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玉林，又名书甲，1900年生于湖北省石首县北二区叶家垸(现大垸区泥港子村)。他的祖父、父亲原居监利县段家长岭，因饥寒所迫，于清朝末年用一担箩筐挑着破烂的家什，逃荒到人烟稀少、荒芜低洼、芦苇丛生的叶家垸。段家父子搭起芦苇窝棚，日夜垦荒造田，辛勤耕耘，农闲季节则外出舞狮、卖武，以维持生计。就这样，凭着全家的汗水，四季的辛劳，直到段玉林出生时，已成为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户。

段玉林有一兄五妹，排行第二。因他从小聪明伶俐，敢作敢为，深为父母所喜爱。段玉林七岁，便人叶家垸私塾就学，后转横沟市读书。他祖父和父亲见他身体瘦弱，便利用早晚时间给他传授武功，一为强身，二为自卫。他在父亲的悉心指点下，从小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刀枪棍棒，样样精通。哪怕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也能疾步如飞，轻巧自如，成为文武兼备，当地闻名的风云人物。

1923年，段玉林前往武汉中学深造。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段玉林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背着父兄，毅然投笔从戎，考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1927年5月，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率部进攻武汉，军校武装改为中央独立师，段玉林随军出征，参加了讨夏的纸坊之役。6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2月11日段玉林参加了广州起义，后在观音山战斗中被敌人冲散。他在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决定返回故乡石首，一面寻找党组织，一面组织当地穷苦农民投入革命斗争。

12月下旬，段玉林日夜兼程，经武汉回到故里叶家垸。回家的第二天，便冒着严寒，奔走于亲友和穷苦农民之中，秘密向他们介绍广州起义的经过，揭露国民党新军阀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罪恶行径。使他们懂得只有组织起来，恢复农民协会，拿起枪杆子，穷苦人才有出路。由于他的艰苦深入的工作，加上大革命时期党在石首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他在群众中的威望，很快恢复了叶家垸、三户街一带的秘密农协，并秘密发展堂弟段凤甲及杨彩章、杨焕生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1月22日(农历大年三十)夜晚，段玉林乘黄水套团防年夜戒备松懈，纵酒聚赌之机，率十余名农协骨干，手持马刀、梭镖、铁铣，按事先侦察的路线，迅猛地冲进团防驻地，缴获步枪二十余支，随后在叶家垸正式组建了一支二十余人枪的石首游击队，并任队长。

2月中旬，段玉林率刚组建的游击队夜袭新厂镇失利。在休整中，他一面同战士一起认真总结这次战斗失利的经验教训，一面利用江北芦苇丛中的开阔地，亲自对部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一个个地纠正战士的射击要领，一遍遍地为战士做利用地形地物的示范。有一次，他带领战士练习匍匐前进时，尖利的芦桩剌得他冻得红肿的双手鲜血淋漓，可仍不声不响地带领战士继续练习。段玉林的表率作用，更激起了战士们的练兵热潮。与此同时，他派出杨彩章等人找到了以李兆龙为书记的石首中心县委。在石首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他如虎添翼，率领游击队灵活机动地转战于石首的江北和江南的河口一带，寻机打击敌人。

3月初，段玉林率领游击队员，化装成赶早集的农夫，深入河口镇。在两名内线的配合下，他首先接近敌营房大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除了敌岗哨，然后率众冲入室内，击毙常练队潘队长，俘虏了还来不及起床的三十个常练队员。接着，他率部夜袭横沟市，攻打新码头、周家剅等地团防。3月下旬，他又于小河口全歼敌一个正规排的兵力，并巧袭新厂拔掉敌设于江北的顽固堡垒。游击队很快发展到一百余人，七十余支枪。群众情绪高涨，成千上万的农民起来参加斗争。

1928年4月，桂系军阀于湘鄂战争中获胜之后，便坐镇武汉，控制两湘，加紧镇压革命运动。派驻石首的敌十八军严俊部第三团，纠集各地常练队日夜“清乡”，推行“十家连保”法，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致使形势日趋险恶。段玉林为避敌锋芒，果断地率部辗转到江陵白鹭湖，积极支持于4月底自湘鄂边返抵石首的周逸群提出的集中各地武装，避实就虚，向洪湖区域活动的主张。他们率部向监沔转进，会合邓赤中、王尚武的鄂中特委武装，于5月20日消灭了峰口镇之敌，缴手枪十八支，现洋三千元。并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一批土豪劣绅，没收和分配了一部分财物。

