期或较早时期该地是否有较大的部落政权存在，但很明显波沃地方与雅隆“蕃六牦牛部”各自其政，互不统属。公元6世纪初南日论赞父子进行统一青藏高原的兼并战争时，提到过与波沃相邻的达布、工布等地，却未载波沃的有关情况。据此笔者想，波沃地区很早以前就有较为松散的部落政权，所辖区域应较广泛，包括今西藏东南部、四川西北部等地。

       “附国”与“spu bo”音近，“附国”有可能是音译自“spu bo”或“spo bo”。不过这当然是笔者一种大胆的推测，难以确断，待进一步考证研究。

       有关“多弥”的地望及族属问题学界已有论述，⑦基本认为在今青海长江上游通天河一带，属西羌人。《新唐书》载：“多弥，亦西羌族，役属吐蕃，号南磨。滨犁牛河，土多黄金。”[37]可知“多弥”又称“南磨”。 从汉文史籍看，“多弥”属于“西羌”，说明与藏族先民有内在渊源关系，并较早为吐蕃所征服。据汉文文献，早在唐以前就有“多弥” 的记载，如《隋书》卷八三《附国传》记：“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硖、白兰、叱利摸徙，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此处“当迷”为多弥之异译。《新唐书》把多弥又作“昨弥”。[38]

       从《唐书》所云“多弥”又称“南磨”，这给探讨多弥提供了有力的线索。

       “nam”这一名称出现于敦煌古藏文文书，不过，在古藏文文献中，对“nam”的地望没有确切的记载。对吐蕃时期藏汉文献中有关“nam”的记述进行分析，“nam”应为汉文史书出现的之“南磨”，[39]并基本能推断该地在今四川境内。汉文文献又把“南磨”记为“喃国”、“南国”、“卑南”、“离湳”、“钵南”、“南水国”、“多弥”等。

       敦煌古藏文文献发现了被称作“南语”（nam yig）的非常古老的古藏文写卷，其手写方法及语法结构完全与藏文一致，除了部分词语能够辨认做适当解释外，具体内容几乎没法翻译。有人认为“南语”与“南磨”有非常密切的内在关系，将该文献看做四川西部一带远古藏族一支部族的原始语言。[40]又据《新唐书》记载，多弥与苏毗接壤，[41]苏毗东段与南磨相邻。敦煌藏文文献《编年史》记702年大事时曰：“至虎年（702年）。夏，赞普驻于崩尺牟登。母后赤没禄驻于羊卓之卷地。冬，赞普驻尺孜宫。多麦之冬季议事会由库·莽布支拉松与论芒赞董谿于南磨之董忠木召开，制定治理苏毗茹之大法令。”[42]此处“南磨之董忠木”地方召集多麦冬季议事会并制定治理苏毗茹的大法令的内容，进一步说明了苏毗与南磨相邻的事实，可能此时已经把“南磨”一地划入苏毗茹范围内。“董忠木”为“南磨”的一个较小地方，据另一处敦煌藏文文献记载，此地产坚韧刀剑，技术含量颇高。[43]

       《智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时期四外领邦时曰：“南巴（nam pa）德王，尼婆罗铜王，苏毗铁王，门娱乐王。他们收集赋税上献，因此他们亦隶属于属民之中。”[44]敦煌藏文苯教文书P.T.493号也出现“南巴董人”（nam pa ldong）的记载。上引《智者喜宴》和敦煌文书出现之“南”很有可能均指“南磨”，但由于无系统资料，无法一一考证。

       新疆出土古藏文简牍文献出现“nam ru”的部落，很可能是吐蕃在征服西域时期从“南磨”地方派往新疆南部的部落军事组织。

       另外，有人将“多弥”与古藏文“多麦”（mdo smad）相提并论，对照藏汉史料发现，此说不够成立。吐蕃时期的“多麦”大致与安多地理范围相重叠，其中包括“多弥”。另外，“多麦”是大区域名称，而“多弥”则是部族名。

