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回忆起童年上海来，直说，“当时霞飞路上的霓虹灯通宵不灭，上海滩到处都在播放周璇的歌，家家花好月圆，户户凤凰语飞。”

她的成名作《马路天使》是中国电影史上的杰作，被评为“百年百部最佳华语片”。而伴随这部电影一起诞生《夜上海》，《四季歌》与《天涯歌女》，成为传世名曲。

她是最早的影视与歌唱双栖的明星，婉拒了“电影皇后”的头衔，却毫无疑问地被认定为“金嗓子”。

周璇对于当时的夜上海，是名副其实的大明星。

有她的上海，才是真正的大上海。

那个年代，很多女明星都是穷苦出身，而周璇的童年却更加凄苦飘零，曾两度被养父母专卖，差点落入娼门，她总是希望找到自己的父母，为一辈子的漂泊无依找到心灵的依靠，一直未能如愿，致死也不能确定自己究竟是谁。

她红遍了整个华人世界，却在精神病院里度过一生。

周璇，原名苏璞。

父亲大学毕业，是一位老师；母亲是个护士。

幼年时她幸福快乐，父母视之为珍宝。

三岁时，母亲将她留在江苏常州的外婆家，自己回到丈夫身边生孩子，后来便传来了周璇失踪的消息。

两年后，因抽大烟穷困潦倒的娘舅才偶然说起，“她啊，已经被我卖了。卖给在上海的广东阿三家做养女。”

母亲去找，那家人已经搬走。

搬走的这家人，给周璇娶了给新名字王小红，可没多久夫妻两离异，养母改嫁，把年幼的周璇送给了上海的周家。

新的养父周文鼎也抽鸦片，后来烟瘾越来越大，就让养母出门帮工，王小红辍学在家。

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花枝招展的胖女人，养母一看就知道这是四马路妓院的鸨母，她吵着闹着坚决不愿王小红进青楼，这才挽救了她的童年。

不卖给青楼，又能卖到哪儿去？养母想来想去，干脆去演戏好了。

养母的妹妹知道了周璇的遭遇，介绍她去了“明月歌舞团”，后来这个歌舞团改变为“华联歌舞班”。

“明月歌舞团”是由“中国流行乐之父”李锦晖一手创办，因为他与当时的电影巨头“联华”关系比较好，而且团里的很多人员，包括他自己的女儿，也曾演过电影。

当年并入“联华”后，还曾经录取过聂耳等的作曲家，歌唱家。

面试的章锦文，一眼看中了周璇。这年，周璇12岁。

第一次演出，她只有十句不到的唱词，却获得了十五元的工资和一笔四十元的出场费。

她兴冲冲地跑回家，把钱交给养母。

周璇能赚钱之后，养母又搬回家里去住，不再帮工，开始靠洗衣服补贴家用。

剧团里的演员们，可谓朝夕相处。在家里得不到温暖的周璇，在剧团里如鱼得水，当然，她也找到了自己的初恋：严华。

严华比周璇大十岁，英俊潇洒，风流倜傥，非常讨人喜欢。

一开始，周璇年龄小，他也只是像照顾妹妹那样照顾她，有时候还把她当孩子。

可四五年后，周璇出落成了十六岁的少年，亭亭玉立，相貌娟秀。严华看在眼里，说不出的浓情蜜意。

严华随“大中华歌舞团”去南洋一带演出，临走时，周璇把自己从来不让人看的日记本交给了严华。

一路上，他专心演出，有空了就读日记本。

日记本里记载的都是周璇到剧团之后的生活琐碎与感想，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小姑娘对严华自己的钦慕之情。

他读后，感到自己必须回国一趟，告诉周璇自己的心思。

正巧，那时候他与团里的人意见不合，也没必要再待下去了。

再见周璇时，他不仅把日记本还给了她，还奉送上了一对订婚戒指。

八年来的互相陪伴，终于修成了正果。1938年6月，两人在北平西长安街“春园饭店”举行婚礼。

此时的周璇已经成为当红的大明星了。

几年前，她参演的救国进步歌剧《野玫瑰》，终场时她为观众献上了歌剧的主题曲《民族之光》，其中一句“与敌人周旋于沙场之上”更是引得观众热烈鼓掌。

李锦晖觉得周璇这个名字或许更能符合瘦弱女孩的形象，更让人印象深刻，于是就把周小红改成了“周璇”。

到了1937年，她在《马路天使》中塑造的在旧社会里受尽了侮辱的角色小红，更是让她家喻户晓。

之后又出演了《三星伴月》，《孟姜女》、《夜深沉》、《天涯歌女》，都是叫好又叫座。

她本以为人生就要一帆风顺，可她倍增的工资却引来了魔鬼，也引来了她一生的噩梦。

自从她演戏赚钱后，经常给养父母周家汇钱，可一想到自己的父亲贪得无厌的榨取自己，心里还是有些愤恨，自然也有不想别人要多少就给多少的时候。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那不学无术的哥哥来找她要钱，她装作很愧疚的样子，说自己最近实在拿不出钱来。

