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百年潮》2013年第1、第2期，韩子华口述，周海滨整理，原题《韩复榘与蒋介石》。

韩复榘

84年前的1929年，冯玉祥的一记耳光成为我父亲韩复榘“出走”的直接诱因，让西北军走向土崩瓦解，也开始了一段我父亲与蒋介石之间矛盾此起彼伏、恩怨纠缠不断的历程，直至1938年我父亲被蒋介石下令枪决于武汉。

当时，“讨桂之役”甫歇，南京方面与冯玉祥部的矛盾又变得尖锐起来。冯玉祥为生存与发展计，决心与蒋介石一决雌雄。但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冯军将领大都不赞成冯玉祥“联阎打蒋”战略和“后退决战”军略。冯玉祥斥责我父亲：“你给我住嘴，到外边跪着去！”会议室外边还是一间屋子，我父亲就出去跪下了。冯散会后出来，见他还在地下跪着，就上前打他一记耳光，说：“起来吧！”打完就走了。我父亲起来后，直接来到副总参谋长陈琢如的办公室，说：“我身为河南省主席，当众挨耳光，以后还怎么带兵？这样下去我不能干了！”当即拉着队伍东开了。5月22日，他与石友三联衔发表通电，称“主张和平，拥护中央”，从此脱离西北军，加入蒋介石阵营。

我以为，我父亲与蒋介石之间毫无历史渊源，又素有成见。我父亲当年脱离冯玉祥，为生存下去，只有投蒋一条路，别无他途。蒋介石也是利用冯、韩分离打击西北军。因此蒋介石与我父亲的结合，对双方来说都是权宜之计，没有任何长期合作的基础。他们之间的矛盾，以及我父亲最终的命运似乎都是注定的了。

蒋介石骑马检阅部队，我父亲以右手执蒋氏坐骑之缰绳，侍立一旁，以示效忠

我父亲主鲁之初，由于在中原大战中，曾与蒋并肩作战，“蜜月期”刚过，二人关系尚称融洽。某日，他在朝会上演讲：“今日中国之人物，惟蒋总司令与冯先生可划一等号。至于阎某(阎锡山)，则不过如鞋跟之尘土，不足挂齿也。”他在济南白马山召集驻辛庄部队各级军官训话，指斥阎锡山“奸猾多疑”，称赞“蒋先生比较公正，可以统一中国，领导中国。咱们要跟他走，听他指挥”。我父亲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到济南，在省政府珍珠泉院内住了三天。蒋介石骑马检阅部队，我父亲以右手执蒋氏坐骑之缰绳，侍立一旁，以示效忠。宋美龄与他的二夫人纪甘青结拜为干姊妹。

1931年7月，“讨石之役”中，我父亲虽然没有出兵助蒋讨石，但也未与石友三联手发难，济南与南京的关系仍波澜不惊。

1932年9月，我父亲在事先没有向南京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发动“驱刘(珍年)之役”，令蒋介石怒不可遏。蒋介石调兵遣将，进逼鲁境，蒋韩之战，一触即发。但由于张学良的军事介入，蒋不打算将事态扩大，乃改为和平调解。我父亲通过此役最终达到了目的，但与南京方面的关系却变得格外紧张起来。

我父亲的第三路军每月军费约100万元，由中央拨款60万元。开始，第三路军的军费还能按时发放，但以后每况愈下，时而一月只给一二十万，时而一连数月却分文不给。我父亲多次向军政部军需署交涉均无结果。南京总部的军需机关非常腐败，公开贪污，向领饷单位索取回扣，对非嫡系部队更是多贿多发、少贿少发、不贿不发。我父亲对省府委员们说：“军饷不要了，我们不能接受这样苛刻的条件！”我父亲主鲁不到一年，军政部积欠第三路军军费高达100万。最后军需署表示：可一次付给80万，但要算作付清。我父亲仍不答应，说：“要给都给，要不给都不给。宁可都不要，也不能马虎！”

1931年10月28日，我父亲下令接管中央鲁税机关。第三路军手枪旅的一个排到中央银行济南分行站岗。南京坐不住了，作出让步，同意山东国税收入按月交存中央银行济南分行，再由该行就近拨付韩部军饷，不足部分由财政部汇补，如此就不再经过南京总部军需署剥一层皮了。问题解决后，我父亲乃收回成命。

刘涟漪是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负责人，“CC”分子，二陈(陈立夫、陈果夫)的亲信。刘以二陈为后台，以“党权高于一切”为撒手锏，在山东横行霸道，全不把省主席放在眼里。我父亲骂他是“不做事，专害人的党棍子”。

1931年3月20日，我父亲去沾化县视察，有民众跪地拦车控告沾化县党部常委马丹廷，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他最厌恶国民党中的那些以党自重的“党棍子”，命手枪队将马秘密处决，对外只称马“畏罪潜逃”。刘涟漪不相信，派人去调查，并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国民党中央党部电韩督促查询马失踪之事。我父亲遂以“散布流言，攻击省府”罪名将刘涟漪逮捕系狱。后经国民党中央党部保释，刘涟漪才被释放，回到南京。

刘涟漪去职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派张苇村负责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工作，还派来一名叫谌峻岑的人担任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专门负责情报工作。

谌峻岑是个资深中统特务。他不仅刺探“异党”(主要指共产党)及“藩王”(韩复榘)的情报，还负有监视张苇村的任务，因为张苇村在国民党中属于“西山会议派”，是胡汉民系的人。

我父亲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南京方面对发生在山东的事了如指掌，有部属告诉他：“省党部张苇村在向南京送情报。”他十分气愤，当面质问张苇村送情报的事。张苇村说送情报的不是他，而是谌峻岑。张苇村揭了省党部的底，我父亲从此对他刮目相看。中统局则认为张苇村此举是叛变行为。

1935年1月2日晚，张苇村在济南进德会被刺身亡。我父亲认为谌峻岑有重大嫌疑，将其扣押。一边派员在谌峻岑的办公桌抽屉内搜出手枪一支，枪内有子弹一粒，枪口、弹道均有新放烟迹，子弹规格也与刺张苇村子弹适相吻合；搜查省党部档案，发现谌上报南京的大量机密情报底稿，其中除少数指控张苇村外，大部都是报告韩言行的。我父亲遂将谌峻岑正式收押在监。蒋介石、中统局先后来电，过问谌峻岑案，要求将谌峻岑交南京处置。我父亲不予理睬，亲自审讯谌。谌峻岑对刺张指控死不承认。我父亲派人将谌在狱中秘密处决，同时向南京报告：“谌峻岑在狱中畏罪自缢身死。”

我父亲回答说：“什么‘张逆’‘杨逆’的，就说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及在西安的几十名军政要员，引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当日晚，张学良密电我父亲，说明兵谏原因，请速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国是”。

记得那天晚上，母亲和我们都睡了。我父亲回家把我们叫起来，笑呵呵说：“告诉你们一件大事儿，张汉卿把蒋先生给扣了！”我们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电话铃响了，原来是民国山东日报社来电话请示：明天新闻见报，是否要称张学良、杨虎城为“张逆”“杨逆”？我父亲回答说：“什么‘张逆’‘杨逆’的，就说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

