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陈崇正 李健:望着梅山,就找到了路标

访谈陈崇正 李健:望着梅山,就找到了路标

逝水流年文学社团 内地男星 2016-04-28 09:15:54 167
访谈
望着梅山,就找到了路标

受访人:李健
   访问人:陈崇正
本期图片作者:袁平
李健  梅山文化的忠实守望者
我作品中的梅山,并不具体指某一座山,如果你以为是一座山,找遍世界每个角落也是找不到的。

 
      李健,男,汉族,湖南新化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二级。作品散见于《上海文学》《钟山》《山花》《文学界》《广州文艺》《作品》等,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有风吹来》《三瓣嘴》《红肚鸟》《天上的鸭子》,散文集《我在你深处游走》。曾获郭澄清短篇小说奖、梁斌小说奖。 

 
       陈崇正,1983年生于广东潮州,曾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刊物发表作品;著有《半步村叙事》《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正解:从写作文到写作》等多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导师;现供职于《花城》杂志社。

 
 

陈崇正
李健兄,坐在你面前,我有一种感觉,这之前我预设的问题,仿佛都能得到印证,这样的感觉来源于你的气场(笑),我是说,你正在散发着梅山的气味,而我的本意,没打算拿你跟梅山做任何比较,因为兀然地拿一个人比一座山,这可能不太合适。
李健  
那你拿我当一条从梅山里逶迤而出的小路吧,你这么一说,我的脚板开始了回忆。

陈崇正
你小说里有很多写梅山的篇什,有太多关于梅山的书写,比如《冥屋》《幸福的花朵》等等,笔致绵密,亦真亦幻,耐人寻味,向世人展示了一种诡异的乡土奇风。乡土风俗文化对小说的这种渗透,我觉得“度”的把握非常重要,既要有,同时又不能太迷恋,最好做到《百年孤独》那样自然而然,其实对作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想了解,对你而言,梅山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人文生态和文学场域?
李健   
我作品中的梅山,并不具体指某一座山,如果你以为是一座山,找遍世界每个角落也是找不到的。那只是一个宽泛的地域概念,昔时包括邵阳、隆回、新化、涟源、安化、益阳等地。我是湖南新化人。新化地处梅山腹地,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照古书上记录是“山高林密多洞穴”,可是自我出生后,特别是长大后,去过很多地方,也看过一些类似的书籍,各方面综合得来的概念是,无论如何也与高耸挂不上钩,那些日渐发达的公路像触角一样,延伸到哪里,哪里的山就似乎变矮了,少了很多的险峻和沟壑。那里至今还流传巫术,迷信成风。

就我个人的创作来说,是梅山首先滋养了我,而我要以文学的形式对她进行反哺,这样说也许不够确切,在我看来,每个作家的脚下都要有一块属于他的石头,这块石头无疑就是生命和生命的疑问之肇始,梅山于我来说,正是这样一种存在,她生养了我这么一个人,我在生长的过程中,对她存了爱恨之心,我了解她的内幕和私情,长时间以来,我以一个知情者的身份,用文学的形式回馈她,这是我人生早年的选择。

陈崇正
有评论家说你是原生态写作,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在《霜天霜地》《白鼠》《约定坳蚂蚁》等小说中,你对动物书写特别到位,人和动物都十分鲜活,饱满,好像自然界生长出来的一棵植物。

比如《霜天霜地》里的赶种猪的华吉和秀姑几十年的情感纠结,秀姑明知老公顺林天生性无能,却听父母之命嫁他,生的儿子却是华吉的,华吉终生不娶就这么与秀姑厮守,他们一无所有,又好像什么都有,另人感叹回味。新化是你出生的地方,想来也是你思想启蒙的沃土,听说那里民风古朴,民性彪悍。每个作家,都至少有一个故乡,现实的故乡,常常也是精神的故乡,您说呢?
李健    
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在新化一个叫吉庆的地方完成的,我什么地方也没去过,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外婆家。外婆家位于新化县城和冷水江之间,两地都有铁路公路贯穿,冷水江那边多矿藏,经济活跃。

