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对红黄蓝的谴责和讨伐早已刷屏，但人们似乎更习惯从情感和道德层面看待问题。但是作为一家已经赴美上市的企业，问题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就在今天一早，潜望君远在美国的朋友就发来了这样一条消息：如果谁认识被害者家庭，红黄蓝是美国上市公司，建议集体直接在美国起诉，每个孩子赔偿应该在百万美元以上甚至千万美元。长臂法案能把这几个创始人搞破产......

感恩节休市翌日，红黄蓝盘前跌幅已扩大至40%以上，资本市场对事件的持续发酵做出了回应。

（1）资本助力下的“大跃进”式发展

红黄蓝创始人CEO史燕来

红黄蓝于9月27日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发行价为18.5美元，在美国感恩节休市前，其股价较发行价涨幅超过44%。

“让每一个孩子从出生起就享有优质教育的权利，一直是自己的梦想，也是全体红黄蓝人的梦想，更是红黄蓝自成立至今矢志不渝的目标。”这是红黄蓝创始人CEO史燕来在上市现场说的话。

现在在不断发酵的“虐童事件”背景衬托下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味道。

始建于2001年7月3日的红黄蓝教育创始人史燕来，虽然自称是2000年才从北大毕业，但是早在1999年，她就和曹赤民一起创立了红黄蓝亲子园。

红黄蓝在2003年成立了首家幼儿园，2004年就开始承担“十五”教育科学规划项目，之后开始全国扩张之路，并先后完成了Hagerty和GGV Capital的A轮B轮融资。

但是直到2015年施行全面二孩政策之前，其实幼教行业的饱和度并没有办法保证红黄蓝真的能够一跃成为人们视野中的学前民营教育典范。

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无论是做什么行业，都必须面对的是营收和利润——这两个尴尬的话题。

红黄蓝业绩与净利润预期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红黄蓝最主要业务为幼儿园和游戏中心。Frost & Sullivan研究报告指出，红黄蓝教育是营收规模最大的幼儿教育服务商。近三年（2014年、2015年、2016年），红黄蓝的营收分别为6506万美元、8286万美元、1.08亿美元，相应复合年平均增长率达29.2%，要知道同期的幼教市场增速只有17.5%。究其原因，主要是由红黄蓝直营教育机构数量增长所驱动。

然而在盈利方面，红黄蓝的数据就没有那么好看了。2014年、2015年，红黄蓝连续亏损，直到2016年才转亏为盈，获得590万美元净利润。净利润从5.4%上升至7.6%。

可能列位看官对这两个数字没有概念，现在我们根据上市公司并购幼儿园的财务数据，将其他幼儿园的净利润率做了计算。我们无法得知其他幼儿园的管理情况，现在仅从财务角度来做一个对比，请大家务必看仔细了：

学前教育同行比较

也就是说在学前教育行业中红黄蓝并无明显优势，相反却是位居末流。一家运营质量不佳且勉强扭亏为盈的学前教育企业为什么会有资金发展呢？

红黄蓝相关财务数据

通过相关资料，我们不难发现，红蓝黄教育的发展与之相伴随的一直是以高负债作为交换代价，且主要负债集中于现金及等价物负债高达51%，而相对应的教学硬件负债比率并不高，仅为28%。

此次出事的北京市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属于红黄蓝80所直营幼儿园之一，又位于公司北京总部的眼皮子底下，按理说是最不应该出事的地方。

除了管理“严格”的直营园，红黄蓝还有175所加盟幼儿园和845家加盟亲子园，这些“非直营”校区的管理，恐怕更令人感到心悸。

如果仔细拆分红黄蓝的财务报表，一组数据可能更能说明问题：2016年公司幼儿园和加盟亲子园的数量分别为162个和773个。换句话说，红黄蓝借助资本的力量在发展速度上已经和正在进行一场“大跃进”。

（2）真相只有一个：神秘的股东在向你招手

真相背后只有神秘的黑衣人

根据招股书，Ascendent Rainbow是红黄蓝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30.1%。Ascendent Rainbow隶属于私募投资机构上达资本。

据上达资本 (Ascendent Capital Partners) 官网介绍，上达资本是一家专注于中国市场的私募股权投资管理公司，旗下管理的资产主要来自全球知名的机构投资者，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大学捐赠基金，退休基金，基金会等。

上达资本的创始合伙人孟亮（Liang Meng），目前为红黄蓝董事。

     上达资产董事孟亮

孟亮履历光鲜，毕业于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在2011年创立上达资本之前，孟亮为对冲基金之一德劭集团(D. E. Shaw)的全球董事总经理，另外孟亮还曾任摩根大通（亚太）董事总经理，投资银行中国区联席主管，并担任摩根大通的亚太区并购委员会和中国业务发展委员会成员。

上达资本的投资项目，除了红黄蓝，还有大众点评、双汇母公司万洲国际等。

2015年11月，上达资本旗下基金Ascendent Rainbow (Cayman) Limited借了5170万美元给红黄蓝的管理层，拿到的是可兑换可赎回票据(exchange redeemable notes)，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兑换成红黄蓝的股权。