冯玉祥是12日中午接到事变消息的，立即意识到问题的敏感性，当日下午即派邓鉴三北上，“告韩、宋小心说话为主”。

15日，张学良派一架军用飞机到济南，由于飞机跑道不够坚实，飞机降落时折断螺旋桨，无法再使用。我父亲派刘熙众于19日乘火车去西安。火车只通到洛阳，刘熙众认识一位空军队长，请他转告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派一架飞机送他去西安。王假意答应，却用飞机把刘熙众送到了太原，是时蒋介石已被释放。

西安事变爆发后，济南的《新业日报》发表社论，主张和平解决，呼吁团结抗日。南京国民党中宣部致电我父亲，令其查封该报。我父亲在中宣部电报上批了两个字：“不理”！

在南京，何应钦等力主轰炸西安，冯玉祥主张和平解决，双方争执不下。据传何应钦拟密谋刺杀冯玉祥于中山陵附近的韩公馆。冯玉祥听到消息后搬到城外头条巷办公厅，并准备下一步逃离南京，潜往山东。

南京何应钦等主战派咄咄逼人，我父亲十分反感。他一改此前之审慎态度，于21日以密码形式致电张学良，称赞张氏之非常行动为“英明壮举”，并通知张、杨，他的部队将“奉命西开，盼两军接触时勿生误会”。我父亲的“马电”立刻被南京特工破译，一石激起千层浪，南京高层极为震动，立即派蒋伯诚飞济南晤韩，同时电询宋哲元意见。蒋伯诚对我父亲说：“蒋夫人及宋部长正准备亲赴西安谈判，委员长脱险指日可待了，你怎么还发这种电报呢！”我父亲意识到“马电”已泄露。

宋哲元认为我父亲的“马电”太过莽撞，不仅于事无补，还得罪了蒋介石、何应钦。为协调立场，也为替韩转圜，宋偕秦德纯、邓哲熙去济南，在泺口车站与我父亲会晤，23日，宋、韩连名发表“漾电”。

“漾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赏，但也受到南京方面的高度质疑。“漾电”有悖于何应钦倡言的“军事与政治兼顾之解决办法”。“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更被南京高层视为“节外生枝”、“别有用心”。

冯玉祥在高层会上为韩、宋开脱说：“韩、宋在北伐，皆勇敢善战，但读书太少，心思太粗。发电前未必一句一字有所研讨，可以不必顾虑。不过去人看看，把中央旨意详告，确有必要。”

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下午17时50分，被释的蒋介石到达洛阳。据说当时我父亲正在济南省政府打麻将，听到这个消息后，当着南京方面派到济南的蒋伯诚的面，把眼前的牌一推，说：“这叫什么事嘛，没想到张汉卿做事情这么虎头蛇尾！”后人评说：“就是这句话种下他(韩复榘)以后杀身的基因。”

我父亲对梁漱溟感叹道：“我是糊里糊涂去南京，又糊里糊涂回济南。我看蒋先生并无抗日决心”

1937年初，日本急于要实现“华北五省自治”，拼命拉拢韩复榘，准备蛮干。2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对何思源说：“你即刻回山东，代表我告诉韩复榘，他只要跟着我走，到哪里我都把哪里的军政权交给他。”并说已打电报通知韩了。何思源回到济南，一见面我父亲就说：“我已经知道了，我决不会跟日本人搞在一块。”

后来，日本华北驻屯军师团长板垣偕参谋花谷来济南，力促我父亲担任“华北五省三市自治”头领，遭到断然拒绝，逼得花谷恼羞成怒，非要当我父亲面剖腹自杀不可。何思源心中暗喜，事实证明了他向蒋介石的承诺没有错。

3月，蒋介石电邀我父亲赴杭州晤面。我父亲出发前对何思源说：“这次南去，日本方面一定不高兴，但事到如今，不能不得罪他们了。”

我父亲杭州之行受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府军政大员隆重接待。蒋介石担心我父亲在途中或在杭州被日本人暗算，特别动用大批军警沿途保护，并从上海调来200多名密探来杭保证韩的安全。我父亲回到山东后对何思源说：“委员长怕有危险，不叫我去上海，所以未曾在上海玩。”抗日使韩复榘与蒋介石又走到一起来了。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当天，我父亲不在济南。他是接到省府秘书长张绍堂打来的电话才获悉卢沟桥事件发生。他吩咐张绍堂与第三路军参谋长刘书香以他的名义给庐山蒋介石写一封信，大意是说：第三路军有部分将领正在庐山受训，请尽快命他们返鲁，做应战准备；请为第三路军补充高射炮等防空武器。

7月15日，我父亲下令所部军官送家眷回原籍，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命令将山东省汽车路管理局改编为第三路军汽车兵团，将所有载重汽车加装钢板，作为装甲汽车使用，担任作战和军事运输任务。

我父亲于7月28日、29日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国军各路同时出击沿津浦线南下之敌。蒋介石回电称，他自有主张，自有办法，云云。

30日，我父亲应蒋电召赴南京开会，临行前对梁漱溟笑着说：“赶紧回邹平挖地洞吧！”意思是让他做好打仗的思想准备。会后，他还单独向蒋介石请示机宜。我父亲回到济南后，对梁漱溟说，蒋介石见到他没谈什么，似有一肚子心事，却一点也不吐露。他临走时，蒋介石对他说：“我的意思，你完全明白。”我父亲对梁漱溟感叹道：“我是糊里糊涂去南京，又糊里糊涂回济南。我看蒋先生并无抗日决心。”

1937年10月以前，我父亲的第三路军的防区在津浦路以东、胶济路以北。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梁漱溟应邀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参议会。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嘱梁漱溟陪同蒋百里赴山东视察防务。梁漱溟陪蒋百里途经徐州时见到时任军长的胡宗南。胡宗南对梁漱溟说，山东防务十分重要，日本人可能在胶东沿海登陆，他是奉命帮助韩复榘守卫山东，共同抗日，而绝无意取代韩主席在山东的地位。

梁漱溟回到济南汇报。我父亲说，他已收到蒋介石的电报，知道梁漱溟陪同蒋百里来山东，但不知道究竟来干什么。梁说是蒋介石派他来山东视察防务的。我父亲一听就笑了，说：“难道他们还想守山东吗？”梁又转述了胡宗南的话。我父亲听着直摇头冷笑，说：“日本人一来，还扯什么谁代替谁的地位，简直是废话！”然后又提高嗓音说：“我认为山东是守不了的，我们打不过日本人。唯一的办法是保存实力，把军队撤到平汉铁路以西，等待国际上的援助，然后再反攻。别的出路没有，欧美是不会让日本独吞中国的。这些道理，蒋介石肚子里比我明白得多，还装什么样子！”

