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国人视为“大逆不道”或者“质量不高”的《海国图志》，在日本人看来却是一部“有用之书”，并誉之为“天下武夫（士）必读之书”。当时在日本不少地方的私塾里，《海国图志》都被老师选作为课本进行教学。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一个半世纪之前，日本和当时的中国一样，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叩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而后却通过明治维新，一跃而起，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反观中国，在经历了甲午战败后，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才算走上了富强的道路。

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能成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失败了？这是一个中学历史的必考题。其实这个问题太“大”，很多专家学者对此都莫衷一是。

不过有很多日本人却认为，有一本由中国人写的书，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帮助很大。几乎所有明治维新时代的重要人物都看过这本书。据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甲午战争之后下野，来到中国访问，被人问起为什么日本会赢。伊藤竟然傲慢地说，答案全在这本书里。甚至有日本学者说：这本书起到了决定日本前进方向指南针的作用。

这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为什么中国人不待见它？当年它在日本究竟有多“火”，对日本明治维新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是“中国制造”，却“墙里开花墙外香”地帮了日本，这样的情况是孤例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回顾历史、思考未来……

这书就是《海国图志》。

150多年前的大清朝，虽然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可是举国上下仍然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愿醒来。对世界，更是缺乏基本的认识。

简单举个几个例子：当时连很多朝廷大官都觉得外国人的腿是直的，没有膝盖，不能弯曲，所以他们见了中国官员不会下跪；外国人整天吃牛羊肉，如果不喝中国的茶叶，就会排不出大便，腹胀而死；现在小学生都知道的“五大洲、四大洋”的基本地理常识，在当时知道的中国人也是寥寥无几，更多人还是相信中国传统书籍中“天圆地方”、“九州八荒”的说法。

《海国图志》正是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问世的。作者魏源，出生在湖南邵阳，不过成年后主要在江苏生活。26岁那年，他举家迁居江苏扬州；38岁时，他在南京清凉山下的乌龙潭边买下一块地皮，盖了三间房子，取名“小卷阿”，用于居住兼讲学。在南京居住期间，魏源与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相识相知。

▲位于广州中山大学内的魏源雕像（哲之 摄）   

魏源为什么会编写《海国图志》？据说，正是受了好友林则徐的托付。

1841年夏天，林则徐被朝廷作为鸦片战争失败的“替罪羊”罢官发配边疆，途经江苏镇江时与魏源见面告别。林则徐早在战争前就和外国人打过交道，那时他就打算编一本关于外国的书，还搜集了不少资料。没想到书还没编成就落得如此境地。

这次和魏源见面，林则徐也许感觉自己时日无多，再也回不来了，颇有些三国里刘备对诸葛亮“托孤”的意味，把自己之前搜集的资料和尚未完成的书稿《四洲志》交给魏源，拜托他完成自己的心愿，编一本书以唤醒国人，挽救国家于危亡之际。

▲林则徐（图/图虫创意）   

魏源此后就在南京家中闭门编书。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以林则徐提供的《四洲志》书稿为蓝本，又参考历代史志、华人海外见闻、外国著作等资料于1842年编辑成书50卷本的《海国图志》。1847-1848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60卷本，到1852年又扩充为百卷本。最终，全书达500卷之多。

《海国图志》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呢？其实，从书名就能猜出个大概。所谓“海国”，就是“海外之国”的意思，这部书是写外国的。而“图志”则代表此书采用了插图和文字相结合的编辑方式。“图”，主要是指地图。据统计，书中共有各种地图近80幅，包括东西半球地图、四大洲各国地图和中国邻近国家的沿革图。“志”是正文，记载了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各国包括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

放到现在来看，《海国图志》也许只有中学史地课本的水准，让人感觉平平无奇。但在当时，这部书无疑是“出格”的，因为它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夷夏观”，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各国情况的著作，并且首次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议题。魏源被称作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部书。

《海国图志》为何在中国只刊印千余册就消失？

魏源，对于自己的这部著作，似乎颇为得意。他在书的的序言里自问自答地向世人宣告：这部书正是为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的。

然而，《海国图志》却没有得到当时的朝廷和知识阶层的重视。据说，在中国仅仅刊印了千余册就销声匿迹了。魏源后来也于万念俱灰之中遁入空门。他写诗描述自己的心境：“扫地焚香坐，心与灰俱冷”。

▲《海国图志》原本（图/图虫创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种说法认为：《海国图志》一书除了介绍了欧美各国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等历史地理信息，还介绍了这些国家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魏源似乎对此还很欣赏。如，他在《海国图志后序》中就说：“以变古今官家之局，人心翕然，选官举能，可谓不公乎，可谓不周乎？”显然，在魏源看来，欧美的选举制度就像中国古代的周朝那样“公平”。

