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李东海荣获第五届“天山文艺奖”

近日，第五届“天山文艺奖”揭晓，李东海诗集《子夜的缪斯》荣获第五届天山文艺奖作品奖。

“一腔诗情难泯灭”，李东海的诗在诗歌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女子诗报》主编、诗人晓音说：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崇低时代……一个诗人为了与当下这种低俗保持距离”，诗歌是他们最好的行动宣言。李东海在谈到自己的诗歌创作时也曾说过，“一首好诗的孕育生产，就像孕育生产和养大一个让父母心满意足的孩子一样，这是需要付出极大的心血的，不论短诗还是长诗，都是如此。因为诗歌的写作需要用心真诚真意去努力的事业，而不是那个人的小小情趣能使然的。小小的情趣，可能能写一首小诗，而不会是好诗。”

用诗歌来改善生态环境，用诗歌来捕捉永恒命运。《子夜的缪斯》是一部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读本。

与诗人舒婷合影

与作家阿来合影

与诗人于坚合影

在子夜寻找缪斯的人

——简评第五届“天山文艺奖”获奖诗集李东海《子夜的缪斯》

撰文｜张春梅

一

    第一次见到诗人李东海，却并没有以为他是诗人。为什么这样说，我是不自觉受到有一定“历史传统”的形体风格论的影响。但凡是现代诗人，尤指当代，似乎无不有较为独特甚至诡异的外形和装扮，以此显出与俗世的不相同。这种想当然的想法在李东海诚恳地拿出诗集《子夜的缪斯》和诗评集《诗人的那张脸》的当时当刻，却将我先前的所有认识融成一个富有意味的瞬间，感动、诧异、尊敬、好奇……林林总总，纷至沓来。而后来见到越来越多的新疆诗人,我愈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深刻的事实：新疆文学从来没有放弃以自己朴实的努力和滚烫的激情书写文学的未来和自己的诗意人生。文学，透过诗歌，穿越散文，在抒情与叙事的浓情细语中，勾连起过去、现在、未来——你、我、他（她）的共同心灵历史。诗人李东海，就是这文学场里一个勤勤恳恳的跋涉者，几十年对诗歌的痴迷之心不改，他之存在的重要意义，也尽在于此。是的，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此番品读李东海的诗文，对我而言，也有这样的感慨和困惑。或许，这内里的底色和奥秘就在一个话语、一个意象，或一个行为所托出的的全部世界。

二

在新疆众多的诗人之中，李东海是有其独特性的。他不仅自己创作诗歌，而且关注诗歌的创作与发展，注重将诗歌创作与诗歌历史和理论探讨结合起来。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李东海在新疆当代多民族诗歌史中的地位和价值。同时，这也引领着李东海的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进而与一个个名垂青史的诗人们进行跨越时空的诗与思的对话。无论是《心灵的守望》，还是诗评集《诗人的那张脸》，“历史”，都是贯穿其中的关键词。而这，也彰显出一个地处西域一隅的心灵对诗歌的膜拜与崇敬，他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文学的当下性和意义。

李东海诗歌的独特性还表现在他总能以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为对象，升华出某种寓意深刻的、浸淫着诗人自己独特体验的意象。比如，在组诗《大中国系列》中，陶瓷、丝绸、铜、文人、筷子等等寻常物象，一旦流经诗人的心头，便被赋予了某种极具中国传统意味的文化内涵。这些意象不仅仅充当营造意境的介质，而且也是一个个本身便富有意蕴的意象。除去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文化，读者更能从单个物象、物象群的差异和联系、意境之间复杂的文化关联感受到强烈的多义性，进而使原本看来平淡的话语产生主客合一的张力结构。再如组诗《回望敦煌》，面对着敦煌、莫高窟，在诗人那一声声苦涩、无奈的追问里，在抒情主人公的一侧，我们能够看到中国西北诗人李东海心胸深处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沉的使命感。这原本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任何一个中国文人应有的人文关怀和基本品格，但在日益复杂纠葛的语境之中，这种品格却已日渐淹没在历史的边缘。这种背景下，李东海的呼号与呐喊更加显得弥足珍贵，也使其诗歌超越了单纯的诗歌域，而具有文化阐释的功能。