平、津沦陷后，驻平日本当局派特使飞济南，与我父亲谈判。日方提出可以不在山东驻军，但要假道山东运兵。我父亲明确表示，不管是驻兵还是运兵，都不允许日军进入山东。

8月4日，我父亲就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第三路军扩充为第三集团军，我父亲兼总司令。

我父亲升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何思源等几位厅长给他道喜。他说：“总司令是大家的，以后有事大家商议。”

“大姐：眼见官兵如此伤亡，我心中十分沉重。今后战斗会更加严重，生死存亡，难以预卜”

1937年9月底，日军沿津浦线长驱直下，兵临鲁境。第三集团军在津浦线上已集结三师一旅，主力几乎全部压到鲁北，空出之胶东及沿海地区只能由民团填防。

1937年9月30日，沿津浦线南下的日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一部占领冀鲁交界的桑园火车站，战火烧到山东的大门口。

第三集团军从1937年10月1日夜袭桑园始，至11月16日撤到黄河南岸止，在鲁北抗战历时一个半月，经过大小战斗十余次，据孙桐萱军长说：“在这次战斗中，曹(福林)、李(汉章)、展(书堂)等师牺牲过半。”

11月13日，曹福林第二十九师一部在商河至济阳之间激战。我父亲在手枪旅第一团团长贾本甲、副官杨树森、特别侦探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朱世勤陪同下率卫士及手枪旅一团二营五连的1个加强排共70多人赴济阳前线督战，分乘数辆摩托车和两辆卡车驰往济阳县城。我父亲一行在济阳西关附近一个村庄与一支从惠民疾驰而来的，由装甲车队和骑兵部队组成的日军快速突击部队不期而遇。由于敌我战力悬殊，我父亲一行寡不敌众，伤亡殆尽，团长贾本甲一条腿被打断，被藏在老乡家中。副官杨树森劝我父亲立即突围，我父亲执意不肯。身高力壮的芮排长及士兵朱景法不容分说，硬将他拦腰抱起，放到摩托车跨斗里。杨副官驾车，在众卫士拼死掩护下，突出重围。我父亲回到济南时，身边只剩下副官杨树森，嗣后又陆续有九名弟兄突围回来，其余弟兄全部阵亡。我父亲沉痛地说：“我韩某人能活着从济阳回来，是近六十弟兄的性命换来的。”

我父亲从济阳突围回来，给我母亲写一封亲笔家信，让一位副官专程送到曹县。当时母亲已带我们子女随后勤机关撤到鲁西曹县。

信全文如下：

大姐：

我部这次与日寇浴血奋战，伤亡惨重，为我从军以来历次战斗所未有，眼见官兵如此伤亡，我心中十分沉重。今后战斗会更加严重，生死存亡，难以预卜。请大姐再勿为我操心，只要把孩子们照顾好，教育好，我即感激之至！现派人送去5000元作为今后之家用，望查收。致安好。

向方

母亲接信痛哭。实际上，这已是我父亲的绝笔了。

11月16日，我父亲下令全军撤退到黄河南岸。蒋介石从南京打电话令他炸毁黄河铁桥。

他对何思源说：“蒋叫我们在山东死守黄河，抵住日军，原说派重炮支持的，到快用的时候，忽然抽调走了。他们不守南京，却叫我们死守济南，叫我们用步枪跟日军拼么？”

第三集团军撤守黄河南岸以后，从1937年11月16日，到12月23日，在此一个月零一周的时间内，战事相对平静。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来济南视察防务，我父亲与他讨论时局及战略问题。当时南京刚沦陷半月，人们记忆犹新，因此黄河防线能否守住，对于李宗仁和我父亲来说已不是问题，他们讨论的关键是，黄河防线一旦被敌突破，第三集团军将撤往何处。李的意思是第三集团军应撤进沂蒙山区，准备打游击。我父亲不同意，反驳说：“浦口已失，敌人即将打到蚌埠。他们节节撤退，我们没有了退路，岂不成了包子馅吗？”会谈不欢而散。

在我父亲看来，将第三集团军赶到山里去打游击的计划不仅是极其荒谬，而且是别有用心的。他认定这是利用日本人之手消灭非嫡系部队的一个阴谋。我父亲在与李宗仁会晤之后，认为蒋介石既然不肯给他出路，他只有自己找出路了！

李宗仁回到徐州，数次派人到济南，向我父亲要求调回原由大本营配属韩部的炮兵第一旅第一团。该团辖两个山炮营，装备卜福斯山炮24门，此山炮系蒋介石以重金从国外买来的。

第三集团军缺乏重武器，为加强黄河防线，我父亲曾向大本营要求调配重炮。蒋介石准所请，将炮兵第一旅第一团调至济南，沿黄河南岸布防。我父亲对李汝炯山炮团很重视。李宗仁欲将山炮团调走，我父亲执意不放。他对李宗仁派来的人说：“这个炮团是我直接要来的，你们自己可以向中央要。这个炮团在抗战时期，绝对不能给你们调走。”但最终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卜福斯山炮团还是被强行调往津浦线南段，先后配属第一二二师、第二十五师。

对此，我父亲十分气愤。他对何思源说：“蒋叫我们在山东死守黄河，抵住日军，原说派重炮支持的，到快用的时候，忽然抽调走了。他们不守南京，却叫我们死守济南，叫我们用步枪跟日军拼么？”

李宗仁对此也十分气愤，认为是我父亲没把他这位司令长官放在眼里。

我父亲不听指挥，李宗仁又告他“御状”，况且又是以“抗战”的名义，这对蒋介石来说真是绝好时机

济南危急时，我父亲令山东省府由宁阳再迁往曹县；将弹药、给养等军需物资、军医院、修械所、伤病员及官佐眷属用火车运送到河南漯河、舞阳、南阳等地。火车过徐州时，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来电阻止，责问：“豫西非第三集团军的后方，为何运往该地？”我父亲随手在电报上批曰：“全面抗战，何分彼此”，又云：“开封、郑州亦非五战区后方，为什么将弹药、给养存在该地？”(李宗仁确有此事)我父亲的参谋处不知是何居心(参谋处有蒋系特务，如联络参谋王道生等，意在挑拨韩、李关系)，竟按他随手所批字句，直接电复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事先也未将复电呈他过目。李宗仁接电，大怒，将韩之复电转给蒋介石。

我父亲在文电上信手写批语是他长年军旅生涯养成的习惯，多为有感而发，并非正式复电电文。冯玉祥也有如此习惯，有时看到不合意的文电，批语更是出奇，如：“放屁”、“放狗屁”、“脱裤子放屁”等，不一而足。

在经过一个多月的相对沉寂之后，日军决定对济南发动攻击。

第三集团军两面受敌，我父亲通过电话向李宗仁请求调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支援济南，遭到李宗仁的拒绝。

我父亲气愤至极，认为这也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大本营以抗战为名，消灭异己的诡计之一，再无心恋战，决计引军西撤。