       从藏汉相关文献记载综合分析，“多弥”这一名称往往与藏族远古氏族“董”氏人联系在一起。如敦煌藏文文书出现“nam ldong”（南董）；《册府元龟》出现“吐蕃白兰二品笼官董占庭等二十一人来降。”[45]等。对此学界已有注意：周伟洲先生曾撰文认为“多弥”应是藏语“ldong mi”（意为“董氏人”）的音译，[46]张云也持同样观点，认为“多弥”是藏语“stong mi”或“ldong mi”的变体形式。[47]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因为“多弥”由藏族远古六大氏族之一董氏人构成，古董氏人多散居在青藏高原东部地区，而此名又发源于古代羌语或藏语，与藏语“ldong mi”在译音、所指区域均完全吻合。另外，“多弥”与藏语“mdo mi”在语音上非常相近，“mdo mi”意为“下部之人”。“多弥”地处吐蕃东部，按藏族的习惯把东部地区常被称作“下部”或“下区”，从而笔者也认为“多弥”可能源于藏语“mdo mi”，是吐蕃人对东部董氏人居住区的一种别称。这只是一种推测，有待进一步考证。

       对于多弥的地理位置，《通典》云：“其（吐蕃）国出鄯城五百里，过乌海，入吐谷浑部落、弥多弥、苏毗及白兰等国，至吐蕃界。”[48]其中“弥多弥”系多弥，多弥在吐谷浑南、白兰西、苏毗东。《新唐书》曰南磨“滨犁牛河”，[49]“犁牛河”为今长江上游金沙江古名，如此说正确，那么多弥或南磨处在犁牛河流域，地理位置应在今四川德格至白玉长江一段。

       《释迦方志》也载：

从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岭，减四百至鄯州。又西减百里至鄯城镇，古州地也。又西南减百里至故承风戌，是随（隋）互市地也。又西减二百里至清海，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余里。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又西南至国界，名白兰羌，北界积鱼城，西北至多弥国。又西南至苏毗国，又西南至敢国。又南少东至吐蕃国… …。[50]

       据此记载看，多弥国大致在白兰之西，西南与苏毗接，与上述《通典》记载基本一致。综上所述，“多弥”即在今青海、四川、西藏交接地带，地域范围较小，在吐蕃为统一青藏高原之前一直以独立自居，后于公元7世纪中叶被吐蕃归入其版图内，从而消失于史籍记载。

       据《旧唐书·东女国传》，“西山八国”是：邻哥国、白狗国、逋租国、南水国、弱水国、悉董国、清远国、咄霸国。“西山八国”位于唐蕃交往之要冲，双方在争夺地盘的争战中多次交战于此，且基本役属于吐蕃。《旧唐书》载：西山八国“自中原多故，皆为吐蕃遂役属。其部落，大者不过三二千户，各置县令十数人理之。土有丝絮，岁输于吐蕃。”[51]西山八国分布的区域大致为：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茂汶、理县、黑水、汶川以西至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崇山峻岭中，[52]包括今青海省果洛州班玛县以东地区。

       关于西山八国的族属问题，学界历来众说纷纭。石泰安认为，从“西山八国”羌人的姓名“董”和“汤”分析，该地羌人系藏族远古氏族“董”（ldong）和“东”（stong）两族人。[53]李绍明说唐代“西山八国”均是古代羌人之后，不赞同石泰安之说。[54]郭声波认为唐代中后期的“西山八国”由唐前期弱水西山六十八羁縻州部族所建，他们是古代羌人的后裔、现代嘉绒藏族的先民。[55]总括起来，目前学术界在“西山八国”的族属问题上持两种观点，即：藏族远古族系说和古代羌人后裔说。