外婆家那地方人把我们这边叫吉庆山里,石陇属于吉庆,更是山里的山里。山里就是落后、闭塞的代名词。其实,在我眼里,外婆那地方照样有山有田地,连鸡犬叫声也是一样,没多大区别,也就相隔四五十里地,却叫我们山里。我就想是不是因为他们先看到火车汽车,而我们那里什么也不产,就产花生和红薯,这就是他们叫山里的理由吧。

小时候,我特别爱讲小话,就像麻雀开荤似的。老师常常家访,以此向我父亲告状,每回少不了挨一次打骂,搞得我非常烦恼。老师,一见到他们,就渐渐让我产生恶劣的抵触情绪。可能是那时候我把想说的话都透支了,统统说完了。现在和朋友们在一起,倾听的多,说的少。以至朋友们讲我惜言如金。后来,发展成逃学。我不想到学校去了,就邀约几个童年好友去那条干枯的小溪捉螃蟹。螃蟹蠢笨,太好捉了。搬开一块石头,螃蟹就藏在下面,它想跑也无处可逃。

有一回,正兴头上,朋友把一块石头撬起来,我伸手去石穴里掏螃蟹,没想我捞到螃蟹,手还没来得及退出来,朋友就松手将石头放下,结果把我的食指砸穿,血流满地,回家不敢跟父母说,只好自己到山上弄点草药敷了。至今,我的食指还残留着这些童年记印。

你说的神秘感,我是后来才有觉察的,这应该理解为,梅山比照外界,梅山有梅山的特性,生存特性衍生的文化特性,原因十分复杂。从梅山之外的角度看梅山,梅山是有些神秘,梅山的神秘不是我制造的,我和我的作品,仅仅是梅山的旁证。

    摄影: 袁平




陈崇正
你说话口音挺重的。你在长沙这种大都市生活,还执拗乡音,这中间有你的刻意吗?梅山味儿是不是很滋养你?语言是作家的第一现实,你认为作家所属的口语和他书写的文字是一种什么关系,创作的时候,你是如何在口语和书面语之间平衡辗转的?

李健    
新化土著人,古就不通王化,说话发音和北方语系本就相左。与人交流,我的塑料普通话常成为朋友们取乐的资本。他们甚至夸大其词说郁达夫是“油豆腐”,玫瑰是“麻蝈”。

嘿嘿,有时自己想起也好笑。我们一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位姓刘的男老师。刘老师很年轻,长条脸,是从三角塘交流过来的民办教师。第一堂课,我记得他教的是“上中下,人口手。”他说他的拼音学得不是很到位,先将就着,就如草鞋边打边像。偶尔遇到一些生僻字,他教我们说不要紧,那就读一边,一般八九不离十。

我曾经在老家做过几年的乡村医生,走村窜户,方围十数里地域,除了给他们看病出诊,还喜欢听他们讲梅山的趣闻轶事,往往听得兴味盎然。零零碎碎,听到和见到了不少和梅山有关的一些事物,但随着知道的多了,反而对梅山更模糊了,生了许多神秘的臆想。也可以说,那里的一切根深蒂固影响了我。

比方说语言,现在外面交流,国内是普通话,当然,出国或是与外国人交往就是英语了。而我,从梅山走出来这么久了,却一直乡音难改,也由此而招至了很多的非议。有时候,在流利的普通话和英语面前,我非常自卑;有时候,我却又为骨髓里的那些梅山人事暗自高兴,仿佛拥有了无限的宝藏。

陈崇正
那么个性呢?文风呢?一个作家性格的形成,文风的形成,都跟阅历和阅读有莫大的关系,我想问问,哪些人哪些书对你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你怎么看那些文学巨人?
李健   
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作家,我都喜欢,这一点上,我差不多就是个泛爱主义者(笑),毕竟他们存在,就必须有存在的理由。

至于对我的写作,我想影响最大的一定是我的外婆。外婆姓扶,瑶族,是梅山土著人氏。我父亲在外婆所在的公社当书记,我就生在外婆家。那时候,外婆七十多了,病躺在床上几年,没出过那低矮的土围墙了。当时我两三岁,外婆对我厚爱有加,一到太阳落地的时候,屋里发黑,却看不到父母回来,我就有些害怕,外婆的床头总备得一些紫葡萄,自己晾干的,用一个玻璃药瓶装着,她就吝啬地取出几颗,逗我,说不哭就给我吃。外婆头发全白,满脸皱纹,牙也只剩门牙,那病容是足够让人生怵的,相反,我却以为外婆很亲切,我爬到她床头,竟当真不哭了,紫葡萄那个甜呀,的确刻骨铭心。