27日晨，日军占领济南。

我父亲离开济南后，李宗仁电令其死守泰安。我父亲又在来电上信手批了八个字：“南京不守，何守泰安。”参谋处故伎重演，仍将我父亲所批字句当作复电，直接拍发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李接电，又是大怒，将韩电转给蒋介石，指韩不听指挥，擅自行动。

我父亲拒不执行“死守泰安”的命令是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一个月前，李宗仁、白崇禧还反对守南京，李宗仁甚至主张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李宗仁认为，蒋介石死守南京，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而第一个错误是死守上海。李宗仁说：“无奈蒋先生不此之图，意气用事，甚至溃败之兆已显，他还要一守再守，终于溃不成军。试问在长期抗战的原则下，多守一两日和少守一两日，究竟有多少区别？但是在用兵上说，有计划的撤退和无计划的溃败，则相去远甚。”李宗仁言之有理，掷地有声，至于一个月之后他为什么又认为“死守泰安”非但不是“第三个错误”，而且必须贯彻执行不可，自有他的道理，或许泰安“多守一两日和少守一两日”区别很大，第三集团军“有计划的撤退和无计划的溃败”相去不远了。

我父亲作为一名战地指挥官，对上级的命令，应该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否则，你说没必要死守，他说有必要死守；你说他借刀杀人，他说他没借刀杀人，这个仗还怎么打？

我父亲不听指挥，李宗仁又告他“御状”，况且又是以“抗战”的名义，这对蒋介石来说真是绝好时机。

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我父亲，说：“我决定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在开封开个会，请向方兄带同孙军长等务必到开封见见面。”我父亲不假思索就答应了

1938年1月8日，正在归德编练第三集团军汽车兵团的刘熙众在归德火车站遇见老朋友、邓锡侯的顾问赵岳松。赵岳松对刘熙众说：“听说你们主席有几个电报对李长官毫不客气。李恼火了，将韩违抗命令，不听指挥的情形告到委员长那里。听说蒋要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解决这个问题。最好请你们主席好好准备准备，打这场官司。”刘问韩打的什么电报。赵说：“我只听到大家传说，他这些电报在措辞上、语气上都很欠斟酌。李长官认为他目无长官，若不予以惩办，今后将无法指挥作战。你回去查查这些来往的电报就知道了。”

第二天，刘熙众前往巨野，将赵岳松一番话转告我父亲。我父亲听后，沉吟片刻，命人去参谋处将最近与李宗仁来往的电报取来检查。刘熙众翻阅一遍，果然有些词句很生硬，但这些词句都是我父亲在来电上信手批注的，而参谋处却将这些文字原封不动，当作正式电文发了出去，事先也没请他过目。我父亲自知欠妥，但倔犟的性格，又使他不肯认错，只淡淡地说：“赵先生一番好意，你去信谢谢人家。李宗仁要打官司，那就打吧！”刘熙众竭力劝导，请他派人去徐州，当面向李宗仁解释一下，以缓和关系。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好，你代表我前往解释解释吧！”

刘熙众走后，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我父亲，说：“我决定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在开封开个会，请向方兄带同孙军长等务必到开封见见面。”我父亲不假思索就答应了。第三路军司令部八个处的处长们都坚决劝他不要去开会，主张派代表参加，但他去意已决，劝阻无效。

下午，刘熙众赶到徐州，李宗仁在升火待发的专列上接见了他。刘熙众先婉言解释了一番。李一反平时一团和气的态度，脸色很难看，时而冷笑，不置可否。刘忧心忡忡而去。

当日晚，刘熙众返回巨野，向我父亲如实报告会见李宗仁的情形。我父亲表示根本不在乎李宗仁，随他便。刘熙众不放心，找秘书长张绍堂商量办法。张绍堂说，开封会议的通知已到，主席已决定前往出席。刘熙众又去见我父亲，劝说：“据我见李长官的神情，开封会议恐对我们不利，主席还是不去的好，派个代表去，也有缓冲的余地。”我父亲说；“我已复电说到时出席，怎么能又不去呢！”刘说：“可以请个临时病假。”我父亲笑着说：“你不要神经过敏，我不去更叫人家怀疑。我又没有投降日本，怕什么？”

刘熙众认为我父亲不听他的劝告，是受了蒋伯诚的骗，总以为没有投靠日本，又有蒋伯诚作证，何惧之有？当时蒋伯诚正在开封，他通过第三路军驻开封代表靳文溪电话告诉我父亲：到开封与委员长见面后，一切问题都可解决。其实，我父亲坚持要去开封并非要与李宗仁打什么官司，而是希望部队西撤计划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刘越想越担心，坚持劝我父亲不要去开封。我父亲仍笑道：“在此抗战期间，委员长召集军事会议，哪有不去之理，你的顾虑太多了。”刘说：“我总以为慎重点好。”我父亲有些不耐烦了，连声说：“好，好，好！”接着把话岔开，问起汽车兵团的事。刘熙众无奈只得返回归德，临行前还敦请李树春、张绍堂、王向荣再设法劝阻。

10日，我父亲偕参谋长刘书香等乘汽车，从巨野到达曹县，在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的军部休息片刻。午饭后，孙桐萱、省府委员张钺及部分旅、团长随韩一行同赴柳河车站，在40余名手枪队员及1个卫队营护送下，换乘一列钢甲车开往开封。

傍晚，我父亲一行到达开封，河南绥靖区主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及蒋伯诚到站迎接。孙桐萱及部分旅、团长住在省府东边路南指定的旅馆；我父亲偕张钺、刘书香等住盐商牛敬廷宅内。次日，韩、张、刘等迁至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孔祥榕私邸，为办公方便，孙也搬来同住，各旅、团长与手枪队分住牛、孔两宅。刘峙以开封城内部队过多为由，安排我父亲的卫队营留在钢甲车上，驶离市区。

同日，蒋介石偕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自南京飞抵开封。

军统局第二处处长戴笠偕军统局特务总队总队长王兆槐带领12名特务亦先期到达开封。戴指定王具体负责绑架行动。

11日上午，我父亲偕孙桐萱、张钺等去开封图书馆，拜会先一天到汴的第一集团军宋哲元、秦德纯、过之翰等前西北军袍泽。交谈中，说起最高军事当局借刀杀人，排除异己，我父亲不禁义愤填膺，滔滔不绝。宋哲元见他还是当年直来直去、口无遮拦的习惯，很替他担心，于是劝道：“向方老弟，按说我是不赞成你来开封的。到了这里，我们已然是笼中鸟，还是少说为佳。”

据说，会议期间，蒋介石指责我父亲丢了山东。我父亲毫不客气地顶撞说：“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丢失又是谁的责任呢？”

下午1点半，军事会议在开封南关袁家花园举行，我父亲偕孙桐萱等乘车前往出席会议。

开封军事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连篇累牍，人言言殊。

为尽可能还原开封军事会议上的情景，我仔细读了李宗仁、孙桐萱、吴锡祺、张宣武这四位目击者的文章，综述如下：

袁家花园的大门朝南，左边挂着一块木门牌，上书“中国中学”，院内有一个很大院落和一座大礼堂，可容纳数百人，会场就设在礼堂内。与会人员一律在大门外下车，按集团军整队进入，集团军总司令在前面带队。所有武装或非武装随从人员一律不准入内，分别被安置在附近招待所内。院内宪兵林立，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与会人员不得携带武器进入会场，枪械交副官处统一保管。

