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自己辉煌的科学技术史，中国人民也是擅长向其他民族学习的民族，绝不固步自封。传教士为主的人士自西徂东带来的文明，对中国人认识外部世界，对推动中国与国际接轨，起到了重要作用。明季的上海人徐光启（1562—1633）既是政要（崇祯朝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又是天主教徒（圣名“保禄”，Paulus），是中国基督教史上影响力最大、官位最高的奉教士大夫，被誉为中国天主教“圣教三柱石”之首。《明史 徐光启传》说他：“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在学习过程中，徐光启深感中国的落后，所以他“欲求超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弯道超车），“超胜”的方法就是“会通”，“会通”的基础就是翻译。作为皈依基督教的教徒，徐光启并未首先选择洋教典籍进行他的翻译工作，而首先翻译古代西方数学之经典著作《几何原本》。他在《刻<几何原本>序》中说：“《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徐光启抓住最需要翻译的科学著作来为中华服务，开始了他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合作翻译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的工作。该书中出现了不少令时人耳目一新的新的科学术语，“几何”而外，该书还译创了其他一些术语，或使一些已有词语术语义愈发明确，使用更加规范，例如“点、面、角、垂线、横线、平面、平角、直线、直线角、曲线角、杂线角、三角形”（安国风，2008：149-164）。《几何原本》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丰碑，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不朽著作。

一个健全的、渴望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社会，当然是需要科学术语的。但渴望不意味着有病乱求医，所译创的术语必须适合我们自己的需要，才好为我所用。作为华夏大地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批人中的一员，郑观应诗文中使用了大量那一时代的新词，他本人也参与了新词的创造。《盛世危言》是郑观应撰写的一部堪称中国近代社会极具震撼力与影响力之巨著，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部影响巨大的政论专集。《盛世危言》甫问世，即成为警世醒时、震动朝野、传诵数十载的一部巨著，几年之内刻印（包括正版、盗版）二十余次，共十多万册，科举考试也常以该书“所序时务为题目”。不久，这本巨著又流传到日本、朝鲜等邻邦，风行一时。在之后的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它都曾起过重要的启蒙作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都从这部政论专集中获得敎益和启迪，该书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是罕有其匹。

大时代孕育着大变动，大时代催生出反映大时代的众多新术语词。也正是这个大变动的时代，我们的母语——汉语发生了巨变，尤其是词汇的面貌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清末汉语的巨变，反映在词汇的大量增多，尤其是外来词的大量借入和新词的大量创造上。这些新词的数量究竟有多少，过去始终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最近有学者希望建立清末民初新词的语料库。方法是对《汉语大词典》所收近现代词条进行了统计，借助《辞源》将古汉语词删汰，再借助《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近现代辞源》等予以佐助，将19世纪汉语文献中出现的新词大致列出。这个数据虽不好确估，但笔者相信数量不会少于3000条，实藤秀惠《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列出汉语中仅来自日本的外来词就有844个之多，其中不乏术语词。郑氏虽世居澳门，但自幼受欧风熏陶，“究心政治、实业之学”，平生经验铸为不朽名句“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郑氏诗文著作中的新术语词十分可观。

郑观应的诗文语言，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摭采新词新语入诗” （邓景滨，2012）。这些新词，其实不少就是新的术语词。这样的术语词在郑观应诗中可谓比比皆是，可举出很多。例如《述志四十韵》中有“西学”“格致”“抗议”“铁路”，《六十初度书怀》中有“化工”，《感赋七律八章藉纪身世（八）》中有“飞机”“潜水艇”，《七十生日书怀（二）》中有“宪政”，《答黄幼农黄花农蔡毅若岑馥庄四观察论时事》中有“鸦片烟”“出口税”“进口税”“入教”“改籍”“逃捐”“大书院”“变政”“商战”“邦交”“公法”，《治乱歌》中有“专制”，《与西客谈时事志感》中有“矿产”“总税务”“邮传驿”“包工”“国债”“借拨”，《时事孔亟殊抱杞忧妄陈管见以备采择》中有“议和”“立约”“通商”“国体”“铁道”“制造局”，《莫若篇》中有“外股”，《与日本驻沪小田切领事论时事作歌并序》中有“联盟”“文部”“同志”，《时事感慨（三）》中有“铁轨”，《上孙燮臣师相邓小赤师帅论时事》中有“经济”“法律”“专科”“矿产”“合股”“分段租”，《感时赠盛杏荪太常》中的“条约”。毕竟新词在诗中的使用会受到格律的限制，新词在郑观应的政论文章和游记中，更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例如《盛世危言》中的“博士”“当兵”“公使”“合同”“火险”“口岸”“利权”“手枪”“小费”“大学院”“士官生”“守旧党”“鱼雷艇”“国家银行”等，《长江日记》中的“保险”“吃水”“代销”“钢船”“买办”“票位”“洋餐”“章程”“船头官”“大书院”“电报局”“官银号”“红毛泥”“三联单”“新闻纸”“执政者”“条约专条”“洋磨盘车”“洋务风气”“自主之权”“脚踏独轮车”“野鸡小轮船”“新式机汽锅炉”等。

