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他和其他志愿者第一次进入上火山康复村，从此以后，那里的老人就成了他们的牵挂，而老人们一生的经历，也让缪应江以及其他志愿者明白了“活着”的含义。

“老人们问我们下次来是什么时候，我们不敢轻易许诺。”

2008年，14岁的缪应江被查出肌肉萎缩，医生告诉他可能活不过20岁。从初中开始，他每天都自己背着“药罐罐”去学校，多年来一边上学、一边治病。一路走来，他深知与病魔作斗争的痛苦和无奈，期间也接受过很多人的帮助，因此他也更加希望能够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上火山康复村建于上世纪50年代，这里最多时曾有200多名麻风病康复者。目前，村子里只剩下11位老人，他们的平均年龄在70岁左右。

2015年国庆，经过一天火车、汽车、步行的辗转，缪应江带领着6人志愿团队来到上火山康复村。“以前从来没有大学生团队来过这里，我们的到来让沉寂了多年的小院一下子热闹了起来。”缪应江回忆第一次来到上火山康复村时的情景。

老人们迈着蹒跚的步伐从各个房间走出来，把平日里他们舍不得用的电炉，舍不得吃的鸡蛋、核桃，都塞到了志愿者手里。“那一次我们来了一周，帮他们干农活、陪他们聊天。”

而一周之后，志愿者们却选择在清晨5点半悄悄下山。“因为我们不想面对离别。”缪应江说，每当老人问起他们“下一次什么时候来”时，他们也不敢轻易许诺，万一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履行诺言，会让老人们失望，这种小心翼翼的背后又何尝不是一种心疼。

志愿者送老人回到自己的屋里。丁凝 摄

“助人自助，他们教会了我们怎么去生活。”

麻风康复村为上世纪50年代麻风病隔离的产物，如今生活在康复村的多半为老人，因为曾经患过麻风病，他们大都身带残疾，没有亲人。

“我们第一次到村里，看到一位老人没有手掌和脚掌，扛着一捆猪草用膝盖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们愣住了。”缪应江说。

这位老人就是王叔，他十多岁就来到康复村，五十多年过去了，至今仍孤身一人。由于患病，王叔失去了双手和双足。但是他仍然自己种地、养猪、养鸡，甚至钓鱼，仿佛没有什么可以难倒他。

像王叔这样自立的老人在康复村里还有很多，他们拖着残缺的身体种地、养殖，顽强地活着。尽管也有很多人把“坚强”“勇敢”这些词冠以缪应江，但这个23岁的年轻人在看到王叔以后，顿时感到了自己的渺小。

“在我的人生当中，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和困难，但看到王叔，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做‘活着’。坚强、勇敢，这些词都太轻。”缪应江说，“与其说是我们志愿者帮助了他们，不如说是他们教会了我们怎么去生活。”

王叔很细心，他记得每一个来上火山康复村的志愿者的名字，甚至记得哪个志愿者说过哪句话。原来他有一本记事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每一个来过这里的年轻人的名字、电话。“我们会常常给王叔打电话，他想我们的时候也会给我们打电话。”缪应江说。

“老人消失的速度可能比我们献爱心的速度还要快，想到这个我就很着急。”

云南省曾是全国麻风病流行较严重的省份之一，全省129个县都曾有麻风病流行。经过60多年的努力，麻风病逐步进入可防、可治阶段。

截至2016年底，云南省累计发现、治疗麻风病患者5万多例，患病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0.13/万。全省高、中流行县分别由1980年的25个、83个减少为“零”，已有85个县、市、区达到国家消除麻风病危害标准。

自2015年以来，缪应江和志愿者团队利用周末、节假日的时间，多次深入到云南现存的10多个麻风病康复村做公益。

2016年，他们来到大理巍山县的阿朵地康复村。康复村的老人都养猫，因此村子里就是13位老人和13只猫。一年后，有志愿者告诉缪应江，阿朵地康复村里的4位老人走了，现在剩下9位老人和13只猫。

得知消息的缪应江一时间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惆怅，“这样的变化好像在提醒我们，老人消失的速度可能比我们献爱心的速度还要快。我很着急，做公益这件事很长远，但留给康复村老人的时间不多了。”

上火山康复村的老人们。丁凝 摄

“近些年康复村与外界的隔阂慢慢消融，这是我们最欣慰的。”

每次从康复村回到学校，廖应江都会整理大量的文字、照片、视频资料。他把在康复村的所见所闻都放到了自己的社交平台上，也通过演讲把这些深山里的故事告诉了更多人。

通过志愿者们的努力，外界对麻风病康复者的歧视有了很大转变，康复村与外界的隔阂正在慢慢消融。两年多来，先后有100多位志愿者跟随着缪应江的脚步来到上火山村，为老人们带来物资、陪伴。“能在他们晚年的时候给他们这样一种安慰，就算吃苦受累也值了。”廖应江说。

今年缪应江已经大四，马上面临着毕业。当被问到毕业后是否还会继续做公益时，他说他早就把公益当成了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或许他不会成为一个职业的公益人，但是公益这件事他会一直做下去。他说：“把爱装在心里，到哪儿都可以做公益。”（完）（丁凝）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