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明君丨中国美术学70年回望·书法篇-美术观察-八卦帝

陆明君丨中国美术学70年回望·书法篇

美术观察港台女星 2019-10-19 14:01:16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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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系统梳理考察了新中国70年的书法研究及学术发展状况，涉及书法史、书法美学、书法理论与批评等研究成果及方法、特点，一些重要现象的论析，书法教育及学科发展等方面，并立足于学术价值、意义及问题、原因等视角，对书法学的发展做了总结与阐述。

关键词：新中国书法学书法史书法美学书法理论与批评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精粹，是最悠久的艺术形式，却是最年轻的学科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书法的社会生态发生了巨变，也对书学理论及学科建设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伴随着新中国不同时期及阶段的社会体制与文化发展，70年来的书法学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传统文人的遣兴寄情：新中国初期的书法学

新中国初期，百业待兴。相对于美术、音乐、戏曲等其他艺术门类，新中国初期的书法较为沉寂。一是因为书法没有像美术一样能作为革命现实主义的鼓动宣传武器；二是汉字改革运动，推行简化字，对书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三是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观念里，书法被视为旧传统文人腐朽没落的雅玩。另外，对书法的艺术本质的认识也不足，如一些文化界的领导者，对书法所持的冷漠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书法的发展。新中国初期的书法家及书法研究者主要是一批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文化精英与书画家，书法与书法研究依然是传统文人及书家的遣兴寄情。

1956年，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成立，开启了新中国书法组织之先河。1961年，上海的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1963年，西泠印社恢复并开展活动。在此前后，江苏省、广东省也相继成立了书法篆刻研究会。各地书法研究社（或研究会）的纷纷成立，皆凝聚了文化名宿、艺林精英参与其中，书法逐渐摆脱沉寂的局面，也体现出书法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并争辉于艺林的现实诉求。

新中国初期的书法研究者主要是一些健在的民国时期的学者与书法理论家。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出现了一些侧重于书法学习立场的书法漫谈与介绍性的文章，如郑诵先的《怎样学习书法》《各种书体源流浅说》，邓散木的《草书写法》《书法百问》，白蕉的《书法十讲》，潘伯鹰的《中国书法简论》，沈尹默的《书法论》《二王法书管窥》等。

而书法学术研究方面的著述，论碑帖的有唐兰的《石鼓年代考》、启功的《关于法书墨迹和碑帖》、周煦良的《谈碑刻》、容庚的《丛帖目》；涉及书体流变的有胡小石的《书艺略论》、郭绍虞的《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启功的《古代字体论稿》；关于古代书论方面的有沈尹默的《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朱建新的《孙过庭书谱笺证》、启功的《孙过庭〈书谱〉考》、甄予的《谈孙过庭书法艺术理论》；还有给予美学观照的，如宗白华的《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

此一时期的书学论著，以通俗性、普及类读物为多数，虽缺乏学术深度与影响，但影响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书家。而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书学著述是容庚的《丛帖目》及朱建新、启功等人关于孙过庭《书谱》考证的文章。以上诸家皆有传统的文史功底，长于考据、学风严谨。而宗白华的《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虽然从用笔、结体、章法三方面论述书法美学，但由于其在书法本体方面缺乏研究与认识，故所论虽有启发意义，但不免流于表面或略有偏颇。

