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男星 访谈陈崇正 李健:望着梅山,就找到了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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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品中的梅山，并不具体指某一座山，如果你以为是一座山，找遍世界每个角落也是找不到的。 李健，男，汉族，湖南新化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二级。作品散见于《上海文学》《钟山》《山花》《文学界》《广州文艺》《作品》等，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有风吹来》《三瓣嘴》《红肚鸟》《天上的鸭子》，散文集《我在你深处游走》。曾获郭澄清短篇小说奖、梁斌小说奖。 陈崇正，1983年生于广东潮州，曾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刊物发表作品；著有《半步村叙事》《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正解：从写作文到写作》等多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导师；现供职于《花城》杂志社。李健兄，坐在你面前，我有一种感觉，这之前我预设的问题，仿佛都能得到印证，这样的感觉来源于你的气场（笑），我是说，你正在散发着梅山的气味，而我的本意，没打算拿你跟梅山做任何比较，因为兀然地拿一个人比一座山，这可能不太合适。那你拿我当一条从梅山里逶迤而出的小路吧，你这么一说，我的脚板开始了回忆。你小说里有很多写梅山的篇什，有太多关于梅山的书写，比如《冥屋》《幸福的花朵》等等，笔致绵密，亦真亦幻，耐人寻味，向世人展示了一种诡异的乡土奇风。乡土风俗文化对小说的这种渗透，我觉得“度”的把握非常重要，既要有，同时又不能太迷恋，最好做到《百年孤独》那样自然而然，其实对作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想了解，对你而言，梅山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人文生态和文学场域？我作品中的梅山，并不具体指某一座山，如果你以为是一座山，找遍世界每个角落也是找不到的。那只是一个宽泛的地域概念，昔时包括邵阳、隆回、新化、涟源、安化、益阳等地。我是湖南新化人。新化地处梅山腹地，是生我养我的地方。照古书上记录是“山高林密多洞穴”，可是自我出生后，特别是长大后，去过很多地方，也看过一些类似的书籍，各方面综合得来的概念是，无论如何也与高耸挂不上钩，那些日渐发达的公路像触角一样，延伸到哪里，哪里的山就似乎变矮了，少了很多的险峻和沟壑。那里至今还流传巫术，迷信成风。就我个人的创作来说，是梅山首先滋养了我，而我要以文学的形式对她进行反哺，这样说也许不够确切，在我看来，每个作家的脚下都要有一块属于他的石头，这块石头无疑就是生命和生命的疑问之肇始，梅山于我来说，正是这样一种存在，她生养了我这么一个人，我在生长的过程中，对她存了爱恨之心，我了解她的内幕和私情，长时间以来，我以一个知情者的身份，用文学的形式回馈她，这是我人生早年的选择。有评论家说你是原生态写作，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在《霜天霜地》《白鼠》《约定坳蚂蚁》等小说中，你对动物书写特别到位，人和动物都十分鲜活，饱满，好像自然界生长出来的一棵植物。比如《霜天霜地》里的赶种猪的华吉和秀姑几十年的情感纠结，秀姑明知老公顺林天生性无能，却听父母之命嫁他，生的儿子却是华吉的，华吉终生不娶就这么与秀姑厮守，他们一无所有，又好像什么都有，另人感叹回味。新化是你出生的地方，想来也是你思想启蒙的沃土，听说那里民风古朴，民性彪悍。每个作家，都至少有一个故乡，现实的故乡，常常也是精神的故乡，您说呢？