与以上特点相匹配，李东海的诗歌特别注重理性的思考，而不是沉迷于自身的感情小世界，只顾着诉说心中的隐曲和趣味。这一点使李东海的诗歌脱离了个人的藩篱，而能在观照世界的过程中呈现思考的沉重与人生况味。读他的诗，读者很容易产生一种感觉：似乎有一位旁观者，隐藏在世相背后，冷眼审视着滚滚历史的长河里发生的一切。这样的写作与我们惯见的“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诗歌不大相同，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文本中理性的力量过强而忽视了言词背后的情感。换句话说，这样的诗歌让读者很难将将自己的感情融入诗行，延迟了读者、文本、诗人之间共鸣的产生。这在组诗《西部牧民》、《回望敦煌》、《遥想楼兰》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诗人总是默默地呈现他所看到的、想到的、感受到的一切，至于情感上的倾向，似乎是读者的事，应该由读者自己去做出评价。这样的诗歌自然与注重灵动与生气的传统诗歌不同，却也多了一份厚重与沧桑。如果我们将这些诗歌与李东海的诗评集《诗人的那张脸》联系起来，我们一定会自然而然地发问，诗人具有怎样的创作系谱？李东海的文学积累不能不说深厚，他不仅关注中国诗歌，更将许多精力投向了西方文学与文化。可以悟见的是，他创作诗歌的理性倾向与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便有的理性传统有深度的精神联系。尽管组诗《新疆脸谱》、《时光的记忆》，蕴含着一股深深的柔情，淡淡的哀怨，诗人在这里追述了心灵深处的美好回忆。而组诗《穿越心灵的春风》则诉说着一种朦胧难言的情感，很有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味。然而就总体看，这些诗歌在抒情的背后，作为理性思考主体的“我”一时一刻都没有放弃引领的职能。这样的书写方式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诗人拜伦、雪莱。即便是浪漫主义作家，即便对主观抒情有强烈的诉求，却依然难掩言词背后主体的全情灌注和持续不断的思考。《诗人的那张脸》不仅写中国诗人，对诗歌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西方诗人也很关注，尤其对于现代派和后现代派诗歌投入了相当的注意。正是借鉴了西方的诗歌理论，作者对中国的诗人进行了相应的现代派、后现代派的划分。单从语境看，中与西自然有很大的差异，能否进行理论和创作的对应也自当别论。但从这样的一种思路来看，恰恰反映出中国当代诗歌的精神系谱——西方文化的培育。尽管在二十世纪末中国诗坛曾经掀起一股“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争端风潮，甚至至今依然延续，但正如很多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无论民间还是知识分子，其创作都是多元的，单纯或者有意从中分清哪个受过西方影响，哪个是纯正的汉语写作，是没有意义的。而对于李东海诗歌中的理性，当我们站在混血的西域，除去共同的中国新诗背景，恐怕感受到的更多是那来自偏远地区的诗人对于诗人和诗歌的敬意。他已经不是在写诗，而是为了爱诗而写，这在文学边缘化、谈及诗歌都有些羞涩的时代实属珍贵。

或许正是由于理性的基础功能，李东海的诗歌取材范围都特别广，而且大多具有宏大话语的气质。这些诗歌包罗社会万象、总览历史古今、囊括巨细无遗的人事；从古时到今朝、由中国到外国、自凡人至伟人，无所不包、无所不谈。从远古的先哲老子、大圣孔子开始，再到诗仙李白、书生吴敬梓，直至当代的诗人毛泽东、艾青……这一个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伟人”无不“臣服”于他的笔尖，从他的笔下缓缓流泻而出，形成了一条涌动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虽然写这些宏大题材的人很多，但李东海的诗歌注重在这些人物与事件上投射足量的精神内涵，而并非耽于歌咏。组诗《我们的先人》、《回望敦煌》，以及《画布上的风景》、《最后的贵族》，无一不是以历史上的重大人、事为描写对象。而诗人这些凝重的抒写，纵横千里，宛若一幅生动的融汇人类文明和世间百态的情景画。最为难得的是在这中间透露出来的那股浓浓的文化韵味，意蕴悠长，给人无限回味的余地。在“我们的先人”中，他不止对老子、孔子等先哲有所涉及，就连民族英雄林则徐也在这一序列，并且得到了公允的评价；在“历史的深处”，他从凿通西域的张骞写到远嫁的细君公主，从无名的僧人写到曾叱咤一时的军事家……在这些意象中，我们不难发现，李东海对于传统文化，是持着积极的弘扬态度的，并始终致力于发现传统文化中有益于人心的部分。这使其诗歌更像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社会史诗，与当代的语境在映照之中阐发出了弥足珍贵的精神价值。新疆文艺理论界的资深人士郑兴富在《浩然正气之歌——简论李东海的诗歌》中这样评价李东海：“他从人类历史文化的感知中，对顽强的生命精神的呈示和对生命苦难的认知，开始逐渐显示出自身的艺术生命。”或者，正是在对人类历史文化的感知中，李东海的诗歌才具有了从人本身出发的价值关怀，并因此获得存在的文化时空和社会意义。

