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移民与西双版纳城市化发展

周大鸣  王欣

摘要：西双版纳的边疆移民经历了从国家的计划控制到市场经济主导下的自由流动的阶段, 移民群体依托国家垦边项目､口岸贸易和旅游发展, 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将新的生产方式和现代文化整合进边疆社会中, 带动本地人进行经济转型和文化转型, 从而使本地人逐步成为城市化的内生性动力｡在移民的外在推动力与本地人的内生性动力的双重作用下, 实现边疆的城市化发展｡

关键词：边疆移民；西双版纳；城市化；发展

一､引言:移民作为一种边疆城市化发展方式

在中国的城市发展史中, 有一类城市即边疆口岸城市, 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聚集大量商贸人员､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军事防御需求, 以及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而形成了自身的发展路径｡相较于东部沿海地区自然经济所奠定的坚实基础和工业商业的活跃, 边疆口岸城市的发展主要得益于边境贸易及其所带来的物流､人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其发展动力主要有两种, 其一是利用国家开放政策, 以边贸为促动力, 带动贸､工､农一体化和人口规模聚集;其二是利用地方资源如矿产､水利､农林资源以及毗邻两国的原料､技术､劳动力等区位优势, 发展进出口加工和集群产业, 从而吸纳更多人就业｡^[1] 由此可见, 边疆口岸城市有其自身的历史传统和地域文化特点, 特别是边疆地区地广人稀､基础薄弱的现实状况, 使其发展更加依赖于移民和国家力量等外部推动力｡

边疆移民在中国历史上始自秦汉时期的屯垦戍边, 到了元明清时期, 更有大量的内地汉族商人､流官､游民去到西南､西北边疆之地, 经营商贸､建立行政机构｡西双版纳的汉族移民始自明清时期的茶叶贸易和垦殖运动,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规模支边移民和知青上山下乡之后, 更是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以投奔亲戚为由自发流入边疆垦区｡国门的开放和口岸的设立, 为不同的人群带来了诸多谋生与创造的机会, 使西双版纳边疆社会得到了显著开发｡因此, 本文拟从西双版纳不同时期外来移民的迁移动因和结构特点出发, 探讨国家主导和市场驱动下的边疆移民对于空间城市化和作为主体的人的城市化以及地方社会转型的作用, 最终实现多元族群的边疆口岸城市的构建｡

城市化与人口迁移密切相关, 人口的流动带来了一系列生产技术､经济模式､文化习俗､社会关系的交融与互动, 在这种人群和社会的联系不断加强的过程中, 空间意义､经济意义和人文意义上的城市化得以塑造和生产｡早前已经有众多学者关注到移民对于城市化发展, 尤其是边境地区城市化的重要作用｡徐继承 ^[2]对以色列的研究认为, 政府出于安置外来移民和巩固边疆需要, 在人口稀少并不适于发展农业的地区建立移民定居点, 有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满足新移民的就业需求, 从而推动边疆城市化发展｡18世纪末至19世纪的美国西进运动更是不断扩展疆土､开发农业和商业经济的过程, 西进运动中的大规模移民潮为西部开发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除了国内移民之外, 政府还以信贷优先､票价优惠等政策招徕国外移民｡他们在西部建设铁路交通网､开办工业基地､发展高技术产业｡政府西部政策制定､民间西进运动和商业资本的推动力, 不仅使美国经济迅速崛起, 还形成了开拓进取的美国精神｡^[3]

中国的边疆开发与美国的西进运动有着类似的进程｡近代中国东北地区的城市化与中东铁路的修建以及清政府移民垦边､保卫边境领土有直接的关系, 属于政治､经济导向的移民｡移民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导致农业经济的大规模兴起, 刺激了商品经济和多元产业的发展, 还扩大了东北中部､北部的铁路网, 拉开交通近代化序幕｡同时关内移民在接受近代工业劳动的细致分工时, 养成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宽容开放的近代意识, 冲击了东北人原有的“小富即安”观念｡^[4]城市人口的膨胀, 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城市控制系统的形成, 新的市政管理､社会福利､警察､法律等机构应运而生, 完善了现代城市的功能｡^[5]虽然大量的移民进入给城市的医疗卫生､公共交通､住房等带来很大压力, 移民聚居区常常成为犯罪多发地带｡移民与本地人在经济水平和消费文化上的差异带来城市空间分异､社会阶层差异和消费空间区隔, 往往对城市族群关系产生较大影响｡ ^[6] 但是, 移民作为增强城市活力和区域繁荣的推动力, 已经成为众所公认的社会事实｡