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在新化一个叫吉庆的地方完成的，我什么地方也没去过，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外婆家。外婆家位于新化县城和冷水江之间，两地都有铁路公路贯穿，冷水江那边多矿藏，经济活跃。外婆家那地方人把我们这边叫吉庆山里，石陇属于吉庆，更是山里的山里。山里就是落后、闭塞的代名词。其实，在我眼里，外婆那地方照样有山有田地，连鸡犬叫声也是一样，没多大区别，也就相隔四五十里地，却叫我们山里。我就想是不是因为他们先看到火车汽车，而我们那里什么也不产，就产花生和红薯，这就是他们叫山里的理由吧。小时候，我特别爱讲小话，就像麻雀开荤似的。老师常常家访，以此向我父亲告状，每回少不了挨一次打骂，搞得我非常烦恼。老师，一见到他们，就渐渐让我产生恶劣的抵触情绪。可能是那时候我把想说的话都透支了，统统说完了。现在和朋友们在一起，倾听的多，说的少。以至朋友们讲我惜言如金。后来，发展成逃学。我不想到学校去了，就邀约几个童年好友去那条干枯的小溪捉螃蟹。螃蟹蠢笨，太好捉了。搬开一块石头，螃蟹就藏在下面，它想跑也无处可逃。有一回，正兴头上，朋友把一块石头撬起来，我伸手去石穴里掏螃蟹，没想我捞到螃蟹，手还没来得及退出来，朋友就松手将石头放下，结果把我的食指砸穿，血流满地，回家不敢跟父母说，只好自己到山上弄点草药敷了。至今，我的食指还残留着这些童年记印。你说的神秘感，我是后来才有觉察的，这应该理解为，梅山比照外界，梅山有梅山的特性，生存特性衍生的文化特性，原因十分复杂。从梅山之外的角度看梅山，梅山是有些神秘，梅山的神秘不是我制造的，我和我的作品，仅仅是梅山的旁证。你说话口音挺重的。你在长沙这种大都市生活，还执拗乡音，这中间有你的刻意吗？梅山味儿是不是很滋养你？语言是作家的第一现实，你认为作家所属的口语和他书写的文字是一种什么关系，创作的时候，你是如何在口语和书面语之间平衡辗转的？新化土著人，古就不通王化，说话发音和北方语系本就相左。与人交流，我的塑料普通话常成为朋友们取乐的资本。他们甚至夸大其词说郁达夫是“油豆腐”，玫瑰是“麻蝈”。嘿嘿，有时自己想起也好笑。我们一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位姓刘的男老师。刘老师很年轻，长条脸，是从三角塘交流过来的民办教师。第一堂课，我记得他教的是“上中下，人口手。”他说他的拼音学得不是很到位，先将就着，就如草鞋边打边像。偶尔遇到一些生僻字，他教我们说不要紧，那就读一边，一般八九不离十。我曾经在老家做过几年的乡村医生，走村窜户，方围十数里地域，除了给他们看病出诊，还喜欢听他们讲梅山的趣闻轶事，往往听得兴味盎然。零零碎碎，听到和见到了不少和梅山有关的一些事物，但随着知道的多了，反而对梅山更模糊了，生了许多神秘的臆想。也可以说，那里的一切根深蒂固影响了我。比方说语言，现在外面交流，国内是普通话，当然，出国或是与外国人交往就是英语了。而我，从梅山走出来这么久了，却一直乡音难改，也由此而招至了很多的非议。有时候，在流利的普通话和英语面前，我非常自卑；有时候，我却又为骨髓里的那些梅山人事暗自高兴，仿佛拥有了无限的宝藏。那么个性呢？文风呢？一个作家性格的形成，文风的形成，都跟阅历和阅读有莫大的关系，我想问问，哪些人哪些书对你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你怎么看那些文学巨人？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作家，我都喜欢，这一点上，我差不多就是个泛爱主义者（笑），毕竟他们存在，就必须有存在的理由。至于对我的写作，我想影响最大的一定是我的外婆。外婆姓扶，瑶族，是梅山土著人氏。我父亲在外婆所在的公社当书记，我就生在外婆家。那时候，外婆七十多了，病躺在床上几年，没出过那低矮的土围墙了。当时我两三岁，外婆对我厚爱有加，一到太阳落地的时候，屋里发黑，却看不到父母回来，我就有些害怕，外婆的床头总备得一些紫葡萄，自己晾干的，用一个玻璃药瓶装着，她就吝啬地取出几颗，逗我，说不哭就给我吃。外婆头发全白，满脸皱纹，牙也只剩门牙，那病容是足够让人生怵的，相反，我却以为外婆很亲切，我爬到她床头，竟当真不哭了，紫葡萄那个甜呀，的确刻骨铭心。