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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璈（1889年至1979年），中国现代著名银行家、经济学家。字公权，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

原题：《张嘉璈：螺旋中的货币和人生》

2018-12-20 16:32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赵柏田|监制:尹文胜|编辑:应晓燕

近代中国，曾经遭遇了无数次惨痛的大失败。而从失败的余烬中转身向我们说出历史教训的经济和文化的英雄，却又是何等的少。张嘉璈或许是做这样“失败”总结的人物之一。这位曾经执民国金融界牛耳多年的昔日风云人物，中信出版社今年推出他的经典著作《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一个从亲历者角度对国民党执政后期恶性通货膨胀所做的精准解读，或许可以做历史之鉴。

1905年赴日入东京庆应大学进修财政学。回国后，任邮传部路政司司员、北京参议院秘书长等职。1914年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1916年任总行副总裁。1923年任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1928年任中国银行总经理。1931年，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

1935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顾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银行理事会常务理事及监事会监事。同年辞去中国银行总经理，任铁道部部长。1938年任改组后的交通部部长，领导完成新建铁路达1000英里。1943年辞职赴美考察。1944年与陈光甫等筹建中国投资公司，任董事。抗战胜利后，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银行总裁、中央信托局理事长等职。1948年5月辞职。1949年5月移居澳大利亚。1953年赴美。著有《中国铁道建设》、《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等。

壹

今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张嘉璈《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曾于1958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出版。我在写作《枪炮与货币：民国金融家沉浮录》时，此书和《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姚崧龄编著，传记文学丛刊之六十五）、张嘉璈自撰的《中国铁路建设》、《东北接收工作日记》等，都是书写这个民国金融缔造者生平的重要征引资料。此书曾在1986年由文史资料出版社出过杨志信摘译的一个简体中文选本《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署名是张嘉璈的字：张公权。

近两年时间，出入浩如烟海的民国金融财政史料，与张嘉璈、陈光甫、贝祖诒、宋汉章、吴鼎昌、李铭、钱新之、徐新六、周作民、唐寿民、徐新六、资耀华等置身金钱政治旋涡的南北金融界精英日相过从，我看到了一本大书的轮廓，也看到了它隐形的边界。

我知道，我写下的，是资本与权力对立、依存、冲突、纠缠中，此志未遂的一代人的故事。1916、1927、1934、1937、1945、1949年，急管繁弦后，人间暗换，一个新时代拉开了序幕：战争、崩溃和最后的解放。今夏，改毕五十万言的书稿，一曲吟罢头飞白，归看已非少年身。民国的尘埃进入了我，湮灭我的呼吸与睡眠的，还有历史惊人的重叠。

这大时代里的一群人，降生在传统中国向着现代中国转型的历史关隘，在商言商，他们之所谋，皆在实现商业的现代化。而时代之命运却屡屡让他们沦为赌场上随意丢掷的筹码。他们各有担当，也有牺牲，成败得失，功罪千秋，他们的所思、所谋、所为，影响了后世中国，亦是时代留与充斥着贸易战与货币战硝烟的今天的遗产。这也是我从政商关系着手书写这部民国版“金钱传”的最初动机。

贰

张嘉璈曾入东京庆应大学学财政学，导师是著名的堀江归一博士。其人身上，除了财政官员的精干，更有着一个学者的好学敏思。他是一个很早就看出了时代的潮流急遽转向的人，知道大势运焉，谁也无法改变，是以，他几乎没有经历过陈光甫等同侪银行家的彷徨无依。早在1948年岁末，平津将失、徐州不保之际，他已决定觅地海外度过余生。他先是计划去澳大利亚。澳洲国立大学校长柯朴兰是个经济学者。他在给柯朴兰的信中，希望柯朴兰能够收留他，在大学做些研究工作，他说已经拟定了两个研究方向，一为中国通货膨胀，一为中苏东北交涉，后半辈子将以写作谋生了。回头来说张嘉璈的这部书。作为执民国金融界牛耳多年的前中国银行总裁、中央银行总裁（战时五年充任铁道部长和交通部长），张嘉璈这部书自非泛泛记述，而是一个亲历者对国民党执政后期恶性通货膨胀的精准解读，亦是一部抗战和社会动荡时期的货币史、财政史和普罗大众的社会生活史。书中关于政府治理、币制改革、新式银行业的发展、财政弊端等问题的讲述，甫一问世，即被西方学界视为了解中国经济体发展状况的重要借鉴。