至少,外婆是第一个抚慰我寂寞和孤独的人。所以,外婆以慈祥的姿态永存在我心里。尽管不久就不见了外婆,我想外婆是上天去了,还会回来的,我常常坐在那个土围墙的亭子里不断远眺。我并不排斥巨人,巨人也是肉身,我是一边仰望,一边和身上沾着泥土的人玩耍,因为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才觉得自在。




陈崇正
非常慈祥的一位老人,我们可能一辈子都离不开这些回忆。相信这些回忆会渐渐熔铸于你的写作,写作是一个熔铸的过程,这个过程十分神秘。你笔下也描写过很多老人,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汪四千的爷爷,还有吴婆(这个名字刚好跟巫婆近音),还有马大爷和伍麻子……刻画这些中老年人,你写起来是那么的娴熟,那么的得心应手,这是你对记忆的生发吗?
李健    
在我家的族谱里,有着记录,我老家的那个村子叫石猪槽街。说是街,与城市的街,不是一个概念,没有一点街道的样子,寥落的几处房子,零乱不堪。估计取名的时候,还没通公路。但山上的人是把我们那当街的,他们买盐买日常生活用品是离不开石猪槽街的,他们有事没事喜欢到街上找个凉快或是温暖的去处坐坐,聊聊。

我那家族是几百年前从江西过来的移民,如今成了旺族。那些本地土著叫我们江西老表,这说法流传至今。经过时间的长期打磨,我们已经同化,觅不见与他们不同的地方。我老祖父生有六个儿子,也就是我有六个爷爷。有几个我没见过,包括我自己的爷爷,他排行老三,我听说他有一身蛮力,与人用竹杠抬一头三百来斤的肥猪上锡矿山,一天时间不用歇肩。至于他的模样,我只能源着我父亲往上想象。

我更喜欢的是我四爷爷。四爷爷人生得高大,是个三瓣嘴,说话有丁点不关风,可他捞鱼摸虾却是一把好手。他只要带着鱼篓钩竿一出门,必是满篓的收获,泥鳅、黄蟮、虾米,你想要什么,他就可以给你弄什么,必不会让你失望。他更喜好捉团鱼,他常常拿着钩竿,专找那深塘洞穴,溪河,无论水有多深,他准能寻觅到团鱼出没的路数,十有九成。听大人们说,他是练过梅山的。练梅山的人,只要心生咒念,就会有神助你把要猎的东西,驱赶到你面前,让你去捉死的一样。自此,我对四爷爷的生活多了许多神秘向往,心存敬畏。

陈崇正
读你的小说,以为你是一个80后(笑),可能跟对歌手李健的印象有关,后来才知道是69年的,按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出生在这样的年份,可以叫做“泛70后”,我也感觉将你放在70后作家中,也许比较恰当。你的小说在精神气质上,可能与徐则臣、盛可以、路内等70后作家比较相近,而与60后的余华、苏童、格非不同。

李健   
兄弟,文学创作是个很个体的事情,作家因为生活经历学养的不同,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感觉和认知。即便是同年代出生的人世界观也会迥异,所以,我不喜欢把作家归到哪一类,我认为70后、80后之类的说法有失偏颇。文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照我们新化的话说叫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其实,作家的成就是他的个人体验催生的,我的意思是,在同样一个环境里长大的人,就算他们的经历仿佛,个人体验也许十万八千里。





陈崇正
在70后的文学版图中,徐则臣关注北京边缘人物,盛可以的作品中有城乡变迁的大主题和民工的小生活,路内和阿乙的文字中悬疑等俗文学的因子比较多,但其实关注的也是杀人凶手之类的边缘人物的心路历程。如果将你放在这一批作家中,你觉得自己的写作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辨析度?