近年来, 笔者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将“移民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方式”, 即城市经济结构的扩展吸引大量人口向城市流动, 继而新移民通过劳动力再生产实现职业的代际流动, 从而使本地结构接纳城市新移民,实现结构意义的社会流动, 最终重构城市社会｡ ^[7]如果将这种关注城市新移民通过社会融合所引发的城市社会重构的视角, 进一步扩展到城市化过程中的地方主体, 就是关注移民的在地化行为是如何引发本地社会和本地居民的经济文化转型, 从而形成城市化的内部动力, 将移民也作为一种城市化的方式｡综观前人的移民与城市化研究, 大多将移民本身作为融入城市的研究对象, 忽略了本地人和地方社会结构才是衡量城市发展的根本要素;或者是将“城市化”笼统地归为外部设施和环境的变化, 而看不见城市中的“人”｡特别是与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反的一种人口流动, 即人口向边疆的迁移, 与东部地区农民工或者少数民族对社会融入和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有着明显的区别｡在中原文明和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建构下, 内地移民作为权力和文化资源上的“优势者”迁入到边缘地带, 形成一种名义上的“外来迁移者”但实际上是“反客为主”的身份｡这种特殊的移民流动行为和在地化的生存方式, 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现代性影响和边疆城市, 尤其是边疆口岸型城市的经济文化扩散力度是相当大的｡因此, 以西双版纳城市化为例, 将一个长时段的异质性移民的迁入和发展历程化约为地方社会空间和本地人的转型, 使地方社会这个“空间”被整合进大的时间范畴内, 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移民对于边疆城市化的内生推动力和作用机制｡

二､西双版纳外来移民的历史分期与结构特点

历史上的西双版纳由于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 长期处于地广人稀之中｡傣历522年 (公元1160年) , 傣族首领帕雅真统一勐泐, 建立“景龙王国”, 居住于此的主要是傣族､哈尼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清乾隆时期, 以茶叶贸易为契机, 大量的汉族商人进入易武､倚邦种植茶树､压制茶叶, 并建立起自己的商号, 将茶叶销往内地､西藏以及印度｡^[8]民国时期, 云南地方政府在普思延边 (西双版纳) ､腾龙延边 (德宏) 推行移民殖边活动｡1913年, 普思延边总长柯树勋提出“招垦”政策, 云南本省以及广西､贵州等地的汉族纷纷进入西双版纳等地开垦土地､经商､做工｡^[9]相较于明代云南其他地方屯垦戍边的强制性移民, 西双版纳的汉族移民多为分散型的自由流动者｡他们主要是为了生存和利益而来, 其分散､灵活､自主的特点使这些汉族移民的生产生活嵌入进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当中｡他们将内地的日用百货､生产工具､生活副食品以及宗教用品黄蜡带入边疆地区, 将揉制紧茶圆茶和铸犁技术传授给傣族人民, 与当地傣族农民一起填挖泥塘､兴盖房屋､扩大街道, 发展小集镇｡可以说, 西双版纳在新中国建立前就打上了移民文化的烙印｡

大规模的汉族移民进入西双版纳始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自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来, 中共的农垦事业不断积累经验,并在全国各地试点建立国营农场,开发荒地｡为了发展天然橡胶事业,1951年9月云南农垦事业应运而生｡西双版纳作为橡胶建设基地, 迁入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汉族移民｡1955年,1679名军队复员官兵到勐遮创建黎明农场, 继而有350余名昆明支边青年､500余名思茅妇女志愿垦荒队到黎明农场落户;1958年省､地级机关下放干部和退伍军人､十三军转业军官共1501人到勐龙创建国营农场;1959年至1960年, 农场先后迁入湖南省醴陵､祁东两县支边移民21939人｡ ^[10]这一时期汉族移民的进入是在国家调动下､以开发边疆为目的人口迁移, 因此带有“屯垦戍边”色彩以及强烈的时代和政治特征｡

由于国家垦边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要求, 除了转业军人和少量志愿青年,其余的支边人员均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异地迁移｡以湖南移民为例, 醴陵县迁往西双版纳州的青壮年劳动力6166人, 随迁家属3107人, 祁东县迁往西双版纳州的青壮年劳动力6959人, 随迁家属5581人｡到达西双版纳之后, 湖南移民依然按照以前所在的公社或生产队来进行编制, 所以基本上保持了湖南村社文化的整体迁移, 给边疆增添了一抹浓重的湖湘文化色彩｡这些移民在湖南老家基本上是从事农业生产和其他的小手工业, 来到西双版纳农场之后, 虽然户口的性质仍为农业户口, 但是相比老家和版纳当地的农民来说, 他们是拿国家工资的正式工人,享受国营单位的物资供应和退休福利, 从客观上为湖南移民在边疆的扎根奠定了物质基础｡至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 这些湖南支边移民及其后代占了全州将近18.54%的人口｡由于湖南人特有的吃苦耐劳精神和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 湖南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已有相当数量的人成为全州建设的骨干力量, 广泛分布于州内各行各业｡有一批已经成为州一级的领导干部, 据统计, 在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机关担任职务的湖南人共有21人,^[11]他们对于西双版纳州的城市化建设和发展路径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七十年代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成为西双版纳外来移民的又一高峰｡1958年47名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学生和182名昆明知识青年到达勐养农场;1965年12月, 四川516名知识青年来到东风农场;1968年2月, 北京55名“老三届”知识青年自发组织并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来到景洪辖区的东风农场｡从1968年至1972年, 共有10批北京､上海､四川和昆明等地的知识青年, 共计61218人来到西双版纳, 他们大多被安置到农场和水利兵团｡^[12] 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主要是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 并且大多是17~20岁的青年｡相比10年前的支边移民, 他们的来源地更加多元, 文化程度更高｡知青来到西双版纳, 与农场职工和地方群众一起进行生产劳动｡新中国建立之初西双版纳几乎没有汉语学校｡傣族学龄儿童都送进佛寺当和尚, 学习傣文经书｡自农场建立, 为了方便职工子女读书, 便建立农垦学校, 东风农场在1958年建场之初就办起了第一所农垦系统自办小学, 同时也开始动员招收少数民族学生｡而知青的到来, 为边疆的文化教育注入了新的力量｡他们进入农场学校为职工子女和地方少数民族的孩子教授科学文化知识, 传递现代性的观念, 让原本闭塞的边疆地区开始跟上内地的步伐, 大大提高了西双版纳地区人口的教育程度｡许多老百姓在今天仍然念念不忘当年与知青来往的故事｡