二、书学丰碑：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的兰亭论辨及对书法学的影响与意义

在新中国70年书法史上，兰亭论辨是最为重要的事件，其于书法史的认识、研究的推动都是极具特殊意义的。自唐代王羲之被奉为“书圣”，其代表作《兰亭序》也一直被奉若神明。但流传于世的《兰亭序》皆为唐人摹本，相传真迹已陪葬于昭陵，并且无一件王书真迹存世，其他流传作品亦皆为摹本或刻本。自南宋以来已有对《兰亭序》为王羲之作品的非议，至清代李文田从文本与书法两方面明确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作品，认为是：“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有此前提，1965年，在南京郊区出土了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以及1964年于南京中华门外戚家山残墓出土的《谢鲲墓志》，郭沫若以此为依据而立论，撰写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发表于1965年第6期的《文物》杂志，并连载于《光明日报》上。由于讨论的是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并是书圣王羲之作品的真伪问题，这就不仅仅是一件作品或一个书家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书法史乃至文化史和传统文化经典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大问题，因而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兰亭序》真、伪两种不同观点的激烈争论，论辨连续七八个回合，持续多年，当时的学界权威人物，尤其是兼通书法者多参入其中。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书法的一方有郭沫若、龙潜、于硕、启功、徐森玉、赵万里、李长路、史树青等，肯定的一方主要有高二适、唐风、严北溟、商承祚等。讨论的双方从《兰亭序》文章到书法，从刻本到墨迹，从书体到书风，从王羲之的生平到思想，从时代风尚到艺术潮流等，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探讨。由于思考问题的角度及方法不一和所持的价值评判标准有别，因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兰亭论辨中双方的主要文章结集为《兰亭论辨》，1973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兰亭论辨是在60年代初的主流文化背景制约下的学术争论，也代表了当时文化界“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两种斗争。虽然受到时代主流思潮的干预与影响，但结论上的孰是孰非已成为次要问题，而论辨所带来的对学术的推动及深远意义为学界普遍肯定与认同。有学者把兰亭论辨视为书学之丰碑，并做了概括总结：“（一）‘兰亭论辨’所体现出的打破迷信、拆除偶像、富于战斗性的疑古精神，为书法理论界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二）‘兰亭论辨’提倡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法——以批判的、思辨的姿态对旧有的理论模式作了改造。（三）‘兰亭论辨’开拓了书法理论研究的视野，它使书法家们开始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书法，把孤立的书法现象拉回到时代风格与文化进程的格局中去。”〔1〕

正是基于兰亭论辨的学术背景及赖于其经验与方法启示，70年代末改革开放，文化及书法艺术复兴后，书法界学者们有了一种宏观的研究视角，投入到对整个书法史历程的反思，并且在学术方法上体现出高度的严密性与理性，以至于八九十年代的书法理论界仍然存有较强的兰亭论辨的余波，新一代学者进一步反思兰亭论辨中的得失，纷纷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1999年6月，在苏州还举办了“《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沧浪书社主办），会后出版的《兰亭论集》收录了20世纪最后一个时期的研究成果，较集中地展现了书家、学者经过20年反思后对兰亭书帖的新认识。

而八九十年代有关兰亭的讨论文章不再以《兰亭序》的真伪问题为中心，而是主要转向对各种书迹材料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制作生成层面等的仔细考察辨析，如丛文俊的《文献所见魏晋士大夫书法风尚之真实状态的考证——魏晋书法史与〈兰亭〉研究之一》《关于魏晋书法史料的性质与学术意义的分析——兼及“兰亭论辨”》，华人德的《论东晋墓志——兼及“兰亭论辨”》《论六朝写经——兼及“兰亭论辨”》等，对以往兰亭论辨中存在的误区进行了清理与辨析，“已摆脱那场论辨的窠臼，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例如如何使用考古资料和早期书法文献，已具有研究早期书法史的一般意义”〔2〕，体现出对书法史及某些书法现象更理性、更趋于合理性的宏观把握与客观认识。

三、书法热与美学热交迸中的书法美学：70年代末至90年代的书法学现象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文化艺术的复兴中形成了“书法热”的现象。而80年代初期的思想文化界也掀起了美学热的狂潮。书法热与美学热的交迸催生了书法美学的崛起。

对中国书法给予哲学与美学的观照与探讨，是民国以来许多哲学家与文化学者都曾力求的，如梁启超、邓以蛰、林语堂、朱光潜、宗白华等，他们对书法的高度观照无疑是书法美学兴起的基础。而中国书法的特殊品格及其在美学上把握的难度，不仅令传统学者力不从心，也使谙通西方学术的美学家感到隔膜。书法美学问题注定是学界棘手而非一蹴而就的。

1979年，美学家刘纲纪《书法美学简论》（第一本关于书法美学的著作）出版，刘纲纪以马克思主义立场来阐释书法艺术，认为书法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书法不仅具有主观美，也具有客观美，书法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诸如“书法艺术的美，是现实生活中各种事物的形体和动态的美在书法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等等。刘纲纪的观点，在书法热酣兴的书法界引起极大反响，并展开了一场书法美学激烈的大讨论。这场集中性的大讨论持续了两年多，其余波又延续数年，参与讨论的主要作者有姜澄清、金学智、白谦慎、陈振濂、周俊杰、宗白华、李泽厚等，讨论以《书法研究》为主要阵地，也涉及其他报刊。书法理论家们围绕书法的本质和抽象性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争论的焦点是以什么样的方法去观照书法的美等。各种观点的互相碰撞与交合，无疑是那一时期书学领域的最大亮点。当然，以当时的理论水平自然暴露了一些不足，最突出的问题如一些文章围绕抽象、具象、形象等概念争论不休，而缺乏对书法本质及相关问题的深层次的阐释论说。而今天来看当时的这一书法美学讨论所集中体现出的“形象反映论”的认识，无疑是美学界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思维方式的一种延续，即美学受到时代主流的影响，而与哲学原理简单挂钩，把唯物主义原理直接移植到美学中去，而带来了研究上的一定程度的错位，使本来应该深入讨论的问题而搁浅。虽然有一些遗憾与不足，但其对当代书法及书法理论所产生的作用与意义是应给予充分肯定的。另外，以这场书法美学大讨论为契机，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也开启了书法美学研究的热潮。所以，八九十年代涌现出一系列的书法美学论著，如以数量计不下五六十种，而较有影响的如（按出版时间列序）金学智的《书法美学谈》（1984年）、叶秀山的《书法美学引论》（1988年）、萧元的《书法美学史》（1990年）、韩玉涛的《中国书学》（1991年）、陈方既的《中国书法精神》（1992年）、金学智的《中国书法美学》（上下，1994年）、陈振濂的《书法美学通论》（1996年）等。