李健  
如果你一定要把我放到这一批作家中,我想我能与他们区别的地方,还是我身上的梅山印记。我像一棵小草,从泥巴中来,身上有着泥巴的气味,这样的泥巴这样的气味,是内涵了梅山特性的。每当我一捉着笔或是一敲键盘,我的眼里就看到了梅山的泥巴,看到了和梅山的泥巴有关的事物。

土里生万物,地内产黄金。就我所知很多事物源于土地,又归于土地。比方说树木,在土地里生根,发芽,萌叶,成长,老去,腐朽,最终又化成了泥。这样一个全过程,印证了这个道理。

在我眼里,梅山的泥巴与众不同。于是,我跟你提到的这些作家也不同,我在前面说过,每个作家都要有一块完全属于他脚下的石头,我的石头是梅山,他们的脚下也各有石头,但他们的石头不是梅山,他们脚下的石头是别的什么。

陈崇正
也许你选择梅山作为精神依托不是一种写作的策略,而更多是一种写作品性和文化基因的自觉。你小说中非常多的细节确实也透露出了梅山的气息,比如你在《冥屋》中描写如何搭建冥屋,描写如何去黄鳝血,整个杀黄鳝的过程都非常细致。同样的例子在《幸福的花朵》《福林的光洋》等小说中也处处可见。你是否喜欢别人在你的写作中贴上“梅山文化”这样的标签?

李健  
梅山人信神,叫张五郎。张五郎是古代梅山人的头领,疾恶如仇,满身血性,抵御外侵,是民族英雄一类的人物。逢年过节的时候,就有送菩萨的,我们那地方送张五郎的居多。我在黄裱纸上看到过张五郎的形象,面目倒是见不到奇怪的地方,和正常人一样,不过,他走路却是头下脚上,翻天倒地行走。

第一次见到,我惊奇了好一阵子,若要我做个头下脚上的动作,可能会行,若要我坚持这般行走,却是万万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他是神,让梅山人当菩萨一样敬爱。他让我感到新鲜,观念上开了启蒙的一课。新化乡下农村,如果有人起屋造船,邻里乡亲都兴帮工,一天,二天,相己的甚至更多天,从没人索要过报酬,都是你帮我,我帮你,自古就是如此,有的还热心地捎带上蔬菜,辣椒、豆角什么的。可是,如今也像外面一样了,有劳动就有报酬,天经地义,且帮工的工价渐渐高涨。年轻人外出打工,家里留存的大多是老弱病残,语言也变得不伦不类。守家没出过门的人说的是一口地道的土话;长年在外打工的人回家说的又是流畅的普通话,当然,这些人大多是初通文墨的一类,接受的快;还有一些人经过外面和本地的不断磨合,说话洋不洋,土不土。

改革开放,那里正在转型,各事各物都在发生蜕变,这并没什么稀奇。新化是武术之乡。新化人多会三招二式,出门在外的人会在一起,互相支持,互相帮助,都是传承了先祖的遗风。我想,这个时候,他们都是心里有一座山的,那山就是梅山。望着梅山,他们就找到了回家的路标。




陈崇正
不久前发在《钟山》的中篇《幸福的花朵》,开篇很容易就让人联想《铁皮鼓》。你通过一个残疾儿童的眼睛去观察世界,汪四千几乎是生活在一片冷漠之中,即使到了最后,吴婆的拥抱也充满了虚构的幸福,你没有考虑过给这么一个可怜的孩子一个比较完整温情的结尾?

李健    
《铁皮鼓》我读过,写的是“小人儿奥斯卡的幸福生活”,关乎成长的挣扎与困惑。君特将生活中一系列悲惨的事情往“好玩儿”了写。但我写《幸福的花朵》这个中篇的时候,一点也没觉得好玩,相反,心情不太轻松。

事实上,《幸福的花朵》写了多年了,投过很多刊物,石沉大海,后来承蒙《钟山》错爱,才得以面世。记得有一天,我回新化,表弟来我家玩,偶然说起汪四千的故事,说汪四千被父母亲人遗弃,至今还流落冷水江街头。我就留上了心,多询问了些有关汪四千的事,然后把汪四千自然而然放到梅山这个大环境里,于是就有了这个中篇小说的出土。

尽管汪四千是个残疾儿童,但仿佛他比那些身体健康的人心理成熟得多,他经历了很多事,甚至小小年纪就经历了对死亡的历练,那是个上帝眷顾了的小孩,他的早熟使得他对幸福的理解独特。以至他以残疾之身,坚韧地永不疲倦地走在追寻幸福的路上。有时,我想起我们自己,身体健康,思想发达,若论对生活对苦难的坚忍与貌视,相对汪四千这个孩子,是多么地渺小。