至少，外婆是第一个抚慰我寂寞和孤独的人。所以，外婆以慈祥的姿态永存在我心里。尽管不久就不见了外婆，我想外婆是上天去了，还会回来的，我常常坐在那个土围墙的亭子里不断远眺。我并不排斥巨人，巨人也是肉身，我是一边仰望，一边和身上沾着泥土的人玩耍，因为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才觉得自在。非常慈祥的一位老人，我们可能一辈子都离不开这些回忆。相信这些回忆会渐渐熔铸于你的写作，写作是一个熔铸的过程，这个过程十分神秘。你笔下也描写过很多老人，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汪四千的爷爷，还有吴婆（这个名字刚好跟巫婆近音），还有马大爷和伍麻子……刻画这些中老年人，你写起来是那么的娴熟，那么的得心应手，这是你对记忆的生发吗？在我家的族谱里，有着记录，我老家的那个村子叫石猪槽街。说是街，与城市的街，不是一个概念，没有一点街道的样子，寥落的几处房子，零乱不堪。估计取名的时候，还没通公路。但山上的人是把我们那当街的，他们买盐买日常生活用品是离不开石猪槽街的，他们有事没事喜欢到街上找个凉快或是温暖的去处坐坐，聊聊。我那家族是几百年前从江西过来的移民，如今成了旺族。那些本地土著叫我们江西老表，这说法流传至今。经过时间的长期打磨，我们已经同化，觅不见与他们不同的地方。我老祖父生有六个儿子，也就是我有六个爷爷。有几个我没见过，包括我自己的爷爷，他排行老三，我听说他有一身蛮力，与人用竹杠抬一头三百来斤的肥猪上锡矿山，一天时间不用歇肩。至于他的模样，我只能源着我父亲往上想象。我更喜欢的是我四爷爷。四爷爷人生得高大，是个三瓣嘴，说话有丁点不关风，可他捞鱼摸虾却是一把好手。他只要带着鱼篓钩竿一出门，必是满篓的收获，泥鳅、黄蟮、虾米，你想要什么，他就可以给你弄什么，必不会让你失望。他更喜好捉团鱼，他常常拿着钩竿，专找那深塘洞穴，溪河，无论水有多深，他准能寻觅到团鱼出没的路数，十有九成。听大人们说，他是练过梅山的。练梅山的人，只要心生咒念，就会有神助你把要猎的东西，驱赶到你面前，让你去捉死的一样。自此，我对四爷爷的生活多了许多神秘向往，心存敬畏。读你的小说，以为你是一个80后（笑），可能跟对歌手李健的印象有关，后来才知道是69年的，按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出生在这样的年份，可以叫做“泛70后”，我也感觉将你放在70后作家中，也许比较恰当。你的小说在精神气质上，可能与徐则臣、盛可以、路内等70后作家比较相近，而与60后的余华、苏童、格非不同。兄弟，文学创作是个很个体的事情，作家因为生活经历学养的不同，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感觉和认知。即便是同年代出生的人世界观也会迥异，所以，我不喜欢把作家归到哪一类，我认为70后、80后之类的说法有失偏颇。文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照我们新化的话说叫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其实，作家的成就是他的个人体验催生的，我的意思是，在同样一个环境里长大的人，就算他们的经历仿佛，个人体验也许十万八千里。在70后的文学版图中，徐则臣关注北京边缘人物，盛可以的作品中有城乡变迁的大主题和民工的小生活，路内和阿乙的文字中悬疑等俗文学的因子比较多，但其实关注的也是杀人凶手之类的边缘人物的心路历程。如果将你放在这一批作家中，你觉得自己的写作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辨析度？如果你一定要把我放到这一批作家中，我想我能与他们区别的地方，还是我身上的梅山印记。我像一棵小草，从泥巴中来，身上有着泥巴的气味，这样的泥巴这样的气味，是内涵了梅山特性的。每当我一捉着笔或是一敲键盘，我的眼里就看到了梅山的泥巴，看到了和梅山的泥巴有关的事物。土里生万物，地内产黄金。就我所知很多事物源于土地，又归于土地。比方说树木，在土地里生根，发芽，萌叶，成长，老去，腐朽，最终又化成了泥。