表1 西双版纳州1964~1982年人口文化程度对比 ^[13]

农垦系统的建立和国家政治主导下的外来移民的进入, 极大地改变了西双版纳的人口结构｡

表2 西双版纳州1953~1982年各民族人口变化 [14]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 计划经济盛行的这30年间, 西双版纳的人口数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上升趋势, 汉族移民的人数已经超越了很多本地少数民族, 与主体民族傣族的人数不断趋近｡移民人数的增加充实了边疆的劳动力, 依托国营农场, 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得以集中｡生产队建到哪里, 公路就通到哪里, 电话也架到哪里, 解除了许多村寨的交通和信息闭塞之苦｡农垦在兴修内部公用工程时, 都尽量照顾到周围村寨的群众,例如景洪农场1991年使37个村寨共1.2万群众与农场职工一起用上了自来水｡垦区修建闭路电视工程也使周围的群众受益, 东风农场就有1.3万户群众进入农场闭路电视网｡农垦卫生网络与地方医疗体系密切配合, 彻底扭转了“瘴疠之乡”医疗卫生落后的局面｡与此同时,农垦在许多方面支持地方政府兴办各类公用事业, “1966年12月勐腊总场抽调500余人支援地方修筑勐捧团结桥滚水坝, 历时9个月｡”^[15]“1970年, 五团 (农场) 派出以知识青年为主力的施工队, 参加勐海县宾房电站的修建｡”^[16]极大地改善了西双版纳州的基础设施建设｡

虽然在70年代末知青大返城之后, 西双版纳汉族人口的数量减少了4万多人,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户籍制度的松动, 大批内地移民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 以农场亲戚和湖南同乡为依托,来到西双版纳发展, 形成了人口流动的新高潮｡特别是80年代之后国门的开放､口岸边民互市的恢复以及90年代西双版纳旅游度假区的建立,吸引了众多的外地企业来到版纳进行旅游开发, 如1998年广东东莞市信誉实业总公司投资了1.5亿元在景洪市勐罕镇建设“傣族园”项目, 1999年浙江金洲集团投资8200万建设的西双版纳原始公园｡为打造休闲度假､避寒旅居的现代城市而建设的星级酒店和基础设施, 使西双版纳的城市化进程得到飞速发展｡传统的旅游商品如玉石珠宝､红木制品､民族工艺品､民族服装等继续增长, 新的旅游商品增长点如普洱茶､石斛､老缅泰工艺品也红火发展, 而源源不断的外来移民更是成为城市基本生活和开发建设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者｡

表3 西双版纳州1990~2010年各民族人口变化

表3为我们呈现了西双版纳在近年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变化, 我们看到, 汉族的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了本地主体民族傣族的人数, 成为西双版纳总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总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来看, 外来汉族移民在流动人口中占据了很大比例, 2010年非户籍汉族人数达到12.85万人, 在流动人口中占66.7%｡相较于国家计划性移民所具有的农村农民､转业军人和知识青年等单一群体特点, 市场经济驱使下的新移民拥有更多的身份､职业和文化程度, 年龄跨度也比较大, 从20岁的青年到50岁的中年, 从卖猪肉的湖南小贩到经营连锁饭店的企业老板, 从内地煤炭工厂的下岗工人到珠宝玉石的行业专家, 不同人群对现实生活和人生理想的追求促使移民群体由生存型移民向发展型移民转变｡同时, 移民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 除了云南本省人､投奔农场亲戚的湖南人以及邻近的四川重庆人之外, 更增加了许多贵州､江西､浙江､广西､广东等地的新移民｡他们通过对本地生态资源的利用和自身的经营传统, 在西双版纳发展出自己的商业网络和特色行业, 例如湖南人主要从事宾馆业和农副产品经营, 福建和广东人主营建材和香蕉种植, 四川人主营餐饮业, 浙江人主营商品贸易, 广西人主要从事运输和跨境交易等, 形成了基于亲属和同乡关系网络的移民聚合与行业聚集效应｡ ^[17]

三､移民在地化与空间城市化

关于城市化最直观的印象是人口向城市汇聚和城市空间的扩大, 而人口的大量聚集要依托一个固定的交往空间｡纵观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 主要是在乡村地区, 以集体经济､家庭作坊､外来投资为主要推动力进行分散型工业的发展, 从而实现乡村的就地城市化, 即村落的“集镇化”, 集镇的“市镇化”^[18] ｡这种劳动力供给是以本地农民和户籍制度宽松下的自由流动劳动力共同完成的｡

