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煌奇眼前的最后一个可见物是篮球。

他有先天性白内障，4岁做了两次手术，好不容易“偷”来一点视力，虽然无法看清细微的颜色、线条和构造，总算能体会朦胧美了。

做水泥工的妈妈深知现实残酷，送他到普通小学上课，不希望他与社会脱节。萧煌奇把凳子搬到黑板面前，看起来还是吃力，常常问“这个字是什么？”老师不耐烦了，将他“发配”到最后一排，妈妈只好带他到台湾专门为视力障碍的孩子设立的启明学校。在这里，萧煌奇成了“盲人中的明眼人”。

那时他喜欢打篮球，高一的一个下午，和几个弱视的同学在操场玩，投篮没中，他跳起来接。突然篮球失去了色彩，变成一个小点。“那一瞬间我害怕了，不敢接它。”他强装镇定，眨眨眼睛，还是不行，这下心里慌了。

视力如退潮的水，几天之内，连那个点也没了。

正说着，经纪人突然把灯关了，萧煌奇隐入黑暗，但温柔的台湾腔仍在继续。也是，原本就看不见，又怎么会感受到明暗？当世界突然关灯，惟一的安全感只剩在四周飘荡的声音。

萧煌奇懊悔又愤怒，失而复得，再得而复失，他就像得罪了编剧的演员，咔嚓，戏份剪掉了。

那个当下，他不愿意承认事实，也不想告诉任何人。实在受不了就一个人拿起吉他躲到学校5楼去大声唱歌、呐喊，把自己和眼前的一片空茫关在一起。他轻笑，“我是一个非常逞强的人。”

家人还是发现了真相，爷爷骑摩托车载他去一家又一家医院，医生说他已经恶化成白内障加青光眼，视神经失去知觉。试探着问：以后也没办法了吗？他像早已准备好，“除非科技发展”，反过来安慰大家，“其实我已经习惯了。”

在学校也很快暴露。他不会打手杖，“踏出任何一步都是恐惧的”，只能听音辨路，一不小心就摔倒。那时的他以为学习打手杖就等于承认自己是盲人，彻底向命运低头了。

可在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里守着孤独实在太难熬，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慢慢走出去，跟同学一起学习打手杖、刷牙、洗脸、叠被子、洗衣服，一点一点摸索盲人的生存方式。这时老师告诉他，看不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逃避事实，然后封闭自己。

“如果我当时在一般的学校，可能会更惨，没人可以陪我啊。”

他总想证明自己和一般人没什么不同。

四年级被武侠电视剧行侠仗义的热血感染，开始学习柔道。五年级第一次参加比赛，对手是明眼人，裁判把他们拉在一起，一喊开始，整个人天旋地转，“duang地倒在地上，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比赛就结束了。”

教练带他们去别的柔道场踢馆，刚开始总是输，教练也不同情他们，“你要去适应社会，而不是社会来适应你。”这现在成了萧煌奇处世的基本态度。他适应所有人，尽力配合每个人的工作，让彼此都好，“尽管那些不一定是我想要的。”

摔到高中，萧煌奇产生了抗体。“我觉得身体有一个弹簧”，对方一做动作，弹簧就自动弹起来开始防备或攻击，运气好还可以摔倒别人。萧煌奇用两个字形容当时的感觉——“好爽”。

一摔就摔进了1994年的北京亚残会和1996年的美国亚特兰大残奥会，一次铜牌，一次第七名。

那时萧煌奇已经拿过不少唱歌比赛大奖，也曾在小酒馆、民歌餐厅驻唱，比起靠身体吃饭的柔道，他更喜欢用吉他、萨克斯、爵士鼓、声音和旋律去打动人。他和7名学长学弟组了乐队，成员全是视障人士，名字却野心勃勃——“全方位”。“我觉得别人都做得到，别人都可以组乐队，那我们为什么不行？”

只是“别人”不这么想。盲人做音乐，终归绕不开偏见的话题。眼前的萧煌奇看起来自信、风趣，每移动一步都有人小心搀扶，“好像身边充满了善心人士，整个社会一片祥和”。“但我明明知道人心不都是善良的。”对他来说，做音乐就是用手杖一点一点敲打社会厚厚的偏见之墙。

有时乐队去饭店表演，服务生看他们是盲人，害怕玻璃被撞坏，非要他们走狭窄的后梯；乐队应邀去台中演出，表演结束搭飞机回台北，飞机都快起飞了，航空公司突然要求他们全体下机，理由是盲人无自主能力，如果出现意外，机务人员将无法给予照顾。

“看不见就是宿命，就要遭受这些，为什么会这样？”萧煌奇的身上仍留有不甘的影子。

2002年，“全方位”发行第一张专辑《你是我的眼》，反响平平。乐队的演出酬劳依旧微薄，需要在其他地方驻唱、表演以维持生计。最失意的几年，萧煌奇通过做装潢的爸爸认识了黄小琥。“她就像一个帮助我的大姐，”多亏这个“大姐”，他有机会去一些pub表演。

谁也没想到，林宥嘉把《你是我的眼》唱火了。

“好像一夕之间从黑夜变白天，”萧煌奇的音调也跟着起伏。他的生活瞬间切换到忙碌模式，周末跑好几场活动。世界亦换上了友善的面孔，曾经不认同他的pub老板开始热情邀请他去表演。

2009年萧煌奇给黄小琥写《没那么简单》，又是意料之外的爆红，那段时间很多人的QQ签名改成了这句话，他听说后“就是一个过瘾”。歌手一个接一个向他邀歌，请他帮忙制作专辑，无论什么场合，遇到的人都恭敬地叫“煌奇老师”。突然从默默无闻、连音控都可以捉弄的盲人歌手变成受人尊敬的创作老师，萧煌奇说，“这就是人情冷暖。”

他不计较这些，只是现在回想起来，仍有些感慨。他最不想看到人性的丑陋，可惜，不用眼睛，有时反而“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