这样一个全过程，印证了这个道理。在我眼里，梅山的泥巴与众不同。于是，我跟你提到的这些作家也不同，我在前面说过，每个作家都要有一块完全属于他脚下的石头，我的石头是梅山，他们的脚下也各有石头，但他们的石头不是梅山，他们脚下的石头是别的什么。也许你选择梅山作为精神依托不是一种写作的策略，而更多是一种写作品性和文化基因的自觉。你小说中非常多的细节确实也透露出了梅山的气息，比如你在《冥屋》中描写如何搭建冥屋，描写如何去黄鳝血，整个杀黄鳝的过程都非常细致。同样的例子在《幸福的花朵》《福林的光洋》等小说中也处处可见。你是否喜欢别人在你的写作中贴上“梅山文化”这样的标签？梅山人信神，叫张五郎。张五郎是古代梅山人的头领，疾恶如仇，满身血性，抵御外侵，是民族英雄一类的人物。逢年过节的时候，就有送菩萨的，我们那地方送张五郎的居多。我在黄裱纸上看到过张五郎的形象，面目倒是见不到奇怪的地方，和正常人一样，不过，他走路却是头下脚上，翻天倒地行走。第一次见到，我惊奇了好一阵子，若要我做个头下脚上的动作，可能会行，若要我坚持这般行走，却是万万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他是神，让梅山人当菩萨一样敬爱。他让我感到新鲜，观念上开了启蒙的一课。新化乡下农村，如果有人起屋造船，邻里乡亲都兴帮工，一天，二天，相己的甚至更多天，从没人索要过报酬，都是你帮我，我帮你，自古就是如此，有的还热心地捎带上蔬菜，辣椒、豆角什么的。可是，如今也像外面一样了，有劳动就有报酬，天经地义，且帮工的工价渐渐高涨。年轻人外出打工，家里留存的大多是老弱病残，语言也变得不伦不类。守家没出过门的人说的是一口地道的土话；长年在外打工的人回家说的又是流畅的普通话，当然，这些人大多是初通文墨的一类，接受的快；还有一些人经过外面和本地的不断磨合，说话洋不洋，土不土。改革开放，那里正在转型，各事各物都在发生蜕变，这并没什么稀奇。新化是武术之乡。新化人多会三招二式，出门在外的人会在一起，互相支持，互相帮助，都是传承了先祖的遗风。我想，这个时候，他们都是心里有一座山的，那山就是梅山。望着梅山，他们就找到了回家的路标。不久前发在《钟山》的中篇《幸福的花朵》，开篇很容易就让人联想《铁皮鼓》。你通过一个残疾儿童的眼睛去观察世界，汪四千几乎是生活在一片冷漠之中，即使到了最后，吴婆的拥抱也充满了虚构的幸福，你没有考虑过给这么一个可怜的孩子一个比较完整温情的结尾？《铁皮鼓》我读过，写的是“小人儿奥斯卡的幸福生活”，关乎成长的挣扎与困惑。君特将生活中一系列悲惨的事情往“好玩儿”了写。但我写《幸福的花朵》这个中篇的时候，一点也没觉得好玩，相反，心情不太轻松。事实上，《幸福的花朵》写了多年了，投过很多刊物，石沉大海，后来承蒙《钟山》错爱，才得以面世。记得有一天，我回新化，表弟来我家玩，偶然说起汪四千的故事，说汪四千被父母亲人遗弃，至今还流落冷水江街头。我就留上了心，多询问了些有关汪四千的事，然后把汪四千自然而然放到梅山这个大环境里，于是就有了这个中篇小说的出土。尽管汪四千是个残疾儿童，但仿佛他比那些身体健康的人心理成熟得多，他经历了很多事，甚至小小年纪就经历了对死亡的历练，那是个上帝眷顾了的小孩，他的早熟使得他对幸福的理解独特。以至他以残疾之身，坚韧地永不疲倦地走在追寻幸福的路上。有时，我想起我们自己，身体健康，思想发达，若论对生活对苦难的坚忍与貌视，相对汪四千这个孩子，是多么地渺小。你刚才提及记忆中的许多老人，比如外婆和四爷爷，都非常温情和睦，但你笔下的老人，汪四千的爷爷、吴婆、马大爷和伍麻子，虽然感觉离我们很近，但在他们身上，更多是一种负面的性格，你是否在通过这些人物，去否定什么？在我们那个山地，没有大奸大恶之人。乡亲邻里之间除了偶尔发生一些利益龃龉，大家你来我往，民风纯朴。你说的汪四千的爷爷、吴婆、马大爷和伍麻子，他们并没有要故意害人，只是生活给他们出了难题，面对这些难题，他们必须要面对选择。选择是个很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喜欢去揣摩他们，他们的心思细腻如毛发一样，我在局外看着他们，非常有趣。我发现人性的多面立体与复杂，企图表达这些幽微的东西。