此一时期的这些书法美学论著主要分两类：一类是纯书法美学的研究，涉及书法美的来源、性质、审美范畴、审美心理，以及书法美与社会、自然、其他艺术的关系等；另一类为书法美学史的研究，与古代书法理论密切关联，主要是书法审美观念的梳理与探论。这些论著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出发点及各自的阐释方法，也反映出不同的理论体系特点。其中陈振濂关于书法美学的有关著述是颇具体系并有代表性的成果。这一时期的书法美学主要学术贡献是“它使书法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得到了廓清，拓展了书法美学研究的新空间，开始使书法美学从史学、艺术理论、书法赏评等理论形态的胶着状态摆脱出来，开始走向学科独立。它是书法美学真正从古典迈向现代之途上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3〕

四、90年代以来的书法史研究

80年代以前的书法史研究是较单薄的。民国时期，虽有数种书法通史类的文章或单行出版的著作，但总体上说较简略。因此，史学家顾颉刚曾于1945年指出：“关于书法史的研究，著述极少，只有几篇零碎的论文，散见于各杂志中，如《东方杂志》二十七卷二号所载沙孟海先生的《近三百年的书学》，便算是比较有系统的作品了。”〔4〕1941年写成（1947年上海教育书店出版）的祝嘉的《书学史》，被有的学者视为此一时期书法史著述的集大成者，虽然史实与史论能并举，但仍然较为简略，并且没有真正跳出前人的体例。新中国初期涉及书法史的著述，如郑诵先的《各种书体源流浅说》（1962年出版）、潘伯鹰的《中国书法简论》（1962年出版），虽各有侧重，但没有真正逾出前人观点，且流于简单。

70年代末文化复兴与书法热以来，书法家无疑主要用力于古代经典作品的学习与汲取，所以书法学于新时期的开启首先专注于古代书法家、作品及书论为中心的研究。而最先介入书法研究的一批学者，皆是在恢复高考后进入高校，系统受过学术训练并具有文史哲综合修养且爱好书法者，然后从大学所学专业转为专业或主要研究书法的。他们受命于文化及书法复兴之时，所表现出的学术执着与热情，是后来者无可相比的。他们主要以传统史学、考据为根基，在书法史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上取得了突破。

丛文俊等著《中国书法史》（7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八九十年代书法史的研究已经有了不俗的成果，而主要体现在诸多的书家个案研究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书法史的研究涌现出一系列突出的成果。书法通史与断代史的研究成果如：七卷本《中国书法史》（丛文俊、华人德、刘涛、朱关田、曹宝麟、黄惇、刘恒著，江苏教育出版社），汇集了当今断代史及个案研究中有研究积累与学术造诣精深的学者，成为书家或高校师生重要的参考书。后来的《中国书法史绎》（卢辅圣主编，刘志基、侯学书、姜寿田、王元军、王亚辉、韩顺任、张金梁、方爱龙、毛万宝等著，七卷本，上海书画出版社），亦具有史学新视角及一些创获。以上这类书法通史性系列著作，都是各断代书法史的合编，这些作者多另有单行的书史方面的著述与文集。而始于90年代初即编撰并至今尚在陆续出版的刘正成主编的百余卷的《中国书法全集》（荣宝斋出版社），有断代书体卷、书家卷等，也是汇集了当今书法研究的精英，统一体例下的成果。

在专题研究方面，如王玉池的“二王”系列研究文章、祁小春的王羲之书迹等方面的研究等都有各自的特色。而有些学者在书法史的研究中表现出更广阔的视角，注重从社会学等各层面的探讨，如有着西方学术背景的白谦慎所著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等，给古代书法史的研究以新的启示。