可还没等周璇说完，哥哥便“灵机一动”眨了眨眼睛，冲着周璇说，爸爸不喜欢你了，你是爸爸捡回来养的。

周璇楞了一下，不知这话何意。

不久她就知道了，自己并不是周家亲生的。

蠢儿子做了错事，养母为了保住周璇这棵“摇钱树”，公开向外人传扬说周璇是尼姑庵里捡来的，在那时尼姑庵里的孤儿一直被人视作不祥之兆。

又说周璇是属羊的，不吉利，更是罪上加罪。周璇当时本就痛苦，养母丝毫不顾惜地向她灌输这些莫须有的事，使她不堪重负。

而养父周文鼎则觉得，既然养女的事情说开了，自己又正好烟瘾大发，便无数次向周璇讨钱，说是为周璇寻找亲生父母，结果这些钱都进了大烟馆里。

周璇的一生在艺术上颇有成就，几乎所向披靡，她与剧团里的每个明星都相处的很好，与聂耳也有不错的交情。

然而，她的内心深处对亲生父母抛弃自己耿耿于怀，渴望家庭的温暖，只要能与这两项沾边的事，哪怕是别人骗她，她也心甘情愿地被糊弄。

仿佛，荣华富贵不重要，生命的缺失才是她人生中最可望不可及的梦想。

婚后的周璇与严华像新婚夫妇一样，度过了一段神仙眷侣的日子。

严华忙于演出，周璇在电台唱歌，每档节目要四十分钟，歌曲又不能重复，她得唱四五首新歌才能撑起一档节目，每每严华与朋友们的新曲子刚谱出来，就赶着鸭子的唱上了。

然而，在1938年秋天，周璇加入了中华影业公司，一生的悲剧也就开始了。

柳中浩与太太在医院见到了周璇，那时她正沉浸在怀上第一个孩子的喜悦中。

男的夸她漂亮，妩媚，可以认作干女儿。女的也附和着说要让周璇认她为“过房娘”，即干娘。

周璇本打算与丈夫一起出爵士乐唱片，可是柳中浩不同意，说她这样两边站，是损人利己。

而爵士乐老板也觉得自己亏大了，钱还没赚够，竟然挖苦周璇，“周小姐，你不要忘了当年靠跑电台吃饭的苦日子。”

周璇心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只好两边奔波，苦苦哀求双方都退一步。

可两边都只是指责她忘恩负义。

结果，她刚回到家，又急又气，疲惫不堪，不幸流产。

柳老板忽略了她的身体状况，眼光只放在了周璇参加演出后，为公司带来的飞涨的红利，又命令周璇加演，丧子之痛未愈，身体的疲倦又至，周璇最终体力不支，唱到一半便倒在舞台上。

丧子不仅是周璇的痛，成了她与严华两人婚姻的隔阂。

再加上名气日益高涨，甚至超过了严华本人，是他嫉妒心爆棚，终日猜忌周璇身边有男人。

有一次，严华回家找不到周璇，以为一向顺从的她受人挑唆，离家出走了。

与朋友商量后，在《晨报》登了一封警告信。

四年的婚姻，在不断的争吵、冷暴力中走向了终结。

严华很爱周璇，但因爱生妒。

晚年的他曾说，“如果不跟她吵闹，不跟她离婚，小璇子后来就不会那么苦了。”

他说这话，有凭有据。错过了严华后，周璇的感情世界全是支离破碎。

周璇曾与话剧皇帝在一起时，不过这段感情很快被流言蜚语摧毁。

1949年，她在香港拍片时，朱怀德前来探望。

朱怀德他曾苦苦追求周璇很多年，他眉清目秀，是商人，也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对女人很有一套。

他乡遇故知，自然亲切些，这段感情在半个月内火速升温，两人很快就同居了。

周璇对朱怀德没有任何戒备之心，两人的相处十分默契，可就在她准备向媒体说明两人关系时，朱怀德却说，让周璇给他一笔钱，让他在上海把自己的货币生意搞起来，赚钱之后与周璇在香港定居。

