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刘维彬找到还在读医学院的罗大佑，希望他给电影《闪亮的日子》作曲，“摇滚一点，又比民谣有深度”。接下来2个月时间里，罗大佑一口气写了5首歌。当时台湾有严格的歌词审查制度，《闪亮的日子》没有通过一审，因为歌词有一句“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审查官说，“‘哭泣’不可以，太消极了。”结果改成了“我们迈向成功之路”才发行。

罗大佑出道的年代，台湾正弥漫着巨变的气息。一方面，蒋家威权正逐步解体，美丽岛事件，陈文成命案，江南命案，新旧势力来回交锋。另一方面，十大建设已近尾声，台湾经济即将起飞。1982年，在医院放射科工作的罗大佑收到送来的“台北议员”体检病历，他清楚地记得，一个叫谢长廷，一个叫陈水扁。变革即将到来。

同年，28岁的罗大佑发行首张专辑《之乎者也》，用歌曲为时代注脚，结果爆红，还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开上了演唱会，成为台湾第一位开个人演唱会的歌手。当时他怕歌太少，撑不了场，还拉了张艾嘉，潘越云，齐豫，邰肇玫等人一起唱，结果大满座。但事后遭到新闻局下禁令，明文规定不准罗大佑在国父纪念馆开演唱会。

当时正值罗的黄金期，张艾嘉，陈淑华，潘越云，苏芮，凤飞飞的成名曲皆由他操刀制作，几乎串起了台湾歌坛的80年代。“音乐教父”的称号由此而来。但戏剧性的是，直到1995年，他的签证职业栏填的都是“医生”。医生世家的他从小被教育：

“做音乐可以，不要放弃行医。毕竟医生的社会地位好，收入稳定，又受人尊重。”

1985年，为纪念“台湾光复40周年”，罗大佑创作公益歌曲《明天会更好》。这首歌完成后，被国民党借用为当年度的选举口号“要一个更好的明天”，并用作大选主题歌曲。事后，罗大佑被批评“遭到政治利用”。这件事让罗大佑极为不满，当年即移民美国。身处舆论漩涡的罗，难免想起父亲要他远离政治的苦口婆心。二战期间，罗父被日军送到南洋当军夫，“二二八那年，我父亲躲到水沟里，看别人杀成一团。”经历过真正恐怖的罗父，不希望儿子在蒋经国治下过分活跃。

“罗大佑出走美国这几年，正值两岸三地新旧交接，中英交涉香港问题，香港掀起了大批移民潮；台湾民进党成立，蒋经国去世，戒严令解除；大陆也在在巨变之中。罗大佑适时推出三张专辑：粤语《皇后大道东》，台语《原乡》，国语《首都》，个人声望在两岸三地达到顶峰，与崔健并列成为内地年轻人心中的音乐偶像。但他与崔健一样，他的一些歌曲因为过度敏感不被允许公开传播。

80年代初的大陆，改革开放的步子正缓缓迈开。1982年，廖承志致信蒋经国，呼吁两岸和平统一，一字千金。黑色幽默的是，《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也在同一年出版，矛头直指邓丽君。

当60后都在追罗大佑，邓丽君时，70后少先队员们由于太小，还无法理解那个巨变的时代。他们沉浸在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里，多数小学生都想长大当科学家。然而，这个朴素的理想将在未来20年内被迅速替代。

罗大佑有首歌叫做《未来的主人翁》，他心中的未来主人翁是抗争的原生态的。但是事实证明，随着台湾经济彻底起飞，大家更喜欢的是时尚、娱乐、青春、甜美的偶像，而不是政治讽刺歌手。

1973年，苏有朋生在台北市忠孝东路，在他11岁那年，台湾第一家麦当劳在民生东路开张，离苏有朋家10分钟车程。15岁那年，他考上名校建国中学，并被张小燕相中，让他加入小虎队。苏妈妈觉得“儿子太内向，人缘也不好，需要见见世面磨练下”。于是，苏有朋出道，因为长相干净无害，性格内敛听话，被大家叫作“乖乖虎”。