1928年11月，由于蒋桂军阀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敌人的 “清乡”活动逐步减弱。段玉林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召集原游击队骨干王开福、朱祖光、谭大银等组建夺枪小组，并任组长。在冰雪弥漫的日子里，他率领夺枪小组，顶着凛冽的寒风，身着短装薄衣，远道奔袭，以机智灵活的战术，先后于小河口、调弦口、焦山河、五谷庙、高基庙等地夺得敌团防步枪三十二支，子弹八百余发。

1929年初，段玉林正式重组石首游击队，并按县委的部署率领游击队活跃于小河口、扬波坦、桃花山、调弦口一带，乘虚打击团防，肃清匪患。2月，他将游击队秘密隐蔽在调弦口一带的山中，然后亲率一侦察小组扮着樵夫，翻山越岭，依靠当地农协会员查清了土匪的踪迹。并在当地农协会员的配合下，率部打垮了陈楚生百余人的土匪武装，缴获步枪五十余支。游击队在斗争中发展到三百余人，一百四十余支枪。小河口、袁家铺、桃花山一带的根据地开始由点连成片，游击队由秘密进人了公开的活动。

为适应日益发展的武装斗争的需要，l929年初，段玉林带着警卫员走街串巷，动员了十多名铁、木修理工人，于冯家潭创办了石首游击队修械所，专事修理枪械、制造火药和土枪土炮，为湘鄂西红军兵工厂的创办奠定了基础。他还发动游击队员利用战斗空隙，用火药、钉子、碎铁、引线等自造了大批酒瓶手榴弹和三门土炮。

3月下旬，鄂西特委根据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江陵、石首、监利三县的游击队合编为游击大队，下辖两个中队。石首、江陵两县游击队合编为第一中队，段玉林任中队长。

游击大队成立后，为开辟石首江南的根据地，段玉林将游击队分散于江北和江南的河口一带。他访问了被团防迫害的贫苦农民，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并通过他们互相串连，召开贫苦农民大会，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消灭团防。经过艰苦的工作，河口一带的农协基本上建立起来。4月23日，他率一中队从江北二区夜渡江南，包围了屯子山敌团防。次日，面对团防局长袁福阶所控制的五十名“神兵”的反扑，段玉林端起步枪，接连击毙冲在最前面的两个“神兵”。当“神兵”后撤时，他抽出大刀，高呼着“为革命冲啊”的口号，带头冲人敌阵，左劈右砍，一连杀死三个“神兵”，打破了“神兵”刀枪不入的神话。顿时，游击队员和群众斗志大增，将“神兵”全歼，并重创其团防，攻占了江南要地屯子山、沙岭子。此时，石首城敌人慑于游击队的声威，仓皇向公安方向逃窜。游击队连夜进占县城。次日，段玉林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没收土豪之粮食、财物分给穷苦群众，镇压反动官吏，打开监狱放出革命同志和人民群众七十余人。此次胜利，进一步壮大了游击队的声威。

段玉林率一中队在石首游击期间，为了伤病员的及时治疗，于5月上旬在袁家铺筹办了石首红色医院。他写信从武汉等地请来了著名内、外科医生汪佰杨、张本芝、梅齐芳等人，由汪佰杨任院长，张、梅等人协助主持院务工作。他还从当地招收聘请了十余名医务人员。在很短的时间内，红色医院便初具规模。不久，鄂西特委迁至石首后，便将石首红色医院扩编为湘鄂西苏区红军医院。