这在当时帝王专制的大清朝犯了大忌，在政治上属于“大逆不道”的行为。此外，这部书的内容也和当时仍然尊崇八股、孔孟的学术主流不符，因此为朝廷和士大夫阶层所“不容”。用魏源好友姚莹的话说，这是“犯（了）诸公之忌”。

不过，也有一种说法却认为：《海国图志》虽然为朝廷和士大夫阶层所“不喜”，但是之所以不流行、不畅销其实是因为其书本身的水平、质量不行，甚至有粗制滥造、大量抄袭的嫌疑。

比如，有人认为：魏源1841年开始编书，1842年就出了50卷本的《海国图志》，前后仅仅历时一年时间。而且，这一年中，他还写了另一部书《圣武记》。这是一部记述自清朝建立至道光年间军事历史的专题性史书，也有14卷之多。魏源就算再有才华，一年之内也不可能出两部高水平的大部头的著作——很多书中的内容都是他“抄”来的。

在清代，也有一些学者，对《海国图志》提出批评：他们认为魏源太“土”，根本不懂“洋务”，仍然是按照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来看待世界问题。

比如，洋务派学者冯桂芬就批评魏源一贯以先秦时期的“纵横家”自居，导致他的外交思想仍然停留在古代。而且魏源不懂外语，只能照搬别人的资料，根本谈不上“创作”。如果按照魏源的想法和洋人打交道，只会失败。

被称为“浙东三杰”之一的维新思想家宋恕也批评《海国图志》，他说：“近人撰外史，如《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四裔年表》等书，题名皆陋。将以尊内，适使外人笑我学者为井蛙，反辱国矣。”

1862年5月29日，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官方曾派出一批人乘坐一艘名叫“千岁丸”的帆船，前往中国的上海，刺探情报——由于中日两国均实行海禁政策，日本官方的船只已经有两个多世纪没有去过中国了。

船上有一位年轻人，叫高杉晋作，后来他组建了日本第一支新式军队“奇兵队”，成为明治维新运动中的军事领袖之一。据说，他当时到了中国之后特别去市场上查看《海国图志》的销售情况，结果发现这本书根本没有人卖。于是他在日记中写到：“他们国家的志士所写的《海国图志》等书已经绝版，只提倡固陋偏颇的说，因循守旧，苟且懒惰，虚度岁月……所以才落得如此衰败的境地。”

高杉晋作回到日本后，把日记编辑成一本书《游清五录》，在日本国内产生很大的影响。日本人得出一个结论：假如日本再不改革就会像清朝一样腐朽衰败。

▲高杉晋作（图/网络）   

问题来了。为什么高杉晋作要特别关注《海国图志》这部在中国只刊印了千余册的书呢？

原来，《海国图志》当时在日本已经成了一部家喻户晓的“名著”，有志青年几乎人手一册。书价也是先后涨了三倍，完美诠释了“洛阳纸贵”这个成语。

据历史记载，早在1851年，就有几本《海国图志》随中国商船流传到了日本，因为当时日本禁止基督教。而海国图志书中有关于基督教的内容，就被查禁了。不过这几本书并没有被销毁，而是被送到官方机构，供关心世界形势的幕府大臣们“内部传阅”。

情况在1853之后发生了转变。当年7月8日，发生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黑船事件”。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率领的四艘铁甲军舰叩开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黑船事件”后，日本被迫开放门户，日本人也有感于清朝鸦片战争的失败，不想重蹈覆辙，急于了解世界，而《海国图志》这部书正中日本人的下怀。于是《海国图志》由日本幕府高官间的“内部传阅”转为民间传看，也不再被官方禁止了，一下子成为畅销书。

▲黑船事件（图/网络）   

据统计，仅1854年至1856年三年间，在日本发行出版的《海国图志》就有21个版本之多。尽管如此，由于要买的人实在太多了，这部书在市场上还是供不应求，以至于价格在2年内涨了近三倍。

被中国人视为“大逆不道”或者“质量不高”的《海国图志》，在日本人看来却是一部“有用之书”，并誉之为“天下武夫（士）必读之书”。当时在日本不少地方的私塾里，《海国图志》都被老师选作为课本进行教学。如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吉田松阴就在他创办的“松下村塾”就以《海国图志》，特别是其中的《筹海篇》作为教材，教导他的学生们。这些学生中，有日后成为首相的伊藤博文，也有被称为“日本陆军之父”的山县有朋，他们都曾参与领导明治维新运动。