小虎队是模仿日本少年队而来，他们的第一支单曲《青苹果乐园》正是翻唱前者名曲《What's Your Name》，结果一曲成名，让两岸三地的少男少女都跟着他们摇摆起来。1989年，他们的国父纪念馆演唱会人数破历史记录，“追星”一词便源于此。当时，小虎队还有个口号：

“重荣誉、守秩序、会读书、懂礼貌”

20多年后，tfboys号召粉丝“守秩序，讲礼貌，多读书，”就是延续小虎队的思路。

对出道2月就走红的苏有朋而言，这无疑是个最好的时代。但他并不开心，和2017年的王源一样，他需要找到事业和学业的平衡点。当时，他因为录节目的缘故，经常缺课，

“像平衡化学式的系数、酸硷中和等等，物理则有热学、动能等比较难的地方，只要一两节没听，后面的课完全听不懂。”

苏有朋的成绩从入学时的十几名，跌到五十几名。而在建中，只有十几名才有希望上台大清华。当时学生都传：

“如果连苏有朋都考不过，就真的丢脸死了，回去怎么跟父母交代？”

为此，他经常补习到晚上九点半，然后吴奇隆开车到南阳街接他去舞房排练。《星星的故事》发行时，他要拍唱片封面，录音，上节目。对此，苏有朋内心是拒绝的。当时有一出电视剧《谁杀了大明星》，他很感慨的在周记上写着：“我要去死，我要让你们知道社会压力、歌迷关心，全部都是压力。”

1991年7月，他不负众望考入台湾大学机械系，上演一个学渣的逆袭。9月，小虎队成为最早在大陆开唱的组合之一，并登上猴年春晚，声望达到顶峰。

而他们的巅峰，其实也是台湾的巅峰。1990年，台湾人均GDP已破10000美元，而大陆是348美元，台湾的GDP总量1700亿美元，大陆3878亿美元，占比43.8%。一个岛的经济几乎抵半个国家，让他们有足够的自信“向天空大声地呼唤，说声我爱你”。

小虎队的爆红是台湾经济高潮的一个缩影，就算他们不红了，也很快有小旋风林志颖和金城武接着收割大陆粉丝的爱戴。发达经济区的文化总是牵着欠发达地区转动，无他，有钱地区的人总是看起来更洋气、更漂亮。

所以在九十年代，大陆是土包子，台湾是洋包子，土包子热切希望洋包子来传授点修行心得。1993年汪辜会谈，两岸在经济文化领域热络合作。这一时期，大陆对台开放合拍剧，投资比重大约为台湾每集出30~40万，大陆每集出资8万，很明显，台湾比大陆有钱。

九十年代台湾明星来大陆，很容易站在c位的位置，很容易混成小天王。1998年，苏有朋参演《还珠格格》，1999年林志颖参演《绝代双骄》，双双在大陆二度走红。

但是大陆明星在台湾的剧中，只能演一些陪衬的角色。1998年的《家有仙妻2》中，当时已是明星的赵本山和那英扮演了一对土里土气的农村兄妹，孙兴剧中初遇赵本山的对白是：

“我最欣赏农村长大的老乡”。

台湾流行文化洋气的顶点，应该是F4。从那时候起，台湾流行偶像的生产已经成了一条流水线。

2000年，朱孝天白天在宠物店打工，晚上去烧烤店端盘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由于烧烤店正好在电视台附近，他被制作人发现，拍了《流星花园》。剧组也很穷，柴智屏领着初出茅庐的F4跑到著名的服装批发市场，台北五分埔市场淘好看的廉价衣服，四个人衣服加起来都没徐熙媛最便宜的衣服贵。