而另一位投资方就更为投资人所熟悉，那就是同样出自大学校园的徐小平。据北京大学校友网的报道提及，早在2011年，徐小平就曾对外介绍，红黄蓝是他个人身份成功投资的品牌。

徐小平：我是创造“神话”的天使，请让我再安静的飞一会儿

据2011年报道，徐小平在一场论坛上表示，学前教育领域的“红黄蓝”就是外语培训领域的“新东方”。红黄蓝教育VIE架构中在国内成立的北京红黄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徐小平曾担任其董事，不过在2015年10月就退出了董事名单。

频繁的引入退出战略投资人的行为实际上造成的后果是红黄蓝教育其实始终面临盈利的压力，而这个压力一直带到了上市。而实际上单纯通过教育行业进行变现其实一直是个难题，红黄蓝并非不知情，因此也曾经尝试过电商，但是由于投资人反对而作罢。

而作为投资人的孟亮则坚持声称：“红黄蓝之前的亏损，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叫停之后，营运利润就开始回升了。”

实际上根据财务显示，红黄蓝之前的主要支出并非所谓的跨境电商的硬件投入而正是所谓现金及等价物支付。

而对于证券分析师，在推荐购买这只股票时，其实依据也极为简单粗暴。实际上，某些券商给予红黄蓝“买入”评级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它的净利润率跟同行相比太低，“有翻倍空间”，至于这些利润从什么地方来抠，从谁的身上来省，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既能高速扩张，盈利水平又能企及同行，红黄蓝的投资者自然会乐开花。但是在资本助力下的“大跃进”式扩张永远是一把双刃剑。。。。。。

（3）尾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道德谴责在现实面前永远显得苍白无力   

国内资本市场至今还没有一家纯粹的从事早期教育的上市公司，红黄蓝能在美国上市受益于美国资本市场的注册制度，它是幸运的，但它同时也要受制于美国的监管制度。

在美国，虐童罪是重罪。1874年，纽约州成立了美国第一个防止虐童协会。到1900年，全美已经成立了161个同类民间组织。

为了更好地保障儿童的安全，美国法律规定老师、医生等有责任报告儿童受虐情况，否则将受法律惩罚。

1963年的“举报法范例”要求，医师、教师、社会工作者、警察、商业摄影及制片行业从业者等，由于可能接触关于虐待儿童的相关信息，被要求有责任报告儿童受虐情况。如果知情不报，法律将予以惩罚。

接到虐童举报后，在美国无须证据即可展开调查。对于虐童案件的举报基本上是不需要什么证据的，只要“有理由怀疑”就可以。大部分州要求，接到这类举报必须在24小时之内开展调查。同时，鼓励孩子倾诉的“安心说出来”（Speak Up Be Safe）也是在各个学校进行教育的项目。

此外，《儿童虐待防治法》和《儿童保护法案》等法律法规为儿童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美国法律对待虐童行为是零容忍态度，同时有极其严厉的监督和惩戒措施。2015年，美国马里兰州一男子曾因虐待儿童致死被判40年监禁。

当然，刑事判决并不代表全部。

潜望君在新华网上也看到了几年前的一条“旧闻”——一名在1998年性骚扰8岁男孩、并将其淋上汽油焚烧致残的男子，曾被判赔偿受害人逾1500亿美元（约合9494亿元人民币）。

该报道称，1998年，美国男子唐·威尔伯恩·科林斯（Don Wilburn Collins）对8岁男孩罗宾·威廉斯（Robbie Williams）性骚扰后，在其身上淋上汽油并点燃。尽管威廉斯全身99%被烧伤，但他仍坚强地活了10多年，2011年年初因患癌症去世。医生称，威廉斯的癌症与其童年时遭受的恐怖伤害有直接关系。

这一赔偿数额打破了此前佛罗里达州及其起诉烟草行业获得的1450亿美元（约合9177亿元人民币）的赔偿记录！

红黄蓝可能面临的各种经济损失：

1，受害家庭的索赔问题。

2，投资人的索赔问题。

3，将来红黄蓝在中国市场上进一步开展业务的代价与成本。

4，招生生源问题。

5，为了平息公众愤怒必须加强的设备投入。

6，为挽回形象而增加的市场推广投入和公关费用。

7，未来可能增加的举债成本。

8，空方机构出于牟利目的做空行为可能带来的公司损失。

附录：“长臂管辖”(Long Arm Jurisdiction)

“长臂管辖”(Long Arm Jurisdiction)，是美国的一个法律用语。根据百度百科解释称，即只要被告和立案法院所在地存在某种“最低联系”(MinimumContacts)，而且原告所提权利要求和这种联系有关时，该法院就对被告具有属人管辖权，可以对被告发出传票，哪怕被告在州外甚至国外。

“最低联系”范围将是十分广泛的。比如，可以是被告“有意接受”(PurposefullyAvailment)，或者被告在法院所在地有“营业活动”(TransactionofBusiness)，等等。

来源：潜望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