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崔健在公众形象中的绝妙隐喻：人们都知道崔健，但从未清晰知道崔健是谁。

隐藏在各类标签背后的崔健，愤怒、拧巴、不合时宜，似乎永远与当下的时代隔了一层。

或许难懂的不是崔健，更多时候，是我们没有清楚地知道“我是谁”。

01

父亲是乐手，母亲是舞蹈演员，崔健的幼年基本是在全托幼儿园度过，大部分时间，他像“孤儿”一样独自坐在幼儿园的长凳上发呆。

小脑袋里藏着的无数个为什么，没人告诉他是怎样，应该怎样，他只能独自探索。

好奇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衰减，不愿再问“我不明白”，不敢再让“不明白的我”展现出来。

尽管还是一张白纸，崔健却注定带着“我不明白”的勇气，书写下自己的答案。

那个时代，还不允许个人有自己的答案。譬如崔健，长大后几乎必定要去乡下当知青。

那时全国兴起了学乐器的风潮，因为这样以后可能进入文艺团体，名正言顺地留在城里，逃避上山下乡的命运。

14岁的崔健在父亲的安排下拿起了乐器。

第一个接触的乐器，是父亲给他的手风琴。未料，崔健把手风琴朝父亲鼻子底下一扔，丢下一句：我不喜欢那玩意，没劲。

无奈，父亲又借来一支双簧管，结果没几天，崔健又把它扔回给父亲：这玩意儿，也没劲。

最后父亲拿出了自己的小号。几分钟后，崔健吹的脸红脖子粗，上气不接下气：真带劲，就它了。

能选择的路不多，但即使是一条“逃避”的路，崔健也不想逃得狼狈。

02

到了崔健中学毕业，上山下乡运动已偃旗息鼓，这让父亲哭笑不得。崔健却无所谓，他已有了方向。

1981年，崔健考进了北京歌舞团，宏大的主旋律中有了他嘹亮小号的一席之地。

当时，港台和欧美流行音乐逐渐进入大陆，宏大的主旋律外，一个个鲜活又个性的声音挠动着他。

于是崔健白天在团里吹小号，晚上就自己练吉他、练歌。

1983年，团里去邯郸演出。条件有限，崔健等无名之辈只能住在剧场。一个晚上，演出之后无事，崔健抱起了一把吉他，简单弹了几个和弦，在大家猝不及防中唱起了歌。

那苍凉凝重的歌声一下子把人震住了。良久，听众中一个姑娘竟哭出声来。

1985年底，崔健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摇滚作品，1986年初，孔雀杯全国民歌、通俗歌曲大奖赛在北京举办，崔健带着自己的摇滚前去参赛。

毫不意外，第一轮就被刷了下来。不过也并不是一无所获。

数月后，一场以纪念“国际和平年”的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上，王昆破例点头同意名不见经传的崔健登台演出。

崔健上台后，台下猛的安静了下来，然后一阵骚动。

“这小子他妈的是谁？痞里痞气的，是来唱歌的么？”

强作镇定了一下，崔健扯开嗓子唱出了一句歌词：

台下又一阵静默，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与吼叫声。

为什么这首歌激起了那么大的共鸣？

因为《一无所有》第一次提出了‘我’这个概念。在这之前，中国的歌曲里只有‘我们’，即使有‘我’，也是‘我爱北京天安门’这类。

音乐制作人梁和平说，崔健唱出了“我”，人们也认识了崔健，中国摇滚的生日，就定格在这一天。

03

1989年2月份，崔健第一盒真正意义上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终于录制完毕。这盒磁带的编辑郑晓题和华宝龙长出了一口气：“总算折腾完了。”

屈指一算，这盒磁带竟然录制快1年了，速度慢得“骇人听闻”。

按常理，一盒录音带一般一到两周就能录完，快得甚至两三天就搞定，崔健却拖了那么长时间。有时候录完明明感觉很好，回家一听觉得不好，第二天又要重新录。

在录音棚里多呆一天，就要多付一天钱，投资方威胁崔健中止合作。执拗如崔健，只有一个理由：我不满意。

而录制完毕后，崔健看到投资方设计的封面，连连摇头：“必须重新设计印制。”

这一句话，就是10万元钱。辛亏后来有香港公司追加投资，这盘盒带最终没有因封面问题，被崔健锁进抽屉。

“男人最光彩的一面，在于他冒险之后的成功。”崔健说。崔健的冒险，确实成功了。

这盘当时售卖近10元的盒带，仅在四川省，就订出40万盘，还只是正版的数量。

一个人在一生中会做很多事，到头来自己满意的不会太多，往往是因为很多时候都在问别人是否满意，而不是问自己。

04

盒带的出版让崔健彻底红了，在那个缺少偶像的年代，他成为最耀眼的明星。但是崔健抗拒被偶像化、标签化。

“现在别人给我戴的头衔，不过是对过去我做的事的定论，我更愿意展示的，是我将要做的事，是对未来的设计和要完成的计划。 ”崔健说。 

由于崔健经常会在演出中，随意加进去一些“不正确”“煽动性强”的话语，没多久，启蒙中国摇滚的崔健，被封杀了。

尽管不断有专辑发行，小型演出也未曾断，但在缺少网络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崔健近乎绝缘大众。

05

直到进入新世纪，市场对崔健的封杀才渐渐松动。但是崔健却开始封杀市场。

2000年前后，崔健推掉的演出约占全年演出数量的四分之一。是因为电视台或演出商提供的灯光、音响设备总是不尽人意，呈现效果达不到崔健的要求。

既然不能呈现最好的自己，那就绝不凑合。

解冻之后的崔健，说不的时候越来越多，尤其是对商业代言。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头像出现在商品上。

崔健还会抱怨给自己安排的商业演出太多了，他情愿去拍一个注定不会卖座的电影《蓝色骨头》。

“你的坚持，可能会失去一些主流的机会……”有记者说。

“我不想要的机会就不是机会，我不想要的名利，也不是名利。”

06

2008年汶川地震后，北京摇滚音乐圈曾组织过一次赈灾义演。一位大牌歌手在看到演出次序表之后，提出自己要在崔健之后压轴演出，否则不参演。

崔健听了之后，什么话都没说，同意了。

不在乎物质，是不想丧失艺术上的主动性，不在乎名利，是不想丧失艺术上的想象力。

崔健曾在《死不回头》中宣告了“自己”的态度：

在这个平庸的时代，是跟着时代潮流走，还是自己走？

崔健给了我们一个选择：一无所有也要自己走，并且，死不回头。

崔健当年在北京歌舞团的一位同事说：

“我们一直表演的都是别人的作品，崔健却写了一辈子自己的歌；我们循规蹈矩等着退休，他大概会自由自在地过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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