当时台湾根本没有偶像剧，八点档不是狗血剧就是乡土剧。电视台主管对柴智屏讲说，《流星花园》找的全是新人，不会有人发现的，于是把这部剧放在了深夜档。结果，这部剧意外走红，也捧红了F4。《流星花园》在大陆播出后，引起广电总局第一次出手，理由是“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

台湾的偶像剧是跟日本学的，但日本是找现成偶像来演，台湾是把新人捧成偶像。《流星花园》走红后，这种新模式被迅速复制，并开发了一套商业模式：密集培训，精准包装，深度开发，适当转型，四维一体，屡试不爽。贵族气质吴尊，硬核暖男明道，甜美可爱贺军翔，深情文艺陈柏霖，邻家男孩阮经天，青春回忆柯震东，每一款都很成功，以至于柴智屏可以自信地说，

“大陆出美女易，造帅哥难”。

接下来的10年里，这句话将被反复打脸。

成熟的偶像工业，让F4们赚了很多钱。当时的内地市场，品牌都爱找港台明星代言，因为剧里剧外都很洋气。而内地演员的走红之作通常是某部本土气息浓厚的作品，导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本人都会和角色挂钩，不利于广告代言。

台湾偶像大行其道的同时，几个浙江人也借势开始缔造他们的时尚帝国。邱和光的森马签下了贺军翔，戎巨川的唐狮签下了SHE，周成建的美邦签下了周杰伦。那几年，正是这些品牌的黄金时代，门店从一线开到四线，设计师照着偶像剧里的时装打版剪裁，兜售给一群渴望变得时尚的少男少女们，轻轻松松就把钱挣了。

没人爱看丑人的偶像剧，也没人爱看落后地区的偶像剧。除了明星和时装，我们感兴趣的还有台湾的街景和市民生活水平。这点应该感谢蒋经国，十大建设把台湾城建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导致在对岸的80后90后看来，剧中的台湾看来是那么现代，那么令人向往。

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左右爆发的台湾明星是最为洋气的，因为他们大多是是70年代末出生，坐享蒋经国建设成果。朱孝天生于1979年，周杰伦，蓝正龙，陈乔恩，霍建华，萧亚轩，吴尊，罗志祥，吴克群也生于1979年。这些人的成长年代，正赶上台湾解严，民众思想空前活跃。十大建设把台湾城建推向了新的阶段，日后成为台湾核心产业的面板和半导体也正发力于此时，整座岛都洋溢着向上的气氛。大量的娱乐文化需求暴增，给了这些人用武之地。当世纪初他们成年时，便造就了台湾演艺圈井喷的10年。

那时流行一句话，“要想富，去大陆”，港台艺人来内地演出，出场费往往翻三四倍。

1996年，台湾出口贸易第1名是美国，中国大陆23名，排在柬埔寨后面。1999年，大陆上升到11，2001年大上升到4，仅次于日本。从2004年开始，大陆一直是台湾第一大市场。微观到影视产业，2004年到2013年的10年间，大陆平均每年引进台剧16.3部，占所有引进剧的19.7%，并于2009年达到最高点。之后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到了13年仅剩3部。数据披露了一个现实，台剧的竞争力越来越弱，台湾艺人出场费翻三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台湾明星风靡大陆的那些年，吴亦凡还在温哥华的餐厅勤工俭学洗盘子，鹿晗在海淀的教室里专心上课，赵丽颖在廊坊市区发传单支持她的演员梦想。谁都没有意识到，属于他们的时代已悄然而至。

2015年，王大陆代替他吸毒的好兄弟，成为台湾偶像4.0时代的几颗独苗之一。只不过他们主场不再是台湾，而是大陆。

王大陆是90后，但他回顾四周，发现和他一起北漂的同乡全是70后，罗志祥，陈乔恩，霍建华，张震。能来大陆拍戏，台湾的朋友都很羡慕。这种羡慕是很直观的，2017年陈乔恩进账1.8亿人民币，陈柏霖1.2亿，霍建华是8000多万元。吴宗宪说，“现在哪个艺人不来大陆发展”，但也不是每个艺人都能在大陆发展好，随着内地的人才崛起，留给台湾的蛋糕越来越小，僧多粥少，能者多食。