郑观应诗文中的新词新语之多，反映的是其眼中所看到的事物非常之广。举凡新生事物，他都付诸笔端。政治类的如《与朱晓南观察论时局》中的“政治”，《与潘兰史征君论时事感怀得五绝二十六首》中的“下议院”“议院”“议员”“元老院”，《盛世危言》中的“顾问”“总署”“官膏局”“实事求是”，《庚申己未两岁秋感》中的“共和”“中央”“省长”，《壬子暮春志感》中的“都督”“专制”，《读波兰衰亡战史书感》中的“内政”“租界”“公民”，《书抵制美国禁华人入口》中的“国体”“主权”，《有友出山入宫来索赠言书此贻之》中的“议政院”“选举”“美洲”“总统”“巡捕”；宗教类的如《庚申己未两岁秋感》中的“修真院”“主教”“上帝”，《赠日本伊藤侯相三十六韵》中的“传教”，《伍秩庸先生辞总裁仍护法巩固共和赋此志喜》中的“圣教会”；经济类的如《庚申己未两岁秋感》中的“公司”“股东会”，《路矿歌》中的“股票”“合同”“集股”，《乙未感事》中的“财政”“矿路”“利权”，《盛世危言》中的“保单”“税单”“国库”，《开矿谣》中的“招商”，《寄寿叶誉虎交通部总长》中的“实业”“国有”，《水陆师学堂各艺大书院博物会机器制造厂栖流工作所皆富强始基急宜创办赋此志感》中的“专利”，《商务叹》中的“矿苗”“轮船”“电报”“开平矿”“轮船局”；法律类的如《庚申己未两岁秋感》中的“律师”“驳论”“公理”“失真”，《赠日本伊藤侯相三十六韵》中的“公法”，《书中国医士讼师与泰西不同》中的“律师”“立法”“卒业”“执照”“注册”“陪审”，《盛世危言》中的“故杀”；社会类的如《汉阳差次得沪友书》中的“增订”“实践”，《愤世》中的“海关”“邮政”，《大舞台曲》中的“殖民”，《读盛太常请变法自强疏》中的“铁轨”“火轮”，《亚细亚协会歌》中的“地球”，《壬子暮春志感》中的“报纸”“毛瑟”“炸弹”“都督”，《哀黄人》中的“专职”；外交类的如《哀黄人》中的“洋舰”“洋商”“领事官”，《盛世危言》中的“总领事”“照会”；军事类的如《劝各名医仿泰西预筹军中救伤会歌并序》中的“后膛”“水雷”。

术语是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下的土壤，除滋生出思辨性的哲学术语外，朴素科学的术语只分布在天学、算学、农学、中医学等领域。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对中国的影响的逐步加深、加大，西方的坚船利炮让中国见识了现代科学的威力，西方的现代医学、解剖学等也让国人大开眼界，从而产生出大量现代自然科学领域的术语和西医学、解剖学的术语。上面谈到的郑观应，他是政治人物，也是实业家，其著作中的新词，就既有科学术语，也有政治性的新术语，就反映出彼时整个社会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全方位的需求。而陈望道首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出版）虽然晚于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二十余年问世，但因为是政治性的著作，所以其中没有太多自然科学的术语，而充满着政治等社会科学的术语。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夜中国社会对救国真理的渴求。陈望道首译本《共产党宣言》，据方红、王克非（2014）研究，其中有不少译词，本就是日语中的汉字词，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着术语的国际交流。如下：

怪物 欧洲 徘徊 共产主义 神圣同盟 急进党 在野的政党 在朝的政敌 事实  共产党员 意见 目的 趋向 废墟 特征（特色） 农奴 特许市民 殖民地 贸易  工厂组织 近世产业 制造家 中等阶级 复杂 刺激 自治团体 交换机关 财产关系 劳动阶级 革命阶级 危险阶级 伦敦 历史 制造工业 商业 航海 共产党 谬见谬想 急进党 劳动者 权力阶级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