石首游击队修械所和红色医院的创办，以小河口、袁家铺为中心的石首革命根据地的形成，震惊了敌人。5月下旬，敌两个正规连在陈家典团防队的配合下，乘船开到小河口，妄图扑灭革命火焰。为保卫根据地，段玉林率部在赤卫队员的配合下，乘敌立足未稳，从芦苇丛中分数路奋勇将敌包围于张家台。他沉着果断，首先指挥射手集中火力击毙其指挥官。敌人失去了指挥中心，阵容顿时大乱，全被游击队消灭。这时，东一、东二、北一、北二四个区的红色区域，连成了湘鄂西地区一块较大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为鄂西特委迁至袁家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月，鄂西特委在宜昌遭到破坏。周逸群将特委机关迁至石首袁家铺，将洪湖的游击队编为第一大队。石首、江陵的游击队合编为第二大队，下分四、五两个中队，段玉林任大队长。

二大队组建后，段玉林积极开展部队的各项工作，特别是政治工作。他在各中队设立了党代表，建立了党团支部，积极发展党员，游击队中党员占了大多数。他反复强调部队必须听从党的指挥，进一步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大队和中队均设立了士兵委员会，通过士兵群众组织加强对士兵的阶级教育，使士兵不仅是革命的战斗员，而且是群众的组织者、宣传者，自觉地维护纪律和政策。中队和大队均设立巡查队，每队三人，由士兵轮流担任，负责维护纪律，纠正违反纪律的官兵。随着俘虏兵的不断增加，部队军阀作风有所滋长。对此，段玉林反复强调官兵平等，严禁肉刑，促进了官兵间、上下级间的团结。他建立了战后总结的制度，普遍推广批评会的方法。每次战斗均充分发扬民主，士兵公开批评，指挥员作总结，认真总结出经验教训。他亲自作示范，组织领导部队进行拚刺、夜袭、摸哨等项目的军事训练。部队建设的加强，增强了指战员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7月初，段玉林率二大队集中于石首，粉碎了国民党石首县县长龚振鹏率领的常练队对小河口根据地的“清剿”。随后，又以诱敌深入的战术，于根据地内的沙口子，消灭敌五十师一个连的兵力，缴获新枪七十余支。

8月初，他指挥二大队和当地赤卫队员于季家嘴一线，围困敌一艘运送武器的轮船。江堤下数门土炮齐声怒吼，封锁江面；江堤上刀枪林立，红旗招展，吼声震天。土炮的轰击，强大的声势，使敌惊慌失措，轮船搁浅，被迫缴械。敌运往新堤装备地主武装的九十支九响棒步枪，十一箱子弹和一个押送排的武器，全被我缴获。加强了二大队的装备，有力地配合了一大队于监、沔一带的反“清剿”斗争。不久，二大队整编为鄂西游击总队二大队，段玉林继任大队长。大队下辖三个中队，共四百余人。

鄂西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形成，使敌惊慌失措。湘鄂西绥靖区派彭启彪独立十四旅，纠合各县地主武装，以大于游击队十余倍的兵力，于1929年秋后，向江、石、监、沔、华根据地疯狂“清剿”。为保护群众，严惩反水分子，段玉林派三中队开赴江陵坚持游击战争，并亲率主力于石首一带与敌周旋。l0月初，他和9月到达石首的孙一中、许光达，指挥二大队，于一弓堤伏击了企图偷袭设于冯家潭的红军兵工厂和医院的敌章汉卿一个整营，歼敌一百七十余人，缴步枪一百四十余支、轻机枪三挺。之后，段玉林又率部转战华容，出奇制胜，全歼文、宣二区常练队。

11月24日，遭受二大队沉重打击的石、公、华三县团防联合纠集五百余人，在石首县团防局长张家春的率领下，乘船抵小河口大肆烧杀，妄图一举摧毁根据地。段玉林认真分析了敌情，认为敌军人数虽多，但都是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缺乏统一指挥，而根据地军民斗志旺盛，只要战术运用得当，完全可以击败敌军。他于芦苇丛中召开了简短的群众会，激愤地指出：要生存，要保卫红色区域，只有战斗，把敌人赶出根据地。他布置群众准备好武器，打出所有的红旗，乘敌分散放火抢劫之机，毅然指挥一中队、赤卫队员和群众，兵分三路冲出芦林，英勇反击，全歼来敌。此役缴获轮船一艘，步枪四百余支，花机关五十余挺。战斗结束后，段玉林将俘虏的团丁百余人放回去一部分，发给了路费。投降受奖、来去自由的宽大政策，促进了团丁的动摇和分化。事后，不愿与红军作战和拖枪投诚者日益增多。小河口一仗，大伤了敌人的元气。