      从上述观点不难发现，一种把青藏高原东部地区之“羌人”看做古代藏族族系内部的氏族来理解，而另一种则不同意古代羌人与藏族远古氏族间有内在渊源关系。汉史所载的“羌”与藏文史书出现的“tshang”的关系前面已论述，已经论证了“戎羌人”是属于与藏族族源相同的族群的观点。

      所以，笔者认为“西山八国”之羌人与藏族远古“董”（ldong）氏人有内在之渊源关系，“西山八国”族源应与藏族同源。

       （1）邻哥国

       邻哥国地理位置与今嘉绒基本相当，《随书》称其为“嘉良夷”，今四川省阿坝州境内金川县、小金县、马尔康县、理县、黑水县、汶川县部分地区及甘孜州、雅安地区、凉山州等地为嘉绒地区。史书记载之“哥邻人”、“戈基人”为邻哥国土著先民，吐蕃时期“邻哥国”当在马尔康南部为中心的区域。

       （2）白狗国

       今人研究者大多认为隋唐时期的白狗国位于今理县境内，主要依据是《元和志》所载之“茂州通化县近白狗生羌”的内容。因通化县为今理县通化区，据此判断白狗国在理县。事实为：唐贞观元年，羁縻维州白狗羌大部分西走，余部居留在理县境内原处，后改为斧州。“西山八国”中的白狗国不是指留居原处的白狗羌，而是指西走吐蕃境内的白狗羌，所以，白狗国不可能在理县境内，而应该在今马尔康北部地区。

       （3）逋租国

       逋租国在今阿坝小金县境内。据《旧唐书》载，唐朝在贞九元年封授逋租国王弟邓吉知为“试太府少卿兼丹州长史”，[56]“丹州”为“冉州”，在今阿坝州茂县境内，距县城不远。[57]又据《旧唐书》，801年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兵分九路进击吐蕃，其中一路进攻“逋租”、“偏松”等城。[58]“逋租城”为逋租人居住之城，位于今阿坝州小金县沃日河一带，[59]此时“逋租国”也应在阿坝小金县境内。

       （4）南水国

       《旧唐书》载：“贞元九年七月，… …南水国王姪薛尚悉曩… …率其种落诣剑南西川内府”，授予“薛尚悉曩试少府少监霸州长史”。[60]《旧唐书》曰：“天宝元年，因招抚生羌置静戎郡。乾元元年，改为霸州也。”[61]今有学者认为，“南水国”之“南水”即今“黑水”，霸州地理位置在今黑水县及茂县西北之赤不苏一带。[62]杨铭先生认为“南水国”乃以“那鄂羌“置，位置当在今青海果洛州班玛县境内。[63]笔者基本认同后者观点。

       （5）弱水国

       《旧唐书》云：“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余城。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户四万余众，胜兵万余人，散在山谷间。”[64]认为弱水属于西羌人，由弱水之地而得名。

弱水即藏文文献出现之“rdza rgyal”（咋杰）。

藏语“rdza rgyal”一名在藏文史料记载不少，如《安多政教史》记载：“据称，多康地区曾有十八个董氏后裔… …在某一时段，董·白钦觉的族系中问世一位名叫韦秀普瓦塔的人，他的绰号叫董·米朗固古然根… …董·米朗及其儿子格勒… …来到玛茹戎地方。时至格勒之子格孜、格彭、格杰、苯德觉时期，按米朗的临终遗言，格孜等由一位苯教徒引见，来到帕德咋杰（rdza rgyal）的近前，为他们求得姓氏。”[65]此处“咋杰”意谓“咋之国王”，“帕德”应系国王或这一邦国的尊称。从该记载看出，“咋杰”当在多康地区董氏人生活区域，大致在今澜沧江与金沙江间为中心的康巴藏区。

       《格萨尔王传·仙界遣使》讲道：“多康六冈地方，有上岭色巴八部，中岭吾布六部，下岭穆羌四部… …在中岭与穆瓦（笔者按：即下岭）交界处… …他的祖氏为董氏族，父族为玛桑聂部落。在岭国的上、中、下三大部落中，穆瓦部落咋杰王多吉彭秋有三个女儿，其中幼女姜姆生有三子。”[66]虽为史诗材料，但巧合的是，其中所记咋杰国地理位置与上述《安多政教史》记载基本一致。