与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后开始出现大批的人口迁移浪潮有所不同, 西双版纳的劳动力迁移早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拉开了序幕｡国营农场作为汉族移民的聚居地和国家体制的象征, 自建立之初就成为经济辐射和日常交往的公共空间, 也是农场汉族职工､地方少数民族和自流人员产生交集的地方｡甚至可以说, 国营农场场部就是小城镇发展的基础和雏形｡计划经济时期农场职工每天按时出工, 晚上回来开集体大会｡而部分少数民族也需要农场的技术扶持, 依靠农垦收购自己的橡胶, 并享受附近农场供水､用电､就医等便利, 农场成为地方社会的核心｡

自80年代农场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 职工的谋生路径也开始向外扩展,他们兴办家庭农场, 可长期承包国有土地;农场拥有的拖拉机､农具可由职工承包或租赁;同时, 食堂､招待所等也承包给职工经营｡在农场､分场与村寨交叉的地方, 往往形成一些习惯的集市, 人们逐渐在这些地方建房开铺｡勐捧农场集贸市场的创建者黄哥说:“80年代我母亲就开起了我们这第一家餐馆, 当时是租了农场商店旁的一间小屋子, 主要是卖一些早点和家常小炒｡”^[19] 一些有经济意识的少数民族也开始利用橡胶收入作为生计转型的资本, 在农场场部周围以及小城镇中心经营傣味烧烤､傣味早点､边境小商品等｡据1987年2月20日《西双版纳报》报道, 全州出现了33个农场集市｡^[20] 随着国营农场由服务型向经营型转变, 招待所､商业大楼､餐馆､歌舞厅､电影院､药房等在当地首次出现, 不仅完善了当地的生活功能分区,也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逐步实现社区的城镇化转变｡以东风农场为例, 现在场部已经形成了集商场､电影院､花园小区､医院､宾馆､农场博物馆等全套设施的聚居区, 楼房建筑焕然一新, 俨然是一个新型的小城镇, 相较于农场建立之前该地最为发达的勐龙镇, 东风农场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一跃成为该地区最完善､功能最齐全的生产生活区, 并且成为城镇化建设的示范地｡

90年代以来, 西双版纳迈入旅游发展的黄金时期, 城市的许多基础设施亟待建设,再加上边疆少数民族薄弱的商品意识和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 给内地人创造了极大的商机｡以农场亲戚和同乡网络为迁移链条的外来移民不再聚集于农场周围, 而是向城市周边的市场和村寨扩散｡以西双版纳州集贸市场为例, 自1995年以来聚集了一批湖南祁东县人, 他们通过不断的尝试, 选择杀猪卖猪肉, 并形成自己的产业链条｡随着集贸市场的饱和, 源源不断的湖南新移民向周边村寨和寺庙周围的小市场扩散, 他们的谋生方式也逐渐增多, 从卖猪肉到经营日用百货和五金建材｡新移民的分布范围越来越广, 在城市的许多地方都形成了新的移民聚居区, 例如集贸市场､三叶社区､曼听公园附近的曼龙匡和曼景兰村寨｡

在经历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许多外来移民开始就地进行投资,以曼景兰为例, 自1986年至1990年, 曼景兰中的傣族村民利用自家的竹楼办起了傣味餐厅, 形成了一条极具民族特色的食品街｡但是在2000年左右, 村寨小道变成了柏油马路, 道路两侧全部修建了6层高的私人建筑, 其中大多都是外来移民投资的宾馆, 每个宾馆的热水､电话､电视等配备齐全｡在旅游热潮的推动下, 城中村的宾馆和店铺每天都是宾客不断｡宾馆酒店火爆的生意造成了一系列连锁效应, 村民们开始盲目的效仿, 纷纷与外来移民签订协议修建出租屋, “你看他家宾馆生意那么好, 住的人也多, 我把我的家房子也敲了, 弄上个三四层､五六层出租, 他家住不下客人, 就来我家住” ^[21]｡在这种经济利益和从众攀比心理的刺激下, 不仅房屋样式全部都是水泥砖墙的楼房建筑, 而且曼景兰的傣族村民也都住进了与传统民居大相径庭的现代平顶楼房中, 内部是整齐划一的独立房间形式｡据2012年的调查统计, 曼景兰城中村里有55家宾馆､5家网吧､12家电玩室､1家歌舞厅､11家药店､4家修理店､2个废旧收购点和130家各类商铺, 暂住外来人口达7000多人｡ ^[22]外来移民的自发迁入和扩散, 将原本以傣家竹楼为主的村寨或以傣族村民为主的市场变成了移民聚居区, 在移民的就地经营和本地人的共同作用下, 村寨和市场成为城市空间的一部分｡

除了上述两种移民在地化发展带动地方城市化的方式之外, 另一种城市化方式是由政府牵头､以外来企业投资和外来移民入驻经营的地方参与式发展项目为主导的城市化建设｡西双版纳作为边境口岸和全国优秀旅游城市, 政府着力打造北方人避寒过冬､东南亚傣民族寻根寻缘､国内外游客返璞归真的度假胜地｡2010年之前, 澜沧江北岸和流沙河一带全部是稻田和滩涂湿地, 地方政府和旅游部门开发了“告庄西双景”这个集东南亚建筑风情､傣文化体验中心､东南亚手工艺品贸易中心为一体的综合旅游区, 作为外来游客和外地移民投资酒店和旅游纪念品贸易的第一站｡特别是2012年开工､2015年基本建成的万达国际旅游度假区, 更是在原曼沙农场和周围村寨的土地上兴建了主题公园､高端酒店群､商业中心､三甲医院､旅游新城等大型建筑, 给人一种再造一座新城的感觉｡在这些大型旅游项目的投入使用后, 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进入西双版纳开展贸易和旅游服务, 例如喜来登､雅居乐､世纪金源等大型企业因开发房地产带来的建筑工人和服务人员, 更有数不清的个体经营者在商业中心和特色旅游村寨销售普洱茶､珠宝玉石和东南亚工艺品｡还有很多北方人来万达旅游新城和雅居乐西双林语购置房产作为避寒旅居之选, 西双版纳正在成为继三亚之后的第二个避寒旅游购房热门地｡