这本书在日本“火”到什么程度呢？有很多小故事。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日本都曾派出海军留学生在欧洲留学。据说，中国清朝的留学生发现日本的同学们在吃饭时都会认真翻开一本书看。仔细一打听，原来是日文版的《海国图志》。

日本倒幕维新运动的活动家、思想家坂本龙马，十多岁时在学习剑道时，为了和师兄抢着看一本《海国图志》，两人竟相约决斗；后来担任日本海军司令的东乡平八郞，年轻时曾经排队抢购一本《海国图志》，碰上大雨被淋成落汤鸡。

▲坂田龙马（图/网络）   

被称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日本人”的幕府末期著名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先后读过魏源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他在几年内反复研读《海国图志》，写了二十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对于作者魏源，他也是非常欣赏，他曾说：“我和魏源虽然生在不同的国家，互相不认识，但是我们的见解竟然是不谋而合，真是太奇妙了！魏源正可谓是我在海外的同志！”

中日学者认为《海国图志》对明治维新“有功”

梁启超曾经多次评价《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正面作用。他曾说：《海国图志》是“大清自己走宝，却益了日本”。

在《论中国学术界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到：“魏氏（魏源）又好言经世之术为《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其书在今日，不过束阁复瓿之价值。然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不龟手之药一也。”

▲梁启超（图/图虫创意）   

在这里，梁启超巧妙地用了一个出自《庄子》的典故来阐述他的观点。显然，在梁看来，《海国图志》就寓言中的“不龟手之药”一样，“制药”的中国人没有看出它的好，反而被日本人发现并且利用了它的最大价值。

钱锺书的父亲，曾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教授的学者钱基博也认为：“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无不得《海国图志》，读之而愤悱焉！攘臂而起，遂以成明治尊攘维新之大业，则源有以发其机也。”

日本历史学者大谷敏夫则评价《海国图志》是“幕末日本了解列强实力的必备文献，供作随手翻查之用”。他进而指出：“在幕末，这本书起到了决定日本前进方向指南针的作用。”

▲山东威海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内梁启超的话，如醍醐灌顶（哲之 摄）

日本京都学派著名代表人物、明治史权威井上清也在书中写到：“从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安井息轩、横井小楠、桥木佐内起，谈论外交、有志海外事务的人，都争读《海国图志》这本书。幕府末期人士又经由中国文献的媒介，最初获得关于国际法和立宪政治的知识。”

和《海国图志》类似的还有《万国公法》

井上清的话中，暗含了另一本和《海国图志》命运类似的书，那就是《万国公法》。

这是美国外交官惠顿于1836年出版的一部国际法著作。1861年，清政府成立总理衙门，在和外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没有依据，急需了解国际法，于是指派一位美国传教士将其译为中文，这就是《万国公法》。

▲《万国公法》（图/网络） 

不过这部法律著作却没有在中国得以推广。因为当时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还在坚持“万邦来朝”的天朝上国心态，推广《万国公法》就等于放弃了中国的“天朝”地位，甚至有人觉得，这部由美国人翻译的法律中有“陷井”。

不过，《万国公法》传入日本后却很受重视。当时日本懂英语的人非常少，不过大部分读书人都能看懂中文，于是他们很快就由中文版的《万国公法》翻译出日文版的。

这部法律著作对日本融入世界文明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867年，日本发生了一起背景复杂的海上交通事故，史称“伊吕叶丸事件”。这是日本第一起民间蒸汽船相撞的事故，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一时争论不休。

上文中曾提到的那位为了争读《海国图志》不惜与人决斗的坂本龙马，作为事故的一方的代理人，依靠一本《万国公法》，最终促使事故按照世界公认的准则得到了公平处理。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流传至今：“想要让世界认识日本，请从遵守这部法律开始！”

被称作“戊戌君子”的谭嗣同后来评价说，《万国公法》是一部“至仁至义”的书，然而（当时的）中国人连这样的书都不认同、不学习，无怪乎外国人说中国“不虚心、不自反、不自愧、不好学、不耻不若人”。

▲谭嗣同故居（图/图虫创意） 

笔者以为：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成功，以至于随后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并不只是因为几本《海国图志》、《万国公法》这样的书。但不可否认，大量的日本人通过“中国制造”的《海国图志》、《万国公法》认识了西方、了解了世界，进而决心脱离逆潮流的幕府统治，而加入了顺应潮流的维新阵营。

可惜，日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并不彻底。他们以“和魂西体”的心态，急于求成，学习的过程中抛弃了那些自认为没用的东西，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及世界各国造成了深重的伤害。当然，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