12月，鄂西游击总队改编为红军独立第一师，辖两个纵队。石首红军为第二纵队，纵队司令由段玉林担任，其下辖四个中队，枪五百支。独立师组建后，为打通江、石、监交通线，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段玉林率二纵队奉命自石首进军江陵，收编了熊家河常练队一个小分队，攻取了江陵重镇普济观和沙岗，获枪七十余支。

1930年2月5日，独立师一、二纵队会师监利汪家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军长孙德清，政委周逸群。该军下辖三个纵队，段玉林任二纵队司令。为迅速恢复和巩固江、监、石、潜、沔交界的根据地，段玉林率二纵和一纵一道，于2月上、中旬，连克江陵龙湾、熊口、老新口和张金河等重要集镇，接着又攻下监利之新沟嘴、沔西渔洋镇和潜江县城。3月中旬，他率部和一纵分两路跨江南下，连克藕池、调弦口、石首县城等重镇。接连的胜利，提高了党和红军的声威，推动了石、公、华、江等县群众的革命斗争和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为鄂西五县联县政府在调弦口成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4月，段玉林奉命率部挥师北上，相继攻克沔阳的仙桃、天门的岳口、汉川的系马口和汉阳的蔡甸，威震武汉。不久，红六军奉中央指示，自汉阳西移。至沔阳，一、二纵分别改编为十六师和十七师，段玉林则奉命调鄂西联县政府工作，负责组织、整顿、训练苏区各县地方武装。

1930年9月，段玉林根据鄂西特委指示，于石首组建了石华联县指挥部，并任指挥长。指挥部辖三、八两个大队，共六百余人，负责保卫设于石首的特委和联县政府的安全，相机扩大苏区，实行特委完成地方暴动的计划。红二军团南征时，他指挥三、八两个大队和地方武装积极配合主力作战，牵制和打击敌人，乘胜发展至荷花嘴、三仙湖一带，解放了华容、南县全境。

蒋、冯、阎军阀混战结束后，“湘鄂川边清乡督办”徐源泉趁红二军团南征远离苏区之机，统一指挥五个师、七个旅共3万余兵力，采取分区重点围攻、步步为营、逐步“清剿”的方针，分数路向洪湖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

为加强对敌斗争的统一指挥，粉碎其围攻，段玉林奉命于11月初在石首之桃花山，将石首、华容、公安、南县等县的地方武装整编为江右军，并任江右军指挥，万涛任政委。江右军辖三、八、九、十大队和特务大队，共千余人，八百余支枪，成为洪湖苏区反“围剿”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十分艰难的反“围剿”斗争中，段玉林发动、组织群众严惩了鲇鱼须反动地主马忠春。他率部采取夜袭、伏击、围困等战术，主动打击敌人，先后两次全歼进占茅草街之敌，四次收复华容县城。击溃万庚守敌，俘虏官垱敌排哨，毙敌二十余人。翌年2月下旬，为牵制敌兵力，保卫设于石首的湘鄂西苏区首脑机关的安全，他率部重创话岭岗、板桥等地之敌后，转战石首之江北，一度攻克新厂，大量杀伤敌之有生力量，牵制了江南之敌，有力地配合了洪湖苏区军民的反“围剿”斗争，粉碎敌军第一步重点围攻江北苏区的计划。江右军在反“围剿”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它以能打会走、长于奇袭、善打硬仗而威震湘鄂西。

徐源泉对洪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被我军粉碎后，又重新纠集重兵，发动对石首苏区的全面围攻。1931年3月1日，敌四十八师张振汉部，自公安斗湖堤经高河厂、横堤市分两路向石首重镇藕池进逼，形势十分紧急。如敌占领藕池，则有进攻石首的可能；如石首失守，则调弦口亦难保住。为此，段玉林奉命率江右军和石首地方武装共二千余人，于藕池顽强地阻击敌近三个正规团的进攻，歼敌数百人，揭开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序幕。藕池失守后，他率江右军，趁着大雾，于高基庙英勇地击退了敌新十一师一部的进攻，俘敌百余，迫敌退守梅田湖。