李宗仁还想挽留他一次，1949年3月19日上午，把他请去南京，说美援继续尚有希望，目下财政已临最后难关，挺过去必见起色，希望他出任财政部长。李宗仁还搬来翁文灏当说客。张嘉璈只是一口咬定，早已决定今后从事研究工作，对于政治，“既无兴趣，亦无勇气”。下午，又移地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继续前谈。翁文灏让陈光甫帮着一起劝。谈了两个多小时，张嘉璈仍坚持前意，李宗仁不得不放他去了机场。

张嘉璈偕夫人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为写作而准备的几大箱书籍无法随身携带，打包托民生轮船公司代运。这批书半年后才回到他身边。

自大陆撤退到港者越来越多，每天到访者络绎不绝，颇不能安静写作。他想去澳洲，却苦于无川资，年初所办入境许可已届到期，他又让朋友帮忙展期半年。只想着待手上有了一笔钱，就可动身了。

在香港住了约一年半，路费终于有了着落。这笔钱是他积年未领的兼职理事、董事的薪金，虽加起来也就一万五千美元，他和夫人商量，节约着花，在国外支撑个一二年应无问题，于是离港赴澳。

在悉尼，他终于找到了久觅未得的平静。他购入了一处小屋，首付几乎用尽了积蓄。自此他集中精力，专心写作，除了每月抽出几日去悉尼大学听讲或参加讨论，绝少应酬和见客。三年后，他去了美国。此时，《通货膨胀的曲折线——1939至1950年中国的经验》已完成初稿。在与杨联陞（时任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和何廉的交谈中，流露出他对此书期望甚高。

回头检视前半生，由财界而入政界，由银行家而部长，如一条充满悬念的通货膨胀螺旋线，跌宕起伏，大起大落，到后半生，他终于找到了属于学者的一份宁静。他乐于拥有这份宁静。即便再清苦，他仍以拥有这份大河奔涌到了入海口时的宁静而觉得堪慰平生。

和他一起历尽艰难迎来这份宁静的，还有二哥张君劢。君劢自离开大陆后，先去印度，再辗转来美。张嘉璈刚到澳洲，准备埋头读书从事研究时，君劢大不以为然，劝他“不要完全消极读书”。可是在张嘉璈看来，二哥虽终生热心政治，然与实际政治接触较少，一些见解，听起来头头是道，终觉太过“凌空”，与中国实情不合。来美后，君劢性情大变，热望转淡，兄弟俩的许多见解已渐趋一致。回想半个多世纪前，兄弟俩在上海广方言馆开始同学，几十年分分合合，乱离之后，又在海外同过读书生活，张嘉璈把这看作上天对他们兄弟俩的格外垂青。

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哈契博士告诉他，《通货膨胀的曲折线》一书拟接受出版，中心还愿意预付一笔销售版税。张嘉璈的第一反应是，终于可以略有收入了，“对于个人生活费用，不无小补”。

叁

作为建立中国近代金融组织基础的重要人物，尤其是战后与恶性通货膨胀缠斗多年的一个败北者，张嘉璈在这本书中论述了通货膨胀这个“尾大不掉的怪物”的产生原因和历史背景，并提出了经济落后国家的应对策略和经验教训，警告他们勿再重蹈中国国民政府的覆辙。美国大学的学术著作出版有一套严格程序，再加张嘉璈又对书稿作了详细审订，《通货膨胀的曲折线》正式出版已经到了1958年6月。此书虽只薄薄十五万字，却耗费了他多年心血，内附的九十五种数字表格，七十余名财经实业各界领袖人物名录，更凝聚着他妻子的辛劳。得到出版社函告，他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屈计此书属草于数年之前，费时两载，始告脱稿。嗣经修改与校正，又费时一年。此一年中，每晚均工作至深夜。内子碧霞帮我核算数字，编制表格，辛苦万分。今日有此结果，正如婴儿呱呱坠地，长幼咸吉，衷心顿觉轻快，好似放下一块巨石。”