在现代书法史研究方面，陈振濂的《现代中国书法史》，对书法史的建构在史实的基础上极具思辨意识，颇多发微之论。而李一、刘宗超的《新中国书法60年》，吴振锋的《新中国书法六十年史记》等当代书法史的著述也广受关注。

近十几年来，书法研究随着高校书法教育的迅速发展，书法专业硕士、博士的大量培养及书法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的增加，书法研究全面展开。而成果大多集中在书法史方面，总体可分为内部研究（书法本体性问题为主的研究）与外部研究（书法本体之外的探讨研究）。内部研究涉及到书法的源流、风格、技法、书学思想、材料、工具、鉴藏等；外部研究涉及到书法的制度、经济、文化、教育、比较、传播等。近十几年来的书法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体现为问题意识的增强与学科通融上的注重。

书法史的研究因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特长、史观等不同，有偏重于实证的，有偏重于思辨的。前者以描述为主，注重史料的发掘与运用，以论述发展的过程为主线，多涉及书家生平、创作概况、作品流传等，讲求言必有据，少议论与阐释，以春秋笔法为尚；后者以阐释为主，受近代西方史学思想影响，虽有史实描述，但重点在史实的评判、解释与思辨，在研究方法上更开阔，并注重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近十几年来，随着年轻一代书法学人的迅速成长，书法史研究中偏重于思辨阐释为主的比例大幅增加，为书法史研究带来了活力。

而值得关注的是，在书法史研究之外，为书法史研究提供基础的书法史料辑录汇编也是不能忽视的，有的学者，几十年如一日，穷经皓首，青灯黄卷间甘于寂寞，致力于书法史料的集录编纂，如水赉佑的《〈兰亭序〉研究史料集》《淳化阁帖集释》及宋四家史料集系列等。另外，某些研究机构或单位也组织力量做了一些史料的整理工作，如国家图书馆编辑出版（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系列等。书法史料学在大学术史料学背景下发展迅速，尤其是互联网及电子科技的发展与利用，为传统的类编、汇编等资料典籍的编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书法史的研究，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充分注重利用新材料而推进的。继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甲骨文、西北汉简、敦煌文书等的发现，民国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古代文字遗存不断发现或出土，尤其是秦汉简牍、汉魏南北朝石刻、砖瓦文字等都有较大数量的出土发现。从兰亭论辨到众多的书法史及个案、专题现象的研究，无不是赖以新材料的利用而深化的。

五、90年代以来的书法理论与批评

70年代末的书法美学大讨论，作为书法界的思想启蒙，为人们理性认识书法及书法理论批评的构建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涌现出一些书法理论史与批评史的著作，如王镇远的《中国书法理论史》（1990年）、姜澄清的《中国书法思想史》（1994年）、黄惇的《中国古代印论史》（1994年）、陈振濂的《中国书法批评史》（1997年）、姜寿田的《中国书法理论史》（2004年）等，都是对古代书法理论与批评的系统梳理与阐释，角度不同，各有侧重。而海外学者熊秉明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从中国哲学及思想文化的角度，对传统书论做了概括性的分类与论说，把古代书法理论分为拟物、造型、缘情、伦理、天然、禅意等派别体系，颇具思辨性，亦不乏深刻。但失之于笼统，且将某些书法观机械地与儒释道相对应。

在古代书法理论与批评方法方面，丛文俊对古代书法论著中有关问题的阐释及各类传统书法批评方法论析的系列文章，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而对古代书法论著阶段性研究专精者，如张天弓对汉唐间的书论的考辨与研究，集中反映在《张天弓先唐书学考辨文集》中。对古代书法理论进行抽绎性价值阐释的，如郑晓华的《古典书学浅探》（1999年）等。

在书法理论与审美的现代阐释方面，邱振中的《关于书法的形态与阐释》等，涉及“线的艺术”的探讨、书法作品中的运动与空间、章法的构成、形式与表现、书法艺术的哲学基础、书法的泛化问题等，是较有影响的著作。另外，朱以撒的《书法审美表现论》（2001年）、周俊杰的《书法美学论稿》（2011年）等，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对书法美学的新的思考与探讨。

