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的萌芽离不开核心技术的突破。只有在关键技术实现突破，才能强化企业和区域在价值链的主动权，在垂直领域做强做大。

      在上世纪50-70年代期间，由仙童半导体和英特尔等企业开发的硅基晶体管和半导体芯片技术，造就了企业的快速成长，也引领了硅谷的电子产业崛起。在此过程中，斯坦福大学利用持有的土地资源，打造斯坦福科技园，以低价出租的方式为科技创业企业提供空间，在为毕业生提供本地就业机会、给大学带来额外收入的同时，更加深了斯坦福学术研究与硅谷科技企业的紧密联系。

      在科技人才培养方面，斯坦福大学推出了荣誉合作项目（Honors Cooperative Program）,将课程向当地的科技公司开放，允许企业全职员工以兼职的身份攻读硕士学位。校友和科技产业与大学在科研技术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建立的紧密联系，也极大促进了斯坦福大学获得校友捐款收入，在2016年这一数字已达到16.3亿美元。

      伴随着各细分领域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区域的产业选择也需要以长远的战略性眼光预见新技术在垂直领域和其他行业的影响力。应用范围广、嫁接能力强的技术方向，能够更有效的实现跨行业辐射和区域产业的整体提升。

      硅谷的崛起以半导体产业为核心，在上世纪60-70年代确立了在集成电路、微处理器的全球领导者地位，直接推动了涵盖国防、工业制造、个人电脑、信息等众多产业的升级和发展。提前布局朝阳产业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上世纪20年代以来，底特律的自身发展策略一直简单定位为以汽车制造业为中心，对区域产业发展方向的固化判断阻碍了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萌芽。在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情况下，其经济和产业结构不能有效适应市场新需求，人口和资本的持续流失给区域发展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从全球城市发展成功经验来看，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城市功能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衍变，同时伴随劳动力从低附加值行业向高附加值行业转移，产业转型大致要经历三个主要阶段：农业向制造业转型，继而向服务业转型，再由传统产业向高端先进产业升级，对应的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

      硅谷无疑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产业结构衍变的最佳范式。底特律的政府和企业显然没有意识到经济增长的动态规律，经济结构长期过度依赖由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巨头引领的汽车产业，单一的汽车产业结构导致抵御市场风险和外来竞争的能力下降，一旦“黑天鹅”事件出现，产业优势将快速消失殆尽。

     商业模式的设计主要考虑三个问题：生产什么产品？如何生产？卖给谁？被誉为“竞争战略之父”的美国学者迈克·波特认为企业应该从成本领先、差异化、专一化三条路径获取竞争优势。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破，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市场对新产品的迭代速度和质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推出便携式音乐播放器和音乐软件的苹果、只销售操作系统和软件的微软、联结世界的社交平台脸书、改变出租车行业的优步可见，硅谷的商业模式创新源源不断，通过密切关注市场需求的变化，保持了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

      底特律在发展过程中并非没有创新，但标准化生产取得的巨大成功让企业和政府忽略了长期的结构性问题，未能及时开发和投放符合市场新需求的竞争型产品。

      传统产业向创新型产业衍变的过程，需要科学技术引领，也需要高端专业化的服务支持。硅谷的企业家、创业者和专业服务机构是在开放互信的环境中相互协作的。

      近年来随着交流成本的不断降低，硅谷的创业公司联结了越来越多的全球资源，如科学家和知识产权在伦敦，投资人来自中国，创始人居住在波士顿，客户在亚洲。硅谷的企业和人才已经逐渐适应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的全球分工。而底特律组织机构庞大、运营复杂的制造业仍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塑造的以规模化、要素成本优势为核心的全球分工中挣扎。

     新经济的发展必须有强大和完善的智力支撑。在硅谷的崛起过程中，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威廉·肖克利和戈登·摩尔等为代表的科技人员先后创立了肖克利半导体、仙童半导体、英特尔等对电子产业具有长远影响力的科技企业。

     在专业人才建设方面，上世纪50-70年代，斯坦福大学在电子工程方向培养的博士人才占据了全部工程方向数量的50%，为集成电路和半导体芯片的腾飞提供了必备的顶尖人才资源。顶尖技术人才是实现核心技术快速进步和不断迭代的前提，技能匹配的人才供给是支撑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基础。

      科技企业由初创走向成熟的过程，需要非技术类的管理、投资、法务等人才。硅谷产学研的协同发展模式离不开被誉为“硅谷之父”的弗雷德·特曼规划斯坦福产业园的远见卓识，更离不开风险投资人的大力推动。英特尔在硅谷的成功，也离不开罗伯特·罗伊斯的领导才能和安迪·格罗夫敏锐的商业洞察。

      在半导体产业向信息产业和互联网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加州本地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来自美国东海岸和海外的移民，为硅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多种智力支撑。

      以大规模汽车制造为主要产业的底特律，人才结构以单一的生产线工人和制造业人才为主，在传统产业受冲击、竞争优势降低之后，陷入了人才和新科技、新经济匮乏的泥潭。

      在新经济生态里，大量想法流的交汇和思想的碰撞是创新必不可少的元素，有学者提出想法流是行为转变与创新的推动力。而在现实生活中，地理隔离、文化背景、语言差异、社交局限等多种壁垒阻碍了想法的流通，限制了交流与协作，从而抑制了创新。

      研究发现，硅谷的明星CEO们大多是精明高效的组织者，具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能够跨越各种障碍将科学家、投资人、员工、消费者联结在一起，促成各方想法的交流，收集各种不同的观点与独到的见解，帮助产品或者服务的快速迭代更新。

      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需要无数新奇的概念和创意创想，将其转化为商业产品又需要多方的协同和冒险性的尝试。硅谷的创新精神继承了美国西部拓荒者的开拓精神，正视失败、宽容失败是孕育创新型商业的必要态度。

     此外，宜人的气候、优美的风光、完善的配套设施、以及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增加了硅谷对高端人才的持续性吸引力，共同构建出工作生活两不误的从容创业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