他在自序中说，脱缰奔放的通货膨胀，从慢慢坐大到再也无法驯伏，最终造成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整个崩盘，证明原有的一切政策和管制显然犯了严重错误，对刚刚过去的一幕悲剧，他不想谴责，也不想辩护，只希望有人引以为前车之鉴，亦备后世史家“探索与考鉴”。诚然，事后思之，国民政府所统治的中国，其经济崩溃不能完全归咎于经济的原因，但他认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总结兴亡得失也只能从经济着眼。造成通货膨胀，归根结蒂是“综合需求”超过了“综合供应”，而昔日中国的领袖们对于需求与供应两者的逻辑关系似乎一直没有注意过，更遑论去加以把握，实堪痛心。因此在这本书的首篇，他即着重“追循综合需要如何超过综合供应的发展过程”，“现代经济分析，恒注意于各种供求的‘变数’，故在中国研究各种供求的行为，正可明瞭政府政策何以导致一切无可避免的后果，而事前竟然未加勘测。”

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些研究员认为，此书足以反映作者个人所具富有价值的优越经验，特别在研究中国财政管理和战前、战后及战争期间的通货膨胀问题上，此书具有其他著作无法比拟的真实贡献。书出版后，引起了各国经济学者的广泛关注，《亚洲研究杂志》称：“此书对于一般经济学者及研究近代中国的学人，其题旨显具诱惑力，自系一空前而且重要的著作”。《华尔街日报》发表书评称，张氏所撰之书，应该让立法和行政人员各人手一册，还应让每个大学生都去阅读，“凡是对于所持美国购买力越来越低发生兴趣的美国人，此书有不少可供咀嚼的粮食”。

这一年，张嘉璈70岁。此后他还应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之约，完成了《中国现代财政金融简史及有关人物》的写作，系该所主持的口述史的一种（该稿未经刊印，现藏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图书馆）。在这份手稿中，他提到了于他一生事业有莫大干系的八个财政界人物：梁士诒、叶恭绰、曹汝霖、廖仲恺、梁启超、熊汝霖、孔祥熙、宋子文，而对于中国近代金融组织作出重要贡献的银行家，他则列举了四人，两个是终生知己，陈光甫和李铭，另两人是周作民和吴鼎昌。

陈光甫从香港来信，请他代为作传。一个时代即将落幕，雁过留声，人过留痕，对于有着强烈历史感的这群人来说，一生沉浮，最后能托之终生的也惟有文字了。对老友所请，张嘉璈答：当勉力从事，惟请不可限以时日。

1969年初春，二哥君劢去世。“回想多年手足，相依为命，今一旦分手，人天两隔，不觉泪涔涔流，欲哭无声。”他有一联挽之：追惟素节，生平澹泊于名利，劬学求闻明真理，持志在匡济兴邦，终不挠一贯初衷，穷且益坚，老而弥笃；相契白头，兄弟切磋亦师亦友，爱国夙同抱热忱，著书晚共羁异域，恨未能重光故宇，邈矣永别，恸也何涯。

时间好像遗忘了这个老人，也似乎是对他格外的开恩。继他兄弟死后，以后的十来年里，他的朋友一个接一个死了，甚至他的敌人也没一个存活于世了，他还孤独地活着。

他的终生挚友陈光甫于1976年7月1日在台北去世。在这之前十年，他们共同的朋友李铭也已在香港去世。随着一代人的渐次谢去，半个多世纪的雄图与壮举，也随着时代沉沙而逐渐淹没了。张嘉璈为挚友作了一副挽联，联文曰：“论交六十年前，往复绸缪，以裕国厚民相期，得君伟业垂型，堪偿宿愿；闻凶数千里外，生死两隔，往异域殊乡为客，假我余年著述，以证心期。”

他不顾后辈们的反对，以88岁的衰老病体，飞到台北，亲至阳明山陈光甫墓前祭奠。

读书，回忆，写作，会友，他做着这一些，就好像在一间渐渐暗下来的屋子里做着人生谢幕的准备。1979年秋天，死亡终于眷顾到了他。那时离他的91岁生日，还有一月余。他死得平静而安然。

八弟张嘉铸，在美的几个妹妹张嘉玢（幼仪）、张嘉蕊都赶来送他。他惟一遗憾的是，不能回到故国家园，去做一次真正的告别。

肆

历史作家高阳曾说，他研究历史上人才的进退多寡，得出一个结论，人才之尽其用，有三个必要的条件，培养、容纳、识拔。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人才的养成，大致亦以三十年为一周期。中国历史上人才之盛，无过于秦汉之际、三国、清初与清末民初。秦汉之际的人才并出，得力于战国末期的诸子百家时代；三国人才的辈出，由于东汉士习之美；清初的人才，为明末东林所培养，大都出在江南，惜一部分牺牲于“国变”中，一部分成为遗逸，老死于岩壑，再一部分则反为满清所用。康熙初年能容纳、能识拔，是以造成了一百余年的盛世。“同光中兴”后，自辛已至宣统三年辛亥，又为三十年。此一时期所培植的人才，已不能为满清所用，立身不谨者，在洪宪称制中扮演了很吃重的角色，进退不苟者，则翼赞了肇造中华民国，内而统一、外而恢复了国家独立自主的神圣大业。