近十余年来，有的学者针对当代书法的纷纭现象与社会大众对书法的困惑，从现实迫切需要的角度出发，致力于书法评价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如李一主持的在《美术观察》开辟的“当代书法评价体系”问题的探讨。陈振濂近年也主持了《当代书法评价体系建设》的研究课题，并于今年完成结项，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从总体的研究成果数量及研究深度而言，当代书法理论与批评，虽然不乏有力的引领人物，但后备研究力量缺乏，年轻的书法学人多长于书法史，少有在理论与批评方面有建树者。当前书法理论的弱势体现在：一是对书法的本体研究及作为一种特殊文化形态的探讨尚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可以说既没有消化好传统书论精华，也没有逾出现当代宗白华、李泽厚、刘纲纪等美学家们的高度。二是概念混乱、原理不明，有的流入随意自我说解，有的盲目套用西方理论而差强为之。三是书法理论与批评游离于创作实践，不能令人信服，对当代书法没有起到有效的干预与引领作用。在林林总总的书法理论批评论著中少有阐释精深、逻辑严密、学理贯通者，如从参与者的角度进行反省，则暴露出知识结构的不称，不仅缺乏哲学、美学的学术支撑，对中国传统古代书论及书法现象亦缺失深入的研究，故影响与制约着书法理论构建。

六、书法教育及书法学的开拓发展等问题

60年代初，伴随着各地书法研究会的成立及与日本书法界的书法交流展览及互访，一些文化界精英对书法的重视日渐增强，潘天寿率先呼吁书法的学科教育与人才培养问题。经文化部批准，1963年夏，浙江美术学院开始招收本科生，开启了书法的学科教育，虽然当时只招收了两届共5名学生，即因“文革”而辍停，但为以后书法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基石。恢复高考后，浙江美院于1979年招收了首批书法研究生。此后全国各大美术及艺术学院及综合大学陆续开设书法篆刻专业。发展至今，据有关统计，目前全国各类高校书法专业体系中，有本科招生资格者一百六十余所，硕士培养点九十余所，博士培养点二十余所。书法本科、硕士、博士的招生数量与人才培养也基本呈金字塔结构。自书法专业学科创建以来，书法一直是美术学之下的分支学科，2011年，艺术学从文学门类的一级学科上升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书法成为艺术学门类中美术学一级学科下的分支学科。

当代的书法理论家对书法学的思考与构建，首先体现在陈振濂主编的《书法学》（1992年，江苏教育出版社），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角度，勾划了学科体系，并各有阐述。而书法学的构架应充分体现于高等书法教育中。当代高等书法教育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发展，早已完成了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的体制建构，而作为后起的新兴学科，高等书法专业教育在近于空白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壮大，成为艺术美术学中的显学，并广泛融入到当代人文学科体系中。当代高等书法教育，也成为当代书法精英人才培养的主渠道，使书法逐渐趋向于专业化，并成为当代书法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量。

尽管书法在当代社会已经取得了与美术、音乐、舞蹈等同等的艺术地位，成为中国文联统辖的一个重要协会。而从高校书法专业的实际建构而言，书法一直处在交叉学科的地位中，或者可以说处于综合学科的境遇中，尤其是反映在书法专业研究生的不同学科分类上，如有的综合性高校将书法史论附设于文学院，也有的设于历史学院，还有的设在哲学学院甚至其他学院等。至于书法研究中，更是多依附于史学、美学、考古学、社会学等学科资源与研究方法。书法专业所处的不同学科建构的特殊性，则相应地会出现教学理念的较大差异与培养目标的不同，都会较大地影响具体的教学实践。

从书法学发展的总体而言，书法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成果丰硕，但书法理论与批评却不尽如人意，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局面。书法史胜于书法理论研究的局面，除了学科建设的不平衡，书法史研究在学理上相对易于把握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的论文或专著，虽然缺乏独到的视角与思辨力，但依凭惯常的套路，在史料搜集优长的情况下，也取得了不凡的成果。而书法理论与批评，不仅面临着学科上的构建，更有待于进一步借助哲学、美学及社会学等相关知识而实现自身的跨越。

在当代书法学的发展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一系列的专题性研讨会，到三年一届的全国书学讨论会，以及其他的有关当代书法现状与发展的论坛等，以强有力的组织手段，吸纳各高校专业教师、研究生及社会书家、书法理论家的参与，并立足于书法实际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书法学的建设与发展。

注释：

〔1〕陈振濂《现代中国书法史》，河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至335页。按：引文中只保留了标题文字，省去了具体论述的文字。

〔2〕华人德、白谦慎《〈兰亭论集〉序》，见华人德、白谦慎主编《兰亭论集》，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3〕黄映恺《20世纪书法美学的建构与反思》，浙江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第49页。

〔4〕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下编第四章第四节“美术史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陆明君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书法艺术研究室主任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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