参加会议的是第一、第五战区所辖各部队团长以上各级指挥官及幕僚长，到会400人左右。坐在第一排的皆为高级将领，从左至右为：蒋作宾、蒋伯诚、俞飞鹏、刘峙、鹿钟麟、程潜、李宗仁、韩复榘、宋哲元、邓锡侯、孙震、于学忠、万福麟等。在高级将领中，除韩复榘、宋哲元、邓锡侯、孙震四人身着灰布棉军服外，其余将领皆着黄呢军装。韩复榘是高级将领中最后步入会场的。他戴一副茶色眼镜，身着灰色斜纹布棉军服，头戴灰布棉军帽，下边打布绑腿，腰扎武装带。韩表现得很活跃，与坐在第一排的高级将领一一握手，亲热问候，然后坐在指定的李宗仁与宋哲元之间的空位上。

下午1点半左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出现在讲台上，首先与在前排就座的高级将领们打个招呼，然后宣布会议开始。蒋介石从讲台右侧角门走出来，身着黄呢子军常服，戴白手套。钱高喊一声“起立”，全体与会将领立正。钱向蒋报告到会人数。蒋向与会将领脱帽鞠躬；众将领坐下。蒋摘掉手套，拿起花名册，拈起一支红蓝铅笔，开始按战区、集团军番号顺序一一点名。半个多小时后点名结束，蒋从上衣左边口袋里掏出一个蓝色封面小本子，举起来说：“你们有谁带来这本《党员手册》？带着的请站起来，把本子举起来让我看看！”全场站起八人。蒋命侍从人员将八人名字记下来。接着，蒋又从上衣右边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封面的小本子，举起来说：“带着《步兵操典》的请站起来！”结果，全场只站起一人。蒋又命侍从人员将那人名字记下来。蒋面露愠色，随即开始训话，先是反复强调《党员手册》与《步兵操典》的重要性，必须随身携带，认真学习，批评众将不重视战时教育训练，不学无术，长此以往，非亡国灭种不可！讲到此处，“蒋很愤慨，很暴躁。一面讲着，一面频频以手背敲打桌面，把桌面击打得‘砰砰’响”(张宣武语)。接着，蒋又“鼓励大家奋勇作战”(李宗仁语)，说：“国际形势很好，抗战是有把握的，但是我们要顶得住，大家一定要服从中央和战区司令长官的指挥，没有命令，绝对不准擅自后退！要不怕牺牲，如有损失，我一定负责代为补充。”

会议中间休息半小时。据吴锡祺回忆：“中间休息的时候，蒋派人请韩复榘到讲台后边的休息室谈话，刘峙也陪着去了，去后即未再回到会场。”据张宣武回忆，会间休息时，蒋派人传唤孙桐萱和川军师长王铭章到讲台后边的休息室谈话，但未提韩复榘，说韩是散会时被扣的；而在孙桐萱的回忆中，根本未说有人在会间休息时被蒋传唤；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也未说有人在会间休息时被蒋传唤，只说韩是在散会时被蒋传去谈话。如此看来，韩应该不是在会议中间休息时间被扣的，可能是吴锡祺把时间记错了。

休息过后，天已近黄昏，蒋介石又来到会场接着讲下去。蒋介石训话结束后，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分别报告战况。晚6点多，程、李报告毕，天已黑透，钱大钧宣布散会，并通知，晚7点蒋委员长请全体将领吃饭。

当与会人纷纷离去时，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按李宗仁的说法是：“刘峙忽然起立大呼道：‘韩总司令请慢点走，委员长有话要同你讲！’韩复榘闻言留下。离会众人议论纷纷，齐说：‘韩复榘糟了，韩复榘糟了！’当散会时，我走在最后，只见会场内留有委员长的便衣卫士四五人。刘峙便指着卫士对韩复榘说：‘韩总司令，你可以跟他们去。’”按张宣武的说法是：“那位中将侍从官步下讲坛，走到韩复榘面前，笑着对韩说：‘请你稍等一会儿再走，委员长约你说几句话’。”两种说法大体相近，无非是会散了，别人走了，韩被“留”下来了。

韩复榘从进入休息室，直至被绑架到汉口，其间都发生些什么事，由于没有目击者的第一手资料，因此都只是传闻，但有关蒋介石与韩复榘之间一段精彩对话却广为流传，其中以王一民的说法最有代表性。王曾任山东省政府参议、汽车路局局长，他写过一篇名为《关于韩复榘统治山东和被捕的见闻》的回忆文章，发表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文中说，蒋质问韩：“‘我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是你负担！’韩复榘是有胆量的，而且他是傲上的老资格。他听了蒋介石的话，毫不客气地顶上去说：‘山东丢失是我责任，南京丢失又是谁的责任呢？’韩的话还未说完，蒋正颜厉色地截住韩的话，说道：‘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的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正想开口反驳，可是刘峙就拉着韩的手，说‘向方，委座正在冒火的时候，你先到我办公室里休息一下吧。’于是他拉着韩从会议厅边门(王说这一幕发生在大会议厅，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如确有此事，也应发生在休息室)走了出来。刘峙装着很亲热的样子，握着韩的手走到院内，早有准备好的一辆小汽车。刘峙手指着说：‘坐上吧，这是我的车子。’……韩先上了车。刘峙说：‘我还要参加会议去。’说时就把车门关上了。在这个时候，汽车前座上有两个人爬到后车厢里来，分左右坐在韩的两旁，出示预先准备好的逮捕令给韩看，并对韩说：‘你已经被逮捕了！’韩起初还以为前座上两个人是刘峙的随从副官，看见了逮捕令，至此才知道两人是军统特务。”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同日(12日)下午(散会后)，委员长在其归德(应是开封)行辕召集一小规模的谈话会。出席者仅委员长、程潜、白崇禧和我，共四人而已。大家方坐定，蒋先生便声色俱厉地说‘韩复榘这次不听命令，擅自行动，我要严办他！’程潜应声说：‘韩复榘应该严办！这种将领不办，我们的仗还能打下去吗？’白崇禧和我在一旁默坐，未发一言。”