在高阳看来，生于光绪七年（1881）的陈光甫和光绪十五年的（1889）张嘉璈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到了“神圣大业”的创造中去。

近代中国，曾经遭遇了无数次惨痛的大失败。这块土地并不是传言中的“拒绝失败之地”，有的时候，它似乎是在一次次地欢迎失败，拥抱失败。而从失败的余烬中转身向我们说出历史教训的经济和文化的英雄，却又是何等的少。

当此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精神遭受新一轮重扼，博弈依然是进行时，这或许正是我们怀念张嘉璈和陈光甫们的一个理由。

民国初年的上海金融圈

进入20世纪第二个十年，银行家们如过江之鲫汇集上海，他们的遇合故事，创造着上海的财富神话。

张嘉璈日后回忆，他与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李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等人结成莫逆之交，当是在1915年前后。自那以后，他们做了一辈子的合伙人。

每年新正，上海金融界例有春宴，参加者有外国银行华人经理（买办），有各钱庄经理（档首），也有沪上各新开银行的正副经理。张嘉璈参加1915年金融界春宴时，因为是新进，触眼都是陌生面孔，颇感落寞，看到同席有一身材颀长的青年，也是落落寡合，一搭话，才知是新近从杭州来沪的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副经理李铭，两人竟夕交谈，颇觉投缘。

李铭是绍兴人，祖上三代经营钱庄，晚清时，宁绍商帮在上海滩钱庄业呼风唤雨，李家的生意一度做得很大。在李铭介绍下，张嘉璈还结识了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该行常务董事、第一大股东蒋抑卮。“浙兴”的前身是浙路银行，不久前刚把总行从杭州迁来上海。叶和蒋是浙江余杭同乡，蒋家资丰饶，生性通敏，虽未尝领受新式银行教育，却颇能迎接潮流。叶是光绪癸卯科进士，博览译书，富有欧美日本财经知识，曾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幕僚。据闻，叶还是个庋藏甚丰的藏书家，尤以一套从杭州抱经堂购入的顾祖禹手稿本《读史方舆纪要》为藏家推重。这套手稿本买到时已腐烂不堪，叶氏费时两年，付出了原书价三倍的钱，方整修如新。蒋、叶两君其时四十出头，在一班新进的银行家眼里已算是老人，但在张嘉璈看来，他们都是“融贯新旧、富有学识”之士。

3月，张嘉璈经人介绍结识了陈光甫。8月，与王正廷合作办着一家转运公司的浙江吴兴人钱永铭也加入了进来。再后来，是叶景葵的助手、有着“学者银行家”之称的兴业银行协理徐新六……这年底，张嘉璈按捺不住兴奋地说：“一年之中，得结识如许金融界新人物，私衷极感兴奋”。

6月，陈光甫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业，张嘉璈和李铭都竭力协助其成。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第二次增资时，张嘉璈征得宋汉章同意，由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设同业往来户头，“堆花”五万元，日久未动，以示支持。日后，两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友行关系。与此同时，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叶景葵的浙江兴业银行、李铭的浙江实业银行，这三家人称“南三行”的私人银行也保持着同进共退的默契步调。相同的志趣使得他们常聚一起，再加有每周一次的“星五午餐会”，用张嘉璈的说法，“无形中受新思潮之浸润，每遇同业共同问题，常能采取一致步骤，合作解决。”张嘉璈、陈光甫、李铭、钱永铭四人遂成为年轻一代江浙银行家中的翘楚。日后的上海银行公会，正是由“星五午餐会”这个带有沙龙性质的银行家午餐会发展而来。不久后，张嘉璈联手“南三行”的少帅们抗拒北洋政府的“停兑令”，让世人首次领略了这帮新锐上海银行家的风采。

——选自赵柏田《枪炮和货币》第四章《从反抗到驯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