       “咋杰”似乎与澜沧江有较大关系。澜沧江在藏语称作“zla chu”（达曲），藏语“zla”在古藏语音变成“gzav”或“rdza”，读音为“咋”，今西藏芒康、察雅、贡觉一带与青海华隆藏区仍然将“zla”读作“rdza”，澜沧江在古时也称作“rdza chu”（咋曲）。如澜沧江与咋杰国确有关系，那么咋杰国之“咋杰”一名应该由澜沧江而来，“咋”为“咋曲”，“杰”是国王的意思，全称应为“咋曲一带的国王”，简称“咋杰”。澜沧江中游藏族地区，大致为今西藏昌都地区昌都、察雅、贡觉、芒康及云南迪庆州德钦、维西等地，这些地区与传统上下岭穆瓦部落和咋杰国地理位置重合，就即是说，咋杰国位置在澜沧江流域。

       在汉文古籍中，“弱水”为一河流名，该河流一带所建之政权被称为“弱水国”。有关“弱水”的位置，如《山海经》曰：“弱水，青水出西南隅”，[67]指出这条河流发源于青水并流经西南地区。《随书》、新旧《唐书》、《册府元龟》等隋唐时期史料也均记有“弱水”一词。《随书》记载，开皇十四年（595年），“时诸羌犹未宾附，诏令仲方击之，与贼三十余载，紫祖、四邻、望方、涉题、千碉、小铁围山、白男王、弱水等诸部息平。”[68]《旧唐书》云：贞元九年（793年）“秋七月庚子，剑南西山羌女国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沟王罗陀忽、弱水王董避和… …等六国君王，自来朝贡。六国初附吐蕃，韦皋出西山讨吐蕃，故六蛮内附，各授官铁遣之。”[69]《册府元龟》曰：贞元九年七月(793年)“剑南西山女、哥邻、白狗、逋租、弱水、南王等六国弃吐蕃来归，悉董国等亦归化。”[70]从上述记载看出，“弱水”虽为一条河流，但到后来指此河流一带的部落或邦国，方位也大致在剑南西山范围，是剑南西山诸羌之一。《旧唐书》还载弱水国起初为东女国一部落，从东女分离后独立为王，形成弱水国。[71]

       “弱水国”因居住于弱水流域而得名，弱水在东女国中“南流”。[72]东女国位于川西高原，大致地望可推测在川滇藏交界处。国内大多数藏学家均认为“弱水”即澜沧江，弱水国也在察雅、芒康一带。

    比对藏汉史料文献还发现，汉文史料所称之弱水国王姓“董”与藏文史料所曰“咋杰”国王族姓“董”也不谋而合，由此笔者认为，弱水国“董”氏王族与与藏族远古董氏人有内在之渊源关系，弱水国族源应与藏族同源。

       另外，《史记》等记载，我国古代西南地区有个叫“笮”的部族，或曰“笮都夷”。[73]“笮”很有可能是“咋杰”之“咋”相通。今甘孜、新龙一带部分藏族被称为“咋巴”（rdza pa,义为制陶人），怒江、丽江一带的藏族称附近僳僳族也为“咋巴”，他们也是以制造精美的陶器而闻名。这些历史记载和遗留下来的历史痕迹告诉我们，藏文史书中的“rdza rgyal”与汉文史料中的“弱水”、“笮”及今“咋巴”等有很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汉文史料中的“弱水国”与藏文文献中的“rdza rgyal”是同一地方的不同民族语言称呼，其具体地理位置在澜沧江中游东岸，即今昌都东南面的察雅、芒康、贡觉一带，包括云南德钦及维西等地的部分地区。