外来资本和移民参与到地方城市化建设的过程, 不仅扩大了城市空间, 还塑造出既与内地汉族文化区不同的少数民族风情, 又与东南亚国家接轨的具有区域文化特色的城市景观｡万达所修建的商品住宅楼､度假酒店､傣秀剧场等, 除了传承了傣族民居的歇山式屋顶, 在房屋外形的设计上还创建更多镂空式窗户､添加金色的孔雀图案和宗教建筑艺术｡特别是在傣江南､傣泐金湾､告庄西双景等旅游区, 房屋建筑全部打造成低层独栋式的热带风情小楼, 给人一种置身于东南亚的感觉,这种城市建设将傣族历史及其文化遗产与整个东南亚世界连接起来, “建构某种超越民族国家语境的叙事”｡通过地方政府和外来移民的共同努力, 城市空间进一步扩展, 城市景观更加民族化, 整个西双版纳在城市化进程中不仅表现出自己的地方特色, 还逐渐走向多元化､国际化｡

从农垦时期国家计划性移民落户国营农场, 到市场经济中新移民对城中村的“改造”, 以及地方政府主导的旅游建设项目和移民新城的建立, 虽然促进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分散性的工业发展或民族地区以旅游发展为推动力并不完全相同, 并且国家力量和市场力量在不同时期所起的主导作用也不相同, 但是移民作为社会发展的行动载体, 其在地生存的各种方式和移民聚居区的扩散, 对于城市空间和多元城市景观的形塑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可以说, 西双版纳城市化的发展与外来移民息息相关｡

四､边疆移民与多元经济文化构建

(一) 从农业经济到商品经济

西双版纳自清朝以来就发展了以茶叶为纽带的地域经济和民族交往格局｡传统时期的傣族主要生活在坝区, 以水稻种植为主, 产食盐和陶器, 而哈尼族､布朗族､基诺族等少数民族生活在山区, 他们种植苞谷､茶叶､棉花｡清朝时期, 在茶商还未进入之前, 就有内地来的季节性小商小贩｡据1958年在易武的调查, 许多老人回忆:内地景东､祥云､石屏来的季节商, 本是一些自耕农｡他们在每年农闲时即十冬腊月来到易武边地, 来年春季或雨季前赶回内地, 他们赶着一两匹牲口, 驮着核桃､粉丝､黄蜡､土罐等,运到旧龙扣丙哈尼族地区和瑶山,换回棉花和茶叶, 运往内地出售;有的把东西变卖后, 到磨歇盐井帮工砍柴､打盐水煮盐巴等等, 积存一些工资又购买棉花回内地｡定居的汉商则是因为专营茶叶和粮食生意, 开设商号, 建立自己的马帮｡随商号马帮而来的还有汉族雇工, 他们帮老板揉茶, 也兼做一些纺织､洗染､打铁等手工业｡^[23]虽然早期汉族移民进入西双版纳,打开了内地与边疆互通的大门,但是他们与当地少数民族的经济联系是以地方性物品为主的物物交换, 傣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的生计方式仍然是水稻､茶叶的种植以及小手工品的制作, 西双版纳作为一个农业社会的性质并没有改变｡

20世纪50, 60年代国营农场和橡胶基地的建立给西双版纳的发展带来了质的飞跃｡通过农场工人在艰苦环境中的开荒､砍坝､种树､管理, 西双版纳的橡胶生产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自1956年以来充分依托本地区的资源优势, 初步建成了我国第二个天然橡胶生产基地｡至1993年, 垦区植胶面积约占全国植胶总面积的9%, 年总产干胶6.8万吨, 约占全国总产量的20%｡1963年12月, 国家农垦部长王震提出国营农垦系统“要帮助少数民族种植橡胶”｡1964年云南省热带作物研究所在曼景兰､曼听两个生产队试点, 从规划､开垦到定植, 手把手地传授技术, 定植了180亩, 从此西双版纳州开始有了民营橡胶｡原黎明农场的群团干部陈爷爷告诉笔者:“我69年从打洛农场调到黎明农场当参谋, 那个时候我们周围的寨子我都一家一家去帮, 帮他们规划, 看哪个苗好一点, 栽苗的时候指挥一下｡再一个就是教他们嫁接, 这个都是我们一个一个寨子, 手把手地教｡在嫁接和种胶阶段, 我们生产队男女老少全部都出动,我们自己的胶树都放在一边｡在当时还是很艰苦啊,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任务, 还要去帮助老百姓｡” ^[24]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垦区在更大规模上扶持民营橡胶, 以1981年为例, 扶持款额达到333万元｡此后, 全州民营橡胶迅速发展起来,1983年突破了10万亩,1985~1987年, 每年以10万亩速度增长｡至1993年, 西双版纳的民营橡胶开割12.1万亩, 干胶总产量8953吨, 民营橡胶成为农村经济的一大支柱｡ 