段玉林为了分化瓦解敌军，组织部队制作了大量的宣传品，通过各种形式散发于敌军之中。敌军士兵看了宣传品；军心涣散，常常出现拖枪的事，敌整连、整排、整班拖枪投诚者屡见不鲜。

3月22日，湘鄂西苏区首府调弦口失守。段玉林率部胜利完成掩护湘鄂西党、政、军、后机关渡江北撤的任务后，率江右军继续留于桃花山，坚持反“围剿”斗争。

4月初，在敌人的步步进逼下，被围困在桃花山的江右军，经多次激战，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在这极端严峻而艰苦的日子里，段玉林始终和战士、群众同甘共苦。连续激战劳累和风吹雨淋，使他连日高烧，面黄肌瘦。有一天，警卫员特地为他熬了一碗稀水粥。段玉林对警卫员说：战士、群众在吃野菜，这粥我能喝得下去吗?说完便亲自端着粥走进伙房，倒进正煮着野菜的锅中，并对伙房的同志说：“战士吃什么，我吃什么。”猪拦山反击战中，他腿部中弹，坚持不下火线，仍镇定自若地指挥战斗。他身先士卒的模范行动，对广大指战员是一个无声的命令，激励他们英勇作战，奋勇当先。

4月15日，敌军分数路对桃花山发动了大规模的围攻。22日晚，他和周逸群一道指挥部队掩护万余群众和洞庭区委机关，经过通宵拚杀，突围至洞庭湖区。

在洞庭湖区，段玉林利用洞庭湖湖面宽广，湖滨浅水处柴林茂密、水路交错的特点，发动渔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4月底，他缴获敌从岳阳运往华容的三船军粮，又出其不意地全歼注滋口、扦旗、杨林所等地团防，缴枪百余支。5月，在渔民的配合下，乘胜进击杨剅洲，歼敌百余，活俘敌团长，缴获大批布匹和光洋。至此，洞庭湖区的局面基本开创，渔民、农民、樵民协会先后成立，广大群众踊跃参军，江右军由突围后的三百余人迅速恢复到千余人，每个大队还配备了几挺机枪，实力进一步增强。他还协助洞庭区委组建了三百余人的地方武装。从此，基本实现了湘鄂西特委在调弦口制订的开辟洞庭特区，作为江南斗争的依托，构成南有洞庭，北有洪湖根据地，以便与敌长期周旋的战略意图。

在开辟洞庭特区的艰苦日子里，段玉林始终保持自己历来爱兵爱民的传统。部队在断粮的情况下，缴获了敌三船大米，他明确规定，留三分之一充作军粮，其余全部分给当地贫苦渔民和农民。为了改善部队生活，他经常深入炊事班，带着炊事员向当地群众请教，识别哪些野菜能吃，哪些野菜有毒，并和炊事员一道研究如何变换野菜种类，让战士调济口味，吃得饱些。行军中，他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而自己步行。5月，攻打杨剅洲返回驻地途中，他看见一个伤员，便翻身下马，对伤兵亲切地说：“同志，骑我的马吧!”伤兵想到司令员要随时指挥部队作战，感激地摇了摇头。段玉林笑了笑说：“你是伤兵，应当优待么。”说着，便把伤兵扶上了马。还有一次，他看到一个战士满脸通红，忙走过去用手在那战士额头轻轻一摸，滚烫滚烫的。他一面从那战士身上取下步枪，背在自己身上，一面硬是把战士扶上了自己的坐骑。段玉林的马驮着伤病员，而劳累了一天一夜的段玉林，却在马旁走着。段玉林行军总背着一把用布袋装着的油纸伞，可下起雨来，总拉着身旁的同志和自己共一把伞，有时干脆把伞让给体弱的同志，而自己光着头在雨中淋着。他的爱兵行动，感染了各级指战员。江右军中，官兵之间气氛融洽，上下一心。所以在大地当床，野菜作粮，面对强敌的情况下，他们特别能战斗。