       （6）悉董国

       “悉董”可能为藏语“stong”的音译，是因藏系“stong”氏人居住此地而得其名。在古藏语，上加字“sa”和基字“ta”在拼读时分开发音，故在汉文史料出现“悉董”。《旧唐书》云：“悉董国，在弱水之西，故亦谓之弱水西悉董王。”[74]据此可知，悉董国在弱水之西，即察雅、芒康之西西藏东部一带。据李绍明考证，悉董国在今藏东怒江及其支流鄂宜河一带，悉董国与原弱水羌西北的渠步羌位置大致相合。[75]据此推断，悉董国位于四川壤塘县北部地区。

       （7）清远国

       据郭声波先生考证，清远国在安戎城西北，认为清远国都城清远城在今阿坝州阿坝县境内（阿坝县中西部），由“米桑羌”发展而来。[76]“米桑”可能与“ma sang”有关，玛桑氏人在多康藏区分布广泛，此处“米桑”也似为玛桑氏人一支。

       （8）咄霸国

       郭声波先生认为咄霸国在安戎城正北，说咄霸国都城咄霸城在今阿坝州红原县境内，由“春桑羌”发展演变而来。[77]咄霸国应在今四川阿坝州红原县南部及阿坝县东南部地区。

       曾有人将敦煌藏文文书中出现之“byang ka rnam brgyad”译为“北方八南国”，并进一步比定为“西山八国”。[78]笔者觉得此观点还需发掘更多资料支持，因为这只是据其藏文“rnam brgyad”而得出的判断，迄今为止还缺乏其他可资佐证的证据。在藏语，“byang ka”一词在地名一般只作北方的方位词而不作南方方位词，“西山八国”在吐蕃本土东南方，不在北方或北部疆域内。

       吐谷浑在古代藏语作“va zha”，后期藏文文献又称“thu lu han”。吐谷浑自称为“阿柴”，《北史·吐谷浑传》曰：“西北诸杂种，谓之阿柴虔”，藏语“va zha”与“阿柴”语音完全一致，可见藏族先民早就把吐谷浑称作“va zha”，且直接来自于吐谷浑对自己部族的自称。藏文史料对吐谷浑的记载颇多，并一直把吐谷浑作为古代藏族塞氏人支系（se va zha）来进行描述。

       据藏文史书记载，吐谷浑与前吐蕃时期雅隆悉补野曾发生过联系。6世纪中叶，吐谷浑的医生曾治好吐蕃松赞干布祖父达日年塞赞普所患的生盲眼疾。[79]吐谷浑灭亡之后，编入吐蕃成为一藩属国，[80]其中吐谷浑皇室与吐蕃赞普皇室还有联姻关系，[81]吐谷浑贵族阶层成为吐蕃政权决策人物。

       据汉文史料记载，吐谷浑原为鲜卑慕容部一支，西晋末（公元4世纪初），在其首领吐谷浑的率领下西迁至今甘肃、青海间。《新唐书》记载吐谷浑曰：

吐谷浑居甘松山之阳，洮水之西，南抵白兰，地数千里。有城郭，不居也。随水草，帐室、肉粮。其官有长史、司马、将军、王、公、仆射、尚书、郎中，盖慕诸华为之。俗识文字，其王椎髻黑冒，妻锦袍织裙，金花饰首。男子服长裙缯冒，或冠驩瀍。妇人辫发萦后，缀珠贝。婚礼，富家厚纳聘，贫者窃妻去。父死妻庶母，兄死妻嫂。丧有服，葬已即除。民无常税，用不足，乃敛富室商人，足而止。凡杀人若盗马者死，它罪赎以物。地多寒，宜麦、菽、粟、芜菁，出小马、犛牛、铜、铁、丹砂。有青海者，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须冰合，游牝马其上，明年生驹，号龙种。尝得波斯马，牧于海，生骢驹，日步千里，故世称“青海骢”。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有热风，伤行人。风将发，老驼引项鸣，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无恙。[82]

