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孙浩 、赵欣

从统计数据来看，世界范围内的现金流通总量一直在坚实地增长，现金用于支付结算业务的频率也高于其他支付工具。从发展视角来看，本轮金融科技创新正在驱动全球支付方式产生巨大变革，支付工具多元化和支付生态多样性的特征日渐明显，这对实物现金的流通和使用造成较大冲击。“无现金”为时尚早，但逐步的“去现金化”已经是大势所趋。

现金是中央银行与民众之间唯一的直接联系，“去现金化”会对中央银行的货币管理职能、货币政策实施、普惠金融推进以及“铸币税”收入造成影响，需要加强研究并审慎应对。作为当代货币的纸钞和硬币存在成本和安全技术方面的固有缺陷，研究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可以弥补实物现金的缺点。数字货币需要借鉴吸收传统货币和非现金支付工具两方的优点，发挥比较优势，接受市场检验，从而有效降低社会交易总成本，助力经济运行的提质增效。

纸币和硬币构成的现金在当今社会经济运行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绝大多数国家，现金需求和现金流通量都在持续增长，增速基本上可比或者超过GDP增速。2016年，我国现金流通量增速约为8%（如图1所示），欧元区现金流通量增速约为5%（如图2所示），都高于自身GDP增速。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现金增速也都在5%～10%。

从支付频度上看，现金仍是全球最主要的支付工具。按照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持币动机中的交易动机对应消费性货币需求，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对应投资性货币需求。从消费性需求来看，现金仍然占据主要地位，由万事达卡2013年组织的调查显示，全球大约85%的交易（发生次数）使用的是现金。

长期的现金使用习惯使得现金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公众习惯将现金作为（至少是一部分）价值贮藏工具，尤其在社会经济不稳定时期。支付习惯是人们使用货币时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也是一种社会习惯。社会习惯隐含着网络效应：一个人使用现金是因为其他人也使用现金或者习惯接受现金支付，这种乘数效应很难建立，亦很难破坏。改变现金使用的社会习惯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公众把贮藏现金作为一种储值方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面值100的美钞在美国境外的持有量远高于美国境内 ，公众将国际储备货币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价值工具来贮藏和投资。本轮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普遍施行非常规的低利率货币政策，甚至考虑负利率政策选项，激发公众持有现金的动机。

归根到底，现金的需求来源于其所具有的独特优点，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一是现金提供匿名性。持有者在使用时无需提供自己的身份信息，完全获得隐私保护。

二是现金使用无需依赖第三方机构。交易双方可即时结算，方便快捷，无额外交易费用。

三是现金使用不依赖数字化设备。一方面，在老少边穷地区现金能够实现普惠通用。根据调查，我国电子支付的使用群体主要集中在中青年（如图3所示），50岁以上人群对于电子支付的使用并不熟悉。现金被中老年广泛使用。另一方面，意外灾害可能造成电力通讯等设施无法运转，依旧需要现金支撑金融交易。

四是现金的防伪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利用先进科技，使现金的伪造门槛增高，识别难度降低，使用相对安全可靠。

目前来看，这些优点使得现金在很多场景中暂未找到完美替代物。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依旧要生活在一个现金社会里。

另一组数据显示，北欧几个国家的现金流通量和现金使用频率都在下降（比如瑞典，如图4所示），成为为数不多的现金正在减少的发达经济体。这是否可以表明无现金社会距离我们越来越近呢？

“无现金社会”概念的由来

“无现金社会”（Cashless Society）当前的含义是指经济体中的金融交易不再使用纸币和硬币，现金完全退出经济体中的货币流通，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电子支付工具与手段，如电子转账（EFT）、银行卡等。

实际上，“无现金社会”的概念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管理学家Bernardo Batiz-Lazo 专门研究了“无现金社会”概念的起源与演变，研究表明咨询公司当时顺着工业自动化的逻辑，提出在银行业也要推行自动化和信息化，认为传统支付交易的处理能力已经过载，“无现金社会不仅可行，而且必要”。这个宏大叙事的概念固然有商业理念的冲击力，可在当时的含义基本等同于金融信息化。

“无现金社会”的背景是整个金融体系的数字化转型。经过几十年的演化，目前经济体中流通的广义货币（M2）大部分都已经数字化，现金在广义货币中的占比很小，比如我国现金在广义货币供给中的比例不足5%，美国和欧元区也只占10%左右。从总量结构来看，现金在货币中的重要性确实在降低。

支付工具多元化对现金的使用形成了一定的“挤出效应”，无现金交易越来越普遍。如图5所示，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信用卡、借记卡、支票等支付工具逐渐得到普及，尤其是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非银行支付机构提供的在线支付获得了场景、客户和数据。非银行支付机构携带优势通过“二维码”等受理环境创新切入到零售支付场景，逐渐改变了公众的支付习惯，也为公众的日常支付提供了更多选择。据估计，美国2016年无现金交易规模高达6170亿美元，而瑞典等北欧国家几乎实现了日常支付无现金化。

现金的未来似乎充斥着左右互搏的力量。从绝对数量来衡量，现金在增长；从货币总量结构来衡量，现金在减少；从支付使用广泛性上看，现金占主要地位。但同时，现金的“市场”又面临多种非现金支付工具的挤压。从提出开始，一直有观点认为“无现金社会”的实现为时不远，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并非如此。