陈崇正
你刚才提及记忆中的许多老人,比如外婆和四爷爷,都非常温情和睦,但你笔下的老人,汪四千的爷爷、吴婆、马大爷和伍麻子,虽然感觉离我们很近,但在他们身上,更多是一种负面的性格,你是否在通过这些人物,去否定什么?
李健  
在我们那个山地,没有大奸大恶之人。乡亲邻里之间除了偶尔发生一些利益龃龉,大家你来我往,民风纯朴。你说的汪四千的爷爷、吴婆、马大爷和伍麻子,他们并没有要故意害人,只是生活给他们出了难题,面对这些难题,他们必须要面对选择。选择是个很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喜欢去揣摩他们,他们的心思细腻如毛发一样,我在局外看着他们,非常有趣。我发现人性的多面立体与复杂,企图表达这些幽微的东西。





陈崇正
你对女性的描写,在很多地方都透露出一种朴质无华之美,但同时,这些女性又都是非常复杂的,比如《约定坳蚂蚁》中不能自拔的香莲,《冥屋》中背叛了自己丈夫的侯杨柳,其实她们身上有一种生活的韧性,却似乎同时活在两种完全不同的伦理价值之中。在坚定和动摇之间,你为笔下的女性圈定了一种生存扎挣的价值讨论,从中你更想表达出一些什么?
李健  
我是一个对什么都感兴趣的人,常常喜新厌旧。每每一旦对某一事物生起兴趣,不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动物植物,就喜欢钻牛角尖,这时候,我分明感到内心有一只天眼,看到不管天大的事,都潜藏在某一细微处,发现是这一细微处承受了来自各处的力量,这是一个点,一个力点。

正如阿基米德说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但我不是要在作品中把那些东西撬起,我没有这个能力,文学也没这个能力,我指望把这些发现告诉读者,相信有心的读者是有能力去改决的。

陈崇正
聊聊《约定坳蚂蚁》吧。一种传统的理所当然的设置——田名正所设置的生活,是椿宝和香莲的新屋。在这个本来应该非常平衡的人生模式中,开发的出现无疑是一种破坏,他破坏了原来所有的规则,他十分容易就掌握了田名正的心理弱点,对香莲的侵占更是得心应手,但如罂粟花般聪明而灿烂的欲望,最终还是必须面临洗礼。对现实的批判往往容易深刻,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否透过开发这么一个人物去批判一些什么?
李健  
改革开放的春风像全国各地一样,吹拂了梅山大地,梅山也跟着发展变化。在这个缓慢发展变化中,最先触及的是人心。

人心开始分化,开发应当是代表着思变一类人的,他们想致富,想改变落后,他们摸着石头过河。田名正们“非常平衡的人生模式”受到破坏,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在思变人的成就和欲望中,一些东西并没如当初所想的那样,慢慢产生质变。

欲望空前膨胀,思想观念和物质财富落差加大,社会到处充满浮躁。于是各种思潮泛滥,人云亦云。甚至一些自以为是的人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上当还不知是怎么死的。我非常喜欢韩少功老师的一个观点,破坏容易,建设难。的确,摔破一个杯子太简单了,要做一个杯子却没有这么简单。


陈崇正
你对边缘人群的关注,有贫穷的,有下岗的,有得了甲亢的……我感觉在你的写作脉络中渐渐地凸现出来,一直到写出了《幸福的花朵》中这样一个残疾的乞讨儿童,我感觉你一路上的风景在逐渐清晰。
李健   
这很容易理解,说来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我自己就是边缘人,一直游离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缘地带。虽然我在城市生活这么多年了,按理说身上的土性也应改造得差不多了,但我的乡音总是把我出卖,没办法,我无法改变自己。因此,在内心上,我把自己自觉地归于乡里人一类。无论我写什么题材,作品中的人物总归丢不掉梅山地方的气息。好像外面那些奢华与我无关。

陈崇正
眼下小说创作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李健  
小说靠独特的细节推动,可以说写小说就是写细节,有时那种毛茸茸的细节读起来就让人心颤,可以深入骨髓。在这方面,我还不够,期待自己增加捕获大量独特细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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