李东海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这从前述诸种特性即可见一斑。而我们不得不作为重点提出一个文本中的事实——诗人对传统文化的复杂心理。显然，李东海精卫填海般不知疲倦地追求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选择我们民族中引以为傲的主题来书写他的诗歌。他试图在古典书籍和典故中，找寻我们即将失落或者已经失落的传统信仰，从而使现代诗获得深层次的文化底蕴。不可否认，这种文化底蕴可以使诗歌着色，变得厚重博大，并与现代人的精神状况寻求契合，但无论对诗歌还是对于传统，都是一份艰难。文学话语不无尴尬地参与其中，并努力从重重埋伏中挣脱出来以求表达自身。于是乎，心情与心境的复杂性便不可避免，我们渴望着先进力量的进入和渗透，但同时又渴望着心灵的回归和传统的回首。这样李东海写出了“西部之书”，他一方面歌颂着我们对于西部这块土地最真挚的热爱，另一方面又在“岁月的遗照”中慨叹。他在《永远的西部》里写道：

“西部在野/在茫茫的戈壁/悲壮地呼鸣/千年的砾石/在烈日下燃烧/万里的漠野/在朔风中独唱/若羌和龟兹/久久地相望/麦田和牧场/在河源上蔓延/就是楼兰美女三千年前的旧梦/都依然会在我们艰辛的旅程中/幸福地微笑”

这样深切介入的胸怀，在李东海的诗歌中几乎处处可见。他是以一个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身份去关注历史，审视生活，这既珍贵，也值得赞扬。只是这诗歌单薄的身子是否能承受厚重的文化寄托，宏大的主题能否在细致的开掘之间得到足够的空间，还需持久的思量和努力。

三

最后，我们来看看灌注理性的李东海的诗歌在语言上的显著特点。

李东海的诗歌以客观的描述和对话式的风格见长。许多诗歌宛如一对挚友在喁喁而谈，彼此之间温文尔雅。如组诗《美国小妖》、《小鸟飞过俄罗斯的天空》、《画布上的风景》等，诗人对国外的名人进行了一番直观的描写，抓住对象最为显著的特征为切入点，以此为他们的人生立传，从而表达了自身的思力所及之处。而组诗《缅怀先哲》、《诗人的美丽》《我们的先人》等，也是如此，诗人通过对一组组各具特色的人物、事件的细致描写，折射出他对社会、对人情世故的深刻体味。在这样的诗歌话语中，叙述的功能被放大，而诗歌的跳跃性和音乐性特点也被拉长，从而具有了史诗的味道。除去这些在主题上便具有宏壮气势的诗外，《子夜的缪斯》中还有一部分“新疆脸谱”，写得倒是更加亲切，而且常常有出人意料的妙想。在写给周涛的诗句中，作者抓住周涛其人在中国诗坛的地位和他的诗歌气质，用“鹰”“骏马”来为周涛画像：鹰，是西部的大鸟/鹰，是草原之王/鹰的双眼/在穿越着西部千年的风雨/鹰的铁喙/在凿穿着西部万里的沧桑/西部，在鹰的牧放中/雄壮而辽远。这样的联想与比附，是抓住了诗人周涛的特点和文学史上一新边塞诗风的重要地位的。再如对诗人贺海涛的描述，我去找你/你却没有手机/我们的联系/被移动和联通彻底地切断/我在石河子的街上只有瞎转/我问一个过路的女孩：“你知道诗人贺海涛在哪吗？”女孩说：“石河子现在已经不太认识诗人了！你问问市长或局长的我还知道。”/妈的，我就不信/在石河子找不到诗人贺海涛了！寥寥几句，便赋予贺海涛浓重的象征意义，不一定是这个诗人贺海涛“如何如何”，诗歌与政治文化语境以及日常话语的不对称却得到了形象的呈现。重要的是，诗人这些话是以富有生活趣味的方式说出，却由此获得了深刻，进而在整体上再次勾勒出属于诗人李东海的诗歌气质：追求深度。

或许正是因为李东海诗歌的理性基质，虽然他笔下的意象多种多样，但却是在词彩缤纷之中彰显出“意同象异”的东海诗世界。这种写作的专一性和稳定性，打通了诗歌与小说文体的穿梭通道：叙事。在我看来，诗人于理性之中，始终关注着日常生活的细致动态，贺海涛被写得如此生动，便是明证。因此我有了以下不成熟的想法，诗人李东海，很可能在史诗和小说的书写上有更大的成就。我，我们，期待着……

 (张春梅,新疆大学教授，致力于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