       甘松在今临潭以东、迭山以北、枹罕以南，洮水为今甘肃甘南碌曲河（klu chu），白兰之北即是青海。由此可见，吐谷浑居地大致在以青海东北部为中心的区域，西抵鄯善，东至甘肃甘南。

       在汉代，金沙江中游地区的巴塘属白狼国。白狼，又称“西戎白狼国”，其属地包括今天四川雅砻江以西的白玉县等地区，与雅砻江东边的牦牛国相邻。据《后汉书》，白狼国曾是一个兴盛繁荣的国度，到东汉明帝时，“白狼……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83]

       据文献记载，“白狼”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早见于汉书，起源于多康果洛地区（今青海省果洛州境内），大约在东汉时“白狼”向南迁移，直到巴塘县一带。关于白狼族起源还有一种说法，即认为白狼族起源于古老的猃狁族（即犬戎）。白狼族以白狼为民族图腾，猃狁族也自称自己的祖先是二白犬，并且是以白犬为图腾的西北最古老的游牧民族，属于西羌族。白狼族和猃狁拥有相同的民族的图腾，活动范围也和猃狁族保持着一致性，并且东汉白狼国出现的雅砻江的地区正是猃狁族一支南迁后的重要栖息地，时间的延续性、地域范围和民族图腾的一致性可见白狼国的出现并不是历史的偶然，白狼国和白狼族的兴起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虽然上述白利与白狼在汉文文献记载有异，但从氐羌系统族群的语言及氏族迁徙经过来看，极有可能为同一部族在不同区域的两种称谓，而这种称谓在古代氐羌人群语言中应该是一致的。这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研究。

       无论怎么讲，白狼与多康地区古代羌人间确有存在源流关系，白狼自然也源自古羌人，与藏族先祖有一定的亲缘关系是肯定的。

       “sum pa”系汉文文献所载之“苏毗”。

       目前多数研究者认为“sum pa为“zing po”（森波）之异名，用“森波”的史料印证“sum pa”的历史。其实，仔细分析古藏文文献，两者有天壤之别。两者间的区别可由以下三个方面能够印证：（1）“zing po”为拉萨附近澎域地区，将在下条论述，而“sum pa”范围更大，与西南接“zing po”；（2）从敦煌藏文文献看，“sum pa”和“zing po”被吐蕃征服的时间也不同，“zing po”是吐蕃第三十二代赞普南日论赞时期被征服，而“sum pa”是第三十三代赞普松赞干布时期被纳入吐蕃版图；（3）前吐蕃时期十二个小邦名称中“sum pa”和“zing po”以不同的国名出现。[84]可见，把“sum pa”和“zing po”相混淆是没能把握材料所致，应予以区别对待。

       有关苏毗的藏文史料较多，其中与其地望直接有关的当为原苏毗邦国编为“苏毗茹”的相关记载。吐蕃统一西藏本部时把苏毗作为单一行政区域设置“苏毗茹”，开始清查人口，征发赋税，编制11个董岱派往边地作战。古藏文文献载苏毗人因作战有功，吐蕃王室曾一次性给大部苏毗人授予告身奖之。[85]《册府元龟》也载吐蕃从苏毗获取大量军马及其他军需品。[86]可见苏毗人善于作战，战绩丰硕，具有浓厚的尚武部族精神。

        从历史文献记载看，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苏毗曾长期受象雄统治。[87]苏毗崛起后，切断了西藏西部与东部多康藏区的联系。

