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科技竞争趋于趋于长期化的今天，增进和扩大而不是削弱与跨国公司的合作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近一个时期以来，跨国公司在中国频陷舆论漩涡。先是山姆因为下架新疆产品遭遇网民群起抵制，接着是因特尔关于合规性的声明引起舆论沸腾，新近的例子是重庆的星巴克门事件。在这些风波中，都是先由网民爆料然后通过自媒体传播迅速冲上热搜，官媒随之跟进拔高定性，形成新一轮讨伐。上述案例中，星巴克和英特尔用道歉息事宁人，山姆则选择扛揍模式熬过一关。以上案例都以媒体的胜利告终，国内外都从这些案例中切实感受到中国网民和媒体的强大力量，网民和媒体从这些胜利中得到了流量和影响力提升的奖励，这种奖励极大刺激了网民和媒体对类似题材的兴趣。

       把跨国公司和外资企业与媒体的缠斗变成一个常态是令人忧虑的事态发展，如果听任这种情形持续下去，不光增加企业的管理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毒化营商环境，影响外资投资中国的信心，对国家的根本利益造成损害。

       先从就事论事的角度而言，星巴克门是星巴克成千上万门店中的某个店出现的偶发事件，没有必要定性为跨国公司的傲慢；山姆和英特尔则是出于合规性的顾虑做出的决定，它背后反应的是跨国公司在大国竞争背景下艰难的经营环境，这是需要经济管理部门研究形成指引的方面，不是简单指责能够解决的问题。

       如何对待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活动，有三个重要的考量点：

       第一，跨国公司是实现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关键合作伙伴。从党的18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先后在国内外一些列重要会议上被提出和强调，并在2018年被写进宪法。可见这个目标在国家战略中是被置于高度优先考虑的层级。之所以如此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制造国和货物进出口国，石油天然气的进口量跃居世界第一，铁矿石进口高达全球出口总量的50%，中国利益的触角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中国能否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建设新的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和维护者，关系到国家未来数十年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跨国企业是国际经济秩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举足轻重的玩家，中国国内经济治理的行为模式也会自然映射到国际经济活动中，同跨国公司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对于中国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是不可替代的合作伙伴。

       第二，跨国公司是中国创新生态的重要元素。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供应链、产业链是全球商业体系的基础架构，也是知识和技术转移最为重要的网络。过去40年，中国产业技术能以超常的速度发展，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政策使中国能够比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日韩）更包容的心态拥抱了跨国企业的商业网络，中国公司通过融入国际供应链快速学习到了管理、应用、研发技术的各种知识，实现了企业技术创新的跨越式发展。珠三角技术公司在缺少科研资源支撑的条件下反而获得了国内领先的技术发展，很大程度是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参与国际协同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事实：跨国公司是中国科技创新大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与跨国公司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实现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目标的需要。在中美科技战争趋于趋于长期化的今天，增进和扩大而不是削弱与跨国公司的合作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跨国公司与中国是在WTO规则下实现合作双赢的典范，跨国公司不必为在中国市场获得巨大利益而需要对中国感恩戴德，我们也无需拿吃肉砸锅说事。

       第三，在地缘政治冲突中，跨国公司的利益与西方政府之间存在差异。国内舆论场有个简单的逻辑：西方打压中国公司，跨国公司应该成为以牙还牙的对象。这是个愚蠢的想法，在计算跨国公司在中国存在的国家收益时，中美有不同的“会计准则”：美国人的优先考虑是，绝不能让中国成为老大，这会极大的削弱山姆大叔的美元石油霸权，美国通过美元石油霸权在全世界薅羊毛获得的利益比起跨国公司发展的利益而言要重要得多，因此跨国公司的利益在某些时候可以被牺牲。美国人的脱钩政策完全是地缘政治举措，是七伤拳打法。中国考量的优先目标应该是更深更广的参与到国际供应链、产业链中，这是支撑中国未来数十年发展的重要保障。

       基于上述理由，即便在地缘政治冲突日益扩大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把跨国公司作为伙伴和朋友，并且有必要把“为跨国公司提供友好的营商环境”变成一项公开宣示的长期国策。

       媒体参与经济社会治理不能从监督者变成主导者。过去几年，部分媒体参与经济社会治理的角色出现了偏离，数字化引发的病毒式传播方式导致媒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力，过度介入经济社会事务中表现出的巨大破坏力需要引起管理层的关注。甚至一些部门的媒体也经常高调参与议论经济事务，这会导致经济管理部门的公务员动作变形，影响一些专业问题在理性的基础上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