朱怀德拿了钱回上海后，周璇突然发现她怀孕了。

她满心欢喜地写信告诉他自己怀了他的孩子。

朱怀德的反应很冷淡，一直借口生意繁忙，不便回香港。

周璇只好拖着身子，只身回到上海，周璇的不请自来，让朱怀德非常苦闷。这次，他向周璇承认，他其实已有妻室。

周璇无言以对。

后来，他却说出了一句更伤人的话。他说，“这孩子，恐怕跟你一样，是领养的吧。”

双重的精神压力，让周璇痛苦不堪。

她似乎又被打回来原型，永远是那个找不到亲生父母的，无法被定义的女孩。

她一生都在冥思苦想的问题“我是苦命！一直见不到亲生的父母，我到底是谁？我的母亲到底在哪里？”，最终这个问题成了撕心裂肺的呐喊。

不得已，孩子还得先生下来。

1950年，周璇回到上海，生下了孩子周民。她自知精神不稳定，她把孩子交给了好友黄宗英和赵丹夫妇抚养。

她再次调整自己，不久，便投入到《和平鸽》的拍摄中去了。

这部电影最终成为她人生中最后一部电影。

《和平鸽》里有个场景，是“滴血认亲”，这个寻常的场面像闪电一样从她脑际划过，让她突然联想到朱怀德的冷漠，竟然痛哭流涕起来，声声凄惨地哀诉着，“是你的骨肉，就是你的骨肉啊！验血！验血！”

在场的所有人对她的疯狂举动感到极为惊愕。

没等戏拍完，她就住进了上海虹桥疗养院。疯狂一触即发后，便浸透了全身。从此五年后，她精神崩溃，经常痴痴地坐在病房的角落里。

这时候的她像是一张白纸，什么也不想，什么也没有做。

有时候她疯狂的大笑，不久又是静寂无声。她总是在摇晃着手指，样子像是在弹钢琴，也总是吵着要见孩子。

这段时间，持续了整整五年。五年后的一天，在医生的陪伴下，她去照相馆拍了生前最后一张照片。从照片上看，她还是无比秀丽，笑容依旧清纯可人。

然而，这还不完全是前夫严华说的“小璇子后来的苦”。

拍摄《和平鸽》时，周璇遇到了生命中最后一个男人，美工师唐棣。

生病之时，唐棣来医院探望，两人经常有说有笑，渐渐地周璇的病也好多了。

他并不嫌弃周璇是个发过疯的女人，周璇出院后，两人住在了一起，还生了孩子，婚期也确定下来。

可法院突然传讯唐棣，指控他有“诈骗罪”和“强奸罪”。

两人也向外界表明，都是你情我愿，完全没有欺诈成分。然而，最后唐棣还是以这两项罪名被判刑三年。

周璇当时并不知道唐棣被押入狱了，她和唐棣两人都盼着正式举行婚礼，她以为唐棣的消失是因为不要她了，深爱之人再一次弃她而去。

于是，疾病再次发作。

据说，她曾受过电击治疗。

第二次疾病爆发后，她不吃不喝不睡。

她一生赚的钱，比京剧“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还多。

但她自己对金钱好像没什么概念。

到了患病的五十年代，只要是来看望她的人，她都免费赠送别人半根金条。

有人曾替她成立了“周璇财产保管委员会”，结果这些钱进了委员会里就再没出来过，最后也不知去向。

1957年夏天，她突患急性脑炎，高烧不退，昏迷不醒，以37岁的妙龄走完了短暂而坎坷的一生。

52年后，儿子周民出版了她亲笔的《周璇日记》，全是她病重时的文字。

日记的第一页上，没有注释，没有日期，周璇写下这样一句话：

“把人家的过错来惩罚自己是世界上最傻的傻瓜。”

可是，她一生都在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用亲生父母的一时不慎来惩罚自己。

用养父母的贪得无厌来惩罚自己。

甚至是爱情，她最渴望的爱情，也成了惩罚自己的一条皮鞭，屡屡被其重伤，最终精神崩溃，不堪重负。

她的人生似乎是一场史诗级别的坎坷，一出自三岁时便规划好了的悲剧。

她曾在别人身上寻找渴望已久的温情，却换来了一生凉薄。

如今，她人已经远离，时代的喧嚣似乎又平息下来，听她的歌，看她的相貌，每个人都记得，这是一个会唱歌的绝世佳人，天生有一副“金嗓子”。

她代表的那个上海，浓缩成一抹时代最亮丽的回忆。

不了解她的人，把她当做传奇。

了解她的人，也把她当做传奇。

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故事最好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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