图1 西双版纳州橡胶种植面积增长图 (包括农场与地方民营橡胶)[25]

地方民营橡胶的发展, 从本质上改变了本地少数民族的传统生计模式, 水稻和茶叶种植成了辅助性产业,橡胶种植和割胶变成了社会主旋律｡橡胶属于经济作物, 割胶所得的胶汁则是工业原料,与水稻､茶叶､苞谷不同, 胶汁在当地并无使用价值, 也无法在社会内部进行交换或消费, 只能通过与外界进行交换来获得金钱｡胶水的买卖与加工成为地方百姓与农场和外来私人胶厂之间的交集点, 东风农场的干部说:“最先地方老百姓没有加工厂, 都是把胶水挑到农场加工, 你称了之后当场给他钱｡老百姓相对来说也实在, 他们拿胶水换到钱之后高高兴兴地回家去, 第二天又来｡这比他们种稻谷拿去换其他东西要好得多｡” ^[26]所以说, 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远比内地农村的农民更加彻底地纳入到现代市场经济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橡胶种植使少数民族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粮食自产自销､茶叶自产他销的边疆农民, 一跃成为拥有长期收益资产的林业主, 西双版纳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耕社会, 而是具有了商品社会的特性｡

橡胶收入成为少数民族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傣族村民们在谈到家庭收入情况的时候洋溢着喜悦与自豪:“种水稻一年累死累活才2000块钱, 有了橡胶之后, 每天割一刀都有一百块｡” ^[27] 据村民说, 在2010年左右橡胶价格高的时候, 平均每棵树每天的胶水收入有1元, 橡胶树多的人家每天的胶水收入可达1000元｡与此同时, 过去由土地资源利用方式所衍生的族群关系发生了颠覆性变化, 原本处于社会主导阶层的傣族只能在一小部分改造的水田以及水田周围的坡地上种植橡胶因而数量有限, 而山区的哈尼族､布朗族因拥有大面积的山地资源, 橡胶数量不断扩大, 加上橡胶价格的逐年变化, 西双版纳社会内部各阶层的利益又重新分配｡

随着市场经济渗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西双版纳涌入大量的外来人口｡与农垦时期外来移民依托农场而形成集体式的生存方式不同, 市场驱动下的新移民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与地方社会的接触更加直接和多元｡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旅游城市发展的需要, 新移民多从事现代农业种植､地产投资和经商贸易,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经营型和投资型移民, 这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城市化过程中汇聚大量外来务工移民有所不同｡自2007年橡胶价格不断攀升以来, 土地资源的流转成为外来移民与本地少数民族的新契合点｡他们或承包购买山区哈尼族的橡胶林地, 或租赁坝区傣族的水田来种香蕉､火龙果和蔬菜, 还有很多人和城中村里的傣族合作, 在宅基地基础上修建宾馆､商品仓库和家具城等, 本地物资经过不同的人手被销往内地和其他国家, 而外来的商品尤其是东南亚的红木､珠宝和食品也跟随着移民的流动而进入西双版纳｡外来移民的在地经营使得少数民族在“橡胶林业主”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一重“土地资本受益者”的身份, 与市场和不同的人群结成经济共生的关系｡西双版纳社会被纳入到全球性的经济体系中, 地方性和国际性在这个边疆城市彰显出蓬勃生机｡

同时, 经营型移民和投资型移民的增多为城市化建设和城市活力的增强起着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增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随着城市化征地和2013年橡胶价格暴跌, 少数民族的生计来源受到很大的影响, 他们也开始纷纷外出谋生｡外来移民投资和经营的餐馆､宾馆､珠宝玉石店､普洱茶店､商场､写字楼等成为少数民族就业的主要渠道｡笔者调查的曼弄枫､曼迈､曼养广､南帕､南西等村寨中的18~40岁的中青年, 很多人都在景洪城里打工, 例如去万达广场做服装销售, 在珠宝玉石店做导购, 在万达酒店区做保安､花匠, 在大佛寺等景点做环卫工, 在物流公司做快递员等｡而散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大小超市､宾馆和住宅楼, 更是吸纳了大量傣族､哈尼族人员做保安､服务员､收银员, 还有很多勐海县的傣族在旅游度假区和城中村里经营傣味烧烤｡外来人口带来的资本､新兴产业和就业岗位, 使本地经济在产业布局和行业创新上走向合理化与多元化｡同时也带动了一部分少数民族从种植业转向服务业, 甚至有很多傣族､哈尼族､布朗族百姓开始自己经营傣味早点店和跨境贸易, 从业人员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全州不同民族从事不同产业比例见下表:

表4 西双版纳州2000~2010分民族､分产业的人口状况表(10%抽样) [28]

(二) 边疆多元文化的构建

城市化不仅是城市空间的扩大和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 更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城市化, 这就包括本地居民生活方式､现代观念的改变与构建｡西双版纳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 虽然在明清时期已有汉族进入,但是其人数和谋生方式之少, 并未改变西双版纳的地域性和民族文化特点｡传统的乡村劳动和宗教信仰仪式是西双版纳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 人们被土地和村社“束缚”, 与外界的接触甚少｡