孙桐萱回忆散会后情形：“当天(11日)夜间两三点钟，蒋伯诚忽然进来对我们说：‘向方被扣了！’我们三人均大吃一惊。蒋对我说：‘你走吧，蒋先生叫你去。’我同蒋伯诚走到门外，始知军警已将我们住所包围，气势汹汹地将我们拦住，不许出门。经蒋伯诚给侍从室钱大钧打电话联系之后，始得出门。我到袁家花园见了蒋介石，蒋说：‘韩复榘不听命令，不能再叫他回去指挥队伍。’我对蒋说：‘他在北伐时期作战有功，给国家出了很大的力。不过他个性太强，有不周到的地方，请委员长原谅他，无论如何留他的性命，不叫他指挥部队，叫他休息休息也好，留在钧座身边，教他力改前非，以观后效，或叫他出国。’蒋介石说：‘好，好。考虑考虑，考虑考虑。’接着，他将几条手谕拿出来交给我，说：‘你当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曹福林当前敌总指挥，于学忠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你听于学忠指挥。你马上回曹县，整顿队伍继续抗战。’蒋同时也召见了于学忠。我退出后，蒋伯诚、何竞武(陇海铁路局局长)同我乘汽车又去见李宗仁、白崇禧。李、白和方振武三人正在闲谈，我请求他们在蒋介石面前为韩说情。李、白都很生气，说韩不服从命令等。我一再要求他们念韩北伐有功，对韩多多包涵。李、白含糊其词地勉强答应了。这时有个传令兵告我说，鹿钟麟几次来电话找我，要我无论如何务必到他那里见见面。我由李、白处辞出后，对蒋伯诚、何竞武说：‘鹿钟麟找我，我去看看他。’蒋、何竭力阻拦，并说：‘你千万别去，如果你去，于你不利。’当时火车已准备好，蒋伯诚拉我到车站，同上火车，当夜返回曹县。”

张宣武回忆散会后情形：“晚八时左右，我从宴会厅回到旅社住处。同来住的人差不多都没在家，于是我也到一家电影院里去看电影。晚九时左右，忽然停电了，据说全城的电灯都灭了，同时听到外面大街上由北而来逐渐南移的不太稠密的枪声。街上禁止通行。我在电影院里待了约半小时，等到枪声停止了，电灯复明了，就急忙回到住处，打听刚才街上发生的事情。据目击者说，约有四五十个带手枪，背大刀的人(韩复榘的手枪队)，顺着南门大街由北向南，且战且走地向南关方向跑去。事先布置在街道两侧的岗哨开枪截击，但都不敢偎边，后边还有约一营人的兵力跑步追赶。究竟是怎么回事，当夜无人摸清底细。12日一早，人们互相奔走相告，纷纷传说韩复榘于昨晚被捕并已押赴武汉云云。”

韩复榘的手枪队因拼死抵抗被刘峙部队消灭；韩的卫队营被刘部包围缴械。

12日下午，蒋介石再次召集军事会议。吴锡祺回忆当时情形说：“蒋又出来讲话，随即宣布：‘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现在已经把他扣交军事法庭讯办。’当时到会的人，均为之愕然。宋哲元接着站起来，迟钝地说：‘韩复榘不听命令，罪有应得。委员长原谅他是个粗人，没有知识，请从轻判他。’随后宋又回过头来，请大家站起来为韩求情。当时前边的一些人都站了起来。蒋介石连声‘嗯，嗯……好，好’，随即散会。”

孙桐萱说：“据说第二天(12日)蒋继续开会，不但提出韩的罪状，还说如果有人作战不力，向后一跑数百里，均应重办。宋哲元当时看一眼于学忠，两人均立起给韩求情，请蒋从宽处理。”

韩复榘被特务带离会场，由汽车送至火车站，站内一列准备好的专车已升火待发。我父亲在众特务、军警的簇拥下刚被押上火车，车便轰然开动。一时间，陇海线及平汉线上所有火车一律停驶，让开线路。搭载着韩的火车先沿陇海线向西疾驶，到郑州再转平汉线南下，沿途一刻不停，直达汉口。在车厢里，特务头目王兆槐一直陪坐在韩身边。

只听他很轻松地对孙连仲说：“仿鲁，你放心吧，我顶多就是回家种地去呗，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父亲被扣押后，蒋介石又召见何思源，问：“韩复榘扣留你多少教育经费？”“韩复榘是怎样卖鸦片烟的？”何直言：“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不卖鸦片。”

据说，我父亲被羁押在武昌平阅路30号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的一座二层花园小楼里，他住二层，特务住一层，生活上对他尚优待，特务头目王兆槐每天陪他聊天、下棋，但不准离开小楼，也不准与外界联系。

由于特务严密监守，封锁消息，我父亲从1928年1月11日开封被扣到24日武昌被杀，其间13天时间究竟发生过哪些事情，外间全然不知，至今仍是个谜。

20世纪80年代，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秘书长的王先生告诉我，他在我父亲被羁押期间曾陪孙连仲去看望过他一次。王时任孙连仲的秘书长，看望的地点就在武昌父亲被羁押的小楼，孙连仲上二楼与他单独谈话，王在楼下等候。半个小时后，孙连仲从楼上下来，他也走下来送客。只听他很轻松地对孙连仲说：“仿鲁(孙字)，你放心吧，我顶多就是回家种地去呗，没什么了不起的。”王见他军装很整洁，气色也很好。至于他和孙在楼上都说了些什么，王当然不知道。

这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唯一消息。

我所了解的营救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孙桐萱从开封回到曹县后，避开蒋伯诚，约省府李树春、王向荣、张绍堂等省府委员及第三路军将领曹福林、吴化文、刘书香、张钺、刘熙众等开会，研究营救我父亲的办法。与会人员均担心我父亲的安危，心情都很沉重。曹福林埋怨我父亲的左右不应武昌长春观该让他去开会，至于具体如何营救，众人也无万全之策。孙桐萱说：“我们跟主席多年，都受过他的培养，要赶快营救，才对得起他。”他主张一面打电报要求军委会放韩，一面加紧抗战，争取立功，并说：“如果不行，即集结兵力在黄河边，作强烈之抗争。”

与会者最后一致同意先给军委会打电报，竭力保韩。张绍堂提议，应立即派人前往汉口，先探听我父亲的情况，再设法营救。众人一致推举刘熙众前往汉口。会后张绍堂拟好电文并拍发。孙桐萱还不放心，又派张钺携款六万元赴汉口活动高层，并嘱如款项不够，可继续接济。

孙桐萱召集的会议刚一结束，蒋伯诚即派李文斋(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前来打探会议内容，并转报蒋介石。

刘熙众到达汉口，住在第三集团军办事处。处长王恺如说：被羁押在武昌，吃住均尚优待，只是不准与外人见面，其他情况还不明了。刘说：“我对此间情况全很生疏，只是认识冯先生和鹿先生，其他方面你看怎么样？”王说：“其他方面全不能帮忙，只能打听打听消息，但真实情况也得不到，现在也只有找他们两位。”

于是，刘熙众立即去见冯玉祥，先向冯玉祥报告了被扣前后的情形，然后又说我父亲种种做法不对，主要是指冯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时与我父亲的冲突。刘熙众最后说：“无论如何，他是先生一手培养的，还得请您想办法救他。”冯玉祥说：“别说这些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全他的生命，我这几天正为这事着急。我觉得应该从你们部队本身去想办法，专靠某一两个人去讲情，是没有多大用的。”