5月中旬，敌马昆山旅川军张芙师等部向洞庭湖区发动了疯狂的“围剿”，为避实击虚，段玉林率部突围至桃花山区。5月底，他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从江右军中抽调了八十六名骨干，组建了桃花山游击队，留于石首坚持游击战争。其主力奉命改编为湘鄂西警卫二团转战江北，他任团长。不久，警卫二团改编为红三军九师二十五团，段玉林任团长。

7月，敌军乘洪湖苏区发生严重水灾和红三军主力尚在均房苏区之机，调集二十四个团的兵力，向洪湖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负留守后方之重责的段玉林，率二十五团主动出击，相继攻克直洛河等地，于杨家场歼敌新三旅一个营。8月15日占领潜江县城后，段玉林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利用有利地形，指挥二十五团左右伏击，击退敌四十三师两个团与新三旅一部的反扑，恢复了潜江政权，保卫了中心苏区，有力地策应了红九师二十六团挺进天、潜，接应红三军的行动。

10月，为恢复江南苏区，段玉林率二十五团秘密迅速地渡过长江，会同石首游击队，于21日拂晓突袭九佛岗，将敌追至华容城东之状元街，歼敌三百余人，缴枪二百余支和大批粮食及军用物资。并于大旺厂、三郎堰等地，歼灭正在抢粮及屠杀群众的敌十九师、新十一师一部。段玉林率部撤返江北时，连克袁家铺、小河口、横沟市、新厂等要地，恢复了石首江北苏区，粉碎了敌军的第三次“围剿”。

10月8日，红三军回到洪湖苏区。不久，推行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以红三军实力不足为由，错误地取消红三军军、师指挥机构，将部队改编为五个大团，段玉林改任二十四团团长。12月，根据中央不能取消军部和师部的指示，红三军整编为七、八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段玉林任独立团团长，在贺龙直接领导下工作。

1932年1月下旬，敌川军二十一军四个团，独立三十七旅一部、三十四师等乘红三军主力进击襄北之机，经沙市、潜江、沔阳，分三路向中心苏区发动围攻。留守后方的红三军独立团，在段玉林的率领下，充分发挥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灵活性、机动性、主动性的优势，在潜江一带与敌周旋。后集中优势兵力于古网头歼敌一部，并于沔阳一带击退了敌三十四师的进攻。此时，原留均房苏区的二十五师主力教导团回到洪湖苏区，与独立团合编为红八师，段玉林任师长。红八师组建后，即投入了包围从潜江等地退守策口的敌新三旅之残部。敌为解策口之围，从岳口、沙洋两方出动援军。2月20日，段玉林率红八师和红九师一道，采取围城打援、各个击破的战术，待沙洋援敌尚未到达时，于竹沟滩击溃了岳口援敌独立三十七旅的两个营。策口之敌被迫投降。

3月底，国民党集中七个旅的部队在地主团防的配合下，向洪湖苏区发动了新的进攻。此时，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已在湘鄂西苏区全面泛滥，革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夏曦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旗号下，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命令段玉林率红八师与红七、九两师一道，用阵地战、攻坚战迎击敌人。3月31日至4月6日，段玉林率领红八师参加了瓦庙集阻击战。此役，敌先后投入十一个步兵团及若干特种兵共二万余人兵力。我军虽前仆后继，顽强拚杀，但终未能打破敌人。不久，夏曦又强令在瓦庙集战斗中弹药几乎消耗殆尽的红八师，强攻驻、丫角庙一旅之敌。段玉林虽率部浴血苦战，终因众寡悬殊，久攻未克。这个拚消耗、利敌而损我的战斗，夏曦却不予承认，反认为瓦庙集战斗没有能够消灭敌人的主要原因是红三军中存在着“游击主义”，指责段玉林攻打丫角庙指挥不力，擅自撤退。对此，段玉林作了严肃的抵制。

1932年5月，由于他坚决反对夏曦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于潜江八角庙以国民党改组派的罪名而被捕。洪湖撤退前夕，段玉林在瞿家湾被杀害。时年三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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