农垦时期迁入的大批内地劳动力和市场经济驱动下的城市新移民, 因人数多､来源广､社会背景不同以及谋生方式多样, 与本地人的接触面更广, 对地方文化的影响也更加深远, 最明显的就是语言和饮食文化的交融｡国营农场的建立和地方民营橡胶的发展, 使汉族职工和少数民族交往的机会大为增加, 尤其是技术员､生产队长､医务人员, 与地方老百姓的接触较为频繁,双方必须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使得汉语在垦区周边的村寨广为传播, 而农场职工也能听懂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由于农场的湖南职工是举家搬迁, 他们保留了一整套湖南习俗, 与寨子里的傣族沟通时都用湖南方言, 直到现在, 许多傣族还会说湖南话｡知青的到来, 给农场和村寨里的小孩教授汉语和文化知识, 让少数民族知道了北京天安门是什么模样､云南省会昆明有滇池､祖国的东边有一个叫上海的地方｡随着橡胶市场的活跃, 更多的外省人进入西双版纳向少数民族购买或承包橡胶林, 在经济互动中, 汉语几乎成了首选的“官方语言”｡现在除了少部分年龄较大的少数民族老人不会说汉话 (但是大多能听懂) , 大部分的中青年人都会听说读写汉语｡汉语普通话和云南方言已成为西双版纳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沟通的主要语言｡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的后代, 更能在汉语和民族语言之间运用自如｡

饮食作为基本生存物质和社交活动的媒介, 最容易被涵化｡由于湖南籍农场职工及其亲戚朋友的迁入, 湘菜口味开始在边疆流行, 其炒制方法也为傣族村民所吸收｡传统的傣族烹饪方法里只有烧和煮, 没有炒, 在80年代农场职工开展副业经营之后,傣族村民们尝到了湖南菜的味道,并逐渐学会炒菜方法｡直到今天,傣族村寨的日常饮食中, 都会有几道小炒菜｡而大量湘籍移民的进入, 使得湘菜馆遍布大街小巷, 成为西双版纳独具特色的一道风景线｡近年来, 全国各地的外来移民涌入西双版纳, 不同省份的移民所带来的特色餐饮遍地开花, 在夜市上, 除了山东煎饼､东北饺子､四川麻辣烫､湖南小炒､兰州拉面､傣味烧烤之外, 还有很多东南亚小吃｡人口的流动不仅带来资本流动, 还带来了口味的流动｡流动的味道彰显的是流动的地方性, 而这种流动的地方性又在不断强化多元文化格局, 使西双版纳由一个单一的农业地域性社会向多元的移民社会转变｡

从农业种植到橡胶交易再到土地租赁, 西双版纳比内地农村更早进入市场经济体系, 而丰厚的货币收益给地方少数民族带来了极强的消费意识, 加上少数民族传统的文化特性——活在当下､享受为先, 消费主义之风在版纳逐渐盛行｡他们拿着卖胶水的钱去喝酒吃烧烤, 贷款买车修房｡自从娱乐场所发展以来, 他们开始频繁进入KTV,唱歌喝酒社交, 旧有的习俗以一种新的消费形式展现出来｡随着老百姓可支配收入的增多, 赌博风气也逐渐抬头, 虽然在新中国建立前就有少部分旧政府官吏或者实力雄厚的汉商与地方封建头人勾结, 以摆设赌场的形式剥削地方少数民族, ^[29]但是并没有像如今这样普及到平民百姓｡在景洪城周边的一些村寨, 一部分少数民族在与外来汉族移民的赌博中, 输掉了橡胶树或者将房屋宾馆做抵押, 还有一些人整天沉迷于打牌赌博而放弃外出谋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种消费和赌博意识又为外来移民的在地化经营提供了机会, 形成一种供需平衡的循环式社会状态｡

除此之外, 一些新的文化现象也被生产出来, 传统时期, 傣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只有在满月和周岁时才会邀请亲朋好友来庆祝, 但是近些年来, “过生日”成了十分流行的活动, 不论是小孩还是成年人, 都很重视自己以及朋友的生日,并且通过微信朋友圈进行现场展演｡笔者访谈的一位傣族大姐说:“以前我们从来不过生日的, 现在开始了, 小的､老的､大的｡今天我过生日, 请去KTV,吃啊唱啊喝啊｡今天你请, 明天他请, 后天另一个又过生日｡在KTV唱啊喝啊发朋友圈, 看都看不完｡”^[30]随着消费观念的提升和西双版纳本身作为旅游地的影响, 本地少数民族也开始将旅游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很多人都有过外出旅游的经历,他们常去的地方是北京､上海､昆明, 这与现代国家建构和当年知青的影响不无关系｡每家每户的客厅墙壁上都贴着外出旅游的纪念照, 而且他们很乐意跟人分享自己的旅游经历｡通过外出旅游, 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不再被地域空间所束缚, 在市场和消费理念的驱使下, 他们也成为流动的人群, 对外界的新事物有了更多的认识｡对多元文化的认知是文化交流互动的基础, 通过社会环境的熏陶和自身文化思想的拓展, 本地人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来接纳源源不断的外来移民, 双方在国家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完成边疆多元城市文化的再生产｡