2017年《你和我的倾城时光》开拍，言承旭被赵丽颖粉丝嫌弃不够格，对此剧组回应，“台湾演员性价比很高”。从出场费翻3倍到性价比高，又是一个十年。这十年，两岸的GDP差距一年比一年大。在媒体的报道中，台湾的竞争对手已经变成了深圳，风光不再。

过去大陆规定，合拍剧的港澳台主创人员不能超过5人，《那年花开月正圆》由于港澳台演员人数超额，何润东只能以“友情出演”的身份出现。2018年2月28日，国台办宣布31项惠台措施，其中 “参与大陆电视电影制作不受数量限制；引进台湾电视电影不受数量限制；主创人员比例、大陆元素、投资比例不受限制。”阻挠台湾的政策壁垒已不复存在，但它已经没有能力啃下这张大饼了。

偶像剧还是那个偶像剧，只是换上了职场剧，古装剧的新装继续为少男少女造梦，而造梦人变成了大陆。 2008年，大陆的策略很简单，就是对着台湾学学学（chaochaochao），学出了《一起来看流星雨》；2018年，大陆不忘初心，继续学学学（chaochaochao），只是学习的对象变成了美日韩，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我们在《痞子英雄》中看的是赵又廷，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看的也是赵又廷，在资本和技术的双重掩映下，第二个赵又廷身上存在着一个台湾人无法理解的偶像工业。 

台湾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命中注定我爱你》一集成本64万，号称最贵投资的《拜金女王》128万，而《三生三世》单集成本500万。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综艺和唱片，从制作到宣发，再到明星的包装，拼的不是情怀，而是谁砸钱多。在资本的运作下，吴孟达都可以改造成吴亦凡。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张韶涵代言美邦的时候，杨颖还是张的背景板，如今她成了广告女王。

《三生三世》立项的时候，全程采用大数据精确打击。先用大数据找出一个演员，一个剧本，一个导演，三者背后代表着三个粉丝群体，把这个盘子拼起来大概就能猜到卖多少钱。在具体制作中，他们会根据你刷剧过程中的暂停、快进，倒退等动作，按照你的喜好在编排剧情。所以，现在很多剧，在还没开机前，它的结果就已注定。

2014年马云参加两岸企业家台北峰会，对台下坐满的台湾企业家说，

“过去15年间，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经济领域，出现了15年前从没见过的人，从没见过的企业，但是很遗憾，台湾这15年内却好像没听见过什么新的企业和新的企业家。”

这话也能用来形容台湾偶像。新华社2017年做了一个调查，发现00后最喜欢的流行歌手第一名是周杰伦，而此时距周杰伦出道，已近20年。台湾的新生代偶像都去哪儿了？从超级星光大道出来的萧敬腾，林宥嘉如流星划过，而95后的陈立农，林彦俊索性跑到北京参加选秀。面对大陆越来越热的综艺，有些台湾人依旧会说，“他们唱的还是我们写的歌呢”，这幅情景就像许哲佩所唱，“没落贵族守着仅剩的自尊仍傲慢固执”。

第一代偶像的喷薄，正值台湾解严，经济腾飞的向上年代；第二代的小虎队，林志颖，正赶上台湾经济巅峰；第三代的偶像们，像2010年的HTC般冲入云霄，之后又迅速坠落；残留下来的陈乔恩，霍建华，彭于晏早已认清形势，彻底拥抱大陆；其余的人如田馥甄，陈绮贞，则一遍一遍哼唱着小幸运，玩弄着小清新，再也没有当年的意气风发了。

随着时代继续向前，往日的辉煌变成过眼云烟，一切都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