刘熙众见冯的表现很诚恳，便辞出，再与王恺如一起去见鹿钟麟(鹿刚从开封回汉口)。鹿钟麟说，韩向方再回军队怕是很难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先保住他的生命，冯先生的看法是对的。最好由你们部队将领向蒋委员长表示一下，使他有所顾虑。最主要的是，部队要团结一致，不要被人分化才有力量。你们自己研究研究吧！我和冯先生自然尽量想办法，用不着说别的。

刘熙众和王恺如回到办事处，都认为无论是冯玉祥还是鹿钟麟都极为关切，他们的意见都很有道理。父亲当团、旅、师长时，都是鹿一手提拔的，第三路的官佐也多是鹿的旧部，如果大家拥戴鹿把第三路军带起来，不但鹿高兴，冯一定也喜欢。鹿的办法很多，他到第三路军不但可以推动冯救父亲，而且对第三路全军也是有利的。刘把这个想法告诉王，王也很同意。

第二天，刘熙众和王恺如一起去见冯玉祥。刘对冯说：“我们打算由第三路将领出个电报，使蒋有所顾忌。我们还想到第三路军的队伍，自韩被扣，群龙无首，孙桐萱不一定能统帅得起来，内部一闹分裂，即被人分化消灭。这个队伍是先生一手训练的，不能看着不管。这个队伍是第一师的老底子，许多官佐是鹿总监(鹿时任执法总监)的旧部，他如果能去招呼一下，一定不成问题。先生你看怎么样？鹿总监是否能去？”

冯笑了笑，说：“好，你们的办法很好！至于瑞伯(鹿钟麟)去带这部分队伍的事，还不是那么简单。一方面瑞伯是不是愿意去；另一方面是将来如何去，人家是不是让他去，均是问题。待我问问瑞伯再说吧！”刘看冯的意思是很愿意鹿去的，至于鹿能不能去，关键是第三路的将领欢迎不欢迎，蒋介石同意不同意。刘又将准备好的电报稿请冯再过目，作一些修改，意思是抗战不力，不仅是父亲的罪责，第三路将领都有责任，请分别予以应得的处分，今后自当服从命令，效忠委座，戴罪图功，以赎前愆云云。

刘熙众向孙桐萱报告汉口之行的经过，孙极满意。至于那通经冯玉祥修改润色过的电报，孙意等请各军、师长过目，再商议定夺。

其实早在刘熙众回到曹县之前，冯玉祥已派其孙副官来到曹县。孙副官见孙桐萱后大哭，说：“我是冯先生派来的，蒋委员长要杀韩主席，你们赶快通电拥护鹿先生当总司令。”孙桐萱说：“你们与曹军长及各师长先谈谈，只要他们同意，我就办。拥护鹿先生我是同意的。”

刘熙众在汉口与冯玉祥、鹿钟麟酝酿第三路军拥鹿之事，自然瞒不过蒋介石的耳目，嗣后有人说：刘汉口之行非但未能救韩，反促韩氏之死。刘亦感慨：“我自己也体会到，蒋之杀韩虽然已是定案，而我们的做法，也的确不够审慎严密。”

赴汉口活动营救的张钺亦返回曹县，对孙桐萱说：“见到了何应钦、何成等人，他们都表示不敢说话。”

1938年1月25日，《扫荡报》发表了中央通讯社的一条消息：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三路军总指挥、陆军上将韩复榘因“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并“别有借势勒派烟土、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收缴民枪等情事”，于1月24日执行枪决

1月19日，蒋介石组织“高等军法会审”机构，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审判长，军委会执法总监鹿钟麟、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为审判官，徐业道、贾焕臣为军法官。

官方说韩案“数度开庭审讯”，但对庭审过程三缄其口，讳莫如深。

有人说：仅22日下午审讯一次，法庭上，我父亲在讯问之下，“只昂首微笑，一句也不答复，也不请求宽恕”。会审尴尬收场。此种说法流传甚广，虽无可靠佐证，却也符合他的性格：在危机四伏的政治博弈中落败，就要认输，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夫复何言！

不过也有人说：根本就没审。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原告”之一李宗仁。

1938年1月25日，《扫荡报》发表了中央通讯社的一条消息：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三路军总指挥、陆军上将韩复榘因“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并“别有借势勒派烟土、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收缴民枪等情事”，于1月24日执行枪决。

我父亲是1938年1月24日在其被羁押的小楼里遭枪杀的。当时现场发生的一幕，没有目击者的报告，有的只是传闻。不过各种传闻大抵一致，或许比较接近事实，这里姑从其说。

是日晚7点，两名特务上楼对我父亲说：“何(应钦)部长找你谈话，请跟我们走。”父亲起身欲走。特务问：“家里有没有事？你写信我们可以送到。”我父亲说：“我没有家。”随即下楼。他走到楼梯中间拐弯处，发现楼下已布满荷枪实弹的特务和军警。他对前面领路的特务说：“我的鞋小，有点挤脚，我回去换双鞋……”遂转过身去，刚要上楼，背后枪声大作。他回过头，只说了声：“打我的胸……”便倒在血泊中。

几乎所有的传闻都确认：我父亲身中七枪，不过有说头部中两弹，躯体中五弹；有说全部击中胸部。二夫人纪甘青和五叔为我父亲开棺料理遗体时，刘熙众及第三集团军第二十二师军医处长姜维翰等也在现场，他们都证实父亲“身中七枪，都在胸部”。不过，由此又引出一段传闻，说是蒋介石事先已嘱令刽子手不要打韩头部，因为他是二级上将，又是一省主席云云，是耶非耶，姑妄听之罢了。

第三集团军将领及山东省府委员在山东曹县听说我父亲的噩耗，在惊愕之余都哭了。孙桐萱派刘熙众到汉口为我父亲料理后事。

25日，张钺、王恺如见冯玉祥，请其帮助探询我父亲遗体之所在，拟前往收殓。冯立即电询贺耀祖，始知已入殓，停于武昌长春观。

27日，刘熙众陪同二夫人纪甘青和五叔来到汉口。刘先去见冯玉祥，冯表示出很难过的样子，长叹不已。冯说：“你回来啦，人家这一手真毒，没想到这么快！你快去看看他的尸体怎么办，其他的事回头再谈吧。”刘说：“韩主席的家眷也来了，打算领回安葬。”冯说：“在国难期间，他又是这样死的，可不要铺张，快去办吧。”

第二天，纪夫人和五叔在张钺、王恺如、刘熙众及谷良民军长的代表、军医处长姜维翰等的陪同下赴武昌长春观认领遗体。

我父亲的棺木停放在长春观的一间空屋中，棺木前小桌上有用黄裱纸折叠成的一个牌位，上书“故鲁主席韩公向方之位”。棺木很大、很考究，通身黑色，前面有朱色木雕文饰。据说棺木是由鹿钟麟购买的，也有说是何成购买的，当然，不管是谁出面买的，估计实际掏腰包的还是蒋介石。