废除现金理由并不充分

最近，以哈佛大学肯尼斯·罗格夫为代表的学者开始研究并提出“政府废除现金”的激进政策选项。总体来看，支持“废除现金”的理由主要有两大类：

第一类出于社会治理方面的考虑。认为现金会被用于偷税漏税、非法经济活动和恐怖主义融资，造成政府的管制困扰。

第二类出于货币政策方面的考虑。认为现金的存在会使得非常规货币政策无法顺畅地调节到负利率区间，造成“零利率下限”困扰。

但是兹事体大，需要我们仔细审视和考虑。以社会治理困扰为由提出废除现金难免有“因噎废食”的嫌疑。非法经济活动和诸如恐怖主义融资行为的反社会活动主要还是依赖电子化手段，包括金融科技支撑的反洗钱措施和KYC手段、拥有部分现金特点的电子支付工具。然而这些电子化手段更容易被应用于反社会活动中。

货币政策方面的考虑也需要仔细推敲。虽然低利率确实让央行的价格型政策工具施展空间收窄，但是全球央行也开发了一揽子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箱，负利率只是其中的一项工具。负利率政策作为一种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除非经济陷入“长期增长停滞”，否则非常规货币政策终将需要逐步走向正常化，所以这也无法成为支撑废除现金的依据。

“去现金化”

为了分析和解释现金这种吊诡的形势，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去现金化”（de-cashing） ：注意到现金仍在被广泛使用，但是无现金交易也呈越来越重要的趋势。“去现金化”指的是现金逐渐退出流通领域，由可转让存款替代。可转让存款可以与现金进行平价、无限制的交换。电子货币也属于广义化的可转让存款，公众可以使用商业银行存款或者非银行支付机构里的备付金余额实现电子支付，省去了存取和携带现金的环节。“去现金化”不仅对社会公众生活有影响，也可能对宏观经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国际收支等产生深远影响，其利弊需要进行仔细评估衡量。

在这个概念体系里，研究人员特别强调“去现金化”是一个随着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项长期工作，政府和货币当局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强研究和协调。

现金发行与流通管理一直是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能。

现金是中央银行与社会公众之间唯一的直接交互方式。货币发行工作是中央银行的一项基本职责，流通中现金的管理直接关系到公众生活质量和切身利益。公众对商业银行或对私营机构的信任无法取代对中央银行的信任，现金是公众唯一可以使用的，由中央银行信用保障的主权货币。

现金是中央银行感知经济运行情况、调整货币政策的一项指标工具。现金的投放和回笼是中央银行的一项基本工作，在节假日等特殊时段现金投放和回笼会出现较大波动。从机理上看，现金发行增加会减少银行体系流动性（超额备付金），需要央行相应给予补充，由于现金发行和超额备付金都记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基础货币项下，进而会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表”；节后现金回笼，会补充银行体系流动性，由此央行可以相应减少流动性投放，表现为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缩表”。这种剧烈变动需要配合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来对冲，保持货币金融环境的稳定。另外，通常在经济出现波动（比如金融危机）之前，出于预防性动机，公众会大幅增加现金持有量，这也会对中央银行的金融稳定工作带来预警效应。

现金对中央银行铸币税有贡献。现金是中央银行对非银行部门的无息负债，对应到资产端产生的收益属于传统“铸币税”的范畴，这部分收益对于保障中央银行运作和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有支持作用。如图6所示，在我国、美国以及欧元区，现金在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端的比重并不低，如果现金被银行存款或者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备付金取代的话，“铸币税”收入也会遭受损失，可能不利于中央银行职能的履行。

现金完全被非银行支付服务或者其他电子支付方式（如私人加密数字货币）所取代，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初步来看，切断了央行和公众交互的唯一直接联系，中央银行对于货币金融运行的感知会钝化，铸币税收益也会有损失。公众无法获得主权货币的使用渠道，对普惠金融推进和金融稳定维护造成潜在威胁。对此，中央银行应该持审慎态度，进行前瞻性研究，让现金的未来满足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自然需求，货币当局需要顺势而为。

实际上，因为担负着货币发行和流通管理职能，货币当局一直在关注现金发展趋势和货币体系数字化的问题。从最近披露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研究计划的情况来看，世界主要央行都在严肃关注数字货币的话题，尤其是深入研究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

当然，法定数字货币需要过市场检验的这一关，只有被社会和市场接受的法定数字货币才有生命力。

现在来看，法定数字货币如果能够充分发挥两方面的支撑作用：一是借鉴吸收当前信息技术的各项创新，二是依赖专业化的货币管理机构（中央银行）来发行、流通、运行和管理，这样法定数字货币的比较优势还是值得期待的。在公众逐渐习惯于使用数字货币来行使货币的三大职能：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价值贮藏以后，数字货币可以与实物现金相互共存乃至逐步替代，数字货币与多元化的非现金支付工具也能做到有效区分和功能互洽，这对社会交易总成本是巨大的节约。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使用金融科技和监管科技来管理新一代货币，社会经济运行和公众日常生活（包括在线环境和现实环境）都能够使用到有主权信用保障的法定货币，金融服务机构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各安其位、开拓创新，数字货币就能够充分履行数字经济时代的“硬通货”职能。

或许，“去现金化”的准确表述是“去实物现金化”，跨越千年的现金在数字经济时代以崭新面貌继续安身立命于古老的职能，人类进入“数字货币社会”？当然这还有待于现实的努力和未来的检验。

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17年8月刊，文章为本人研究观点，与所供职单位无关。本文编辑：丁开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