你对女性的描写，在很多地方都透露出一种朴质无华之美，但同时，这些女性又都是非常复杂的，比如《约定坳蚂蚁》中不能自拔的香莲，《冥屋》中背叛了自己丈夫的侯杨柳，其实她们身上有一种生活的韧性，却似乎同时活在两种完全不同的伦理价值之中。在坚定和动摇之间，你为笔下的女性圈定了一种生存扎挣的价值讨论，从中你更想表达出一些什么？
我是一个对什么都感兴趣的人，常常喜新厌旧。每每一旦对某一事物生起兴趣，不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动物植物，就喜欢钻牛角尖，这时候，我分明感到内心有一只天眼，看到不管天大的事，都潜藏在某一细微处，发现是这一细微处承受了来自各处的力量，这是一个点，一个力点。正如阿基米德说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但我不是要在作品中把那些东西撬起，我没有这个能力，文学也没这个能力，我指望把这些发现告诉读者，相信有心的读者是有能力去改决的。聊聊《约定坳蚂蚁》吧。一种传统的理所当然的设置——田名正所设置的生活，是椿宝和香莲的新屋。在这个本来应该非常平衡的人生模式中，开发的出现无疑是一种破坏，他破坏了原来所有的规则，他十分容易就掌握了田名正的心理弱点，对香莲的侵占更是得心应手，但如罂粟花般聪明而灿烂的欲望，最终还是必须面临洗礼。对现实的批判往往容易深刻，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否透过开发这么一个人物去批判一些什么？改革开放的春风像全国各地一样，吹拂了梅山大地，梅山也跟着发展变化。在这个缓慢发展变化中，最先触及的是人心。人心开始分化，开发应当是代表着思变一类人的，他们想致富，想改变落后，他们摸着石头过河。田名正们“非常平衡的人生模式”受到破坏，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在思变人的成就和欲望中，一些东西并没如当初所想的那样，慢慢产生质变。欲望空前膨胀，思想观念和物质财富落差加大，社会到处充满浮躁。于是各种思潮泛滥，人云亦云。甚至一些自以为是的人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上当还不知是怎么死的。我非常喜欢韩少功老师的一个观点，破坏容易，建设难。的确，摔破一个杯子太简单了，要做一个杯子却没有这么简单。你对边缘人群的关注，有贫穷的，有下岗的，有得了甲亢的……我感觉在你的写作脉络中渐渐地凸现出来，一直到写出了《幸福的花朵》中这样一个残疾的乞讨儿童，我感觉你一路上的风景在逐渐清晰。这很容易理解，说来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我自己就是边缘人，一直游离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缘地带。虽然我在城市生活这么多年了，按理说身上的土性也应改造得差不多了，但我的乡音总是把我出卖，没办法，我无法改变自己。因此，在内心上，我把自己自觉地归于乡里人一类。无论我写什么题材，作品中的人物总归丢不掉梅山地方的气息。好像外面那些奢华与我无关。小说靠独特的细节推动，可以说写小说就是写细节，有时那种毛茸茸的细节读起来就让人心颤，可以深入骨髓。在这方面，我还不够，期待自己增加捕获大量独特细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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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无声的约会，却承载着无数个灵魂的重量。让我们把梦放在流年，书写畅快人生。爱，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相逢，用文字找寻红尘中相同的灵魂。 让我们以真诚为经，以温暖为纬，善待别人的文字，用真诚和温暖编织起快乐、舒心、优雅、美丽的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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