他们打开棺木，检查遗体，发现我父亲身中七枪，都在胸部，血迹已代洗净，头面部亦无伤痕。他们一行原先以为收殓得一定很差，故而准备好了更换的寿衣和被褥，看到一切装殓得很整齐，大家商议，已无再换的必要，就由纪夫人用手巾为我父亲净了面，将准备的寿衣覆盖在遗体上，另加一幅绸子苫单，蒙盖全身，再将棺木盖上，并在棺外做了副棉棺套。

事毕，刘熙众再去见冯玉祥，报告为我父亲认领遗体的情形。冯问：“打算葬在哪里？”刘说：“决定先葬在鸡公山，战事过后，他的家属还要运回北方安葬。”冯说：“很好。”

吊唁期间，亲朋故旧为避嫌，不敢前往，场面自然十分冷清，只有我父亲的挚友、时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孙连仲全副戎装前来鞠躬致祭，并送来花圈。军医处长姜维翰也代表谷良民军长送来花圈。

由于我父亲生前多次前往鸡公山，对那里的自然景致情有独钟；加之鸡公山又在孙连仲的防区之内，便决定暂时将我父亲的灵柩安葬在那里的苍山云海之间，俟战事结束后再迁回北方。

墓地是由鹿钟麟和孙连仲一起勘定、购买的，地点在鸡公山南岗风景区一处松柏成荫的山崖下面。我父亲的灵柩用火车从武昌运到武胜关，再用汽车拉到鸡公山。下葬那天时届中午，天降大雪，万籁无声，在寒山远树之间，但见一队送殡仪仗及一具由数十人抬着的巨大棺木沿山道向墓穴缓缓行进，两乘蓝呢小轿紧随其后，纸片夹杂着雪片漫天飞舞……

傍晚时分，在一座三尺见方的新土坟前竖起一通简朴的青石碑，上书“韩公向方之墓”。

全部殡葬活动皆由孙连仲主持。

1954年，我父亲的灵柩由其家人迁葬到北京西郊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韩复榘”三个大字，下边是“1891—1938”。在那片幽静的墓园里，与父亲长眠在一起的还有谷良民、葛金章、何思源诸先生。

不管蒋介石出于何种动机，在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中，蒋以“不遵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追究我父亲的责任，他应无话可说

蒋介石为什么要杀韩复榘？几十年来，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韩究竟有没有犯罪？

在“高等军法会审”对我父亲的判决书中，把“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定为他的主要罪状，应该说，如此定罪是没问题的。因为他的确没有遵照大本营的命令去“死守泰安”。“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常识，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就是犯罪，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至于判决书中所谓“勒派烟土、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收缴民枪”等“罪名”，不过是刑名师爷的文字游戏罢了，不足与论。

“撤退”同“进攻”、“防守”一样，都是一种战争形式，本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撤退”可以，但不能“擅自”。抗战以来，弃守名城的国军高级将领不知凡几，但人家都是“奉命撤退”，何罪之有？更有“奉命”当汉奸的，后来还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呢！那么别人为什么可以“奉命撤退”，韩就必须“奉命死守”呢？为什么刘峙丢了保定、石家庄就不算平汉线北段门户大开；韩丢了济南、泰安就是“津浦线北段门户大开”呢？这应由大本营来判断，最终解释权在最高统帅，不是战地指挥官应该过问的。如果我父亲因此就认定是“蒋先生借日人之手消灭异己”，也只能私下发发牢骚而已。

不管蒋介石出于何种动机，在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中，蒋以“不遵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追究我父亲的责任，他应无话可说。

人们之所以指蒋介石杀韩有“消灭异己”、“挟私报复”之嫌，即在他的双重标准。

我父亲于津浦线上失守济南的同时，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于平汉线上连续弃守保定、石家庄，一路跑回郑州，因此有了“长腿将军”的雅号，非但未受任何惩处，反而冠冕堂皇地在开封会议上协助军统特务绑架我父亲。

现在普遍认为，我父亲的死与他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有关。蒋介石都被释放了，别人纷纷鸣放鞭炮，驰电祝贺，我父亲竟当着蒋伯诚的面，说张学良做事“虎头蛇尾”！难怪冯玉祥说起蒋杀韩的一段公案时，感慨道：“很多人私下里说，这是对双十二事件的报复，看来是颇有道理的。”

梁漱溟于20世纪80年代接受美国人艾恺采访时，曾就我父亲的死因作如下解释：“韩在无意中得罪了蒋(介石)，所以蒋把他枪毙了。怎么得罪蒋呢？就是西安事变。”

梁漱溟在接受汪东林采访时说：“蒋介石借此杀了韩复榘，是杀一儆百，还是消灭异己，史家评论，都认为是重在后者，我以为是有道理的。”

傅瑞瑗说，社会上“还有一种说法，即蒋介石本不想对韩先生采取如此严厉的手段，都是李宗仁施加的压力”。

1938年夏，国民党在汉口召开特别代表大会，何思源遇见何应钦，说起我父亲被杀的事。何应钦说：韩被杀，主要是因为他不听命令，擅自撤退，影响军心。何应钦又说：“韩太刚愎自用，特别是得罪了李宗仁。李宗仁告韩不听命令，主要是两个电报：一个是‘全面抗战，何分彼此’；第二个是‘南京不守，何守泰安’。”何思源认为，“何应钦的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何的谈话是两位国民党高层之间的私下交流，官腔应该少一些，何应钦又是韩案的审判长，他特别强调父亲的两个电报得罪了李宗仁，是他被杀的主要原因之一。蒋介石在开封扣韩前后都曾与李宗仁、白崇禧磋商，足见李确是参与其谋。

不过，在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期间，得罪他的远不止我父亲一人。看起来，得罪李是否会送命，也不完全是李说了算。具体到“韩案”上，李状告韩，既合蒋意，亦泄己忿，可谓公私两便，同恶共济也。

外间还有一种传说，即冯玉祥亦主张杀韩，主要依据是冯在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时，曾写信给蒋介石告韩的状，又据说冯曾在私下说过一些狠话。

傅瑞瑗在台北曾与石敬亭是邻居，经常聚会闲聊，在他的回忆文章里是这样说的：“还有一种说法，即韩(复榘)的死是冯(玉祥)借刀杀人的结果。冯听到这种话后，流泪了。冯说：‘我又不是真正的领袖，人家要杀韩向方，我不让杀，人家能听我的吗？韩向方是我一手培植起来的，一个做父兄的，眼看自己的子弟被人一刀为快，我是什么心情？散布这种流言的人真是居心叵测！’”

1938年1月11日，我父亲在开封被蒋介石扣留。四天后，即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取消副委员长制，冯玉祥被免去副委员长职，改任委员，连常委都不是。冯韩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冯玉祥比谁都清楚。

至于外间所传父亲与刘湘、宋哲元联合，“密谋倒蒋”，甚至“联日倒蒋”云云，则纯属恶意抹黑，是军统局专职或兼职特务散布的谣言。无论是蒋在开封军事会议上对他的严厉斥责还是高等军法会审关于他的判决书，都没有这方面的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