五､结语

近年来关于“移民绝则城市衰”的话语不断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移民在迁入地实现自我生存和发展诉求的同时, 也引发了移居地在居住空间､产业结构､科学技术､生活方式､物质文化等方面的变化, 特别是移居地的本地人通过对原有社会资源的转换､对原有生计的创新､对多种文化的整合, 实现主体的实质性转型, 这些结果都与国家计划性的移民或者市场中的自由流动移民密切相关｡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移民盛则城市昌”, 移民作为一种城市化的方式是可以实现的｡

从西双版纳的社会转型和城市化所取得的成果来看, 外来移民的贡献是巨大的｡西双版纳的边疆移民经历了一个从国家的计划控制到市场经济主导下的自由流动的阶段, 人口的异质性和流动性不断加强｡在国家发展项目､边贸口岸设立和旅游市场兴盛等社会语境中, 移民通过流动行为和在地经营,将新的生产方式和现代文化整合进边疆社会中, 不断拉近内地与边疆的距离｡在这个过程中, 不论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农场职工,还是市场经济时期的城市新移民,都在不同的社会层面实现了自古以来“流动的脚步”所期望达到的更好的生存发展｡但是, 如果仅仅是移民群体本身在当地有了更好的发展, 而本地原有的族群处于失语或者边缘化的状态, 那么空间意义和经济意义上的城市化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在中国广袤的西部民族地区, 还存在着许多并未实现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的乡村小镇, 但西双版纳移民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本地少数民族通过橡胶种植和土地资本转换而进入现代市场经济,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向着现代性转型, 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得到了实质性收益, 也发挥了推动作用, 这对于西部民族地区, 尤其是边疆口岸的城市化建设无疑是一个典范｡

相较于中国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来说, 边疆口岸城市的发展可能更加依靠外来移民作为经济文化辐射的媒介, 城市的繁荣与活力是依靠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来实现的｡而移民群体在移居地生存发展的过程中, 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带动本地人进行经济转型和文化转型, 从而使本地人逐步成为城市化的内生性动力｡在移民的外在推动力与本地人的内生性动力的双重作用下, 边疆的城市化才能真正实现｡

注释:

[1]周晓颖,齐元静.内陆边境口岸城镇发展模式与策略探索——以内蒙古自治区甘其毛都口岸为例[A].多元与包容——2012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1.小城镇与村庄规划)[C].2012;杨遁裕.广西边境城镇化发展模式探索[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8).

[2]徐继承.以色列外来犹太移民与城市化发展[J].世界民族,2011,(2).

[3]张小路.美国西进运动及其西部开发模式EJ-].社会科学战线,2002,(2).

[4]翁有利,周熙凯.铁路移民与近代长春人口城市化EJ3.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1).

[5]于春英.近代牡丹江地区移民与城市化进程EJ3.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0).

[6]段颖.城市化抑或华人化——曼德勒华人移民､经济发展与族群关系之研究EJ].南洋问题研究,2o12,(3).

[7]周大鸣,杨小柳.从农民工到城市新移民:一个概念､一种思路E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8]张力尹.清代古六大茶山汉族移民与茶山文化的再造EJ3.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o16,(5)

[9]苍铭.云南边地移民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46-47.

[10]王军健.试论西双版纳外来移民的历史分期与群体分类EJ].云南电大学报,2012,(6).

[11]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三湘儿女在云南E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185.

[12]中国人民政协景洪市委员会.知识青年在景洪[z].2010.

[13]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人口普查办公室.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第三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汇编[z].1983.

[14]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人口普查办公室.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第三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汇编Ez].1983

[15]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西双版纳农垦志[M].1999:14.

[16]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西双版纳农垦志[M].1999:1

[17]杨小柳,谢立兴.经营型移民的聚集与创业:以广州批发零售市场的潮汕商人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I).

[18]周大鸣,陈世明.从乡村到城市:文化转型的视角——以广东东莞虎门为例口].社会发展研究,2016,(2).

[19]访谈对象:黄哥,40岁,勐捧农场原职工｡访谈时间:2015年6月15日｡访谈地点: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捧农场｡

[20]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西双版纳农垦志[M].1999:26.

[21]访谈对象:玉南儿,35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曼景兰住户｡访谈时间:2016年4月26El｡访谈地点:曼景兰城中村某宾馆｡

[22]数据来源:http://qcyn.sina.coin.cn/news/yzjd/2012/0224/15592671181.htm1.

[23]《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综合调查二)[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4:60~62.

[24]访谈对象:陈祖斌,70岁,原黎明农场群团干部｡访谈时间:2016年3月7日｡访谈地点:西双版纳州政府大

院｡

[25]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统计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五十年农业统计历史资料汇编1949~1998[Z].1999.

[26]访谈对象:黄昌云,56岁,西双版纳州东风农场四分场书记｡访谈时间:2015年9月6日｡访谈地点:东风农场四分场办公室｡

[27]访谈对象:岩龙,32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龙镇曼养坎村民｡访谈时间:2016年7月4日｡访谈地点:曼养坎村｡

[28]西双版纳州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西双版纳州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Z].2000;西双版纳州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西双版纳州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Z].2010.

[29]《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综合调查(二)[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4:

[30]访谈对象:玉罕养,38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曼弄枫村民｡访谈时间:2016年3月27日｡访谈地点:曼弄枫村｡

作者简介：周大鸣, 男, 湖南湘潭人, 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研究方向为族群移民､都市人类学研究｡

原文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