      “苏毗茹”为吐蕃在原苏毗国基础上重新划定的行政地理单元。《弟吴宗教源流》曰：“苏毗之各董岱又名通颊嘉丹（lte khyab rgya ldan）之董岱，松赞干布时期把其中十一个董岱划过来”[88]编制苏毗茹，由此可知原苏毗国比苏毗茹范围略大，当时可能把苏毗西南部十一董岱划作苏毗茹。苏毗茹地理范围在后期藏文史籍有明确记载，《智者喜宴》云：“冬至聂域苯那，南至米蒂曲那，西至叶夏卜顶布齐，北至那雪斯昌，以加雪达巴园为中心”。[89]此四至，加雪达巴园为昌都地区丁青县丁青镇加雪达村⑧，聂域苯那为昌都地区昌都县西北部昂曲（ngan chu,噶木楚河）中下游，米蒂曲那为那曲地区嘉黎县境米蒂藏布（smi sti gtsang po,米蒂河）流域，叶夏卜顶布齐为那曲地区班戈县扎加藏布（rtsa skya gtsang po,扎加河）北侧，那雪斯昌为唐古拉山以北沱沱河南雁石坪一带。如此一来，苏毗茹范围是：今西藏昌都地区洛龙县、丁青县、类乌齐县、边坝县及那曲地区巴青县、比如县、嘉黎县，还包括青海玉树西部部分地区。至唐安史之乱后，吐蕃相继占领河陇西域等地，苏毗各董岱也随吐蕃本土其他部族分别驻迁于河陇西域地区，这从敦煌发现的藏文写卷及西域出土的藏文简牍中可以得到充分证实。

      《新唐书》记载有关苏毗的情况如下：

苏毗，本西羌族，为吐蕃所并，号孙波，在诸部最大。东与多弥接，西距鹘莽峡，户三万。天宝中，王没陵欲举国内附，为吐蕃所杀。子悉诺率首领奔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护送阙下，玄宗厚礼之。[90]

       此时所指“苏毗”为吐蕃未统一之前的苏毗国。据上文，苏毗在多弥与鹘莽峡中间。此处所载之“鹘莽峡”的地理位置，中外学界有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青海唐古拉地区索曲河北源上流之巴马拉雪山。[91]由此，按照《新唐书》之记载，苏毗的地理位置在今金沙江上游通天河以西，跨唐古拉山之地，西至索曲河北源上流一带，北至吐谷浑。

       王忠先生依据苯教文献对孙波地望做过较为准确的表述，认为孙波“北至于阗，西至麻庞雍错，与羊同为界。冬至现今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一带。南方以雅鲁藏布江和吐蕃接境。现今的拉萨、日喀则等重要地区都包括在它的辖境之内。”[92]他之前还在其所著《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中对孙波或苏毗的疆域做概括称“苏毗最强盛时之地域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之南，西接印度，东北伸入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一带。其南界即吐蕃。因根据钵教所传说，吐谷浑、党项、羊同为内四族，孟族、突厥、吐蕃、汉族为外四族。吐蕃在南，而四族中羊同在西部，吐谷浑、党项在东部，只有苏毗在吐蕃之北。”[93]王忠先生的这种表述基本准确，所勾划的苏毗范围大致与其他文献所述的苏毗国疆域基本相同。

       敦煌藏文文书P.T.1080、P.T.1083、P.T.1089号等写卷中，经常提到“蕃孙”（bod sum,蕃之孙波）的名称，其地位及任职序列均在吐蕃征服的吐谷浑人等其他部族之上，基本与吐蕃本部人平等。这类文书中出现的“蕃孙”军队应该是被征调至河陇地区的苏毗人，他们长期驻守在吐蕃边境地带，并有部分董岱永远留居在了这些地区，至今在青藏高原东北部还保留有以“苏毗”命名的部落村寨。

       从本教文献及早期历史文献记载看，孙波或苏毗地区曾经盛行苯教，且认为孙波地区苯教法师法力最大。在吐蕃统一青藏高原之前，苏毗是除了象雄以外苯教势力最强的古代邦国之一，因其又与吐蕃雅隆悉补野邦国相邻，对雅隆地区的苯教文化影响也最为直接和深刻。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苏毗曾长期受象雄统治。[94]后来苏毗逐渐崛起，象雄日益衰败，切断了西藏系部与东部多康藏区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